現場》人類世中,悲觀的積極主義:吳明益、金磊對談「繫於山海:用書寫與攝影面向自然」

講座開始,吳明益率先與聽眾分享他與金磊的相識。倆人初次見面是2007年,那是個對他們皆具人生轉捩點意涵的年份。彼時吳明益對大學教職感到疲乏,有意辭職專心創作,同年出版小說《睡眠的航線》及徒步旅行的生態觀察《家離水邊那麼近》。由於受邀為黑潮文教基金會的解說員培訓授課,結識了任職其中的金磊。

一向對投注神魂於科學真理之人感到著迷的吳明益,創作涉及專業知識時,總不忘請教科研人士的意見。2018年出版的《苦雨之地》小說集,第五篇〈恆久受孕的雌性〉引述了美國原民小說家Linda Hogan的《靠鯨生活的人》──獵人會潛入海中,用最快的速度將捕到的鯨嘴縫起,以保存鯨肺中的空氣,避免鯨沉入大海。

金磊看過初稿後,直言如此美麗的故事實有謬誤,鯨的嘴並未通向肺,沒縫住噴氣口,鯨無法漂浮於水面,吳明益必然得在作品中「更正」這段描述。虛構的小說世界仰賴大量真實資訊,當描寫筆下角色在自由潛水(Freediving)缺氧失去意識,需要多久才能甦醒?不曾潛水的吳明益,也是靠賴金磊找來相關論文,為他解開謎題。

➤拾筆畫蝶,融入文學書寫

成為作家之前,少年吳明益的夢想是成為畫家,但礙於辨色障礙,繪畫只能成為興趣。然而這份興趣仍能融入創作,從《迷蝶誌》、《蝶道》,到後來的《苦雨之地》及《海風酒店》,都見得到他的繪畫作品。

吳明益說,在編排每本書時,他秉持「把理念變成實踐」的信念。以《迷蝶誌》為例,當他從瘋狂為蝶著迷、抓蝶製作標本,逐漸意識到其中蘊含的生命倫理時,他的改變,便是拾筆繪蝶。新版《迷蝶誌》的《手繪蝴蝶展翅圖》別冊中,即是透過那些彷彿標本的圖框,去傳遞某些倫理上的暗示。

而《苦雨之地》中模仿18世紀科學繪圖的插畫,則含有向已然消逝的博物學家及其年代致敬的意味。他說:「繪畫這件事,背後可能有非常複雜的運作意識,而非只是一種美學觀點而已。」

長年對蝴蝶及攝影充滿興趣,甚至出版《浮光》一書,何以並未踏上生態攝影之路?吳明益先引述他熱愛的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受訪時的一段話:

「文學也許很弱,在世界沒有真實力量,但是,某方面來說,它有所有最廣義的敘述,我們能把自己的追問放入小說,從而挑戰我們自己,拒絕把世界視為理所當然,挑戰所有政治正確、姑息苟且和恐懼。文學是最大無畏的形式。」

2018年吳明益參與「黑潮島航計畫」,以逾兩周的時間遶島航行。當船航行到定點,看著金磊與夥伴穿上潛水裝備下海拍攝,有許多時刻是徒勞無功的。投身科學或生態領域,便是要不斷面對「空無一物的日常」,而後又從中累積。

金磊曾力邀吳明益同去東加拍攝鯨豚,但吳明益「缺乏勇氣」地婉拒了。又如活動前閒談得知金磊會後要開夜車回花蓮,隔日凌晨4點上帆船出海,吳明益深知,以己身的天賦、毅力及感受力,選擇文字是比起生態攝影,更適合自己的方式。

➤在觀看、等待與反覆按下快門之間,思考生態攝影的意義

金磊回憶黑潮島航的海上時光,該項計畫邀請吳明益、畫家王傑等具人文背景的夥伴參與,習於出海調查的他,得以見識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如何進行各自的工作。

好比王傑在驚滔駭浪中,仍能秉持自身節奏,持筆描摹或著色。金磊尤其佩服吳明益當時每天產出5000字的日誌 。大抵是身為左撇子之故,寫字對金磊自小就是困難的,當他在高中擁有一台Nikon FM底片機時,興許就埋下了成為生態攝影師的種子。

基於對生物的興趣,金磊大學及研究所做植物及蛇類研究,一天到晚往山裡跑,因緣際會下前往花蓮,起初只是想認識鯨豚這類海洋生物,最後卻深受吸引,並於2001年加入黑潮基金會。

他與聽眾分享一張2006年首次由底片機換成數位相機的海豚尾鰭照,以及後來「進步到拍到有頭的海豚」相片,水下工作的艱辛有極大成分在於等待與搜尋,7、8個鐘頭裡,真正能與鯨豚接觸的時間或許僅有短短的20分鐘,他認為生態攝影即是生態觀察的過程。

底片年代,一捲僅36張,有限資源下張張彌足珍貴。剛開始拍鯨豚,金磊常出海拍了一整捲,上岸沖洗才發現一張都沒拍到,全是海豚跳躍入水後留下的水花。可恰是在這些不斷嘗試換來的失敗中,培養出抓住海豚出水瞬間的直覺。而今回頭看,「我仍覺得那些過程都是珍貴的水花。」

一如吳明益在迷蝶過程中逐漸體察的生命倫理,金磊同樣在按下快門的反覆中思考:「漂亮的生態照」還能帶來哪些意義?「我開始想呈現我與生物、與環境的關係。」

從急於拍下所有與鯨豚相遇的瞬間,到垂著相機靜靜觀看,純粹感受與鯨豚相遇的撼動;從習於將被攝者填滿畫面,到將之比例縮小;水的波紋、雲與船漆的反射、大翅鯨吐出的炫目氣泡、虎鯨捕食留下的猶如星空的碎屑……金磊的攝影作品產生質變,寫實中有了更多的意象與意念,得以更為深刻震懾、觸碰觀者的內在。


「對海洋不熟悉的朋友,可能很難想像夏天的海,會如絲綢般平滑、鏡面般寧靜,甚至將船隻的身影都倒映在水面上,形成如同畫作般的美麗海面。而像是老鄰居般再熟悉也不過的飛旋海豚,就扮演著攪亂這片美好寧靜的活潑角色。」(長吻飛旋海豚 Spinner dolphin, Stenella longirostris,攝影師|金磊 Ray Chin)

➤創作者面對AI的改變與不變

談起如何看待彼此的創作,吳明益表示,攝影曾經不被某些傳統的藝術家視為藝術的原因,在於被攝者及光線等媒材,並非是攝影者「創造」出來的。然而在他眼中,金磊投注在鯨豚身上的時間,與米開朗基羅耗費在牆面或大理石上的時間實質上並無不同,同樣展現了創作的精神與實踐。

藝術的能力也包括挑選,攝影師決定要讓什麼進入其鏡頭、如何在拍攝的一千張照片中找出那張會讓人印象深刻的照片,本身即具有巨大的創造性。金磊自認是個不太有創造力的人,過往所受的科學訓練讓他理性看待調查的對象,然而透過閱讀吳明益及諸多作家的作品,帶給他全新的視角去理解萬物。

吳明益提及相較於諸多藝術創作隨著科技進展產生劇烈變動,文字似乎沒有太多改變,金磊則認為文字是最能細緻記錄萬物細節的媒材。他舉例,即便現今攝影器材推陳出新、銳利畫質隨手可得,許多經典影像仍無法被超越,「重點就在於故事」。生態創作的特性是待在房間裡無法誕生作品,金磊開玩笑表示,雖然現在人人能運用ChatGPT寫自傳、能關在房內創作,但在他看來,便少了靈魂。

「生成式AI」(Generative AI)近年爆紅,當文字與影音皆能仰賴AI,身為創作者該如何面對趨勢的改變?吳明益認為,隨著科技與時代快速變遷,人們難以預測未來,日常中他也倚賴AI帶來的便利,好比運用AI翻譯外文信件。

今年上半年,吳明益新開設一門「影像詮釋與創作」,每堂課與學生分享AI改變影像的例子,好比日前已有使用AI拍攝的MV出現,美學邏輯已然與運用膠捲出身的他大有不同,儘管他跟不上,但身為教學者,引導學生了解最新進展,並且和他們討論各種可能性,是他認為應做的事。

而金磊身為影像工作者,作品不時有展出或放映的需求,得滿足特定的長寬比,因此他無法如當紅的短影片採取直立式拍攝,但他同樣會運用AI,好比透過特定網站生成需求的音效,節省大量自行剪製的時間。

金磊認為,比起擔憂被AI取代,更重要的是創作者如何使用這項工具,「就像我想做生態攝影師的初衷,與AI的出現毫無干係。」他以發明塑膠袋的工程師Sten Gustaf Thulin為例進一步說明,其初衷是為了發明對環境更友善的產品,反而是人們的惰習造成災難。或許有天《駭客任務》晶片植入大腦的手術成真,AI與人腦創作的分界將變得模糊,就有賴未來的人們進行更深層的探討了。

➤為環境發聲,記錄珍貴瞬間,呈現複雜世界

創作以外,吳明益和金磊都是環境保育的倡議者,這也是兩人在準備本次講座時,期待與聽眾談論的議題。由於吳明益的女兒養了倉鼠,他在觀看相關影片時,發現在德國若要飼養倉鼠,飼主必須先了解相關知識,連籠子也有特定規格,以維護倉鼠的福祉。

借鏡台灣去年的蛋荒議題,實與雞隻健康息息相關,要改善傳統雞舍的弊病,包含如何設計雞舍,降低雞農與石虎的衝突,既是生物知識、動物福祉,也關乎規範。金磊以漁民誤捕魟魚等生物而躍上媒體版面時,常在網路上遭到具保育意識民眾的撻伐為例,思索漁業與永續如何並存?

20幾年來在黑潮文教基金會見識無數分歧,金磊認為與其僅在社群宣洩憤怒,「起而行」才是解方,因為「議題倡議是一種悲觀的積極」,不去做永遠不會有改善的可能。這也呼應了吳明益12年前以母親之名創辦「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的起心動念,這項獎助計劃迄今已鼓勵48名相關工作者投入海洋研究保育或藝術創作,串連成為海發聲的力量。

若要賦予自然書寫、生態攝影一個較為特殊的意義,或許是創作者偶在無意間記錄下某些珍貴的瞬間。年年追著鯨豚洄游,金磊有一回隨公視赴日本利島欲拍攝居住該島十幾年的海豚,抵達當地機場,卻收到海豚消失的訊息,團隊只能改變採訪對象。

事後爬梳,他想團隊實際上是記錄下一座仰賴鯨豚觀光產業維生的島嶼,發生巨變的一天。這些經驗讓他體認到,人類的時間尺度其實很小,因而容易將自然變動視為劇烈的震盪,比如今年4月的花蓮大地震,以島民視角是重創,以地質視角來看,不過是地殼「抖了一下」罷了。

吳明益認同金磊的觀點,他的創作途徑涉及大量田調,使他漸漸轉向一個旁觀者的位置。《海風酒店》書寫的場景,恰是大震後產生大量落石坍方路段所在的和平、和仁到崇德之間的區塊,而他創作這本小說的目的,便是要將台泥於DAKA園區的介紹中,挪用太魯閣族巨人神話美化開發爭議一事給扭轉回來。

但他並不認為自己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在神話裡,太魯閣族巨人會騷擾良家婦女,也會奪取他人性命,以現今來看全然「政治不正確」,他想呈現的,實是人們所處的複雜世界,以及身處其中面臨的複雜議題、複雜選擇。趨利是人的本能,但倫理判斷,就不再只是本能。

在所有複雜的議題裡,生死或許是最艱困的一項,金磊在拍攝中遇過許多新生及消亡。有回在東加遇見一隻與母鯨失散的幼鯨,船隻試圖協尋未果,當夜幕降臨不得不返航,眾人深知幼鯨殞落的命運,是自然並不仁慈的一面。

吳明益以與女兒露營時的一段對話反響,那回他故意與女兒躲貓貓,當女兒拿著手電筒找到他時,他問:「若妳一直沒有找到我要怎麼辦?」年幼的女兒給了出乎意料的回答,「她說,我會跟媽媽努力生活下去。我非常感動,活下去這是人生的正常選擇,你會傷心,但還是會吃雞腿飯。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影響她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年輕時不曾想過自己有天會成為父親,而今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在陪伴老母親的時間裡,無法慣常書寫的吳明益著手創作給女兒的繪本,興許日後付梓。若非生命歷程有所轉變,小說家吳明益可能並不會去思考這類事情。一如他所言,「同種生物互相理解是何等困難,更何況是不同的生物呢?」

➤Q & A

講座現場聽眾提出了許多精彩問題,特摘錄對答如下:

Q:小說是虛構想像的,可以架構時間空間觀、邏輯等等,為何老師堅持考證細節、真實性

吳明益:開玩笑地說,假使你是詐騙集團,要騙到人,其中一種方式是逼真。回到真實一事,稍早提到的《靠鯨生活的人》中,寫到一個角色出生時是有鰓的,後來動手術摘除。讀到這段時我就該明白,Linda Hogan筆下縫鯨嘴的段落應該是她編造的,然而我如此沉迷,認為這是真的。這便是Linda Hogan把小說中的現實建構得非常美麗,昇華為敘事的藝術了。

Q:請問明益老師不管是因為興趣(繪畫、攝影、寫作等)還是小說素材的收集,在跨到較新、陌生領域時,怎麼建構自己對該領域的知識系統?老師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還可以成為博物學家嗎?還是老師覺得現代的博物學家會是長什麼樣子?

吳明益:在過去確實有博物學家一詞,但當今世界的知識如此複雜,要達到被其他領域的專家認可的「博物」、「博學」已經近乎不可能了。

我想說的是,面對陌生的領域,我們的目標不需要是成為眾人景仰的專家,但要有一種渴望。怎樣的渴望呢?我想用下周將接受的訪問舉例。這個訪問裡我要與同時是我讀者的一個樂團對談。由於雜誌有拍攝需求,可我個人是不拍照的,我便提議讓樂團到我收藏腳踏車的空間拍攝,這樣我彷彿也在畫面裡。

我蒐集的古董腳踏車有30幾輛,每一輛都妥善保養,當大家談起古董腳踏車時,這個小眾圈子也許有人會知道有某一輛車在我的收藏裡,這也會帶給我一種生活的滿足與成就,它的趨力就來自一種「渴望」。你作為一個人,而不只是一個小說家,不是嗎?人的人生裡面有好多層面的東西,小說是其中之一。因此,寫小說時去理解、吸收某些知識,不只是建構小說的方法,也是成立你自己人生的方法。

Q:想請問金磊老師,常常看到感動的畫面時,不知道該拿起相機拍照還是用眼睛去感受,想請問老師會怎麼做呢?

金磊:相信你的直覺,你想要幹嘛就用你希望的方式去完成,雖然好像沒有回答一樣。我的工作常帶人出海,大家都會想要拍出好照片,但對我來說,回到前面分享的,觀察始終是第一步,才能延續到與野生動物產生連結。照片很重要,但當你想用眼睛看的時候,不拍照也沒有關係,當下的畫面依然會屬於你,那些感受才是最真實的東西。

Q:聽過兩位老師的分享,個人覺得不管書寫或攝影,兩位都是先有入微觀察,再以不同的媒介傳譯出來。想請問兩位有沒有一些建議,可以培養自己的觀察力,提高自己的認知,以及找到適合自己的表達方法後,好好表達和呈現自己的觀察呢?

金磊:我的回答就是下苦功,這件事沒有捷徑。我想分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當年還跑山上時,帶了一個健行活動,我在步道上發現一隻茶斑蛇掛在樹幹上,旁人卻無所覺。當你有越來越多的野地經驗,漸漸會理解到在野外觀察,保持安靜是非常重要的事。為了更成功地拍攝蛇類和蛙類,我甚至訓練自己走路也要盡可能無聲。

拍攝鯨豚也是同樣的道理,鯨豚何時會跳起來、尾鰭何時會出水、要在那之前按下快門……這些東西是偷不來的,只能扎實地進入那個環境,練習做更多的觀察和嘗試。


吳明益、金磊與現場觀眾問答熱絡。

Q:請問明益老師,在某些文化中,大自然和神和巨人這三者有重疊與相異之處,請您說說自己的見解。

吳明益:我們先粗淺把神分成人格神和自然神。巨人就是人格神的代表,他有喜怒哀樂,會有美醜偏好,性格非常鮮明,希臘羅馬神話中的眾神也多半是人格神。我自己在進行自然書寫時,更著迷的是自然神和自然運作的規律,也就是該這塊岩石砸死我的時候,沒有什麼好可惜的,因為沒有人害我,也不是我的因果報應,就是巧合而已。

我的小說《複眼人》中的「複眼人」和《睡眠中的航線》裡的觀世音,都是只能旁觀不能介入的角色。我有時會思考,神明難道不會痛苦嗎?好比二戰的戰場上,一個日本神風特攻隊隊員祈禱能順利將敵對戰艦擊沉,一個美國飛行員祈禱能讓炸彈順利炸毀東京某處,神會聽誰的呢?

不過人格神的存在是非常有趣的,因為那些被視為力量超乎我們的「神」如果也有忌妒、痛苦、那祂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祂的判斷會不會也都充滿了「自以為是的正義」,就像人間的英雄或偶像也有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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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3 12:00
書評》一貫的小故事大問題:評卜正民《價崩》

去年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又出版了一本新書《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中譯版今年5月面市)。說「又」,自是因為他的高產量。難得的是,身為學院中人,卜正民還善於說故事,所寫的歷史書部部引人入勝。那些原本沉澱於大中國史海底,零碎又散落的人與事,經他淘洗、拼組,冶鍊出有抉擇有為難的血肉人生,成為大歷史走向的寓言。

➤何以亡天下

《價崩》問了一個看來十分經典的問題:明王朝何以滅亡?是清軍入關,外部力量難抗?抑或民不聊生,內政不修?還是有雙看不見的手,撥弄於無形?

明末遺臣大儒顧炎武曾說,政權滅亡,「有亡國,有亡天下。」一姓失去政權,國號改變了,那是「亡國」。但若人與人之間喪失了仁義道德,相互虐殺,越過人性底線,彼此迫害,那就是「亡天下」了。

顧炎武的辨證不只是學問的討論,也基於自身的戰爭經驗。他的家族在清軍入侵中傷殘、喪命、離散,那是真切的傷害。對他、對當時受迫害的人們而言,歷經異族入侵,戰爭血腥,面對世變,無疑已是亡了天下。

憂思深重,並未隨著清的穩定、明的褪去而淡化。「何以亡天下」的問題與爭議或隱或現,一直延續到晚清。問題轉化為東西文明的比較,泰西何時何故超越了偌大悠遠的中華,揚塵而去,又回馬一槍送上無盡的羞辱?困惑之中,學者們摸索出諸多因素,其中之一是基於左派史學的「中國是否曾(有機會)出現資本主義」。關鍵時期正是消費活動非常熱絡的明代中後期。

1981年,歷史學家黃仁宇為求與西方現代霸權的崛起比對,選擇明神宗萬曆十五年(1587)這個在歷史中看似不起眼的年分,細細描說著幾位舞臺要角——皇帝、首輔、將軍、思想家,深藏於日常縫隙間細緻的舉動、以及應對世事中幽微的心思,並藉此剖析中國的長時段結構與政治管理特質。來到讀者身邊的,都是能將今人帶入異時異國異景的故事。

➤卜正民的故事

無獨有偶,卜正民也將眼光投向明帝國中後期,也選擇了說故事。他選的故事似乎更不經意,像《縱樂的困惑》一開始那塊南京城牆磚的來歷,是一段不起眼紀錄的過眼 。


南京城西面的青江門。南京明城牆多數城磚刻有銘文,是南京明城牆作為歷史遺產的重要部分。(圖源:wikipedia)

《忽必烈的獵豹》中繪於明末的世界地圖,則在沉睡多年後被喚醒於大學圖書館 。卜正民帶領今人偏離幹道,從僻遠的起點,在軌跡不明的曲徑一步步向前,直到柳暗花明,走進一個別開生面的遼濶世界。


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圖源: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荷蘭黃金時代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筆下跨國原料製成的帽子,或是《價崩》中生活於萬曆年間的布衣鄉紳陳其德偶然留下的物價紀錄,都是時光隧道縫隙中微小而零碎的遺落。也因此在尋尋覓覓的過程中,為閱讀帶來如推理、解謎般的樂趣。


維梅爾《軍官與面對笑容的女子》。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卜正民以維梅爾畫作的各種細節,為讀者展開當時的全球貿易網。

海盜、攝影師、漢奸、畫家;陳其德、王珍、張濤,即便有名有姓,也都不是大名赫赫的歷史人物。細瑣的物價、南昌山上的墓地紛爭、芝麻官的海海人生,卜正民的視線並沒有滯留在廟堂之上、菁英之內。他走入基層的故事和案件中,與無名大眾摩肩擦踵,也藉此將佈滿塵埃的歷史結構清理出來。

除了擅用身影稀薄、線索絕少的人物,穿越時空的媒介也往往充滿物質的氣息。《維梅爾的帽子》堪稱經典,不僅穿梭於維梅爾的畫作之間,亦收攬了瓷器、帽子、地球儀、煙草、白銀。 忽必烈時代的遺產、塞爾登先生的遺物——地圖與畫作一起為討論帶來了圖像分析的成分。而五花八門的物品,展現出屬於該時代的物質性,也滲透出支撐這些物品的市場熱潮,及其身後跨帝國的交換網絡。

卜正民曾說自己遇上了一個令他心醉神迷的國家(也許說是「國度」更合適),使他一輩子教的、寫的都是世界另一端的地方。他的研究無疑以中國為主要對象,卻未將這個世界另一端的國度塑造成遺世獨立的香格里拉。那些溢出邊界的畫面與連結,開啟了更活絡更廣濶的古代世界,為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築起連通道。

《維梅爾的帽子》跨越了空間,揭示了17世紀物質交流世界。《忽必烈的獵豹》則穿越時間,以13則故事編織出「大國式」中國之所以形成的視野。這些大於所知,走出慣習世界的路徑,是卜正民理解歷史的核心理念。他不讓中國孤立,不視中國為特例,幾乎每個課題勾勒出來的古代世界,都在全球史、全球趨勢中歸了位,同時亦為歷史解釋帶來新鮮與驚喜。以微觀、底層為起點,卻又將視線的終點置於超出既有邊界且更本質的層次。使得他的歷史世界立體感異常鮮明。

這些對於過去時空的追尋,也源於卜正民對生活、見聞的應對與反思。就像他年輕時騎著自行車,路經台夫特,開啟了維梅爾世界的旅程;《忽必烈的獵豹》凝聚了多年研究的心得,說明縱橫歐亞的蒙古人如何將「大國」的概念「傳染」給此後的中華帝國,甚至影響今日的國際關係。而2010年哈佛大學出版的「帝制中國歷史」叢書中,他所負責的元明史卷,已然留意到氣候、生態的問題(《掙扎的帝國》)。

生態無疑是當前人類生存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卜正民對於氣候的在意,正落實在《價崩》中。他以此回應明帝國的覆亡,試圖論證氣候危機與物價波動間的關係。面對如此的思路,讀者很難不與今日的生活處境串連在一起。

➤崩盤的物價與天氣

即使披著物價史的外衣,《價崩》還是一部如此「卜正民」的作品。他的解謎之旅真正想追究的並不只是一個遙遠帝國的結局,他長期以來的關切是探索過去與今日的關聯,時間斷限則落在15-18世紀。《縱樂的困惑》曾滲透四時,解說商業文化中財富流動與社會期望間的緊張關係。順著這樣的視線,物質與物價逐步在他的研究中發酵。

《價崩》依然保有在細節中勾勒時代與提問的質地,也仍有相當的故事性。地方士人陳其德在文字間勾勒了萬曆年間生活的幸福感,但卜正民以他的敏銳度,很快就將敍事拉向物價波動的曲線。雖然他已經意識到,小冰河期的氣候擾動,可能是中國由盛轉衰關鍵期幕後的大魔王,卻沒有直接從描述氣候的材料著手,而是選擇從最貼近民生的物價,開始庖丁解牛的工程。

由於物價在時段、地區、品質、檔次、個別性、貨幣系統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有其相對性,並不容易比較。卜正民充分意識到重建物價的難處,盡可能區辨清單上各種物品在當時人們生活脈絡中的位置——是日常用品抑或奢侈品,也顧及薪資結構造成的消費力。

他不只想觸摸到歷史實態的一角,而是以「體系」為思路在考慮,且試圖解釋幾個體系的交叉作用。因此,除了陳其德的紀錄,卜正民也借用政治檔案與耶穌會教士的資料,循線勾勒馬尼拉、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連繫的南亞、歐洲,乃至美洲的舶來品市場物價,構成跨洋物價體系的視野。 


(圖源:衛城出版)


(圖源:衛城出版)

卜正民並非數字控,但他所關心的問題既是如何「用災荒價格尋找氣候變化」,就使得他無法再僅仰賴故事,而是迫切地需要數字為幫手。

檢視過涉及全球體系的複雜經濟活動,他發現以往對全球白銀流動的影響力,及其與明帝國滅亡的因果關係,需要重新評估。他將歐洲史上對於哥倫布大交換與物價革命關係的反省挪用至亞洲史,並且將明代的物價(特別是災荒糧價)曲線與美國史家費雪(David H. Fischer) 的「價格波浪」模型相對照。

於是,歷史的變因有了新線索:當價格變化的驅動力不能從經濟情勢得到充足的印證,即不得不考慮影響產量的另一因素氣候——短期氣候變化造成了明帝國經濟大亂。

當然,人與天公之間並非只有單向直線的關係。正如卜正民自己也意識到的,值此天候異常之時,水利基礎設施、育種、社會福利制度、技術發明等各層面亦有相當的發展。但過去史家們在不同議題中觸及這些人為努力時,卻並未意識到個別作為背後,其實有著舉頭三尺的力量,這些想方設法乃是人於自然環境變化時的應對之道。自然與人之間究竟如何互動、相待為佳,這個永恆的課題,無論是回頭觀察歷史,或是向前張望未來,都仍有待以更細緻的經緯線加以梳理。

卜正民曾說自己不是寫大書的料,或許是自覺自己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流連。不過一旦他停駐張望,那些邊材角料就會幻化成一扇扇神奇的門窗。卜正民推開它,我們就能隨之遊歷時間之流,望見千奇百樣的鏡花異境。而他脫俗的洞察力,和千方百計的實證,不只指引我們見到顆顆明珠上掩映的故事,也牽連出繫於其後的因陀羅網。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
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
作者:卜正民
譯者:馮奕達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卜正民(Timothy Brook)

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全球史先驅。師從孔飛力教授,現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著名代表作包括《維梅爾的帽子》與《忽必烈的獵豹》等書,並主編一套六卷的《哈佛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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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2 11:00
7月繪本大師》在平凡中尋找奇蹟,繼續傳唱故事的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

天地初開、萬物肇始,人類從一片渾沌中孕育生長。在還沒有創造文字之前,人們圍著篝火分享彼此對世界的發現,講述部落生活的點點滴滴。經過時光醞釀煉成,「故事」於焉產生,並藉由一代代口述接棒傳頌,形成了悠遠連綿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

漸漸的,有些民族不僅仰賴口傳形式作為傳遞故事的媒介,還以故事為核心,將歷史和故事隱藏在物質文化的表現中。雕刻上的祖靈像、服飾上的珠貝、日用器物上的圖案……在在不只是藝術象徵的表現,更是族群曾經歷的真實生活和信仰,記錄著每一段人族的文化旅程。

2021年,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舉辦了「Fabric of a Nation American Quilt Stories」大展,爬梳美國自17世紀至今「拼被」藝術的流變。從起初被視為民生用品到當代的藝術創作,拼被在歷史脈絡中,也曾經是非裔美人和諸多移民者對自身處境的敘事方式。他們以拼被為底本,勾勒出獨特的生活形貌和被邊緣化的歷史,記載屬於族群的故事。

美國圖畫書作家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大部分的作品都取材自真實的生活經驗,她的書就好像是她的自傳。她最知名的代表作《傳家寶被》(The Keeping Quilt),就是以一條手工縫製的傳統拼被為主角,講述她的家族100年來六代人的故事。那麼她又如何說自己成長的故事呢?

波拉蔻原名派翠西亞.巴伯(Patricia Barber),1944年7月11日出生在密西根州。她的母親是一位老師,父親是推銷員,後來成為脫口秀的主持人。3歲時,因父母離異,她和哥哥李察就隨著媽媽搬到外婆的小農場。

外婆來自烏克蘭,外公來自蘇聯的喬治亞,因此波拉蔻一直是用俄語稱呼祖父母的「Babushka」和「Diadushka」來稱呼他們。《傳家寶被》和《The Blessing Cup》說的就是她的母系家族如何來到美國的故事。在她心目中,外婆和外公是偉大的歷史學家,會用故事把她帶進幻想和神奇的世界。

在《Fiona’s Lace》中,波拉蔻記述父親的家族自愛爾蘭移居新大陸的故事。書中說:「它(指愛爾蘭)是你心中的家,只要你還記得你愛的人,它就會一直在那裡。」

愛爾蘭是個民間傳說的富饒之地,而「說故事」的傳統主要來自長達2000多年的蓋爾特(Celt)文化。蓋爾特文化幾乎沒有書寫傳統,不管是歷史事件或是神話軼事,他們都是以故事、歌謠或詩的形式傳頌。「口說」已成為他們的代表性文化,波拉蔻的祖父母也是說故事的箇中好手。

源自父系和母系的說故事傳統,都非常依賴透過故事來了解世界的文化。波拉蔻的童年浸潤在「聽故事」的環境中,成為她一生「說故事」的活水源頭。這些說故事能力令人驚嘆的家人,其實都只是平常人,但他們常懷感恩之心,溫柔的欣賞日常最微小的事物,把極為平凡的事件都視為奇蹟。

許多夜晚,家人們聚集在火爐邊,一邊吃著爆米花和蘋果片,一邊聽外婆訴說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外婆把這個時刻取名為「爐邊閒談」(firetalking),每當她說完一則充滿魔力和神祕的故事,波拉蔻和哥哥忍不住追問:「這是真的嗎?」外婆總是看著他們說:「這些故事當然是真的,但也可能從來沒發生過。」這種引人遐想的回答,更激發了小小童心無邊的想像力。


波拉蔻的「爐邊閒談」(翻攝自《Firetalking》)

外婆擴展了波拉蔻的想像空間,也給予她最初的美學啟蒙。外婆是第一個教她畫畫的人,還帶著她製作和裝飾烏克蘭彩蛋(Pysanky eggs)。波拉蔻對彩蛋懷有特殊的情感,後來創作了《Rechenka’s Eggs》,誌念和外婆一起做彩蛋的時光。另外在《送奶奶一頂帽子》中,小小的彩蛋也發揮了大大的力量,幫助波拉蔻實現為好友的奶奶買一頂復活節禮帽的心願。

波拉蔻在《雷公糕》裡,以筆觸鮮艷明亮的圖畫,描繪了好多和外婆在農場生活的細節。這本暖心的書,表現了女性獨特的引導方式,溫柔而堅定的外婆以古老的智慧結合烘焙的技術,幫助孫女克服對大雷雨的恐懼。

在《別有洞天》的開篇,外婆更是以動人的星象比喻,展現面對生死的大智慧。她承諾會從星空用暗號向孩子們打招呼,讓即將啟程的死亡遠行變得輕盈而有希望,孩子們也因此覺得和外婆有了永遠的聯繫。

幾乎在波拉蔻的每本書中,都會刻劃老人和小孩的關係。從小生長在有祖父母同住的大家庭裡,波拉蔻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們的睿智、從容、永遠寬容的處世態度,對她影響深遠。她認為孩子們需要看到體貼、榮譽、善良的生命典範。

1949年外婆過世後,外公賣掉農場,搬到印第安那州和舅舅同住。波拉蔻和哥哥則隨著媽媽輾轉搬到加州奧克蘭洛克里奇區(Rockridge)的海景街。那裡聚集了來自不同國家地域的族群,匯合了多元的文化色彩,波拉蔻也在此遇見了她終生的摯友史都華.華盛頓(Stewart G. Washington)。華盛頓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非裔美人,信奉的是浸信派的基督教,但他們的友誼從不受宗教信仰不同而影響。

上學的日子,媽媽總是把家裡佈滿美好的音樂和賞心悅目的物品,讓波拉蔻可以觀賞和觸摸。媽媽還送她去學芭蕾舞,帶著她親近藝術和戲劇。但讓她最開心的是媽媽喜歡她的圖畫,經常將畫裝框掛在屋中。後來波拉蔻創作了《Betty Doll》,以媽媽傳承給她的洋娃娃,來述說母親對她永不止息的愛。

波拉蔻也為大她4歲的哥哥李察創作了《我的紅髮臭老哥》和《Rotten Richie and the Ultimate Dare》。老愛欺負她的哥哥,以捉弄妹妹為樂,經常會設下圈套,把老實的妹妹耍得團團轉,每每讓波拉蔻氣得跳腳。這些極為寫實生活化的情節,應該在許多相愛相殺的手足互動間不時上演。波拉蔻用稍顯誇張、趣味十足的畫面,加上許多兄妹倆的合照,流露出真摯的兄妹之情。

他們的父親是個經常在外奔波的推銷員,不過當暑假來臨,波拉蔻和哥哥回去祖父母家時,父親一定會在家陪伴他們,和他們說旅途中精采的見聞,帶著他們到樹林間健行,在湖邊發現巨石,還一起去釣魚和騎馬。他們大多數時間都在馬背上,父親將他照顧馬兒的知識和經驗傾囊相授。這些閃亮亮的金色記憶,後來化為《My OI’Man》這本書。

每年父親的家族團聚日,也是波拉蔻深刻的童年記憶,《When Lightning Comes in a Jar》描繪這個大家族歡聚的傳統。所有的孩子都期待著豐盛的大餐、各式各樣的遊戲,還有大人輪番上陣的說故事時間。到了晚上,祖母還會教大家如何捉螢火蟲放進瓶子裡,變成一個會發光的小燈籠。這麼多的家人和這麼多的愛在書頁間流動,交織成這本溫馨的書。

無論在媽媽家還是在爸爸家,都會有一張屬於波拉蔻的搖椅。每天她會花好幾個小時在上面搖擺和作夢,她一面搖一面盡情想像,來緩解在學校總是表現不佳的痛苦。

上學時,她總是被同學視為遲鈍的笨蛋,雖然她內心知道自己很聰明,也很會畫畫,但是她對閱讀和數學就是無能為力。長大之後她才明瞭,原來她有失讀症,她處理資訊的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她的大腦會混亂她眼睛看到的圖像。

波拉蔻越來越不想上學,幸好14歲的時候,遇到了改變她人生的福柯老師(Mr. Falker)。老師發現波拉蔻有閱讀障礙,於是和教閱讀的派西老師用特別的方式來引導她。他們耐心的陪伴波拉蔻,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大聲唸出來,漸漸累字成句,最後讀完了一整段。閱讀之門就此打開,波拉蔻在書中的世界探險和發現,日後並成為書的創作者,將她的親身體驗寫成《謝謝您,福柯老師!》

如同《蜜蜂樹》裡追著蜜蜂去找蜜蜂樹的情節,知識和智慧必須透過書本一頁頁的內容去追求採集,波拉蔻終於嚐到了閱讀如蜜的滋味。她最喜歡的書籍包括:《彼得兔》、《格林童話》、《100萬隻貓》和蘇斯博士的《大象荷頓在孵蛋》,因為太喜歡這隻大象,她還創作了《Emma Kate》這本書向蘇斯博士致敬。

在當代的作家和插畫家中,她崇拜的則是:Jerry & Gloria Jean Pinkney、Tomie dePaola、Alan Say、Virginia Hamiliton、Jan Brett和Lois Loery,他們都是致力於傳遞多元文化的創作者。

除了福柯老師,在波拉蔻成長學習的過程中,還有許多啟發她的好老師。有好幾本她的作品,講的就是老師愛護提攜她的故事。Miss Chew是一位華裔的藝術老師,在《The Art of Miss Chew》中,她接受波拉蔻跳級上她的畫畫課,發現波拉蔻對「空間」識讀的超強能力,反而是造成她閱讀障礙真正的原因。在她饒富創意的引導下,波拉蔻瞭解除了說話,圖畫也是一種從心而發的「語言」。

在《The Junkyard Wonders》裡,波拉蔻被分到了被視為「垃圾場」的特殊班,這個班級的孩子在學校中被譏笑是怪物,但是導師Mrs. Peterson看到了他們的亮點,為他們製作寫著「垃圾場奇蹟」的徽章。他告訴全班小朋友:「天才,就是你們在座的每一位!」支持他們將廢棄的紅飛機修復升空,創造出有價值的新事物。

有的老師很嚴格,《An A from Miss Keller》裡教寫作的Miss Keller,在學生眼中根本就是個「killer」(殺手)。她給學生們各式各樣的練習和考驗,還曾經帶他們到戶外聆聽樹的聲音,為的是磨礪他們的感覺。但是波拉蔻的得意之作卻被老師說看不到真感情:「派翠西亞,妳不缺詞彙,但妳得給它們安上翅膀!」Miss Keller的話語在波拉蔻的寫作生涯中,時時縈繞心頭。

過去波拉蔻曾經像《雅博曼陀的夢》裡的小男孩,孤單做著自己的夢,然而老師們為她的生命帶來奇蹟,讓她的天賦獲得了自由。18歲時,她獲得一筆獎學金,先後就讀奧克蘭的California 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和Laney Community College,但是沒有畢業。

後來她又轉往澳洲,在Monash University取得學士學位,接著到墨爾本大學專攻俄羅斯和希臘繪畫以及圖像學,於1978年獲得藝術史博士學位。波拉蔻曾在澳洲的博物館擔任歷史顧問與修復古畫,在這段時間,她與義大利裔的Enzo Polacco結婚,並生下一兒一女。

波拉蔻曾說:「我學到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來自於跌倒、摔倒,然後再爬起來。」小時候為學業成績苦惱的波拉蔻,一定沒想到歷經挫折後,自己能成為藝術史的專家,應該更沒想到,41歲時她會轉身成為圖畫書作家。

雖然波拉蔻愛聽故事、說故事,也擅長繪畫和寫作,但卻對童書創作沒有信心。在加入童書作家與繪者協會後,母親提供了一筆旅費,鼓勵她帶著作品到紐約拜訪出版社。她在一個星期內拜訪了16家出版社,很快賣出了好幾本書稿。

Meteor!》是她的第一本圖畫書,於1987年出版。這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取材自真實的事件:放暑假在祖父母家的某天深夜,突然一道明亮的閃光從天而降,伴隨著一聲巨響,一顆流星恰好墜落在他們院子中央。這件不可思議的事驚動了全鎮居民,大家都想來摸一摸這塊隕石。於是他們在農場辦了一場有樂隊、馬戲團、熱氣球的嘉年華,來歡慶這個神奇的事件。

波拉蔻以民間故事的口吻來講述這個故事,結合了富含民俗藝術美感的圖畫,使得真實的事件呈現出魔幻的光彩,猶如一則傳奇。這樣的表現手法,幾乎成為波拉蔻鮮明易辨的風格。隔年出版的《傳家寶被》,最能彰顯她說故事的語調,以及受文化傳統影響的色彩和圖案。

這條出自移民至美國的猶太家族之手的拼布被,是波拉蔻曾曾祖母來到美國之初,用家鄉帶來的舊衣服為女兒縫製的棉被,後來又陸續增添了來自家族成員的材料,他們要用這條合力縫製的被子,永遠記得故鄉。無論生老病死還是喜樂憂傷的時刻,這條見證家族重大事件的被子,都會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波拉蔻不只說自己家族的故事,她也創作了與其他族群有關的作品。《平克和薛伊》講述的是1861-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時,一個白人小兵和黑人小兵相扶相持,兩人跨越種族的真摯情誼。《The Butterfly》以二戰期間納粹占領的巴黎為背景,描繪正義的公民冒著生命危險拯救被壓迫的猶太人,是個充滿勇氣的故事。

對弱勢和邊緣者,波拉蔻也投予極大的關注,用作品為他們發聲。《The Junkyard Wonders》裡患有妥瑞氏症的男孩、《Welcome Comfort》中被寄養的孩子、《I Can Hear the Sun》巧妙交織友誼和信仰的主題,為無家可歸的孤兒創造了美麗的現代神話。《Just Plain Fancy》是兩個女孩發現和成長的故事,她在書中用簡單而尊重的敘事解釋Amish人的生活方式,同時又不會貶低孩子的行為。

有一次波拉蔻受邀到一個四年級的班級,聽孩子朗讀他們撰寫關於「我的家庭」的作文。當一個女孩開始朗讀:「我的家……」,助教立即制止:「妳坐下,妳的家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原來這個女孩來自LGBTQ家庭,她有兩個媽媽和不同種族的兄妹。雖然不是傳統定義上家的組合,但他們彼此親愛和樂,擁有充滿活力的生活。

波拉蔻對這個助教的言行感到異常氣憤,立刻提筆寫下《In Our Mother’s House》。她要傳遞的訊息是:幸福的家庭有各種形式和樣貌,唯有「愛」,才是美好家庭的核心。

這本書出版後引起兩極的討論,有人認為這樹立了包容的典範,但也有某些父母和學校提出應該限制孩子閱讀。波拉蔻在給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聲明中回應:「我確實相信,任何父母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孩子即將閱讀、看到或體驗什麼。但是當父母採取措施確保其他人的孩子不會閱讀他們反對的書時,就構成了侵犯他人的第一修正案權利。」


波拉蔻修復古畫(翻攝自《Firetalking》)

人們的思考和行為會受到錯誤訊息的誤導而看不見真相。面對無知的偏見,波拉蔻並不提出控訴和指責,她在已出版的100多本作品中,展現同理心和揭示共同的人性,以尊重和快樂的方式呈現差異。因為她堅信:每個孩子都應該在書頁上看到自己、家人和生活,每個孩子都應該在故事中表達他們的快樂、焦慮和感受。

她認為孩童是這個世界最珍貴的資源,讓孩子讀到發自心靈最真摯的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她為現代科技剝奪了孩子聽故事的能力而憂心,早早在《三重溪水壩事件》中提出警訊。

她更勤於周遊全國的學校,面對面和孩子講故事,用溫暖的聲音親口告訴孩子:無論事情多麼艱難,他們在世界上都有一席之地,他們屬於這個世界,他們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

長住奧克蘭41年後,波拉蔻在1994年搬回密西根聯合市,買下一座農莊並取名為「Meteor Ridge Farm」。每年夏天,她廣邀各地的孩子、老師和圖書館員前來農莊,一起歡度充滿文學、音樂、藝術和戲劇氣息的慶典「Meteor Festival」。除了音樂會、馬車之旅和參觀工作室,當然一定會有圍著篝火說故事的活動。

農莊裡共有26個房間,波拉蔻在每個房間都擺上搖椅和筆記本,每一次當她思緒奔馳時,就能隨時傾聽並記下內心的每一個「聲音」,將它們化為一篇篇故事稿,一遍又一遍修改,直到成為一則好故事。她依然瘋狂熱愛畫畫,只要提起畫筆,心中就開始唱歌。從她有記憶開始,她就知道繪畫會以某種方式,將她和宇宙甚至上帝聯繫起來。

在平凡的事件中尋找希望、夢想和奇蹟的波拉蔻,她的故事從心開始,以心結束,它們形成一個周而復始的圓圈,將會繼續不斷的傳唱下去。


作畫中的波拉蔻(翻攝自《Fire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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