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韓國EBS電視台播出紀錄片《學習的背叛》，揭開韓國入學考試（即大學聯考）的殘酷現狀：學生們為考入理想的大學，長期握筆導致長出不合年紀的老繭；每天的讀書時間超過10小時，把整本課本背至可全書默寫的程度；甚至才剛進高中，卻早已學完了高中三年的所有課程等等。學生之間還流行「四當五落」之說，即一天睡4小時的考生會考進理想學校，睡5小時的則可能落榜。

更殘酷的是，除了個人的努力，入學考試實則還包括了「家世」的PK，即使付出相同的努力，出生於中上階級的孩子遠遠占有優勢。據統計，考進首爾大學的學生，首爾本地生的錄取率遠比外地生高。且月收入612萬韓圜（合約新台幣168,000元）的家庭，子女的升學率為44.6%，而月收入在194萬韓圜（合約新台幣53,000元）的家庭，孩子的升學率則只有13.8%。若就入學考試的成績來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也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高出43分。這也就是說，父母的收入／階級越高，孩子進入名校的機會越高。

就在這種社會氛圍下，韓國JTBC電視台推出了連續劇《SKY Castle》（又名《天空之城》），直擊韓國社會的入學考試之痛、青春之殤，道盡了韓國最具爭議的教育與階級貧富差距問題。

▉SKY的天空：「新兩班」的養成​

《天空之城》這部以教育為題材的連續劇，在《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男朋友》等強劇的環伺之下，突圍而出，好評不斷，收視開低走高。第一集收視率1.7%，倒數第二集已飆升至23.2%，打破了之前由《鬼怪》所創下的收視紀錄。

這部沒有偶像演員、沒有犯罪推理、沒有浪漫愛情，只是描寫應考家庭的連續劇，為何能獲得如此廣大的迴響？據不少觀眾表示，在這部連續劇中，他們看到了過去或現在的「自己」。

韓國人對子女教育的執著與狂熱，和對名校的迷思，可說是世界聞名。

在李承晚執政時期與朴正熙執政初期，韓國教育的貧富差距不大，且遵循著唯才是用的原則。當時，由於韓戰導致韓半島普遍貧窮，除了與政權關係緊密的少部分人之外，絕大部分人的處境普遍相同，社會上大多數的收入分配也相對平均。在1957至1969年這段時間，韓國的基尼係數平均為0.263，與歐洲一些收入比較平均的國家相近。也因此，個人之間具有相對公平的競爭機會。1980年代，首爾大學有2/3的學生來自地方，且出身貧寒。

在這種相對具有公平競爭、平等受教機會的環境裡，透過教育，個人不只有脫貧的可能，若有幸掌握住機運，不僅可以提供家人穩定舒適的生活，社會階級也得以就此翻轉。因此，想辦法超越同儕，抓住有限的機會，遂成為擄獲成功的不二法門。這具體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學校，二是專業考試，三是就業職場。

當這一代的菁英成功地透過教育躍升階級，並開始生兒育女之後，這種「必須勝過同儕」的競爭式價值觀，也就如同接力賽般，原封不動地交棒給下一代。

這除了是對下一代懷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深切期許之外，也意味著一種傳承和世襲。因為，傳承下去的不僅僅只有價值觀，還有父祖輩長年積攢下來的經濟、人脈等階級優勢。因而，不管他們有無意願或能力，這群被稱為「新兩班」的菁英第二代都「必須」承繼家門的榮光，並以此維持、鞏固家族的階級地位。

不過，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對這群「新兩班」的要求，可不只是進大學而已，而是必須進入SKY的窄門，成為「上帝的選民」。

所謂SKY，是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這3所名校的縮寫，這也正是《SKY Castle》這個劇名的由來。

目前，韓國每年約有70%的高中畢業生能順利考取大學，但其中只有不到2%的學生能夠擠進SKY。在韓國，進入SKY就等於手握一張通往最好的工作機會、對象選擇和人際關係的「出世」門票，等於擁有一把階級晉升的鑰匙。根據統計，目前70%韓國大企業的CEO出自於SKY，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也來自這一體系。

這就是《天空之城》中，牽動著每個考生及其家長的思維邏輯。劇中，4個住在「天空之城」這個高級住宅區的應考家庭，為了延續家門的榮光，為了維持、鞏固自身的階級地位，為了洗清自身來自於下層階級的自卑感或劣等感，家長們拼了命要讓子女進入SKY。

劇中家長們的教育一切以成績為導向，視成績為一切。他們採取教育鐵血主義，教育子女利己主義，灌輸子女「我們的血統比下層人優秀」這種階級血統論。家長們對學業成績以外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孩子們發生偷竊行為時，他們不去追問原因，反而直接用錢買通便利商店老闆，讓他刪除掉相關影像，以免影響孩子的升學成績，並把孩子的行為單純解釋成抒發壓力。此外，雖然孩子們才剛進高中，但家長們卻早已各顯神通，無所不用其極地展開各種針對SKY的應考規劃，以防止三年後的考試結果不如預期。

然而，第一集中劃破夜空的一聲槍響，卻在象徵著中上層社會的「天空之城」震出一道裂縫。因兒子英才被首爾大學醫學院錄取而備受羨慕的英才媽媽，在雪天之夜舉槍自盡，這件悲劇震撼了整個社區。先生是醫生，兒子剛考上名校且順利繼承了父親的職業，具有如此幸褔人生的英才媽媽，究竟為何自殺？眾人紛紛感到不解。

但是，「幸福」的背後存有不為人知的辛酸。他們不知道的是，望子成龍的英才父親為了讓兒子成就自身的願望，總是對他施以暴力。而英才媽媽對兒子也總投以尖刻話語，恐嚇他「要是成績下滑就去死吧」。痛苦不堪的英才把家視為「天天想死的地獄」。而這些背向陽光的陰暗面，被考試協調專員金珠英知曉了，她鼓動英才，「在父母最開心的那一刻粉碎一切，才是真正的復仇。」這既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教唆。

▉在經濟力等於一切的時代：用金錢打造出來的教育環境

不過，這聲令人顫慄的槍響，並沒讓「天空之城」的其他家長真正清醒。驚駭了幾天之後，對SKY的欲望再度蒙住了他們的雙眼，一手造成英才家悲劇的考試協調專員，再次被藝瑞媽媽請回家中，由她負責規劃、監督藝瑞的首爾醫大之路。

所謂的「考試協調專員」，又稱「學業經紀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幫考生制定出完善的奪標計畫，協助考生進入SKY。考試協調專員手上握有各科最好的補習老師、各種備考資源與最新應試情報，了解入學考試的出題走向，以及「校園生活記錄本」的最佳準備方式等等。

在經濟力與情報力等於一切的時代，家長的任務不只是督促子女學習、照顧子女健康，還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地調動手上所有的資源，竭力打造出培養「新兩班」的教育環境。因此，考試協調專員這個職業應運而生，他們要價不菲，他們是考生的天，他們下的指示主導了應考家庭的一切。

在聘請考試協調專員或私人家教之外，多數家長還是會把子女送往補習班，接受課外輔導。調查資料顯示，韓國90%擁有大學學歷的家長，會把孩子送去補習，而高中學歷的家長讓孩子接受課外輔導的比例，則為50%。

倘若從收入狀況觀之，月收入700萬韓圜（合約新台幣20萬7000元）的家庭，支付的子女補習費，比月收入100萬韓圜（合約新台幣3萬元）的低收入家庭高出近10倍。

以2011年的調查統計為例，韓國中小學生補習的比例為88.8%。而私人課外輔導教育市場的規模為33兆5000億韓圜，相當於韓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95%，這完全超出了韓國政府在2011年所編列的教育預算。

2012年的另一數據則顯示，韓國小學生下課後，不管是去上安親班，上音樂、美術、第二外語等才藝班，抑或是請私人家教，接受課外輔導的比例已達90%以上。而韓國家長在聘請補習老師時所花費的費用，相當於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80%。上述這些統計數字，無疑是相當驚人且讓人咋舌的。

正是韓國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這份「炙熱」，讓孩子們的生活不是在學習，就是在去學習的路上。孩子們被按表操課：早上8點到下午6點在學校上課，晚餐後晚自習到9點，晚自習結束後到補習班補習到11點，回家後繼續自習或上家教到凌晨1點。就這樣，韓國的高中生被囚禁在這個過於充實卻又過於蒼白荒蕪的行事曆中，失去了笑容，失去了青春，失去了自由。

這份「炙熱」除了剝奪了韓國高中生的正常生活，更導致了其他嚴重的後果。首先就是「家庭矛盾化」。在父母的不惜血本與過度期待之下，親子間的關係往往是緊張且疏離。處在這種重度壓力下的高中生，或崩潰自殺或走向極端殺父弒母，這類的人倫慘案，屢出現於新聞版面。此外，韓國幾乎每年都會出現集體作弊的醜聞，涉案者不少還是補習班老師。比如在2007年，韓國補習班竊取SAT考試題目，使得當年約有900名學生的成績被註銷。

出於保護家長的利益和學生的福祉，韓國政府多次嘗試打擊這種惡質的補習文化，並曾設法立法禁止，但每一次都因家長團體的抗議而宣告失敗。而即使現今韓國設有補習費收費上限，仍無法完全遏止補習班超收學費的歪風，這不僅造成低收入家庭的沉重負擔，也讓沒有能力上補習班的孩子，飽受劣等感的侵蝕。

另外，為了讓孩子早點回家，韓國也制定出補習宵禁時間，規定補習班必須在晚上10點之前關門。但許多補習班卻鑽法律漏洞，改以K書中心為名義，偷偷打開補習的大門。

面對這種形同失控的教育現狀，韓國政府欲藉由教育改革來打破階級貧富分化與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等問題，但卻是越改越灰頭土臉。譬如欲以「偏鄉計分優勢」縮小教育資源的城鄉差距時，出現了各種謊報故鄉的事件；欲以「單親優勢」提供弱勢群體更多的可能時，則出現了大批家長假離婚的荒唐行徑。如此，少數對當代教育憂心忡忡的大人們，不僅沒有替孩子們找回他們的青春時光，反而讓補習班越來越多，也讓他們目睹到更多大人世界的惡劣面孔。

▉學習不會背叛努力的人？非「新兩班」孩子們的茫然

看著《天空之城》中那群「新兩班」在金錢打造出來的教育環境中，日漸崩壞枯萎時，我們也不能不轉移一下目光，關注「新兩班」以外的群體，看看出生於一般家庭和低收入戶的孩子們，是如何面對入學考試的不平等競爭與對SKY的想望。

以往，大學入學考試所帶來的社會階級流動，是貧困子弟脫貧和改變人生處境的唯一途徑。然而在階級貧富嚴重分化，以及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狀況下，當父母無法負擔高昂的補習費、無法聘請考試協調專員或私人家教、無法用金錢去鍛造出一份完美的「校園生活記錄本」時，非「新兩班」的孩子，也就成了這個扭曲體制的陪襯或犧牲品。

在《天空之城》中，來自單親家庭的金慧娜做為社會關懷對象，進入私立高中就讀。然而，校內師生對中上階級學生與社會關懷對象的學生，態度顯著不同。金慧娜的優異成績不只沒有為她帶來翻身的可能，反而讓她遭受同儕霸凌，被中上階級的家長視為輔助自己子女的學習道具，最後更因沒有任何背景而落入悲涼的境遇。

在前述提及的紀錄片《學習的背叛》中，同樣以社會關懷對象進入江原科學高中就讀的高二生洪明基，鏡頭下茫然失神的目光，也已訴說出他面對早已學完高中三年課程的同儕時對自身的失望，以及因無法交出一份亮麗的「校園生活記錄本」而被導師約談時的失落。對洪明基這樣的學生來說，學習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部紀錄片始於一句話——「學習不會背叛努力的人」，但紀錄片中所有受訪學生的發言，卻迫使我們不得不對這句話進行反思與質疑，也提醒我們萬萬不可將這句話視為理所當然，而應該把它當做一個尖銳的提問。

學習到底會不會背叛努力的人？若考慮到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問題，我們或者可以將提問改成：在低就業率的「地獄朝鮮」，學習到底會不會背叛努力的人？

關於韓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延世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東勳曾表示，從韓國一般的好大學畢業，並不能保證年輕人能得到一份好工作、擁有穩定的收入。求職者之間競爭非常激烈，他說：「我從學生那裡聽到的是，現在即使你畢業於三大名校之一，也是越來越難找到一份工作了，但從『SKY』畢業的人，仍然比來自較低層大學的學生更容易些。當然，如果你考不進大學，要找到好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低就業率的時代，對一般家庭和低收入戶出身的孩子來說，他們對SKY的渴望，實比中上階級的孩子來得強烈。畢竟唯有SKY的光環，才能讓沒有任何有力後援的他們，在找工作時能爭取到一些機會。因為他們需要生活費，需要償還就學貸款，甚至需要養家，他們沒有失業／待業的資格。

但是，EBS電視台的另一部紀錄片《我們為什麼要讀大學：人才的誕生》卻告訴我們，即便順利進入SKY的窄門，這群年輕人還是可能陷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在這部紀錄片中，畢業於首爾大學法學院的金星玲就表示，她曾經以為只要考上名校，從此就能高枕無憂。然而，同儕的壓力、就業的艱辛、職業規劃的迷茫等等，讓她二十多年來深信不疑的價值觀面臨崩塌。

首爾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尚且如此了，非名校畢業生的處境，想必只會更加艱難。根據統計，2017年韓國15歲至29歲這一年齡段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1.2%，其中1/3的人擁有大學學歷。面對這種前途堪慮的景象，這群沒有經濟援助、沒有特殊人脈、找不到工作的徬徨年輕人，深深感到自己被學習背叛。

《天空之城》透過幾個應考家庭的故事，用黑色手法與略為誇張的劇情，表現出韓國升學至上的困境、階級貧富嚴重分化、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家長攀比的虛榮與利己主義教育的醜態、階級世襲的教育焦慮、教育鐵血主義與受虐文化，以及在此教育制度下，孩子們日漸喪失青春容顏甚至生命等等的社會與教育問題。

但這些問題也不只是發生在韓國，亞洲各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日本連續劇《我們的教科書》、台灣連續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印度電影《起跑線》等等，都曾嘗試從不同的角度與面向出發，對各自所面臨的教育困境進行討論。但這些討論，卻也都無法稍稍扭轉這種日漸歪曲的教育思維。

在教育這條沒有標準答案且孤獨艱難的道路上，不只是子女，家長自身其實也是一個學習者。然而，做為與子女一同在教育之路上摸索前進的學習者，當家長們罔顧生命與道德教育，僅以名門高校做為教育指標，恩威並施地對子女丟出一句「都是為你好」時，家長們當真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為你好」？當真有把握自己的想法就如此正確無誤？當真知道自己正在操控的是誰的人生？

韓國在每年入學考試前後與放榜後，都會傳出一些考生或因承受不了壓力，或因沒考上理想大學而自殺的消息。即便進入了大學，一些走在被強制規範的道路上的大學生，瀕臨崩潰邊緣甚至放棄生命的也不少。對他們來說，單以學習成績、就讀學校、就讀科系來斷定他們的人生與社會價值，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而當生命價值的天秤無法維持平衡時，結束生命也就成為他們獲得解脫的選擇。

目前，全球青年的第二大死因是自殺。而在韓國，自殺更是10歲至30歲年輕人的第一大死因。針對這點，心理學家金泰亨曾指出：「韓國兒童被迫努力學習、與他們的朋友競爭。他們一個人長大、一個人學習，這種孤立會導致憂鬱，並成為自殺的主要因素。」

面對這種由扭曲的應試文化所帶來的普遍的心理摧殘與人格崩壞，借用考試協調專員金珠英在《天空之城》中的一句名台詞：我們是否真的能承擔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