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與中國有一段不解之緣。這段緣分的開端，是百年前一場始於偶然的豐收之旅。

1918年秋天，杜威向哥倫比亞大學請假，規畫與妻子愛麗絲（Alice C. Dewey）到日本散心，希望藉此一見好奇已久的亞洲景色，排遣喪子的傷痛。杜威的日本朋友聽說兩人打算造訪日本，著手為他們安排參訪與講學計畫。昔日的學生胡適、陶行知等人輾轉得知他們在日本旅遊的消息，便會同國內學者邀請他到中國訪學一年。

收到邀請時，杜威頗為驚喜。他覺得利用返美前的夏天造訪中國是個不錯的安排，可以藉此多認識東方社會和文化。如果說日本行是早先規畫好的遠東旅程，此時追加的中國行便像一段美麗的插曲。

5月抵達上海不久，迎接杜威和夫人的消息，便是那震撼人心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給杜威的最佳禮物。五四運動激起的社會浪潮和求變的社會氛圍，引發杜威探究的興趣，若不是因為他正好在這精采的歷史交會點上抵達中國，很有可能停留兩、三個月之後，就會返回美國。插曲太過撼動人心，意外轉而變成遠東行的主調。這個巧妙的因緣際會，造就了兩年兩個月之久的講學長居。

杜威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年輕的中國。我們之間會發生什麼事，我很期待。」中國正在為喜好觀察與研究人類事物的他，上演一齣精采的劇碼。然而，在這齣戲中，杜威不僅是看戲的人，也是戲中的演員。

▉扮演師者的杜威

杜威所提倡的實驗主義使他被大家稱為「賽先生」（Mr. Science）；他所重視的民主讓他冠上「德先生」（Mr. Democracy）的稱號。他對平民百姓教育的關注，又使他獲得了「平民教育家」的美名。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特地用「現代孔子」來比喻杜威，因為杜威和孔子一樣，都深信教育才是推動社會文化變革的根本力量，強調思想與實踐並重，知與行合一。

五四知識分子將杜威奉為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化身，熱切地向他請益。杜威將他所知的一切教給了他們，不僅透過正式的專題系列講座，還有各類的小演講，約有200場之多。

杜威在北京的系列演講由胡適口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可謂其中最重要的兩大講座；前者的意義可用「瞻前」形容，後者則是「回顧」。

如同胡適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引言裡說的，這場講座是杜威為了配合當時中國社會所需，首次嘗試以實用主義的角度論述他自己的社會與政治哲學。而「教育哲學」內容則涵蓋杜威先前教育論著的重點精華。與先前的論述書籍相比，杜威在演講中又重新梳理了脈絡，配以各種案例，使得講座更淺顯易懂，讓人更容易明白杜威所言為何，為何言之。

在五四中國，將杜威比喻成孔子，多了某種特殊意涵，好似杜威可以直接取代孔子，成為新的知識權威。不過，全盤拋棄舊有、接受西化，並非杜威所樂見。

杜威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思潮固然重要，但也明白空談理論而沒有實際解決問題之行動，亦是枉然。他提醒年輕人不應空談理論、盲信各種學說，如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實用主義在內，都不應被視為絕對的真理。他也希望年輕人能將心力放在積極改革社會的實際作為，例如改善水利、交通運輸、貨幣制度疾病瘟疫和醫療等等。

杜威還提醒他的中國聽眾，講座中的論述不僅得於西方之成功，也得於西方之失敗，若中國能避免西方已有的弊端，將來的成效必可比西方為大。

▉扮演學生的杜威

杜威在中國不僅是一位老師，也是一位學生。姑且不論他給予中國人的建議是否被採用，或影響了哪些知識分子，杜威的中國行對他自己而言，無疑是開啟新視野的重要學習。

在杜威與愛麗絲遺留的一封封家書中，我們看見兩人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學習到的新事物一一寫下，與遠方的親友分享。1919年間的信件後來由他們的長女伊芙琳．杜威（Evelyn Dewey）編輯出版，也就是《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

杜威夫婦的日本家書，雖也記錄一些社會反思，但更多的是異國風情、旅遊逸趣。而面對五四中國，杜威不只是個旅者，更是個哲學家，他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涉入其中，投入的程度有多少，學習和成長就有多少。他因五四所拋出的巨大難題，鎮日思索。他曾經這麼說：「對一個外出漫遊、四處搜尋浪漫生動景致的人來說，中國看上去好似一幅令人掃興的圖畫。然而，要是用心靈的眼睛去觀察，那麼，它處處顯示出現在正上演著一部極富吸引力的大戲。」

杜威心想，中國這個帶有神祕色彩的古老文明，不是一向被西方人視為被動而停滯不前嗎？為何在北京街頭抗議的學生，竟然可以如此公開激烈地反對政府當局將山東割讓給日本的決策，甚至還能成功地說服商人們一起加入他們的行列抵制日貨？

杜威一直關注著學生運動的變化與後續發展，他甚至希望這個運動能喚起人民的決心，透過和平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個真正有民意基礎的新政體。畢竟，杜威一直以來都相信：真正的民意所匯集而成的一種思想與道德的力量，絕對勝過任何軍事強權的武力威嚇。

由杜威寄給子女的信件，可見不少他後來在各種論述中數度提及的想法。家書反映了杜威成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要見他旅華期間為《新共和》（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兩本雜誌寫的四十多篇報導，將他的觀察與思考向西方讀者分享，有更進一步的思想呈現。當時知名的政治評論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還將杜威的遠東報導謂為此一文類最佳典範。

《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之深入，在旅遊文學實屬珍稀；此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愛麗絲執筆的部分信函。20世紀初，少有女性（特別是在日本）能出席大都只有男性才能參與的場合、看見多數男性看不到的角落，例如日本藝妓眼中獨特的悲傷。她也進出中國官太太們的聚會場合，與她們深入閒談。愛麗絲由女性視角觀察到的事物，另有一番風景。這點對於現代讀者而言，也是彌足珍貴的。

筆者的英文專書《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2007）探討杜威在中國的教與學之歷程、此歷程對他的意義，以及後續思想的影響。《哲學與文化》月刊也曾刊登筆者一篇相關著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找來參考，相信會對杜威的中國行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