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在海峽兩岸都是每年都有紀念活動的大事。今天，則兩岸都各有理由地遺忘或忽視。

2019年是五四100週年，身為一個出版者到底可以做些什麼？我想了很久，最後因為一場偶然的談話，讓我從一個讀者的身分出發，找到答案。

0.

去年4月，在波隆那書展上和一位義大利朋友聊天。她說讀了一位美國哲學家也是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在百年前中國的演講集，受到很大的震動。她認為那不是講給當時中國人聽的，而是今天全世界的人都該讀的。

中文世界以杜威幾大演講集為名的書很多，但是從書名到編排、印製，多給人一種仰之彌高的「磚頭書」感覺，我很好奇她讀的義大利文版是什麼樣子，能讓她讀了之後如此「通透」。

看了書之後，雖然我不懂義大利文，但是可以體會她為什麼那麼喜歡。

書不厚，只有16章。目錄很簡潔，「關鍵字」一目瞭然，杜威一下子從殿堂上走下來，平易近人。

我很好奇義大利版本的源頭，到底收錄的是哪些演講。我也想出版一本起碼可以讓我自己讀來愉快的版本，於是開始了一段探索。

1.

1919年春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杜威，訪問日本。在日本期間，他臨時受邀前往中國講學。他與妻子愛麗絲抵達中國，正好趕上了五四。

杜威到中國之前，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但是以他思想之敏銳，以及同理心之豐富，馬上就看出當時還不滿十歲的東亞第一個共和國所處的險惡處境，以及可能的新生機會——尤其和他剛去過的日本相對比。

杜威知道他正在見證一個關鍵時刻，也深為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吸引之後，他改變了在中國的講學計畫，最後停留了兩年兩個多月，直到1921年7月才返美。

杜威留在中國的這兩年多時間，除了在大學院校授課，也在各地發表了系列的長篇演講、短篇演講，多達兩百餘場。許多演講在報章上刊載，又結集成書，影響巨大。杜威談科學、講實驗主義，正是當時大家所談的「賽先生」的化身；他談民主、講每一個人參與社會進化的點滴累積過程，又正是「德先生」的化身。

因此胡適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而蔡元培也稱杜威是「現代孔子」。

杜威的演講結集裡，最廣為流傳的，是《晨報》於1920年出版的《杜威五大講演》，集結了杜威在北京發表的5場長篇系列演說。長期以來，一直有人重印。

但是以我自己看過的幾個版本來說，除了前面說的那種「殿堂」感太重之外，我也看到這些重印版本裡有些需要查證的地方。

所以我想新出版一個杜威的演講集，除了決定如何取捨演講場次之外，也想查證一下翻譯版本。

2.

我先想到去查杜威的英文版全集，看那裡是怎麼收錄的。

他的全集共分「前期」5卷、「中期」15卷、「晚期」17卷三個階段。每一卷四、五百頁，規模驚人。

杜威留在中國的那兩年多時間裡的寫作，都收在「中期」的第11､12､13三卷裡。

然而，在這三卷裡可以找到那兩年他所有發表的文章，卻找不到任何一場他在中國的演講稿。

原來，杜威在華的兩百多場演講，長年未曾尋獲英文底稿；目前僅有的資料，是十來年前美國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江勇振教授在北京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中發現的一批標註「SPP」（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縮寫）的文稿，他研究出這是杜威以打字機繕打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講稿筆記的殘篇。

所以，百年來，杜威這些演講最直接也最「完整」的記錄，反而就是當時經過口譯與筆記的中文稿件。

許多從事杜威研究的學者深感這些演講之重要，所以他們在1962年組織團隊，將這些中文記錄「回譯」（back-translate）為英文。

到1973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從這些英文譯稿中選了杜威在北京兩個講座的演講，編整為《杜威在華演講，1919—1920》（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出版。（其餘講座的英文回譯稿並未出版，需向該校另行訂購始可參閱。）

3.

杜威當年的演講雖然多，並且也以「五大演講」著名，但是其中有兩個長期講座的影響力最大。

其中，一個是杜威在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講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1919年9月20日起，每週六下午4點演講，持續至隔年3月）；另一個是他在北京西單手帕胡同教育部會場講「教育哲學」（1919年9月21日起，每週日上午9點演講，持續至隔年2月）。

兩個系列的講座各講了16場，合計32場。

夏威夷大學版本所收的，就是這兩個講座。而那本義大利文版，則只收了「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講座，所以只有16場的內容。

知道這些輪廓後，我決定我們要出的版本就和夏威夷大學一樣，收錄這兩個最重要的講座，總共32場演講，這也是這次《杜威的三十二堂課》書名的由來。

只收這兩個講座，還有一個原因。

雖然今天杜威演講留下的最「完整」的紀錄是中文稿件，但歷經百年時間一再翻印之後，坊間許多版本難免有舛錯遺漏之處。夏威夷大學的版本雖然是從中文「回譯」，但我相信他們在回譯過程中一定做了許多考證。有這個英文版本對照，應該可以對中文版本進行一些精細的查證。換句話說，呈現最忠實的中文譯本。

後來證明，這麼做是值得的。

杜威的演講，有胡適、蔣夢麟等人擔任口譯。這兩個講座，均為胡適口譯。胡適口譯之精彩，這裡就不多說。

口譯之外，現場另有人做筆記。但筆記者有不同版本的差異。

以「教育哲學」講座來說，當年只有《晨報》連載、出版之紀錄，筆記人為「伏廬」，即孫伏園。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講座則有兩個版本。一是《晨報》於1920年8月出版成書的版本，文前註明由「毋忘」（本名未能確認）記錄前4講，伏廬記錄後續12講，最後由伏廬統一校訂修改。

一是《新青年》於1919年12月至1920年9月刊載的版本，連載前附有胡適引言，依據各篇文前標示，12月至2月刊行的前9講由高一涵筆記，3月起所載的後7講由孫伏園所記。

夏威夷大學編譯團隊比較了「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這兩版譯稿，認為《新青年》版高一涵的前9講記錄詳細，且筆調接近杜威當時的風格，故以該版作為翻譯基礎。

參照以上的根據，我們這個版本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部份，前9講就沒有用目前市面上較多的《晨報》版本，而改採用《新青年》版本。後7講孫伏園的記錄，我們比對《新青年》、《晨報》兩個版本，差異甚小。但是遇到不同、有疑義之處，我們就查閱江勇振教授發現的英文演講筆記殘稿校訂，筆記殘稿中無紀錄者，則參考夏威夷大學編譯團隊的詮釋。

總之，我們盡最大努力，希望能使這32堂課更接近杜威演講、胡適口譯的「原音重現」。

4.

《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是我在這段探索過程中另一個發現。

杜威和他夫人從去日本期間，就寄信回美國給子女，持續到去中國。

他們到上海的那天是4月30日，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前夕，而家書裡收納5月到7月的信，正記錄了五四的高潮。

這些家書像是他們寫給孩子的遊記，也像是他們自己的日記。最可貴的是，他們記錄了一百年前遠東變化最急劇的兩個國家的第一手資料，也提供了他們的觀察。

在杜威全集的中期卷裡，他有一些文章對當時中日兩國提出許多非常尖銳、深刻的比較。那種分析的精準令人嘆服。

在《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裡，則雖然沒有這些嚴肅的文章，但是不時可以看到他們從日常生活的體驗裡，就能歸納出許多睿智又犀利的觀點。

看看他怎麼比較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欺騙。

「（日本）大談門戶開放政策之餘，將中國境內的多數門戶緊閉，同時私自藏起打開門戶的鑰匙」；「中國人跟日本人不太一樣，不會欺騙外國人，他們是一直拖延時間，欺騙自己、欺騙彼此」。

這些遊記似的書信，其實也正是今天中文世界的讀者所需要的。不但能透過杜威知道五四期間學生所做的事情，其經過，更重要的是能夠體會當時中國社會的情況，明白那是個什麼環境促動了五四的爆發。

政治人物、文化人、販夫走卒、不同家庭的生活派場、餐飲、市場買賣，都在哲學家目光如炬、下筆輕鬆的描述中，生動如在眼前。

譬如這一段：

中國人有點吵（還說不上喧鬧惱人）、親切熱情、有點邋遢——大體而言頗有人情味。⋯⋯最驚人的是，許多勞動者看起來都非常聰明機靈，甚至有書卷氣，比如飯店侍者和接待人員便是如此。招呼我們的侍者帶了點陰柔的氣質，舉止極其優雅，可能是個詩人。我還注意到今天跟我講過話的教師之中，好幾個都散發著巴黎拉丁區那種藝術家的氣息。

5.

正因為《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和《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這兩本書都有助於讀者重回當時的情境，可以從「原音」體會那個時代，以及產生五四運動的環境，所以有關五四本身到底該出版什麼，也就清楚了。

五四運動的能量當然是巨大的。各方詮釋，歷百年而不止。但也因為如此，我想應該有一本書，不必再聽任何他人的詮釋，而讓讀者直接看到、聽到一些關鍵的當事者自己怎麼說，從他們不同立場的主張和辯論中體會當時的風起雲湧。

這樣，也許可以讓我們反而比較方便、直接地體會當時連杜威都感受到那麼大的衝擊能量，到底從何而來。

有了這個想法，我就設法聯絡陳平原教授。他是研究五四的專家，以前編《經典3.0》系列的時候和他合作過，是編這本書的不二人選。

雖然時間很趕，陳教授爽快地答應，和季劍青教授一起主編了《五四讀本》，最後選了31位重要關鍵人物的50篇文章。這些文章「以立論為主，不選文學作品」，「不僅按慣例選 錄論戰中截然對立的雙方，更考慮運動的各相關方，力圖呈現歷史的側面與背面」，「不以人物或主題分類，所選文章一律按發表時間排列，以便呈現犬牙交錯的對話狀態」。

除了有些文章篇幅實在太長，採取節錄方式之外，既不刪改，也不做注，只提供作者簡介，陳教授說這樣對普通讀者是個值得的挑戰，而我則相信我們在做的就是重新分享「原音」。

6.

在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裡，5月13日那封信記載了學生的抗爭經過之後，有這麼一段話：

其實，學生最常提出的疑問是：「我們一心對長久和平與國際關係的希望，全都已在巴黎破滅，說明了強權即是公理，且強國會犧牲弱國換取自身利益。既然如此，難道中國不該將軍國主義納入教育制度嗎？」

杜威在這裡結束這封信，沒有任何回應或評語。

他當然不會。因為他對教育所有的信念，都寫在《民主與教育》這本書裡。他相信教育在民主社會裡有特別的意義，也相信民主社會因為教育才能達成。

《民主與教育》是杜威在1916年的作品，早於他來華之前3年。杜威在一百多年前寫的這本書，不只是西方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他在當時所點出的教育、學習、政治、社會、個人的盲點和解方，直到今天仍然力道不減。

我們在2006年出版過中文版《民主與教育》，這次在五四百年也是杜威來華百年紀念之際，再新出一版。

某種程度上，《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可以說是《民主與教育》的簡要版、入門版。讀過《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再讀《民主與教育》，可以對杜威的思想有更深刻的了解；讀過《民主與教育》再讀《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可以有歸納扼要的方便。

讀《民主與教育》，可以感覺他那種觀念、理論、體系的細密，渾然一體、無懈可擊的厲害。好像看到一位武林高手，舉手投足，每一個動作都散發真氣，讓人屏息靜氣。

讀《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則像是看到這位高手溫煦近人，委婉和氣地講解、示範，懾人的真氣化為清新的春風。但是拿春風和真氣相比，又發現兩者完全是一脈相承、本質沒有任何差異。

可以想像，在一百年前，杜威面對著中國的聽眾，解釋社會、國家、政府、政治、法律、個人、民主、哲學、教育；要講清楚這些觀念和領域在西方歷史上的演變脈絡，還要不時拿中國的情況來舉例比較，並且就現實環境還提出建議，那是和他寫作其他理論巨著是完全不同的途徑，卻又一體成型。

也正因為如此，杜威是真的令人佩服。太厲害了。

杜威展示了一個人對知識、觀念、行為可以有多麼舉重若輕的融合。他在五四當時為什麼會造成那麼大震動，不難理解。

7.

那麼，最後我們來談談為什麼杜威的思想，即使在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對台灣的我們，以及全世界的人都是警鐘長鳴。

是因為他對民主和教育的信念，正好對照出此刻我們遭遇困境的根源。

杜威認為人類社會所有衝突的根源都是一群人的利益和另一群人的利益發生衝突。而回顧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在追求「發展共同生活」。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可以相互往來、相互溝通、產生關係、發生影響。如果能「發展共同生活」，就比較可能事先化解衝突；有衝突時也比較可能溝通。

所以杜威認為的「民主」是這樣的：「一個社會若能妥善安排所有成員平等地參與全體的共同利益，並且在與其他群體互動中彈性地調整制度，就可以算是民主的。」

這麼看的話，就知道過了一百年之後今天的台灣，即使我們早已經是華人世界民主化的代表，但其實離「民主」的距離還多麼遙遠；而世界上許多其他「民主」歷史更悠久的國家之陷入泥淖，也莫不是因為日漸背離了杜威所揭示的「民主」社會的原則。

至於其他社會雖然也都重視教育，但民主社會為什麼又特別需要重視呢？因為民主社會的「教育模式必須能使人們自己就對社會互動關係產生興趣，也使人們的思維習慣能夠帶來社會的改變，卻不至於引起混亂失序。」

也因為如此，所以杜威相信教育不該另設目標，學生當下的共同生活經驗、溝通經驗就是教育。

杜威指出：「人們往往強調教育是為了遙遠的未來在做準備，也使教與學的工作趨於機械化與盲從」，結果，「新型工業在興起，舊的工業也有革命性的劇變。如果為了得到效率而受教育，效率的模式又定得太確切，結果就會落空。」（《民主與教育》）

杜威說的是百年前的社會所呈現的問題，但說他是針對我們今天處境而說的，也毫不為過。

今天如果我遇到杜威，最想問他的是，對他下面所說的這段話，有什麼補充：

倘有人問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使社會將來有條理秩序的進化？我的答案是利用正當的有功效的輿論機關，就是採集研究、記載、判斷、解說、傳播，都是正確的。輿論能夠做到如此，在社會進化上自佔一個重要地位。因為國民所依靠的，只是事業的光明，倘能給他們正確的事實，他的反應，自然靠得住。倘或瞞住了、捏造了、變換了，那裏會有正當的反應呢?所以民治的國家，宣傳事業的機關是狠重要的。

今天雖然太多民主國家的媒體是在讓社會進化的路程倒退，但是如杜威所說：「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所以我也相信，即使沒機會聽到他當面的答覆，大家從他的書裡、演講裡還是可以找到解方的。

8.

以上，就是我在五四，以及杜威來華一百週年的時刻，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原音」構想。

感謝Grazia Gotti在去年和我分享她閱讀杜威演講集的熱情，讓我開始了一段探索。

也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相關檔案與資訊，以及江勇振教授、嘉義大學王清思教授、陳平原及季劍青教授等人的協助與參與，還有編輯雅涵的執行，讓這個分享的構想成真。●

	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作者：約翰・杜威, 愛麗絲・C・杜威（John Dewey, Alice C. Dewey） 譯者：林紋沛, 黃逸涵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五四讀本：掀起時代巨浪的五十篇文章 編者：陳平原, 季劍青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民主與教育：教育對民主社會的特別意義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作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 譯者：薛絢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胡適口譯，百年前演講精華 John Dewey’s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作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 譯者：胡適 出版：網路與書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