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說來，《內心活動》各篇章，是在2000至2005年間寫成，並在2007年，經柯慈重理後，方集成此書。絕大多數篇章，最初，都是為了《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半月刊而作，彼時，柯慈有意識地，迴避讓自己因身分政治之故，而被看待為是南非文學的當然權威，因此，他主要評論非南非文學作品。

成書框架，原則上即循此邏輯，以柯慈涉獵最深的歐洲現代小說，做為主評述標的。另一方面，在寫作各篇章時，柯慈對文學理論的關注明確減弱，更有興趣的，毋寧是對文學作品做歷史深描。也可以說：柯慈想藉《內心活動》，修復文學創作者們，各自的創作歷程。

這種將創作者與作品履歷，重新擺在學術理論之前的倫理設想，彷彿是為了答覆書中所引，小說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對文學前輩瓦爾澤（Robert Walser）的痛惜之詞：卡內蒂自問，「在那些把自己悠閒、安穩、死氣沉沉的平庸學院生涯，建築在這位曾活在悲慘和絕望中之作家（瓦爾澤）的生涯上的人士當中，可有一個感到羞恥？」柯慈顯然有所自覺，於是卸下文學教授身分，嘗試以上述倫理設想，揭明「可見的歷史力量」，與文學創作者之內心本真的向來衝突。而這種衝突，柯慈在個人實履的文學生涯裡，也曾一再經驗。

也於是，《內心活動》更全面接續的，毋寧是柯慈一切文學實踐，所開啟的對話性——如我們已知，這種以個人文學詮釋，「具實無盡近鄰話語」的書寫意圖，所嘗試對答的，不僅是柯慈對書中文學創作者的共感，也是柯慈自己，對個人文學想像的再次深解。

這是一個獨屬於文學創作者的文論領域。簡單說，一如柯慈在書中曾做出的解讀：如果小說家舒爾茨（Bruno Schulz），因對卡夫卡（Franz Kafka）的小說情有獨鍾，而不由得想藉個人詮解，「使卡夫卡變成舒爾茨這個名字存在前的舒爾茨」，那麼，做為文學創作者，柯慈對創作者的深解與共感，也體現在他想將他們，變成柯慈存在前的柯慈，而予以深切銘記。

更簡單說：《內心活動》裡一切的解讀話語，必將歸返向柯慈個人的文學信念，並再次開放。而無論我們憑藉對柯慈的哪種理解，取徑解讀《內心活動》，我猜想，《內心活動》前七個篇章——即從斯維沃（Italo Svevo）到馬努伊（Sandor Marai）的分析——仍將是最重要的核心組成部分。

在這組生於19世紀末的歐洲現代小說家群像中，柯慈為我們具體呈現的，是當古典的神聖羅馬—奧匈帝國瓦解、現代國族國家的年代全面來臨之際，立足國權洪泛地之人，所面臨的「原地流放」，或離散實況：「國家們」往往不請自來，並反覆再來，於是，有人一生在原鄉數易國籍，有人驟然發覺，自己已不具資格，去擁有任何國籍。

柯慈對「羅馬」之終結的實境考察。就此而言，除了如文學研究者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已在本書英文版原序中指出的，卡夫卡是這組群像的共同索引之外，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亦是這7位作家的重要連繫者。卡夫卡，既因「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寂寞與共鳴，也因其作品，「似乎以濃縮的形式，概括了這7位作家花更多篇幅去探討的諸多激情和苦難」。

弗洛依德，則不因其精神分析學說，而是因他個人，對那相對寬容地對待異質的古典年代懷抱鄉愁，立志，要「繼續靠它（奧匈帝國）的軀幹活下去」；也因他，以柯慈所言的進步資產階級之超國族文化認同立場，嘗試判讀歐洲文明危機——由此，弗洛依德成為這組群像的同行者。

卡夫卡「不可能用德語寫作，但又不得不用德語寫作」的矛盾，在《內心活動》中，由詩人策蘭（Paul Celan）伸延到二戰其後。在〈保羅．策蘭和他的譯者〉這一篇章，柯慈示範對他而言，對創作者及作品履歷的解讀，可以達到如何的深度。柯慈極完整地為我們復原，策蘭做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如何一生在德語認同中痛苦掙扎，且為何始終抗拒著，人們想「把他恢復成一個把大屠殺變成某種更高的東西——詩歌——的詩人」之企圖。透過柯慈分析，我們得以理解，對這樣一位創作者的「或曰命運」而言，最奇特的也許是：對他的誤解或不解，正是他的詩歌，得以被轉譯與傳世的前提。

做為策蘭對照，也做為對歐洲文明危機的二戰後判讀，柯慈分析了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寫作。以一名德國作家的身分，格拉斯嘗試在後納粹時代，重新尋索「一個容納所有人的民族歷史」。這裡的「所有人」，包括無法正當悼念納粹親者的遺族。這種集體禁抑，對集體未來存在著危險性，只因「如果根深蒂固的激情被壓制，它們就會以難以預料的新面目在別處出現」。

延異個體激情與國族記憶間的衝突命題，《內心活動》後半的英美文學作者群解讀，可以〈沃爾特．惠特曼〉和〈威廉．福克納與其傳記作者〉等兩個篇章為重點所在。對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而言，衝突體現為國家利益與個人愛欲的扞格：國家傾向將愛欲「崇高化」，這是說，要求個人以「國家」，做為最高（如果不是唯一）的愛欲對象。柯慈精準釐清，惠特曼詩歌意在「使現有關於親密關係的分類法毫無用武之地」，由此，重新追求一種「根植於愛欲本能」的民主精神。

對小說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而言，衝突則體現為國家現代化進程，與文學現代性的相逆：文學現代性，留挽現代化進程中的傷與廢。於是，對柯慈而言，福克納小說人物的深刻性，是在他們選擇「承受一種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卻步的命運」。

複查「作家的生涯」及其「命運」，柯慈以對戈迪默、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及奈波爾（V. S. Naipaul）等三位小說家的文本解讀，做為本書壓卷部分。對柯慈個人而言，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戈迪默文本——全書中，他唯一專論的南非文學作品。

以持平且明澈的分析，柯慈讚揚在南非非民主化年代，戈迪默以個人寫作，「對公正的追求」；同時，也代為辯證對她而言，「為一個民族寫作——為他們而寫和代他們寫，以及被他們讀——意味著什麼」。這一篇章，柯慈作於2003年，亦可視為是在近20年後，柯慈對戈迪默書評的，一個公開且公正的回應。這是說：文學有文學自身的多重義理，共同面向那一「特定歷史情境」，戈迪默的校對，與柯慈的試誤，不見得決然相悖。

從「流放—離散」，到國族履歷；從個體激情，到集體聲言。柯慈如此，將一種私我親緣的「內心活動」，深研、複陳，並開放向一整個20世紀的重要文學命題。本書因此，是一次十分珍罕的書寫實踐。其實，有一些年了，對做為讀者的我而言，在任何時刻讀《內心活動》，都使我猶願鄭重看待文學的平寧，或者，更願意平寧待見，文學本然的鄭重。這是此書，與一切柯慈書寫，對我而言，最簡潔的意義所在。

——摘自〈J. M. 柯慈及其試誤〉，《內心活動：柯慈文學評論集》，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