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裡，作家陳思宏見到眾人，一臉驚訝問道：「我沒遲到吧？為什麼大家都到了，是發生什麼事？」座位上，編採團隊旁已坐定的作家鍾文音露出親切微笑：「因為要迎接你啊。」

陳思宏長居德國柏林，去（2020）年摘下第44屆金鼎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百萬大獎的《鬼地方》，場景出現柏林、基爾和波羅的海小鎮Laboe；新書《佛羅里達變形記》則設定在美國南方，都是他親身踏足之處。

鍾文音更是早已遊遍世界五大洲，並將尼泊爾、印度、俄國、越南河內、巴黎、印度等地的遊歷寫入作品。新作《溝：故事未了，黃昏已來》將曾經遠遊的世界版圖凝縮，透過光陰之筆勾勒出一幅幅先行者的地圖。

同樣具備豐富異國經驗的鍾文音與陳思宏，曾因駐村計畫在德國交會，儼然專業在地嚮導的陳思宏，帶著鍾文音暢遊柏林。二人近期相繼出書，陳思宏為赴2021台北國際書展座談而返台短居，Openbook趁此機會邀請二人敘舊對談。從出走到放手，歸來到書寫，咫尺亦是天涯，寫作者是如何思量距離與移動？本文為對談菁華。

▉出走是要迎著風的

「我覺得自己的人生就像玄奘大師，他的領路人是菩薩，那我的領路人就是愛情，為了所愛之人，踏上那塊你從未想過會在人生中出現的板塊。」1995年，鍾文音赴紐約視覺藝術聯盟習畫，儘管大學時代曾出國旅遊，但她認定這才是自己的第一次出走：「我很害怕留在島嶼會變成鬼魂，因為當時的感情快令我窒息。」

除了想逃離理不斷剪還亂的情感關係，心底也還是有夢。如果玄奘西行的動機是為尋找原典，鍾文音則是出走取經。「當時的台灣沒有藝術可以滋養我，一直覺得很匱乏，所以我選擇去紐約學畫，藝術與文學就是我的引路人。」

陳思宏心有戚戚附和：「失戀就想去遠方啊！這很有效，超有效的。」他坦承自己於1999年初訪柏林，出走動機也是因為失戀。「當你離開一個自己以為很巨大的環境，到遠方後，它真的會變得很渺小。」

鍾文音悠悠回說：「（旅行）是止痛劑。」

如果失戀是出走的點火石，閱讀則為陳思宏早早種下了火苗。「我們這代很多人的動機之一就是鍾文音，她就是我們出走的原點。」三毛、龍應台、鄭華娟、鍾文音等用書寫記錄異國的女作家，是陳思宏對出走最早的幻想。「對我們這種喜歡文學的人來講，閱讀她們的作品是一個很大的出走動力。我會想像自己如果也去紐約學畫，如果我跟三毛去撒哈拉沙漠，如果我到海德堡去墜入情網……我覺得她們是先鋒，替我們開了很多道路。」

「出走」或許是島民的宿命。陳思宏說：「任何一個來自島嶼的人，例如鄰近國家香港、新加坡、日本，大家都想要出走、逃離。」鍾文音也認為，這或許是來自海洋的召喚。

對於鍾文音所說「受困的窒息感」，陳思宏深有感觸。「我完全可以想像『困在一個地方的感覺』。在台灣、在彰化永靖時，我真的很希望能透過文字，抵達你們所到過的那些地方。文學是我們對這個世界很大的想像。」

為何是柏林？千禧年前，陳思宏打定主意去一個語言完全不通，菜單、路標都看不懂，全然陌生的國度，而1999年的柏林就如他所嚮往的，餐廳連英文菜單都沒有。陳思宏曾即興胡亂點餐，「點完之後服務生眉頭緊皺，看著我的表情很複雜，結果端上來的是熱騰騰的Pizza和一杯冷的牛奶，很噁心啊。」

談及出走的各種緣分與際遇，鍾文音分享自己曾在土耳其搭便車，陳思宏聽了震驚得倒吸一口氣：「你竟敢搭上陌生人的便車！」鍾文音稱自己當時一路步行，體力不支又找不到旅館，看見一台外觀嶄新的車，直覺判斷「應該是好人」便上車了，所幸車主也十分紳士地安全送她到旅館。「我有過幾次經驗是陌生人的慈悲救了我，但也是有很多不是那麼愉快的陌生人經驗，像我上次去柏林手機就被偷了……」

陳思宏聽得入迷，一邊嘖嘖稱奇：「用車子的外表來判斷是不是好人，是否不太OK？」他不忘提醒女性單獨出遊的危險，告誡大家不要看了歐美影集，就以為當地治安很好。他切身體認到性別差異的存在：「我自己是生理男性，落單的話宇宙是不會理我的，但一個女性在異國落單，就會『發生事情』，而且有很高概率不是美好的事。」

「我覺得『作家出國』是很重要的，我們與大家一樣是平凡無奇的人類，我們需要故事。」陳思宏肯定出國對寫作的助益，2015年文化部和柏林文學基金會合作，鍾文音便是當時駐柏林的台灣作家之一，同行的還有郝譽翔與賀景濱。賀景濱依據此駐村經驗，以柏林為敘事場景，交出獲得2020年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的長篇小說《我們幹過的蠢事》，異地經驗對作家的影響可見一斑。

陳思宏也曾獲邀前往美國墨西哥州聖塔菲（Santa Fe）駐村，只不過他婉拒了。他挑高眉頭質疑，為何作家駐村的地點都如此荒涼，半開玩笑地埋怨：「我來自一個鬼地方，不想再前往一個鬼地方。」

陳思宏心中的夢幻駐村名單是巴黎西帖國際藝術中心（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位處聖保羅藝術村（Village St. Paul）旁，傍著塞納河，對巴黎人來說也是超級無敵夢幻的地方。無奈此處僅有藝術家符合申請資格，無法以作家身分申請。陳思宏感嘆：「我需要看到很多人類與文明，才能想像毀滅。在一個已經末日場景的地方，我很難重建文明。」

創作橫跨文學、攝影、繪畫的鍾文音，也被陳思宏對西帖的嚮往打動，迸出感慨：「如果是巴黎，我可以考慮再度出走喔。」

▉異國是訓練，書寫需要在場

藉由國際作家駐村計畫，鍾文音去過的遠方除了柏林之外，還有愛荷華、聖塔菲、香港等異國外地。從都市到沙漠，喧囂到寂寥，儘管遊歷與見聞日廣，她在異國卻不太能寫作，當下只能留下一些碎片的靈光。

「當我耳邊聽到的是異語時，會比較難想像角色，所以在他方寫的都是跟外國人有關。我的書寫很需要『在地』、『現場』，異國經驗只是加厚我們對在地、現場的訓練，但這不是我的重心，也不是我的書寫主角。故事可以發生在國外，但主角不會是Michael或是William。」鍾文音說。

「我的寫作必須回到中文世界，食字獸才不會變形。」鍾文音稱自己非常需要語言的「聽見」。長期浸潤在異國裡，在國外聽到的異語與自己的母語衝撞之後，母語會隨之變形。她坦承過去自己的中文較多變形的字詞，並不是「很純正」，也不一定好讀，但近期回國長住後，回到住民語言狀態，語言漸趨白話，新作短篇小說集《溝》也刻意地白話一些。

陳思宏強調親臨小說場景很重要：「我只敢寫我去過的地方。」然而對他來說，書寫是需要距離的。他自陳很難「在當下寫當下」，唯有物理距離拉開了，才能成就寫作者的心理餘裕。《鬼地方》有部分內容確實是有現實根據，但親戚長輩們過度對號入座，讓陳思宏十分困擾。「如果我人在永靖，我就無法放手，因為有太多干擾跟箝制。但當我在柏林，『距離』可以讓我放手。」

為故事進行田野調查時，陳思宏曾回去佛羅里達兩次，「因為我要寫一個距離台灣很遙遠的地方。」他說：「每個去過佛羅里達的人，都會帶回很多很荒謬的故事，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地方：南方、很熱、沒有冬天、還有颶風，很多鱷魚、很多動物，人與動物是重疊的。這個場域對我來說是極度荒謬，所以很適合寫一本荒謬的小說。」

▉帶作家到遠方的作家

無獨有偶，兩人談到《微物之神》與《極樂之邦》作者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溝》收錄的〈後傾城之戀〉提到，女人認識了在地震逃難時只抽走《微物之神》的男子。關於小說中這個設定，鍾文音輕撫黑髮，只神祕地點到為止：「這暗示了這位男詩人的個性。」旋即轉而談起過往的印度行旅：一名男子看到她拿著《微物之神》，便主動攀談說他認識阿蘭達蒂，還承諾會將她帶來與鍾文音見面。鍾文音等待多日，分不清是對阿蘭達蒂的崇拜，或是那位印度男子太過俊帥，就這樣等到了印度雨季。連日的、無縫的雨季，像極《微物之神》的場景，但對方終究是食言了。

同樣崇拜阿蘭達蒂，且曾與她近身接觸的陳思宏聽了大笑擊掌，忍不住讚嘆說：「這就是撩妹的手段啊，要學起來！」

鍾文音透露3月即將推出的最新長篇小說《別送》，這本書寫女孩去異鄉高原的故事，是繼2018年《想你到大海》後，「異鄉人」系列的第二部曲，而這段奇特、宛如夢境般的印度雨季經歷，也將洩入「異鄉人」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佛羅里達變形記》屢屢提及的文學大家海明威，也是陳思宏崇拜的、可以去到遠方的偶像。陳思宏著迷海明威到了瘋狂的程度，他自嘲：「我就是一個會追隨作家腳步的神經病。」為了海明威，他去了義大利西西里島、非洲、巴黎，當然還有新書寫到的海明威故居Key West。

順著景仰推崇的作家話題，兩人轉而聊起大前輩張愛玲。

張愛玲灌溉了陳思宏對遠方的想像，並瞭解身為作家，生活是危險的，生活對作家的折磨，一定會展現在他的書寫上。「她從上海出發，一路顛簸輾轉到了美國，但她在美國的生活十分不順，處於窮困的狀態。」

身為讀者，往往期許作家有更好的作品、繼續攀爬更高的頂峰，超越，然後卓越……然而理解了生活對張愛玲的種種折磨，陳思宏認為必須「原諒作家」。

「身為讀者，我們一定要原諒作家。身為作家，有一天我們一定會遇到這樣的狀況，甚至可能我此刻正在這樣的狀態中，所以我也要原諒我自己——我會交稿，但沒辦法保證一定會怎樣，因為生活的折磨是很可怕的。」

陳思宏對張愛玲極為清簡的死亡感到不可思議，「我後來看到王家衛拍的《花樣年華》，電影中張曼玉一直換旗袍，我覺得那樣子的華麗，才應該是我想像中張愛玲離世的色彩與色調。」他自陳張愛玲那樣綿密、細緻、冷眼觀看世態炎涼，對他影響極大，並斷言：「我們是避不開張愛玲的。」

不料此說立刻遭鍾文音否決：「我反而覺得，我們一定要避開張愛玲。」她認為台灣人營造的女作家色彩，往往是、也僅只是張愛玲一個形象，然而張愛玲的傳奇是可遇不可學的。

1994年鍾文音以〈怨懟街〉獲《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評審指作品中有張愛玲影子，她大感震驚，後來就多向西方文學取經。「因為張愛玲的鬼魂在台灣太久，從她生活的樣子到她的腔調，都影響太深了，所以我盡量避開張派遺緒。」

對於張愛玲晚年接近苦行的生活，陳思宏感嘆：「好好活著真的是很大的課題。我一點都不想當傳奇，我想生活得好好的，可能有很多錢、買豪宅、浪擲生命……而且，我也不覺得一定要苦行才能書寫苦行。」

曾經歷過許多內外糾結的鍾文音也泰然表示，台灣人對作家的想像，受到前一代作家影響太深了，其實能對自己生命交代即可。但旋即她又垂頭自省「……但我們確實也活不好，『活得好』真是太困難了。」

▉瘟疫蔓延時，文學的力量

《佛羅里達變形記》以1991、2020兩個年分交錯敘事。1991那年，陳思宏真的被父母送到美國參加遊學團，當時他也如書中主角們一般，真的和團員策畫要逃離夏令營，只不過沒有真正實行。「所以我這本小說寫的是『如果』（what if）——如果我們當年離開那個遊學團的話，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書中設定2020年，原是因應本書預計的出版時間，豈知寫了8、9萬字，2020年就變成一個壞掉的年分。因為疫情，陳思宏被迫大改小說，「改到要死掉嘛，真的很恐怖。但在修改的過程中，也慢慢覺得還OK啦，因為寫的是『壞掉』這件事情，又剛好寫到一個壞掉的年分，那就這樣吧。」壞掉的現實，完美呼應了《佛羅里達變形記》裡倫常崩解的時空。

同樣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溝》中多篇亦是不可輕忽的故事背景——〈小包袱〉描述疫情讓安養院來客拜訪頻率更加低迷；〈高齡求生〉敘事者遇到以前鄰居阿桑，賣玉蘭花、發傳單的阿桑，因社交距離人人自危而丟了工作；〈外送舊情人〉寫防疫期間，外送員男子碰巧接到舊情人下的單……

延續散文《捨不得不見妳》，鍾文音關照的對象從母親輻射至醫院的照護人員，「我在醫院裡看到太多年輕的孩子在照顧高齡，有的兒女覺得都還沒向父母復仇，就要為雙親把屎把尿，所以我用『溝』，指的是歲月的鴻溝、陰溝。」

「我覺得文學有個重要的任務，是要為那些無法訴說、無聲的人訴說。但我寫這些人，不管過去感情如何，最後都是回到一個人的狀態，因為一個人才是我們人生終極要面對的。一個人的生活處理得越好，越能夠適應各種變動，不論如何都能夠一個人壯闊地活著。」

談及新作所欲傳遞的訊息，陳思宏說，前作《鬼地方》獻給不自由的年代、不自由的人們，《佛羅里達變形記》也承繼了這個主旨。他指出，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度，很多時候，人們都以為自己自由了，但現實仍存在著各種束縛。「我想要講的是，也許到最後，我們都是不自由的人。」

鍾文音則希望將《溝》獻給撐過每個暗夜的洪流大眾。她說：「黑暗率眾星而來，沒有黑暗根本看不到星星，寫作者既能轉化那個黑暗，也幫這些人轉化那個黑暗。」

對談尾聲，兩人笑談下一次要成為暢銷作家，要在大巨蛋開新書發表會，要閃爍足夠強大的光芒，照射到那些黑暗意圖撲過去的角落。在疫情於全球鋪天蓋地的籠罩下，異地遠遊窒礙難行，幸而，文學仍給予眾人想像遠方的力量。兩人的寫作之路綿長，不久亦將再帶度帶回，既是遠方又與本土相關的故事。●

場地協力：厝內與咖啡與綠 TZULAÏ café & green（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137號1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