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閱讀高一生相關資料時，最受到震撼的，便是高一生和「傳統」之間的關係。

《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書中寫到鄒族長者記憶中的高一生，為了改革鄒族室內葬的習俗，曾經帶領青年團團員將族人的墓葬移至戶外，因而引發族人不滿。

日後向省警務處舉發高一生的，不是漢人、外省人，而是傳統部落首長安猛川這個「自己人」。他指控新美農場「曾私藏武器，貯藏巨量食糧，意欲舉發暴動⋯⋯」，成了高一生貪污的罪證材料之一。

在紙面底下的，是一個鄒族青年對故鄉的愛和責求，所帶來的矛盾。

部落中「傳統」和「現代」的糾纏並未停留在此，在《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書中仍然隨處可見。這本書從日常生活採樣，將這個近百年前的課題層析出來，而且怎麼那麼好看啦！

▇山林背後的紙鈔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可以說是原民青年Apyang的返鄉旅程，開篇的〈種回那個時代〉便宣示了繼承傳統的決心。他要讓小米重新在支亞干（Ciyakang）的土地上結穗。然而在當今時代，這樣的旅程會是順遂的嗎？返鄉意味著全然追尋傳統嗎？

文中寫道，耕種這件事情「它不爛漫，根本現實到不行」，或許已經埋下了伏筆。

返鄉，意味著曾經離開又再回來。這樣的離開不只是物理上的，還有語言的斷裂、知識系統的陌生。在學校教育下奮力成長的Apyang，再回頭，已是異鄉人。於是他嘗試撿回母語，直到能流利的用族語爭吵，也重新學習打獵、耕種等等在地知識。

Apyang毫不馬虎的用文字重建部落地景，重新賦予這些地景「太魯閣族意義」。那裡有Yayung Qicing（清水溪）、有Biyi（工寮），有Payi（女性耆老）、Baki（男性耆老）交織出的人際網絡。我們看到的支亞干並不是經過浪漫化的旅行者景致，也不是純然頌揚傳統的讚歌。支亞干被Apyang銳利的雙眼透視，疊合了歷史和他做為原民青年的未來想望。

這個青年有一些任性，還有一些叛逆。他嘗試有機耕作，自有一套理想生活的藍圖，也因此和現狀產生磨擦。或許是得力於學術思考的鍛鍊，Apyang讓我們看見學習、轉化、取捨傳統文化的過程。推動這個過程的，有時是理想，有時是背後作怪的「新台幣」。

大部分時候，新台幣是現代性、經濟和國家的綜合化身。在〈翻土的聲音〉中，Apyang起先聘用翻土王大哥，王大哥喜歡一邊工作一邊喝酒聊天，而且「錢算我（王大哥）的」。在此，王大哥翻轉了僱傭關係，將翻土工作打造成一個具人際交流功能，而又有些隨性的活動。Apyang精確地指出「陪伴聊天才不致於淪落僅是數算新台幣的難堪」，但他又因為王大哥無法守時、如期完成工作，而改找客家人鍾大哥。

〈部落水公司〉中則展現了部落自有的「新台幣流動方式」。自來水委員會幹部負責挨家挨戶發送水費通知單，即使網路、手機已滲入部落之中，仍然如此收取水費。幾次Apyang嘗試改革卻遭遇挫折，才了解到白紙象徵的制度運作，也變成了部落的傳統。

〈山蘇〉展現了新台幣的兩面性，尤其精彩。山蘇原本是山林常見的植物，是太魯閣族獵人入山食用的野菜。在當今卻因為極具「新台幣」優勢，成為部落的經濟作物。種植山蘇需要密集勞力，傳統的換工制度因而重回到了部落，新台幣在這裡似乎是傳統推手。而當Apyang想要追尋傳統，詢問部落阿姨怎麼烹調山蘇時，得來的回答卻是「我沒有吃過山蘇，山蘇是拿來賣的。」

新台幣以山林鳥獸做為凝聚國家意識的圖像，但新台幣和山林的關係是什麼？它帶來的是怎樣的現代化力量？傳統怎樣在當今社會中存續？《我長在打開的樹洞》讓我們看見其中一種樣貌。

▇如何有地自住

讓Apyang對故鄉頗有微詞、卻又有所盼望的，還有不同身分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哀家攻投〉，我們看到選舉時Apyang兩面不是人。部落選舉仰賴人際關係，投票往往是投個人情。Apyang身為被選舉人的「兒子」，理應支持自己的父親，這卻與他的「公民」身分有所衝突。在父親談及選舉的同時，Apyang上樓和「室友」組裝書櫃，在大的「家」當中再打造一個「家」。

這樣的打造，表面上看似是逃避，卻也是一種抵抗。《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中常有打造的動作，打造田園、打造雞寮，是散文集的核心之一。

男同志在交友軟體上，常常問「自住嗎？有地嗎？」自住或有地對男同志極其重要，意味著一個不受家庭干擾的自在空間。若是約到自住有地者，一方面可以省下旅館的費用，一方面免除可能的異樣眼光。

在過去討論中被看重的《孽子》，其中關於原始人阿雄的描寫，總是以漢人眼光特寫原住民少男肉體。 也許受現實和文化斷裂所限，同志如何有地，後來才漸漸被書寫。最近的《山地話／珊蒂化》讓我們看見原住民如何在城市裡山地和珊蒂，《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則讓我們看見傳統鬆動和對話的可能。

開啟對話的第一步，便是「過自己這關」。〈你那填滿Bhring的槍射向我〉表現了自我對人際間一舉一動的解讀，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造成情緒波動。Apyang擅長捕捉這種微壓力（minor stressors），這類壓力長時期滴水穿石，可以造成不容小覷的內傷。但是，這種「關」只有少數需要過，這便是最根本的不平等所在。

不過，這中間並非沒有縫隙可斡旋。我們可以看到為同性伴侶祝福的〈愛的豬肉轉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的〈告白河壩〉。促成這種包容和變遷的，有一大部分來自部落文化的彈性。在〈愛的豬肉轉圈圈〉，族人對外來的文化符號（彩虹旗）不見得瞭解，卻在一場殺豬的儀式中完成同性結婚式。

部落性別文化的線索，在其他細節也可以挖掘得到。例如「可以背獵物的感覺真的好爽，可以幫忙的感覺才像個男人」、「心裡熱切盼望能成為會狩獵的男人」。這類性別的位置，透過部落文化的傳承，也成了Apyang的一部份。

然而，部落文化也有和自我認同抵觸之處。〈Tminum Yaku．編織．我〉中，Apyang被告誡男人不可碰觸織布機，但他卻心嚮往之。後來他卻跨越了這樣的gaya（禁忌），成了織布的人。Apyang抓住了這樣的高峰時刻，讓人不禁懷抱希望，這可以是原住民同志邁向自住有地的其中一種方式。

▇同樣一件事，一百年後的意義大不相同

像我這樣一個Teywan（平地人），跟隨Apyang回鄉，是一趟旅行，也是一場太魯閣族文化的補課。反同團體論述中時常出現「我也有同志朋友」作為開場，然而，在牽涉原民議題上，我們卻都很難說出「我也有個太魯閣族朋友」。不得不承認，即使有學校教育，我對原民文化的了解程度僅止於幼幼班等級。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中對部落當今的生活方式，有傾慕、有責求，無論從什麼面向描繪，滿滿的都是支亞干，都是對故鄉的愛。

書中文化傳承的過程和反思，也能讓其他族群作為參考。同樣一個迎媽祖，在賴和的〈鬥鬧熱〉中看起來是需要革新的習俗，當今卻是台灣文化的標誌之一。是什麼造成這兩者的差別？在追求主體性的同時，如何繼承、如何再塑造文化？Apyang已經把實作心得都放在那裡了。

然而，卻有些課題一百年後的我們仍須面對。書中雖未明言，但仍可以見到「殖民現代性」的幽靈。能將這樣若有似無的幽靈書寫出來，不自溺、不虛無，踏踏實實以身體考察，以思考應對，是Apyang這本非虛構書寫作品的成功之一。

另外，Apyang以羅馬字書寫母語，這樣的書寫並不是華文文學可以框架的了。在這部分我偏向樂觀，我們雖然無法讓時間倒流回到本土語言興盛的時期，我相信在作者和讀者的不斷互動下，本土語言在出版市場仍保有成長空間。至少閱讀後，我學會了太魯閣族語Tama（父親）和Bubu（母親）。

近幾年，我更加體會到追尋「台灣主體文化」所需的努力。過去被切斷的文化要有人找回來重新消化；過去來不及瞭解的，需要花心力。《台北家族，違章女生》曾因為台語的「番」一詞引發討論，作者發現語詞中的脈絡後即時作出修正，這的確也是台語文化有待調整的地方。在將來的族群互動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更多像《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的書寫，來豐富台灣文學這個巨大的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