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有個著名比諭：缺乏哲學思考，就如同自小被鐵鏈鎖在昏暗洞穴中，只能看見影子在石壁上扭動。這時，人類會以為世界僅有牆壁，自己是牆壁上的黑色投影。可是如果某天，有個人掙脫鎖鏈，跑出洞穴看見藍天白日，也看見自己飽滿身體，那麼當他回到洞穴，必定會興奮告訴同伴，世界有顏色、有厚度，並非牆壁上的影子──可是其他「不懂哲學」，或者說從未離開洞穴的居民並不相信，甚至威脅要殺死這名異端。

已出版30週年的經典漫畫《V怪客》，就透過拆解極權國家謊言，去「重現」了柏拉圖的洞穴。當書中主角艾薇因「叛國」被拷打、被剃光頭髮、被宣判「拖到化學倉庫後面槍斃」之後，她發現整場審判只是錄音機和塑膠假人的舞台場景，兩個月「黑牢」則是精神導師V自導自演、極度逼真的一齣「戲」，被最相信的人欺騙，艾薇陷入了崩潰。

但「哲學家」V卻理直氣壯。他的解釋如此殘酷：「所有罪犯都被狹窄囚籠、沉重鎖鏈、不公判決壓的駝背變型……我沒有把你關進監牢。我只是讓你看見了鐵柵欄」、「你在牢籠中出生。你在牢籠中待了太久，不再相信外頭還有其他世界」。V懇切地說：「快樂就是一座監牢，艾薇。快樂是世界上最隱密無法察覺的監牢。」

▇連鬼才都無法駕馭的怪才

《V怪客》的編劇艾倫．摩爾（Alan Moore），是歐美漫畫的一代宗師。摩爾思想恢弘、博學多才，信手拈來盡是莎翁、尼采、榮格的經典段落，其創作每每迴盪著今日的政治危機和哲學辯論。而其敘事的憂鬱詩意，更可以上追希臘悲劇──軟弱而充滿缺陷的個體，在末日時鐘倒數、反烏托邦夕日的絕望中，仍願意堅持人性底線。

摩爾多部作品，都留下深遠影響。比如二戰後本是青少年讀物的蝙蝠俠漫畫，原本角色扁平，但經過了他的《蝙蝠俠：致命玩笑》（Batman: The Killing Joke），高壇市的英雄惡棍「獲得」存在主義荒謬與童年心理創傷，到了今日系列電影叫好叫座，摩爾的改造居功厥偉。《守護者》（Watchmen）更不用說，該作在美學上是超級英雄漫畫的高山絕壁，美國霸權和超級英雄一同遭逢禿頂陽痿等中年危機，他們放棄理想主義，委身於資本或國家，同時該作還交織時間悖論、囚徒困境、自由意志等等元素，更對「世界警察」這個現實存在的「美國超人」提出最尖銳批判。

至於早期代表作《V怪客》，在導演華卓斯基姐妹（The Wachowskis）的電影改編後，主角V臉上「蓋伊．福克斯面具」、多句台詞如「人民不該害怕政府，政府應該害怕人民」成為全球流傳的符號，不管在阿拉伯之春、黃背心運動、佔領華爾街、香港雨傘革命，都成為反抗精神的正字標記。

不過，摩爾的作品，豈有那麼容易被大眾文化工業收編。對摩爾的鐵桿粉絲來說，電影版《V怪客》不無媚俗之處。因為電影刪除關鍵角色、過於著重武打動作，也簡化了反派複雜人格（漫畫中，「領袖」對超級電腦「命運」有接近信仰般的愛意，是偏執扭曲的理想主義者）。連好萊塢鬼才華氏姐妹，都無法在大銀幕上輕易駕馭本書，可說《V怪客》的真正精神，還得回到原著探詢。

細讀這部漫畫，電影強調「人民覺醒、大眾革命」恐怕多少是一種誤讀。因為反抗國家極權其實非常孤獨，V唯一「同夥」，是偶然救下的流鶯艾薇，哪來什麼人民跟大眾？通常我們說到「革命」，概念上是指政治結構在短暫時間內的根本重塑，然而原著卻很少觸及政治過程，反而是一次「內在審判」──自認無垢無辜的平凡人，要如何去認清漠然與旁觀所造就的「平庸之惡」？

▇只有「虛構」才能喚醒「真實」

且讓我們先從角色功能來解讀這部漫畫──不妨把從集中營倖存的V，看作試圖保存歷史真相的政治受難者，那麼，艾薇就是對往日邪惡不明究理的年輕世代。這是當代許多告別威權的後進民主國家都得經歷的「轉型正義」問題，到底要如何去召喚那些，滿足於今日和諧幸福，對不可原諒的歷史錯誤沒有任何感覺的廣大群眾？漫畫版《V怪客》本質上是一個從政治冷感通向深刻啟蒙的故事。

若依照這個觀點，就需要去思考，漫畫中兩個重要角色，平民艾薇還有任職「鼻部」的芬奇探長，他們各自的「轉變」是如何達成。

艾薇從一個膽怯懦弱的少女，最後戴上福克斯面具，自願接棒死去的V，那是經過了極為艱苦的內心鬥爭。故事中，艾薇一度離開V的藏身處，回歸有甜蜜戀愛、有熱鬧夜總會的日常生活，這時卻被秘密警察再次「逮捕」。在昏暗監獄裡，她被虐待刑求、被疲勞訊問，身心遭強烈摧殘。就在這時，她收到了「隔壁獄友」寫在衛生紙上的信件。獄友自稱瓦蕾莉，她是女同志，當過電影明星，但隨著英國快速法西斯化，瓦蕾莉被控腐化年輕女性，深愛的靈魂伴侶也在刑求中屈打成招，因此內疚自殺。

僅管瓦蕾莉遭遇如此悲慘，但在信中她鼓勵艾薇，不要放棄心靈「最後一寸」，仍然要相信人性，仍然要親吻其他人類同伴。艾薇被這封信徹底感動了，於是，她拒絕在審判官安排好上的自白書簽名。她咬牙說：「我寧願死在化學倉庫後面」──突然一個熟悉聲音響起：「那就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威脅你了，是吧？你自由了。」

原來這場黑牢完全是V的設計，一切只發生在那個彷彿劇院的V的藏身處。不過，瓦蕾莉的信件並非憑空捏造，那是當年V關押在集中營的親身經歷。然而和艾薇過去一樣，多數自溺於日常小確幸的英國國民，卻從來不願意去「記起」極權統治所引起的無數慘劇。所以V自導自演，安排了一齣強迫艾薇深掘良知的逼真戲劇。

作為對照組，年齡較長、效忠黨國的芬奇探長為了追捕V，也為了給情婦報仇，依照各種線索找到了廢棄的集中營（該場景參考現實德國集中營作畫）。芬奇隱隱知道情婦被V獵殺，與過去她在集中營的作為有關。但那些「作為」是什麼？芬奇自稱沒有頭緒，自稱不知情。

所以，芬奇服下違禁取得的迷幻藥物，他才看到了「幻覺」。他首先想起曾經的英國，異見者、同志和有色人種都可以過著幸福普通生活，但在「單一民族、單一國家、單一意志」的法西斯政黨掌權後，「異類」被送進集中營，被串在鐵絲上，無數屍體在焚化爐中燃燒。

「看見」往事的芬奇流淚問自己，如果早知道會發生這些事，自己還會入黨嗎？（不幸的是，會！）

於是芬奇承認，迷幻藥物只會放大記憶，不會無中生有──如果他真的對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一無所知，這些幻象怎會栩栩如生？沒錯，芬奇並不無辜，他跟所有默許集權體制的人一樣，雙手都染滿血腥，他們對淨化屠殺一直都知情同意。在藥品催化下，芬奇終於理解了自己的道德責任，此時他高舉雙手做出V字，並高喊「我自由了」。在漫畫結尾，法西斯餘黨想要糾合部眾鎮壓反抗群眾，但芬奇冷漠離去，決定不再繼續擔任獨裁者走狗。

漫畫中這兩段非常精彩的「自我救贖」，都來自於一種「虛構」，無論虛構的根源是做戲或是藥物。《V怪客》提出了倫理學上真正深刻的問題：浮淺的政治正確，其實很難感召大眾（正如台灣民眾對這幾年轉型正義工程的淡漠）。納粹很壞、獨裁很壞，沒人不知道，不過多數人也不會對「很壞」這樣的字面描述有特別感受──然而艾薇與芬奇卻經過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虛構」，這種虛構幫助她們真正地回到了過去，所以她們才得以在黑牢中閱讀受難者的絕筆、在集中營裡目擊種族屠殺與人體實驗惡行。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喚起一種深刻的「歷史記憶」，因循苟且的我們，通常沒有契機去反省人類在集權體制下的沉默或縱容。

▇「公共戲劇」才能推動歷史變革

《V怪客》引用不少莎翁台詞，沒有看戲習慣的台灣讀者，多把莎士比亞當成「文學」來讀，但我們要知道，它們原本是戲劇作品。與其他敘事文類如小說漫畫甚至電影都不同，劇場的特性是身歷其境，讓觀者在最大程度上「參與」、「進入」一處特定場景，這是閱讀文字所無法比擬的體驗。「戲劇」正是本書的關鍵隱喻。

這也是為什麼，V所發動的「革命」，其實都是面向公共領域的「表演」。故事開始時，V炸掉中央刑事法院、然後佔領電視台、又在故事結束時暴破國會大廈，這些地點都有其「象徵」意義。攻占並且重新詮釋被統治者意識型態所壟斷的象徵物，或說將旁觀者轉為政治議題的在場者，那就是促成人心開始騷動的文化條件。細看V的藏身處，有化妝鏡、舞廳燈、鋼琴和點唱機──這裡是壯麗歌劇的「後台」。V始終在策畫一場足以顛覆現狀的公眾大戲。

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指出，劇場與公共生活密切相關，近代以來，歐洲都市居民透過觀賞劇院表演，學習到適宜的「公開形象」、意識到他人目光之後進行「自我展演」。政治學家Charles Tilly更說，歷史上所發生的政權交替，都需要從傳統或文化的蘊藏中取得指導社會變革步驟的「腳本」，也就是一套宣傳主張、交流意見、形成訴求，從而能夠聚集群眾再到發起衝突的「集體行動該如何進行」之草稿。

所以《V怪客》的第二卷標題叫做〈惡毒的卡巴萊〉，所謂卡巴萊（Cabaret），是一種用餐時觀賞的，同時具有喜劇、歌曲、舞蹈等元素的歐洲戲劇。在第二卷開頭，V一邊彈奏鋼琴，一邊吟唱自己的計畫。仔細看畫面細節，V的身旁就是監控螢幕，無論是黨國高層內部的勾心鬥角、艾薇沉迷於藏身處中的違禁電影、芬奇警長對於當前秩序的不以為然、領袖對於超級電腦「命運」的無條件服從……都在V的嚴密監視中，他正在依照這些行動者的弱點來譜寫一則足以顛覆結構平衡的精密劇本。這幾個角色接下來果然成為提線木偶，按照劇本發生大小衝突，從而加速了法西斯英國的裂解。

當然我們要承認，為了追求出實質的正義，V同時也放棄了程序正義。革命不是請客吃飯，V對集中營參與者動用私刑、袖手旁觀艾薇男友被腐敗警察殺害、為了「啟迪民智」而綁架監禁平民，當然還包括他侵入遍佈全國的監視裝置……如果在民主法治的社會，這些過激行為本身便是犯罪。不過這個故事需要矯枉過正，人將權利讓渡給政府的「社會契約」既然已經被獨裁體系摧毀，那麼沒有道德只餘強權的英國就需要全新律法。顯然，V認為這一過程無法免於暴力與憎恨（V看似彬彬有禮，但復仇意志無比熱烈）。

但這也是為什麼，V的「革命」，在漫畫中被具象為骨牌效應。這種把戲的原理是，每一張倒下骨牌的動能，都要足夠推動下一張骨牌。所以V安排了交纏的因果懸絲，逐漸公開被隱藏的歷史真相、動搖參與者共謀者的信念、挑戰統治者的權威，然後在最後一刻給予暴發和碰撞的空隙。

這裡要說的也許是，正義從來不懂得自我揭露，反而需要「真相委員會」、「轉型正義推動者」的精心安排，甚至是「過度詮釋」。正因為對於渴望安逸的大眾來說，去意識到統治者的橫暴、自己附庸苟且的軟弱、被犧牲者的巨大痛苦之類議題未免太過沉重，所以V精心安排了一齣史詩級爆料，強迫不願睜眼的人看見「真實」如此汙穢。

▇轉型正義並非廉價寬恕

儘管牴觸善良風俗，但V很早就對「觀眾」辯解了自己的獨特正義觀。V曾經帶著艾薇來到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在此演出一場對空氣說話的獨幕劇。他面對正義女神雕像，嚴正地控訴她的不貞、她與國家暴力暗通款曲。然後V承認自己已經移情別戀，如今深愛的是「無政府主義」。

不過V沒有說的是，「正義」這個概念，本來就有「報復」含義。現代西方法律的奠基者《漢摩拉比法典》，很早就明文規定「你若毀壞他人眼睛，自己的眼睛也要受損」，而V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信徒，他不相信公權力，也不相信國家組織可以比人類良知更好地來行使審判，所以，故事中V自行起訴跟處決那些曾經參與集中營的責任者。

《V怪客》共有近40章節，所有章節標題都以字母V開頭。摩爾運用一個輕巧文字遊戲來回答漫畫根本問題：所謂「V」字到底代表甚麼？V是暴力（Violence）是毒液（Venom）；是價值（Values）也是幻覺（The Vision）；是審判（The Verdict）更是復仇（Vengeance）。這就要回到英文書名，V for Vendetta，V字意謂血海深仇。所有的V都是復仇的V，復仇恰好是正義概念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

這種素樸而原始的正義觀，當然連繫於古典希臘悲劇。V非常類似反抗宙斯的普羅米修斯、違逆神諭的伊底帕斯，即便命運如此不公，他們仍然展現不屈的自由意志。如此壯闊的「復仇」啊，通向死滅卻留諸永恆。

然而「復仇」並非只有暴力懲罰，實現正義所不可或缺的是，責任者發自內心的懺悔。在那些必須為「英國法西斯化」、「種族滅絕集中營」負責的角色裡，只有芬奇探長的情婦、曾在集中營進行人體實驗的迪莉亞醫師，在審判臨頭時坦白認罪。

故事中V逐一殺害那些參與過集中營的官員，迪莉亞就已經明白自己在劫難逃。當V現身床頭的一刻，她說自己不再害怕，反而「感到解脫」。她多年來把集中營裡受試者的尖叫哭喊藏在心中，她甚至懷疑，自己當時是否隱隱感到愉悅？所以迪莉亞沒有反抗，只有一個要求：「我可以再看看你的臉嗎？」，然後她沒有抵抗交出性命。V的臉孔在當年集中營大火中被徹底燒毀，所以想必迪莉亞在醜陋五官上，看見的是自身過錯、還有復仇女神的剛毅公正。

至於迪莉亞是否得到寬恕？我們不必把原諒窄化為赦免。雖然V確實用毒物注射取走其性命，但迪莉亞也是所有加害者中，唯一在平靜安詳中死去的一位。無論如何，私刑正義在此得到了最有力的背書──加害者的認錯、悔過，以及試圖補償的努力（雖然枉死的生命、被奪走的人生，永遠不可能得到補償）。

身為一位作品內總是充滿道德哲學思考的藝術家，摩爾透過《V怪客》表達的想法並不「政治正確」，甚至徘徊於善惡的懸崖邊。關於革命，摩爾談的不是歷史和社會條件，而是革命的倫理和心理條件。而關於正義，摩爾認可的也不是當代流行的修復式正義（以平復衝突為目標），反而是古老的應報式正義（以回應罪責為目標）。

而促成這一切得以可能的，正是V在公共領域中，帶有暴力色彩卻直擊人心的悲愴道德劇。摩爾的想法或許是，所有的「革命」，都得起源於人的認知轉換、起源於對陳規流俗的徹底反思，因為只有人本身願意改變，才是社會變革的絕對前提。《V怪客》的繪畫者大衛．洛伊德（David Lloyd），他在本書的序言同樣意味深長。洛伊德寫道，某個晚上，當他坐在勞工階級酒吧中點了一杯啤酒，然而老闆卻把談論納粹的新聞轉台，換成低俗笑鬧綜藝節目──沒有錯，最沉重堅實的枷鎖往往來自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也許因為生活太苦太澀，最下層被壓迫者常常對現實、歷史、政治顯出事不關己的冷淡。

如何讓習慣了現狀、習慣了體制的人，看見今日承平社會下頭白骨煢煢的慘酷地基？或者用柏拉圖的問法，哲學如何讓人看見世界的真實樣態？《V怪客》提出的答案是一場能夠革新靈魂、喚醒記憶的盛大悲劇，就如同艾薇與芬奇，他們願意把蒼白的自己浸入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旁觀或者遺忘。當然「直面邪惡」會是巨大心靈負擔，然而也因此，真理才得以去搖撼被習以為常所掩蓋的猙獰體制。且讓我們再次引述V的箴言：「快樂就是一座監牢，艾薇。快樂是世界上最隱密無法察覺的監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