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V.S.奈波爾（V. S. Naipaul）在《蕾中蠕蟲》（The Worm in the Bud）這篇文章裡，頗為深情地寫了詩人德瑞克．渥克特（Derek Walcott）。他回憶說，上中學時，傳來鄰近小島上一位詩人自費出版了一本詩集的「大事」。《詩二十五首》，一部處女作，印製得很粗糙，奈波爾卻將之珍存了很多年。

那是二戰後不久，一九四零年代，南美州這些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小島，不僅處於經濟的貧困狀態，文學也是貧困的。但是，這些小島上出生的孩子，接受的卻是英文教育。從文化和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那是一種世界語文；從精神受薰陶的基礎教育而言，那是一種自由世界的語文，沒有經過意識形態病毒的感染。因而，南美小島上像奈波爾這樣的，印度契約勞工的後裔，或者像渥克特這種黑白混血兒，從智識啟蒙的最初，就通過精神臍帶般的英文，和一個超出他們出生地的廣闊世界連在了一起。

十年後，受到宗主國獎學金培養的奈波爾，從牛津大學畢業，然後像學徒工一樣，在倫敦，為媒體撰寫書評，雖然報酬很低，卻也開啟了一個作家的文學生涯。他在一次重返特立尼達的省親之旅中，與在當地報社擔任編輯、同樣生活暗淡的渥克特見面。但是，文學支撐著他們的生活，那個廣闊的英文世界裡，公平競爭的規則、充分的言論自由、智識生活的豐盈和種種的福利，支撐著他們的生活，同時也支撐著他們一生不輟的辛苦寫作。

二十多年後，渥克特去了美國的一所大學任教，而奈波爾，接受出版商和新聞雜誌社的委託，孤身遠旅亞洲、非洲和美洲，在小說創作之餘，寫出了一系列介乎旅行文學、新聞報導和人類學研究之間的著作。他開創了一種非虛構寫作的新風格。又過了二十年，兩人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兩隻花蕾中的蠕蟲，終於羽化成蝶。

II

奈波爾對渥克特的回憶，牽扯起我自己少年時代的文學往事。

那是一九九零年代初期，中國西部的一個貧困縣城，我在上中學。我們這些蠑螈般而非蕾中蠕蟲一樣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也是國家最偏遠地區的孩子，說著一種混雜了漢語、蒙古語和突厥語的古怪的語言。從小學到中學，給我們上課的老師，絶大部分人也是說著這種與課本上的標準漢語相去甚遠的語言。相較於世界上的其他語文，這是漢語文最為獨特之處：語和文相分離。

我們沒有義務教育。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就有一批人被淘汰。沒有考上初中的孩子，也才十一、二歲，成了社會的「棄兒」，跟著父母在地裡幹農活，到了十四、五歲，就結婚生育，從而重複千百年來一代又一代農奴般知識矇昧、遭受重重盤剝的人生。種族隔離式的戶籍制度和各種各樣歧視性的法律，猶如篦子，一層層篦除我們這些蠑螈般的農村人，阻止我們進入城市。

騎著自行車走過一段十五公里的土路，跨過三道河流，然後再走三十五公里柏油路，去縣城第二中學上學，那是我們人生中進入「世界」的第一段旅程。夏天的暴雨，冬天的飛雪，都是我們的身體必須在路上承受的打擊。與一九五零年從殖民地小島特立尼達前往英國就學的奈波爾不同，我們沒有這個十八歲印度裔少年的浪漫——乘坐飛機，飛到美國紐約，再乘郵輪，抵達倫敦。象徵著自由的天空和大海離我們非常遙遠。我們面對的只有監牢般連綿不絶的荒涼大山。

幸運的是，我在中學裡遇見了一位詩人，成為我的語文老師。他把我寫作的詩歌和散文推薦給了全國發行的《語文報》。連續發表作品，讓我有了一種「少年天才」的竊喜，感到文學就像一種命定的志業。

高二時，語文老師被調去省城，成了一家文學雜誌社的編輯。在我們那個金字塔式的等差-區隔社會裡，若是沒有某種特殊的背景和關係，一個人很難完成這種跨地區、跨職業的人生飛躍。而且，與民主國家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新聞和教育行業，全都屬於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我的這位語文老師，卻是憑靠他那種風花雪月和才子佳人式的詩歌才華（一種簡單卻又傳統的抒情文學），然後輔以某種善於鑽營的詭詐，實現了人生的飛躍。

很快，他又利用自己的共產黨員身分，獲得主編的職位。他不再寫詩，而是寫起了書法，作為送人的禮品，就像一種俗氣的土特產。作為某種級別的官僚，他有了專車和司機。等到擁有這些權勢，他就可以對那位比他資歷更老，卻成了他下屬的女編輯，進行長期的性騷擾。這個傳聞令我震驚——想不到曾經受我敬仰的詩人和語文老師，竟然窩藏著如此猥瑣的人格。

少年時代留在我記憶中那個頭上帶著光環的詩人形象，就此徹底坍塌。我在這位語文老師的身上看到，生活在那樣一種社會裡，真正的文學才華和善良正義的品格，並不能讓一個人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詭詐的天賦，讓靈魂徹底墮落，才是成功的關鍵。

縣城裡，還有一位詩人，無論人品、才華和思想，遠在我的語文老師之上，卻沒有獲得這種人生飛躍的機會。甚至，他的文學理想，也逐漸被縣城裡的平庸生活慢慢湮沒。這位詩人，當時是縣城第一中學的歷史老師，他為自己取了一個筆名：杞伯。

我永遠記得這個名字。印刷在報刊上，一首首署在這個名字之下的詩歌，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甚至還在專門的筆記本上抄寫過。我記得他寫一個在大地上漫遊的人走到夜晚來臨時，說「星星的羽毛落下來」。我記得他用通感的修辭，寫《聽河》，說「河，聽著聽著就遠了／像時間的小青蟲」。他寫《北大荒記憶的眼睛》，發出箴言般的感嘆：「是人終將被偷獵/是原野終將被殖民」。這些意象非常獨特，而且還有一種哲學般的深刻。

和年輕的渥克特一樣，在我們那個常被沙塵暴襲擊的縣城裡，杞伯也出版了一本詩集，卻沒有像在特立尼達女王中學那樣引起「新聞」般的效應。這是一次「非法出版」。出版社牢牢地控制在黨的手裡。除了「槍桿子」，還有「筆桿子」，乃是黨永不放棄的兩件祕密武器，前者用於維護極權統治和屠殺反抗者，後者用於編織一千遍又一千遍的謊言。因而，在這樣一個沒有出版自由的社會裡，對於那位偏遠縣城裡無權無勢的中學老師，那位沒有詭詐天賦的、真誠的「小」詩人，那位曾在省城的大學裡，對自己與生俱來的小農意識完成了一次獨立人格改造的知識分子，為了實現一個多年的文學之夢，也就只能自費出版一本詩集了。

詩集名為《浪跡在你的底層上》，雖然很薄，卻是毫無刪改。他向我抱怨說：文學雜誌的編輯經常刪改他的詩歌。連詩歌都被懷疑藏有敏感／反動的詞語和句子，可見這個國家的政治控制嚴苛到何種病態的程度，而在這樣的文化和政治環境裡，人的心靈怎能自由？杞伯的這本詩集，或許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向這個世界，呈現出完整而又自由的心靈。

III

受困在極權主義官僚體制之內的詩人杞伯，他的世界是封閉的。他不能擁有更加廣闊世界的體驗。不能去大都市生活，不能去國外旅行；雖然居住在少數族裔交錯雜居的邊疆地區，他卻只在漢人中交往，從而不能理解種族仇恨和歷史傷痕，譬如圖博人的自焚抗議，譬如維吾爾族穆斯林遭受的、如同種族隔離一般的「再教育營」大拘禁；而漢語，他所掌握的唯一一種語文，卻是被官僚機構層層審查過的語文，滲透著意識形態的毒汁，因而很容易就會扼殺人的思考力。

他不能像渥克特那樣面對整個英文世界的讀者發言，這需要才情、智慧和獨特的人生閲歷。他的讀者侷限在小縣城裡的小文人中間，回饋而來的，也就只能是膚淺的讚美，而不是深刻的批評。因而，年輕時代那種完整與自由的心靈，也就會逐漸蒙塵，破碎。

一種越來越陳舊的智識生活，最後讓詩人再也找不到可以思考和表達的主題。雖然極權主義彷如PM2.5嚴重超標的霧霾，無時不在智識的天空下，他卻沒有勇氣激發起蘇聯時代的布羅茨基或是波蘭詩人米沃什那樣的勇氣，去面對這個最為殘酷，也是最為熟悉的主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主題的喪失，標誌著一個詩人或作家藝術生命的終結。這種藝術生命早已死亡的命運，並不是單單降臨在杞伯的身上，而是降臨在許許多多中國詩人和作家的身上，因為遠東大陸的每一個漢語寫作者，包括我，都有可能是僻遠西部縣城裡的杞伯。

IV

在閲讀和翻譯渥克特之前，我曾試著翻譯過一首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早年的詩，他對生活小事的簡單沉思，就像日本的茶道或花道，呈現出某種小巧玲瓏的形式，但是形式之後的內容，卻是一片意義虛無的蒼白，譬如，這首寫於一九五零年的《哀愁》（かなしみ）。我試著將其翻譯如下——

蒼茫之海浪濤聲聲的岸邊
是什麼意想不到的東西
似乎是我丟失的

透明往昔的電車站裡
在失物認領處的窗前
我的心中湧起一股濃濃的哀愁

あの青い空の波の音が聞えるあたりに
何かとんでもないおとし物を
僕はしてきてしまったらしい

透明な過去の駅で
遺失物係の前に立ったら
僕は餘計に悲し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與一九四八年拉丁美洲詩人渥克特同樣在十九歲時寫的詩歌相比，谷川俊太郎顯得非常稚嫩，其語言的感知力，其思維的層次，都沒有超過普通文學青年的智識水準。但是，閱讀渥克特的作品，一下子就把我給震住了，請看我翻譯的這首——

漁夫們搖船回家……

漁夫們搖船回家，暮色裡
毫不在意他們穿過的那片寂靜。
既然我害怕溺水，怎能再奢求
你們有力的手給我夕陽和安全。
而夜晚，那古老謊言的催生者
被守望駝峰般山丘的星星假裝看不見，
肯定也聽不見遠遠消逝的言談，因為時間知道
大海苦澀而狡猾，知道愛情會升上牆壁。
可是別人，如今看我闢程向外
航向比任何愛情的言辭都要殘酷的
大海，應能看到我啟航遠渡時內心的平靜，
看到我在古董般的騙局裡分出新水。
確信能夠安全地攀上郵輪，
傾聽支支船槳小小的絮語落向星星。

具象到每一個生活細節的情境裡，滿是隱喻的意思和通感的修辭。如果說谷川君的詩歌是一種單次元感官小抒情的話，那麼，渥克特則是在刺穿歷史—宗教—文化—社會的多維度空間。他不會像東方詩人那樣去抒情（抒情是智識欠缺的表現），而是像個物理學家那樣，去研究自己和世界。

於是，結合最近翻譯傑克．倫敦年輕時代的小說時，所感受到的那種語言穿透心靈的震撼，我又一次向自己悄聲說：哦，原來，天才的智慧是不受年齡限制的。及至翻譯渥克特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本詩集《青春墓誌銘：十二詩章》的時候，我在這首史詩般的長詩裡，在那綿密的意象和怪異的英文單詞裡，一再迷失。

首先是詞語的海洋，讓我想到詩人的大腦該有多麼壯闊，其次是思想，讓我這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感到理解力的超載。渥克特不是像谷川俊太郎那樣，在詩歌中排列詞語，而是給每一個詞語賦予生命，像上帝對著泥做的亞當吹了一口氣，從而讓詞語繁殖詞語，最後在詞語繁衍的歷史中，成就一片茂密的風景，在最細節的考究裡，拓展出最為廣闊的詩意。

渥克特生於南美洲一個非常偏僻的小島：聖盧西亞。在那個文學乃是荒漠的小島上，他從十八、九歲就開始寫詩。他的貧窮的家庭出身，他作為黑白混血兒的身分焦慮，他因幼年喪父而引發的對於死亡的思考，他對外部廣闊世界的嚮往，全都以詩歌的形式，予以表現。

我在翻譯他青年時代的這些詩歌時，恍惚看見了少年時代的我，在中國西部的貧困縣城，憧憬著未來；後來在蘭州上大學，雖然繼續在寫詩，但是，能夠給我詩歌啟蒙的導師，並沒有，或者說，身邊寫詩的人們那種酒後吹牛皮式的詩歌，那種自大狂式的自吹自擂，那種精神疾患般的譫語，甚至傷害了我對詩歌的認知。

渥克特會細緻地研究他所生活的聖盧西亞小島，就像波赫士會向我們呈現一個清晰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樣。這是西方詩歌的一個傳統。反之，你很難在一個中國詩人的作品裡看出他／她所生活的環境，以及環境裡的植被、物候、風土、歷史、歡樂和傷痛，似乎漢語詩歌沒有能力去做科學的研究，只能用來狂想和朦朧地抒情。

V

詩歌，哦，我最近一直在閲讀詩歌。

有一天晚上，我還參與了一個網路在線的王怡牧師詩歌朗誦會。朗讀他的詩歌時，我就一直在想，這位從儒家傳統轉向基督教信仰的詩人，這位放棄大學裡講授法學的職業轉而成為牧師的知識分子，多麼像個初戀的少年，在模仿「雅歌」的一首詩《十二月》裡，那麼激動地向世人宣告他與耶穌基督「神祕的婚戀」：

「只能去迎接，去跪拜／那個馬槽中的嬰孩／在這個季節／把自己投入火中／像一滴被折磨至死的油／或是瀉了一地的水銀」

同時，他又像反抗羅馬征服者的奮銳黨人，那麼勇猛地向極權主義發出挑戰：

「在這個時代／你必須寫一首涉嫌犯罪的詩／一排漢語／可以顛覆一個政權／十四行詩／可以顛覆十四個政權」

這種宗教信仰的激情和政治抗議的勇猛，在遠東大陸，乃是極度的珍稀。他卻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受到九年的牢獄之災。

政治是一回事，宗教是一回事，而詩歌，則應該是另一回事。太政治或是太宗教，都有可能傷害詩歌。那麼，詩歌應該是什麼樣子才好呢？嗯，應該像阿根廷西班牙語詩人波赫士那樣，像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那樣，應該像蘇聯「大肅反」的恐怖時期到處逃亡的曼德爾施塔姆，或是最後被迫流亡西方的布羅茨基那樣，應該像我正在閲讀和翻譯的德瑞克．渥克特那樣，深沉的，複雜的，精確的，形而上的。

總而言之，詩歌是難的，需要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文學技巧。我在翻譯傑克．倫敦那詩歌般的小說時，我在翻譯渥克特時，常常感受到文學語言的難。我試著比較了一下英文版的學者著作，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經驗之種種——人性的探究》，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然後發現，學者的著作是不難的，沒有太過複雜的修辭，因為學者的責任是把問題說清楚。然而，作家和詩人是難的，不受限制的修辭藝術乃是作家和詩人的特權。

難，就像十九歲的渥克特寫於一九四九年的這首詩：《私密旅程》，我讀了一遍又一遍，仍然似懂非懂，好像是在講述他少年時代的貧窮處境，講述他與富有的白人少年之間的生活差距。他不能去球場上和白人少年一起踢足球，不能下海與白人少年一起游泳。在妒忌與仇恨的情緒過後，他感覺到基督式的愛：

「而愛情來臨，如它該做的那樣，破碎了它所關聯的心靈／是變成我們至高的欣悅和最深的痛苦／教給我們遠比我們想要從中得到自由／卻並未得到的，哲學思想所教導的，還要多。」

奈波爾在他那篇講述渥克特的文章〈蕾中蠕蟲〉裡，就說他經常讀不懂渥克特的詩，雖然奈波爾在牛津大學受過嚴格的文學訓練，通讀過莎士比亞的詩歌。奈波爾覺得讀懂了，並且讚歎過的一句詩：「太陽的銅幣貼上我的臉頰」，我也讚歎，因為小時候在西北高原放羊時，我的兩腮被太陽曬得又黑又紅，就像一枚「太陽的銅幣」，但我一直沒有找到如此恰當的比喻，來描述自己的臉頰，也沒能像渥克特這樣，很早就找到真理之道和信仰的源泉，來認識自己。直到中年流亡日本，當我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我才試著面對自己的罪，面對自己的暴戾和怨恨，試著在耶穌基督的愛裡，尋求懺悔、饒恕與和解。

青年時代剛剛開始寫詩的渥克特，就已經顯得如此複雜，如此深刻，真是令人驚奇，感覺二十一世紀人到中年的我（更別提青少年時代那個信仰荒蕪、精神矇昧的文學青年了），以及我所認識的漢語詩人，與一九四九年的渥克特，隔著一段遙遠的距離。而我知道，詩歌的距離，其實就是文明的距離。●

清見蒼心
原名柴春芽，流亡日本，定住奈良，1975年出生於甘肅隴西一個偏遠農村，1999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政治法律系；先後任《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和《中國新聞週刊》攝影記者以及鳳凰網主筆；曾在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已在臺灣和大陸出版文學著作十部，代表作有：《西藏流浪記》、《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你見過央金的翅膀嗎》、《創意寫作的七堂課》和《邊境線——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翻譯過豪爾赫．波赫斯詩選和《傑克．倫敦作品集》（四卷．待出版）；導演獨立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和《異邦之地》。

獲獎經歷：

• 第32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評審團最佳提名獎
• 第9屆中國獨立影像展「首作獎」
• 第2屆漢密爾頓幕後英雄盛典「最具突破精神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