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臺灣的哲學出版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美國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於2012年旋風訪臺，他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長期高踞暢銷書排行榜，同時期，白取春彥的《超譯尼采》系列更是橫掃臺灣書市，兩者將哲學的社會關注度拉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從整體的帳面來看，臺灣過去10年的哲學出版市場，似乎一直維持相當的熱度，每年平均有330本的「哲學概念書籍」出版（去年高達442本，是歷史新高）。

這波哲學出版的熱潮，除了受到明星光環的加持外，臺灣教育大環境的劇烈轉型也是重要的推力。長期以來，臺灣填鴨式的國民教育模式，早已激起體制內外的改革聲浪，法國知名的高中哲學會考（不分文理，高三畢業生都必須參加）每年的題目一公布，都會引起人們欽慕式的驚嘆，更使人們意識到改變臺灣既有課程規畫的必要。隨著教育部新課綱的變革，哲學的批判思辨成為大家琅琅上口的關鍵字，哲學的元素也逐漸融入教學的現場，甚至進入了高中的必修課程。從體制外到體制內，哲學成為無所不在的符碼。

然而，當我們談論哲學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在這一片蓬勃發展的表象下，臺灣哲學出版的真相是：平均每年300多本的出版品中，有將近1/5是掛著哲學的名號、實質上卻是淺談人生哲理的心理勵志書，非學術性的宗教書籍也占了1/5，大概只有3/5的出版品可以勉強稱得上是哲學出版品，而且多數都是重新出版的中外經典、教科書以及外來的翻譯書，真正由本地研究者原創的哲學新書（包括學術與哲普書籍）幾乎不到總體1/10，大約只有30本。原創新書的稀少，映照出的是欠缺原生內容、速食與附庸風雅的臺灣哲學出版市場的真實面貌。

臺灣哲學出版市場「外強中乾」的困境，很大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出版市場的需求面與供給面的錯配（mismatch）。從市場的需求面來說，一般讀者渴求的是哲學提供的新視野與深層分析。所謂的新視野，是指哲學有時能提出不同於常人看世界的方法，並且能提出超脫慣習的新問題。例如，莊子與笛卡兒都提出了對於「我們是否活在虛幻的夢境」的懷疑與猜想，這些思考多少啟發了當代對於「這個世界是否是個模擬世界（simulation）」的探究。

而深層分析則是能超越事物表象，從中挖掘更豐富與更多層次的意義。舉例來說，美國哲學家努斯邦（Martha Nussbaum）在談論憤怒時，會深入憤怒的不同類型與結構，進一步探討轉化憤怒的可能，並且分析它與宗教、政治與法律的密切關聯。畢竟，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哲學理論的嚴密與文獻探討的完備（這些是哲學專業研究者才在意的面向），重要的是「我們能拿哲學來做什麼」。

從供給面來說，現今臺灣哲學界的主要寫作場域是專業的期刊論文，而不是專書，更不是寫給一般讀者的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或大眾哲學（popular philosophy）。然而，這個現象並非傳統使然，而是20多年來臺灣高教升遷制度的副作用。

過往的臺灣哲學界前輩們勤於筆耕，熱衷於與一般讀者對話，並介入現實，無論是日治時期以啟蒙開化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到戰後活躍於臺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們，都是如此。然而，困囿於日益嚴密的科研體制裡，現今的學者反而得背向世界，棲身在自己的學術斗室裡琢磨一個人的武林。隨著哲學發展越來越分殊化與專業化，哲學的公共性格與實踐性格也就日益淡薄。當專業的哲學寫作者逐漸淡出大眾出版市場時，滿足一般讀者對愛智的渴望的，自然就是越來越多的非哲學、類哲學，甚至是反哲學的書籍。

在這個大環境之下，《做哲學》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這本書的作者群都是在自身專業領域具代表性的學者，涵蓋了道德哲學、美學、情感哲學、智慧與人工智慧，到女性主義與中國哲學的領域，這些深入淺出的文章，都是她／他們多年專業研究實力的厚積薄發之作。有這麼多學者願意投入公共哲學的寫作，是非常重要的示範與嘗試。

這本書以「做哲學」（doing philosophy）為名，自然是展現它面向世界、介入現實的基本態度。長期以來，學界有所謂「扶手椅哲學」（armchair philosophy）的說法，意指一種純粹仰賴沉思而不仰賴經驗實證的哲學，但它其實也是一個嘲笑哲學家脫離塵世、罔顧現實的譏名。本書主編古秀鈴教授在全書引言裡說得很清楚，「做」哲學與「讀」哲學不同。「做」哲學的人，不只是冷冰冰的觀察者，而是去掌握理論背後的一種對生命與智慧的追求。所以，哲學不只是沉思的，也是面向世界的。

令人驚豔的是，這本書是以問題導向的方法書寫，透過層層疊加問題、步步引領反思，帶領讀者深入複雜的思想迷宮，並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破解路徑。從全書架構、專業度到書寫風格，本書都會是臺灣公共哲學與大眾哲學的重要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