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三合院出生、長大的小孩，童年時家中的閱讀資源極有限，記得小四有一天，在報社當印刷工的大堂哥帶回兩本書皮黑黑、髒汙破損的《中國民間故事》上下兩冊回來，雖然不太喜歡這髒髒的封皮，但我還是被裡面的虎姑婆、太陽和北風這些短篇故事給吸引了。沒什麼書可讀的我，經常翻閱字典，讀字典也讀得津津有味。直到小六，有次看見讀高職的大姊捧著一本書看到入迷，我問：「姊，你在讀什麼？」姊回說在讀三毛。我問：「讀完可以借我嗎？」姊說好。於是我開始了怦然心動的課外書人生。

再下一次又問大姊讀什麼、讀完借我，那是小說《未央歌》，也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熬夜不睡覺讀的書。國中一年級，我第一次懂了成語「廢寢忘食」的意思。國二時，二姊已經上高中，她有一本《鄭愁予詩集》，我好奇借來，一讀迷上了，抄寫、背誦，體會到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滋味，跟著達達的馬蹄入夢中。

國中課業我應付得過去，每星期都要往租書店跑，瓊瑤小說讀了不少，也經常到郵局劃撥「五小」出版社的散文和小說，以致去郵局領書時，行員認得我了，看見我又來便叫出我的名字、對著我微笑。國中三年，跟幾個要好的同學經常交換小說讀，就是把自己看過的、喜歡的借給對方，這就帶有一點推薦的意思。當然也不會忘記在書裡夾進紙條或抄寫了詩詞的信。不知是否這緣故，閱讀和書寫對我來說不是苦差，而是發自內心渴望的事。

到了高中，生活的畫面從彩色變黑白，對台北適應不良的我，因為太苦悶、太孤獨，「閱讀」這位老友予我陪伴，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翻譯小說變成我的床邊讀物，每次快讀完時都覺得好不捨。漸漸的，也有了較相熟的同學，依然是交換小說，互相推薦。

我常覺得，在社區大學混了二十幾年，帶領不同世代、職業、主題的讀書會、寫作課，如今已經五十好幾的我，所做的跟十幾歲時沒兩樣，依然是抱著分享私房寶貝的心情，選書、聊書，邀請課堂裡的大家一起穿梭紙頁和人生，進行著深度群聊。

據說心理師在執業前必須有足夠的尋求諮商的經驗，同樣的，我想，身為讀書會的帶領人一定也要參加過讀書會，體驗過那是何等滋味吧！關於我的讀書會人生，故事要從1989年說起。

1989年我大學畢業，6月中旬就到「婦女新知」報到上班，我的職稱是「雜誌主編」，但，作為婦運團體（基金會）附屬的刊物，雜誌部門其實只我一人。雖然祕書長和同事們會交辦給我一些需要報導的內容，但這和我在大學時期編刊物總有一群夥伴一起開編輯會議、激盪點子的經驗很不同，我感到像似「一人刊物」的孤單和苦悶。不久後我聯繫婦女新知義工群，邀請她們組成以豐富刊物為目標的定期聚會。

其時，鄭至慧歸來擔任出版部主任，主責書籍出版，也是我的上司。她很尊重也放手讓我摸索雜誌事務，我們常一起聊個沒完，不論是在我們小小的編輯部或附近巷弄麵攤，甚麼都能聊。當時至慧是台大女研社的指導老師，成員常來找她，因此她們有些也參與了編輯部的義工聚會。

聚會裡除了發想刊物內容，我們也會共讀當期主題的研究或文章，因此編輯會議也兼有讀書會的性質。那是我的女性主義思想萌芽和學習期，因經常聯繫、負責報告，有時也到校園社團演講介紹女性主義，從剛開始害羞、臉紅、發抖，不知不覺間我變得比較不害怕了。

之後，「新知」早期的社委、歷史學者成令方從英國回台做論文，我又聽聞介紹聯繫自美歸國的女性主義者丁乃非、王蘋，至此編輯義工小組多了她們。加上好幾個新成立的大學女研社學生加入，大大豐富了雜誌的內容，也讓此小組更轉向讀書會。

後來編輯小組從婦女新知獨立出去，成為「歪角度讀書會」，每兩周固定聚會一次（我們轉移過不少次聚會地點，滿長時間都是圍坐在榻榻米上，至今彷彿還聞得到那味道！），有時讀書、有時看電影討論，持續了三年多，人數從最初7、8人，到歪角度全盛期有次聚會竟超過70人！「歪角度」也幾乎成為「年輕女性主義者」的代名詞，透過讀書會，在知性和感性面給允大學女生滋養，扮演了推動校園女性主義運動的身心補給站。

從1989到1992這３年間，我因職務之便，在歪角度常負責聯繫，但對我造成最根本影響的是讀書會的進行方式：除了每次設定一個主題（例如：母女關係、胖瘦等），選定共讀的文本（書或電影），由成員認領報告，不同於一般讀書會，歪角度延續婦運「意識啟蒙團體」的「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精神，不只讀書，更伴隨個人經驗的分享，在文本與真實間對話、交織。

當時年輕的我全身心投入，從閱讀和討論中受到啟發、擾動、激盪、反思，重新以「性別之眼」看見自身與社會、與他者的關係。此外，讀書會搭配許多創意方式（例如：畫圖、遊戲……）進行，且每次都交流彼此的經驗和看法，從中每個人的經驗都被重視，每個人的感受得到肯定。

歪角度讀書會讓我感覺整個生命彷彿重生、覺醒了一般，而我在讀書會中一次次地訴說，也像是不斷練習發聲和表達，更因而清楚體會到說話對於建立主體有多重要，而話語能夠被理解和接納又是多麼美好！

2003年我重回學院就讀博士班，有次課堂上重讀了「歪角度」時期曾討論過的一篇小論文，學院派的讀法只針對文本條分縷析，完全無涉個人經驗和情感，我大為震驚，心中吶喊：「怎麼會是這樣！」下了課，一個人失魂落魄地在校園裡亂走，想起了歪角度讀書會時期女性主義式的閱讀是如此進入我的靈魂、身體，乃至血液和呼吸……。

1990年代中期，我在《誠品閱讀》雙月刊當編輯，當時的「誠品」對閱讀有各式各樣的延伸，閱讀的不只是讀書，也可以是一幅畫、一張照片、一條街道，甚至一座城市。閱讀變成是一種眼光、一種態度。而彼時，文化明星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造成典範的轉移，閱讀的重點轉向讀者的解讀和延伸，而這正巧又跟台灣的民主化若合符節。

我的青年階段適逢解嚴，媒體、思潮百花齊放，我在婦運裡吸收養分，也受此大環境影響。1999年，當我走進草創期的社區大學，在教室裡面對一群從20出頭到70好幾的學員時，我把備妥的厚厚講義悄悄放下，決心拿出人類學研究生的精神，聆聽來自不同人群的聲音，把好不容易習來的學術語言拋掉，再度經歷翻譯的過程，尋找庶民的語調，並且將我從讀書會學到的互動、對話應用在課堂中。

選擇我感興趣也適合學員、能引起共鳴和討論的文本，然後在課堂中一方面兼顧作品／作者的介紹並穿針引線，讓同學們發表心得、分享經驗，讓課堂裡的共讀變成多聲的對話和交響，這是我期望能做到的。始終是圍成ㄇ字型或是一個圓，意味著每個人的聲音和經驗都是同等要緊，都能得到聆聽和肯定，「讀書會」於我已是一種態度、心法和精神，不侷限於哪一門課了。

我常覺得，好在有閱讀為伴，我的青少年期才避開了憂鬱的風暴。而24、25歲時，「歪角度」予我滋養，讓我親嘗讀書會的曼妙和力量，也影響了我後來的教學。即使如今是中年白了髮絲的「講師」，我依然是那個熱心交換愛書、始終愛聽故事的我啊！●

作者簡介：鄭美里

女書文化出版前主編，社區大學人文學術類講師，帶領社大讀書會和班級閱讀超過一百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