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book閱讀誌攜手台北市文化局的藝文資訊刊物《文化快遞》,推出「閱讀台北二三事」,用4集的節目,介紹發生在台北市的各種藝文大小事,有自由工作者、藝文場館、還有藝文節慶揭密等等。
隨著產業型態的轉變,疫情刺激遠距工作、在家工作的盛行,近年越來越多人成為自由工作者,而在大大小小的藝文活動中,更可以看到許多季節性的活動,並不設置完整的正職員工,而是在特定時間召集人力。本集邀請經常倡議自由工作者權益的沃時文化蔡雨辰與自由工作多年的作家劉揚銘,思考人與工作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平衡?
《文化快遞》自2000年刊行至今,以文化局轄下藝文館舍及辦理的藝文活動為出發點、涵蓋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空間、人物、藝文活動,從不同角度記錄文化臺北,是臺北極具代表性的藝文資訊刊物。在臺北各捷運站點、藝文館所、臺北市立圖書館等都可以免費索取獲得,也可以支付郵資免費訂閱。
【精彩內容摘錄】
➤自由工作者真的自由嗎?
劉揚銘:「自由」是需要學習的,不可能一開始就自由。開始自由工作後,我體會比較深的是,以前不論是求學或上班,其實很少自主決定……
主持人:對,我們都是被決定。
劉揚銘:我們都是。比方說,當員工時,下一期雜誌要做什麼題目,或下一位客戶的要求,老闆都是直接把案子丟來,我們的責任是執行到好。這樣的過程中,其實是沒有學習到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時間做?用什麼的節奏做完?但這些都是當自由工作者必須學習的。
還記得我剛踏入接案的生活時,一開始心情是非常緊張的,完全不知道能不能這樣生存下去,有什麼案子我全都接啊,後來就想說:欸?這樣跟上班時一樣忙欸……
主持人:可能還更忙。
劉揚銘:對,那這樣就沒有離開公司的意義了。上班時,我已經把自己搞砸,以前還可以怪老闆,現在沒有人可以怪,只能怪自己,這就有點可怕了。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工作量到底可以到怎樣的程度,如果量沒辦法這麼多的話,收入夠不夠生存?如果接很多、節奏很趕,感覺還是像加班一樣累。若節奏放慢的話,那收入怎麼辦……
蔡雨辰:那也像「自我認識」的過程:認識「工作」在你的生命中比重為何?在工作裡,你想達到什麼自我實現?跟工作維持怎樣的關係與距離?這都影響後續接案時,你想接怎樣的案子、用怎樣的費用接那些案子,案子除了錢以外,還可以帶來什麼這一類的原則。剛開始時,會一團迷霧,因為我們還在正職工作時,你是受雇嘛,所有的方向、目標都是老闆訂的。
「自由」代表的是,你必須為自己做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何時工作、怎樣的工作、做多少。我覺得我們在學習的是,在台灣現在這個時刻,要用什麼樣的原則、準則做每一項選擇?如果失敗了,怎麼承擔?我可以承擔多少?這都是很重要的。
➤得先在公司上班過,還是可以直接當自由工作者呢?
劉揚銘:有個很知名的商管作家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他比較贊成的是,先有在公司上班的經驗再獨立出來。但我覺得現在時代比較不一樣,互有利弊,我可以分析一下。韓第這樣建議,是因為在正式的企業組織工作過,當你獨立出來成為自由工作者之後,你會比較知道如何跟別人合作。
主持人:比較能夠滿足案主的要求,因為你知道他們的成本結構。
劉揚銘:對的,也比較知道怎麼談價錢。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影評人,他其實沒有在藝文產業工作做過,但他也可以成為影評人。我認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他投入大量的時間看電影,然後開始寫文章,在網路上被注意到,當然他也去學校上了一些課,剛好認識這個行業的人,所以開始找他做一些事情,自然而然地變成一位影評人了,他自己跟我分享,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當個「影評人」。
主持人:所以也沒有所謂的生涯規劃?
劉揚銘:對,但這樣的機遇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自由工作到底需不需要有公司的經驗?有的話,會有一些優勢,沒有的話,有時候我也很羨慕沒有公司體制包袱的人,尤其在這種比較需要靠創意的工作環境。
主持人:組織有時候會造成創意的障礙?
劉揚銘:對,就像我寫文章還保留了我一開始受到訓練的架構,我看到很多作家朋友,他們就沒有這種包袱。
➤寫信看似小事,其實也需要有人手把手教你
蔡雨辰:我認為還是要看工作的性質。的確,如果是純文字工作的話,好像可以不用有組織的經驗。可是如果要接的案子比較偏向行銷類或活動執行這種,還是會需要公司裡的訓練,這是很難在學校裡靠社團經驗學到的。比如大型活動的眉角、執行上的KPI、溝通跟協商等等很基本的工作,再比如,如何代表一間公司寫信跟別人溝通。
主持人:這個很重要。
蔡雨辰:我們可能都收過一些很很莫名其妙的email。這些細節我覺得是絕對不會在學校裡學到,都要真的待過一間公司,有個小主管會告訴你,怎麼跟外面的人溝通,我覺得那是滿重要的、組織裡才學得到的經驗。
➤自由工作者一定得很有紀律嗎?
劉揚銘:我並不是一個非常有紀律的人。
主持人:因為你比較要求品質?
劉揚銘:不是,但大家好像都覺得我是一個很有紀律的人……
蔡雨辰:有欸!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劉揚銘:可能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太沒有紀律了,所以才規定自己有某些工作的規則吧。
蔡雨辰:譬如怎樣的規則?
劉揚銘:比如我每天會記錄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我接每一個案子花了多少時間。因為這樣才能換算這個案子的價值,花了多少時間做,划不划算。
主持人:你是按碼表開始記?
劉揚銘:沒有記到那麼細,我是用「天數」,以工作日來計算,這樣比較輕鬆一點。但每個人的方法不一樣,也有人是用小時來記的。一個案子多少酬勞,我會算大概要花幾天做,規定自己在這個時間內把它做完。
➤理想與現實如何兼顧?
劉揚銘:說俗氣一點,賺錢的案子非要講效率不可;但如果比較偏創意、創作,或者我真的想跟這位朋友一起合作,我不會計較效率。我會有所區別,賺錢歸賺錢,興趣歸興趣,創作就是放在興趣那塊,那方面就會完全放開,我真的想寫到好,不要計較了。
主持人:錢也不計較嗎?
劉揚銘:不計較啊,你都已經把它當作創作或興趣,就不要計較錢了。但錢就要用賺錢的案子賺到足夠。
➤談酬勞仰賴更高明的溝通能力
蔡雨辰:講到報價,我們之前跟朋友或比較年輕的工作者聊時,都會有一些建議,因為談價錢其實需要比較高明的溝通能力。尤其以「稿費」來說,在台灣現在的藝文環境裡,「稿費」這個概念基本上已經落伍了。
主持人:真的嗎?不就是以一次多少錢來算嗎?
蔡雨辰:其實不能這樣算。比如,我今天接了一篇需要5000字篇幅的專題稿,我可能要採訪3個人,就算1個字給我3塊,其實我都覺得不太夠。採訪需要時間,每採訪一個人都要事前做準備,可能要讀過他的書,找歷史資料等等。
其實我們現在是公司嘛,我們可以跟公部門或機構,也就是「甲方」報價時,基本會全部拆開來,讓甲方知道,做出1篇5000字、採訪3人的稿件,要先做研究,那就要有研究費;採訪也需要花時間,如果需要跑到屏東,那一整天都是時間,所以會有採訪費;那車馬費、住宿費也是絕對要的。這樣一個一個累積下來,才會是做這樣工作的費用,而不是只能用稿費計算。
在溝通時,我也碰過一些很好的經驗,也許對方當初開價,真的只用稿費概念計算,可是解釋過後,對方恍然大悟,也會知道真的給太少了,他會再溝通預算。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做不到的,只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把工作說明清楚,為什麼這些東西需要費用、酬勞,這樣就有機會談到更多酬勞。
➤堅持酬勞的底線,比較像是,為了可以在台北生活
蔡雨辰:我們這群人滿常倡議,接案的藝文工作者,大家應該將彼此視為一體,一起在這裡生存,不要用價錢貶低自己。這件事情一個人很難做到,它是一個集體。
主持人:因為貶低別人時,你也糟蹋自己。
蔡雨辰:沒錯,應該一起被這個社會重視。
主持人:這樣會不會形成一種壟斷?
蔡雨辰:這應該比較像「工會」的概念。無論如何,那些酬勞、利潤都很難高到哪裡,而這個底限比較是,我們可以在台北生存吧!
對我來說,拒絕一些比較不合理的預算,以前只會回信說「謝謝」,現在有時候會多嘴(或者雞婆),向對方說明為什麼這個預算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因為希望我們公司出去的東西,可以達到某個水準,所以必須堅持預算的底限,我們會囉嗦、多講一點。●
➤閱讀台北二三事:文化快遞XOpenbook閱讀誌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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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邊,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已回到家,或是在通勤的路上?無論什麼時間、地點,歡迎隨時打開「閱讀隨身聽」。Openbook閱讀誌企畫製作的Podcast節目,由資深編輯及電台主持人吳家恆擔綱主持,每集邀請不同作家、藝文工作者或編輯,以線上廣播的方式,分享彼此的工作與最近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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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快遞》自2000年刊行至今,以文化局轄下藝文館舍及辦理的藝文活動為出發點、涵蓋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電影、空間、人物、藝文活動,從不同角度記錄文化臺北,是臺北極具代表性的藝文資訊刊物。在臺北各捷運站點、藝文館所、臺北市立圖書館等都可以免費索取獲得,也可以支付郵資免費訂閱。
【精彩內容摘錄】
➤自由工作者真的自由嗎?
劉揚銘:「自由」是需要學習的,不可能一開始就自由。開始自由工作後,我體會比較深的是,以前不論是求學或上班,其實很少自主決定……
主持人:對,我們都是被決定。
劉揚銘:我們都是。比方說,當員工時,下一期雜誌要做什麼題目,或下一位客戶的要求,老闆都是直接把案子丟來,我們的責任是執行到好。這樣的過程中,其實是沒有學習到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時間做?用什麼的節奏做完?但這些都是當自由工作者必須學習的。
還記得我剛踏入接案的生活時,一開始心情是非常緊張的,完全不知道能不能這樣生存下去,有什麼案子我全都接啊,後來就想說:欸?這樣跟上班時一樣忙欸……
主持人:可能還更忙。
劉揚銘:對,那這樣就沒有離開公司的意義了。上班時,我已經把自己搞砸,以前還可以怪老闆,現在沒有人可以怪,只能怪自己,這就有點可怕了。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工作量到底可以到怎樣的程度,如果量沒辦法這麼多的話,收入夠不夠生存?如果接很多、節奏很趕,感覺還是像加班一樣累。若節奏放慢的話,那收入怎麼辦……
蔡雨辰:那也像「自我認識」的過程:認識「工作」在你的生命中比重為何?在工作裡,你想達到什麼自我實現?跟工作維持怎樣的關係與距離?這都影響後續接案時,你想接怎樣的案子、用怎樣的費用接那些案子,案子除了錢以外,還可以帶來什麼這一類的原則。剛開始時,會一團迷霧,因為我們還在正職工作時,你是受雇嘛,所有的方向、目標都是老闆訂的。
「自由」代表的是,你必須為自己做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何時工作、怎樣的工作、做多少。我覺得我們在學習的是,在台灣現在這個時刻,要用什麼樣的原則、準則做每一項選擇?如果失敗了,怎麼承擔?我可以承擔多少?這都是很重要的。
➤得先在公司上班過,還是可以直接當自由工作者呢?
劉揚銘:有個很知名的商管作家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他比較贊成的是,先有在公司上班的經驗再獨立出來。但我覺得現在時代比較不一樣,互有利弊,我可以分析一下。韓第這樣建議,是因為在正式的企業組織工作過,當你獨立出來成為自由工作者之後,你會比較知道如何跟別人合作。
主持人:比較能夠滿足案主的要求,因為你知道他們的成本結構。
劉揚銘:對的,也比較知道怎麼談價錢。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影評人,他其實沒有在藝文產業工作做過,但他也可以成為影評人。我認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他投入大量的時間看電影,然後開始寫文章,在網路上被注意到,當然他也去學校上了一些課,剛好認識這個行業的人,所以開始找他做一些事情,自然而然地變成一位影評人了,他自己跟我分享,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當個「影評人」。
主持人:所以也沒有所謂的生涯規劃?
劉揚銘:對,但這樣的機遇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自由工作到底需不需要有公司的經驗?有的話,會有一些優勢,沒有的話,有時候我也很羨慕沒有公司體制包袱的人,尤其在這種比較需要靠創意的工作環境。
主持人:組織有時候會造成創意的障礙?
劉揚銘:對,就像我寫文章還保留了我一開始受到訓練的架構,我看到很多作家朋友,他們就沒有這種包袱。
➤寫信看似小事,其實也需要有人手把手教你
蔡雨辰:我認為還是要看工作的性質。的確,如果是純文字工作的話,好像可以不用有組織的經驗。可是如果要接的案子比較偏向行銷類或活動執行這種,還是會需要公司裡的訓練,這是很難在學校裡靠社團經驗學到的。比如大型活動的眉角、執行上的KPI、溝通跟協商等等很基本的工作,再比如,如何代表一間公司寫信跟別人溝通。
主持人:這個很重要。
蔡雨辰:我們可能都收過一些很很莫名其妙的email。這些細節我覺得是絕對不會在學校裡學到,都要真的待過一間公司,有個小主管會告訴你,怎麼跟外面的人溝通,我覺得那是滿重要的、組織裡才學得到的經驗。
➤自由工作者一定得很有紀律嗎?
劉揚銘:我並不是一個非常有紀律的人。
主持人:因為你比較要求品質?
劉揚銘:不是,但大家好像都覺得我是一個很有紀律的人……
蔡雨辰:有欸!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劉揚銘:可能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太沒有紀律了,所以才規定自己有某些工作的規則吧。
蔡雨辰:譬如怎樣的規則?
劉揚銘:比如我每天會記錄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我接每一個案子花了多少時間。因為這樣才能換算這個案子的價值,花了多少時間做,划不划算。
主持人:你是按碼表開始記?
劉揚銘:沒有記到那麼細,我是用「天數」,以工作日來計算,這樣比較輕鬆一點。但每個人的方法不一樣,也有人是用小時來記的。一個案子多少酬勞,我會算大概要花幾天做,規定自己在這個時間內把它做完。
➤理想與現實如何兼顧?
劉揚銘:說俗氣一點,賺錢的案子非要講效率不可;但如果比較偏創意、創作,或者我真的想跟這位朋友一起合作,我不會計較效率。我會有所區別,賺錢歸賺錢,興趣歸興趣,創作就是放在興趣那塊,那方面就會完全放開,我真的想寫到好,不要計較了。
主持人:錢也不計較嗎?
劉揚銘:不計較啊,你都已經把它當作創作或興趣,就不要計較錢了。但錢就要用賺錢的案子賺到足夠。
➤談酬勞仰賴更高明的溝通能力
蔡雨辰:講到報價,我們之前跟朋友或比較年輕的工作者聊時,都會有一些建議,因為談價錢其實需要比較高明的溝通能力。尤其以「稿費」來說,在台灣現在的藝文環境裡,「稿費」這個概念基本上已經落伍了。
主持人:真的嗎?不就是以一次多少錢來算嗎?
蔡雨辰:其實不能這樣算。比如,我今天接了一篇需要5000字篇幅的專題稿,我可能要採訪3個人,就算1個字給我3塊,其實我都覺得不太夠。採訪需要時間,每採訪一個人都要事前做準備,可能要讀過他的書,找歷史資料等等。
其實我們現在是公司嘛,我們可以跟公部門或機構,也就是「甲方」報價時,基本會全部拆開來,讓甲方知道,做出1篇5000字、採訪3人的稿件,要先做研究,那就要有研究費;採訪也需要花時間,如果需要跑到屏東,那一整天都是時間,所以會有採訪費;那車馬費、住宿費也是絕對要的。這樣一個一個累積下來,才會是做這樣工作的費用,而不是只能用稿費計算。
在溝通時,我也碰過一些很好的經驗,也許對方當初開價,真的只用稿費概念計算,可是解釋過後,對方恍然大悟,也會知道真的給太少了,他會再溝通預算。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做不到的,只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把工作說明清楚,為什麼這些東西需要費用、酬勞,這樣就有機會談到更多酬勞。
➤堅持酬勞的底線,比較像是,為了可以在台北生活
蔡雨辰:我們這群人滿常倡議,接案的藝文工作者,大家應該將彼此視為一體,一起在這裡生存,不要用價錢貶低自己。這件事情一個人很難做到,它是一個集體。
主持人:因為貶低別人時,你也糟蹋自己。
蔡雨辰:沒錯,應該一起被這個社會重視。
主持人:這樣會不會形成一種壟斷?
蔡雨辰:這應該比較像「工會」的概念。無論如何,那些酬勞、利潤都很難高到哪裡,而這個底限比較是,我們可以在台北生存吧!
對我來說,拒絕一些比較不合理的預算,以前只會回信說「謝謝」,現在有時候會多嘴(或者雞婆),向對方說明為什麼這個預算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因為希望我們公司出去的東西,可以達到某個水準,所以必須堅持預算的底限,我們會囉嗦、多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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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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