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演講不陌生，可從未以作家為主題，因為作家在我的攝影作品裡大概只占10%到20%而已。為了今天的活動，我花了一個禮拜做影片，回顧我曾經拍過的作家，也藉此回顧拍攝過程。我盡量不用攝影的角度來講，用人的機緣來談，在拍攝這些作家的歷程中，一路上遇到多少貴人的提攜，才能累積現在這些影像。

我一直喜歡這個比喻：人的一生很像一條線，在某些機緣下，會跟一些特定的人相遇，相遇那刻我們的路徑就會開始改變，也在這個瞬間，跟另一些人的生命變平行了。生命中遇見某件事、某個人，線產生交錯，路徑就改變了。回過頭看我的人生，若只追求安定、平和、幸福美滿、開開心心，就會是一條很平、失去曲線的線。

作家攝影，對我而言，雖只占創作的一部分，卻是很重要的關鍵，像是所有東西的源頭，是養分來源；透過文學，找到對世界的觀點，不斷地吸收成長，也從年輕到老，不停地改變。

➤一張書封照片開啟與出版社的緣分【龍應台】

我念專科五年級時，龍應台出了一本書叫《野火集》，相信同齡人應該都知道。我們一路以來受的教育，是乖乖在學校當好學生。龍應台顛覆了這些東西，她對時事、環境跟教育體制做嚴厲的批判，對我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有機會拍到她。

剛出社會那幾年，皇冠出版社已故編輯楊淑惠女士對我很提攜，《皇冠》雜誌連載人物時，她會委託我拍照。因此讓我有機會拍到心目中的大作家龍應台。1995年，龍應台在聯文出版《在海德堡墜入情網》一書，用了這張照片當書封，我也自此和聯文結下不解之緣。

再過幾年，1999年，我有幸受邀拍攝由大愛電視台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共同選出的台灣最經典12位作家，其中也有龍應台。這次的拍攝很嚴謹，我跟一個團隊隨她一起到屏東，探訪她成長的地方，拍下了這張照片（下圖）。

龍應台早年到香港、美國念書，後來到德國任教，世界各地駐足，生命一直在波動，照片的背景是飛機，呈現一種人物與時空的穿梭感（下圖）。

➤攝影師與作家的攻防戰，讓作家回歸本性【余光中】

余光中也是當時入選的12位作家之一。拍攝工作分兩軌進行，一組電視台，一組平面攝影，當時工作人員常更換，我比較幸運，完整參與拍攝到12位作家。

當時對余光中的作品並不熟悉，因此攝影當日一早，我帶著他的傳記早早出門，搭上飛機就開始讀，接著在左營換計程車，最後再搭渡船到旗津，一路海、陸、空三種交通工具都用上，抵達中山大學前才讀完傳記。余光中面對鏡頭有些不自在，十分客氣地問我能不能在很快的時間內結束拍攝。

我當時壓力非常大，只好先請他坐在家裡書桌前，然後我拿相機邊拍邊想方法，一定要等他漸漸習慣鏡頭，才可能拍得到我要的畫面。

拍人的過程就是一種攻防。被攝者及攝影者之間關係很微妙，主導權不一定在攝影者手中。以藝人為例，他們早建立自己面對鏡頭的方式，善於擺pose，攝影師只能按快門，反而很難突破對方心防，拍出有攝影者個人風格的畫面。作家雖不擅面對鏡頭，相對矜持，然而一旦取得信任，反而容易展現真實自我。這個心理攻防，攝影師必須要用盡方法突破。

突然我想到，在余光中的傳記中，不只一次提到西子灣是對他創作極為重要的地方。我大膽提出要求：「余老師，不妨我們去西子灣拍？」

我們邊聊邊走到海邊，我問他：「老師大概幾歲時，知道自己會在文壇上留下一個位置？」他想了一會兒說：「大約三十幾歲。」拍照當下，我正好也是三十幾歲，慚愧心想，我到相同年紀，對前途還這麼徬徨。

因此我想拍出他那個年輕以來的自信。我爬上救生員的高塔，請余光中從遠方走過來，他來到我面前時，突然迎著海風舉起雙手，就留下這個畫面（下圖）。

兩個月後，我又重回中山大學，這次拍攝的主角不是余光中，卻剛好在咖啡廳偶遇他，拍下這張他的半身像（下圖）。後來被用為2018年余光中台北追思會的主畫面。

當年千里迢迢繞過半個台灣，在偶遇的倉促時間內拍下的一張照片，沒想到日後成為令人追思的影像。隔了整整20年，才了解那天相遇的意義，是要留下一張讓別人懷念他的身影。

另一張我很喜歡的畫面，卻顯少曝光（下圖）。那天在海邊，拍攝結束前，余光中卸下心防，像一位交響樂的指揮，拿著枯枝面對浪濤揮舞著，自得其樂。

拍人像時，方法千變萬化，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不能讓構圖強過主角，攝影師只是呈現主角原本真實的面貌。以前年輕時，常會犯這樣的錯誤：設計了很棒的構圖，希望作家來配合，人反成環境配角。

➤捕捉到的剎那光輝，是難以複製的【席慕蓉】

我跟席慕蓉老師的淵源，來自一個奇特的相遇。某次席慕蓉在東區的阿波羅畫廊開畫展，我只有一個小空檔能拍攝，非常趕，東區又很難停車，我把車隨便往忠孝東路上一靠，懷著隨時被拖吊的擔心，馬不停蹄地衝進畫展現場，拍下這張照片（下圖）。

我發現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往往是在很緊迫的狀態下拍到。並不是瘋狂亂按，而是竭盡所能，在極短的時間將一切所學用上，牢牢抓住一個瞬間。正因為時間的侷促，才能爆發出那種能量。

席慕蓉相當喜歡這張照片，希望用在她的作品封面，見我不收取費用，便將她的版畫框裱一幅送我，令我又驚又喜，是我佔太大便宜了。幾十年過去，現在還掛在我的書房中。

之後再拍席慕蓉，一心想拍出超越之前的照片，但無論花多久時間、再怎麼找景，似乎也超越不了畫廊的這張。或許這就是人生剛剛好的瞬間，必須因緣俱足，才有辦法呈現。

2008年，我出版圖文集《角落．映像》，請席老師幫我提字。2015年，又出了第二本圖文創作《光影人生》，寄給席老師指教。有一天，開車途中接到席老師的電話，她對我說：「陳建仲，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文字已經追平你的攝影了。」

對一個曾經在聯考作文只拿8分、對文字沒自信、一路從谷底努力爬上來的人來說，老師這番話，讓我熱淚盈眶。掛上電話後，我把車停到路邊，久久不能自已。

➤為留下世人緬懷作家的模樣【楊牧】

拍楊牧的那一天，是在花蓮東華大學。一到現場，我就發現情況不對勁，因為現場已經有影片製作團隊，通常平面攝影師很少會跟攝影團隊卡同一個時間點工作，因為彼此會干擾。

楊牧非常不愛面對鏡頭，他只給我們一個半小時，要同時完成照片和影片攝影。錄影要收音，現場不能出現快門聲；而別上麥克風的畫面，我也不能用。正當我焦慮找不到拍攝時機，所幸導演人很好，願意中途停下錄影，給我20分鐘拍照。

雖然時間很趕，也只能盡力而為，就像之前講的，有時越緊迫瞬間爆發力越強。

那天拍完後，其實很心虛，其他作家最少都拍了6卷，但當天竟只用了2卷底片，還有半捲因太暗而曝光不足。還好不擅用閃光燈，反而讓我發展出另一項「找光」的能力，我很善於在環境中看見光的脈絡，幫拍攝的對象找到合適的位置。

自從那次拍攝之後，只要有單位想拍楊牧，他就直接請那些人跟我拿照片。2002年，由聯合文學出版、作家張惠菁執筆楊牧同名傳記，也用了當天拍的照片。後來他榮獲國家文藝獎，國藝會請了知名攝影師幫獲獎者拍照，他也都拒絕，堅持用我那天拍的。

2020年，楊牧辭世。有天收到洪範負責人葉步榮來信告知，他和楊牧夫人夏盈盈女士研究後，希望楊牧的追思會現場跟墓園，能用當時那批照片。

回想起來，拍攝楊牧當下，我的人生也正面臨鉅變，心力交瘁，可是當我拿起相機那一刻，反而迸發出奇特的能量，比平常更純粹。我想，這張照片可以留那麼久，就是來自那股能量。我覺得自己很榮幸，能為許多人留下讓後人追憶的身影。

➤「所有照片中，這張最像我先生」【袁哲生】

2002年，袁哲生參加聯合文學舉辦的文藝營，我受邀去拍文藝營的作家。這類型的場合，作家老師們因有固定上下課時間，攝影地點不能距離太遠，我通常都是請老師移到窗口就近拍張照片。

拍攝袁哲生那一天說來奇妙，本來也想就近找一處拍，我說我們找個地方拍吧，他說好。我們走著走著，沿路都沒有停下腳步，一路走下樓梯，到了一個廣場，來到一處木籬笆前面，他突然停了下來，我問這裡好嗎？他笑了一笑。我就請他站到籬笆前，陽光穿過樹梢灑在他身上，我跟他說當我不存在，做你自己吧，然後留下了這個畫面（下圖）。

2004年，袁哲生永遠離開了我們，這張照片見報後，聯合文學編輯告訴我，袁哲生的太太看到後感動落淚，她認為這張是所有照片中最像她先生的一張。

袁哲生受憂鬱所苦，或許是長期壓抑，這張淺淺一笑在光影中的側影，看來淡然，又像藏著重重心事。不久後，寶瓶文化出版他的遺作《靜止在：最初與最終》，書封正是用這張照片。

這個午後紀錄下的籬笆前片刻，成了他的最後身影。

同樣令人唏噓的，還有下面這張照片。中間是袁哲生，左為黃國峻，他們是好朋友。黃國峻2003年過世，他父親黃春明寫了很多讓人鼻酸的悼念文。沒想到，時隔不到一年，袁哲生也離開了。有時候，照片的重量是跟著時間走的，恍然某日，當人事已非，它也變得無比之重。

➤捕捉再也重製不了的瞬間【黃春明】【蔡詩萍】

我是攝影家阮義忠暗房班第一期的學生，老師對我們很好，每星期都會帶我們在他內湖山上洗照片，課後還會找好友來和我們談天說地。

某次，阮義忠找了黃春明來，那時我還是學生，黃春明看我拍了很多社會底層人物的照片，建議我搭慢車見識更多人生百態，「大概10點多出發，從台北到蘇澳的慢車」。那時的慢車可以開窗、抽菸，他說坐這班車的人都不是有錢人，都是腳踏實地為生活奔波的甘苦人（台語）。

後來我聽從他的建議，去搭乘這列慢車。果如黃春明所言，火車上盡是各種甘苦人，有賣菜的婦人、賣枝仔冰的老人家、賣帽子的阿伯。同時我也開始讀黃春明的小說，看見他文中鄉土人物的真性情，當時像塊海綿，大量吸收這些的養分。我一直很感謝他。

多年後有機會拍黃春明時，就請他坐在當年他推薦我去走看的人間列車上（下圖）。

那次去蘭陽平原拍攝黃春明，準備移往下個拍攝地點時，公務車少一個位置，黃春明隨即跟訪談人蔡詩萍說：「來，坐我的機車」，我直覺有畫面可拍，立即換上一顆長鏡頭，幾秒間，就在蔡詩萍跨上黃春明機車的剎那，留下一張有趣的畫面（下圖）。

如果在所有人像作品中，要我選三張喜愛之作，這張肯定入選。只是拍完後本沒想要交出去，怕蔡詩萍看起來沒那麼英挺，可能會找我算帳，想說算了吧，只想壓在箱底。

轉念又想，這明明是張生動畫面，為什麼不交呢？最後還是丟給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任楊澤。楊澤看了說，這張真好，就流傳至今。沒想到，把它當成寶的人就是蔡詩萍。

➤作家有自己的主體性【賀景濱】

拍攝賀景濱是一次很痛快的經驗。當時的他已罹癌，卻很自在瀟灑。拍攝地點在苗栗後龍，我發現我們的喜好、興趣都相似。他喜歡聽音樂、騎摩托車，自由自在，菸不離手。

我問他，你不是得癌症嗎？他說沒差啦，人生苦短，能不好好快活一下嗎？相當坦率自在，所以拍攝時，我也變得舒坦，完全不需要為他操心，只要在旁忠實記錄。

在人像攝影裡，我永遠是旁觀者，嚴守分際，不主動介入。

➤影響我最深的一本書與那位作家

有一天，我接到時報出版社一個神祕任務，叫我到中正紀念堂門口等。不久後一台黑頭車停了下來，走下一位我不認識的外國人，隨行的編輯說，這個人的書在全球大賣，是個重要作家，讓我自由發揮。

剛好不遠處有一棵樹，便請他前去那邊，只見他很自然就蹲下，若有所思看向前方，拍了幾張後，他就上車離去。

幾年後，生活面臨重大轉折，哥哥送我一本書，說把這本書看完，也許會得到一些啟示。書中談天命、夢想和勇氣，我大受鼓舞，間接促成我決定離開報社自行創業，雖然在3年燒掉300萬，可是一點也不後悔。

記得當時，直到讀完那本書，看到封底折口那張郵票大小的作者照片時，才驚覺這不就是我曾經拍過的陌生外國人嗎？原來他就是知名的巴西作家保羅．科爾賀，而我讀的那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則是他的經典作品，在全球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出版。

➤Q&A時間：作家攝影，攝影師應旁觀或介入？

讀者：你提到影像形式不可強過人物。拍攝過程中，應被動静候被攝者某個瞬間捕捉下來？還是攝影師也該有主導性，拍出他所想的樣貌？如何取捨？

陳建仲：我提到的保持客觀，並非不介入，如果只在旁做紀錄，那是紀錄攝影。我是有介入的，可是介入並非扭曲他的本質，成為我希望的模樣，而是試著讓對方慢慢鬆懈，從不善面對鏡頭的拘束感中釋放，變得自在。原本人在面對環境，都是被武裝過的，面對鏡頭會自然出現防禦心態，必須介入瓦解。

如何抓快門的瞬間？可能有不少人是拿快門猛拍，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愛拍人像，一方面拍社會寫實的東西，一方面找各式各樣的人來學習人像。剛開始也是走形式主義，把人拍得很誇張，重視視覺構圖、美學。我已走過那個階段，尤其是拍作家，那種畫面留不久。因為真的讓人緬懷的是人的特質，不是形式框框裡的作家。

我很少請作家端坐於書桌前，拍攝「作家正在創作」的畫面。這是一種肖像攝影的拍法，並沒有任何不妥，這類影像會走入博物館，充滿儀式與慎重感。我的照片比較像雜文，或是詩的片段，很簡短，帶一點浪漫，和作家的創作本身沒關，只是呈現作家當下生活的某個片段。我的照片想走入民間，如此而已。

我覺得很榮幸，紀錄了很多作家。我希望拍的是，作家在人生中，貼近他本質的感覺，而不是呈現一位「作家」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