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聯合文學》與桃園市立圖書館聯合舉辦的週末文學沙龍「鏡頭的盡頭—文學對照集」，邀請不同世代的藝文攝影師進行作品回顧，分享多年來以攝影之眼為台灣文學人物造像，訴說在觀景窗下的作家故事。第一場主講人是今（2022）年甫出版攝影評論集《旁觀的方式》的汪正翔，他也是本系列活動中最年輕的攝影師。

➤採訪形象照：如何拍出作家的心智？

汪正翔首先為自己的工作內容定位。一般提到攝影師，多聯想到婚禮攝影、時尚攝影，而他屬於藝文類的攝影師，平常大多與藝文媒體合作，拍攝「採訪形象照」。不同於採訪側拍照，汪正翔首先追溯「採訪形象照」的淵源。大約在2014、15年左右，台灣出現了幾位厲害的攝影師，將採訪側拍照拍成了形象照，比如台灣攝影師陳昭旨為《OKPAI》拍攝的作家採訪照，完全超越了一般側拍的範疇，宛如生活感十足的形象照。此例一開，採訪攝影也漸漸往營造形象而非現場側拍記錄的方向發展。

「經過設計，照片甚至能隱喻作家、學者自身的專業或關懷。」汪正翔如此解釋。而拍攝這類型照片，正是藝文攝影師的工作內容。

汪正翔也將自己的攝影工作與人類學家做了交互比擬：「早上拍作家，下午拍藝術博覽會，晚上可能又去拍另外一種身分的人，就像穿梭在不同的部落間。」因為經常出入在不同群體之間，特別會感覺到「人，都是不一樣的」，不僅表現在衣著、笑點上，還有諸多風俗也大異其趣。

這也是汪正翔在這場演講要分享的重點：他在文學部落看見了什麼？

➤拍攝文學作家的困難

拍攝藝文人士的困難之處，首先在於這些被攝者普遍不習慣拍照。作為反例，汪正翔提到他在書店左轉有書的「客家沙龍」拍攝男演員溫昇豪，照片曝光後，很多人稱讚他「攝影技術進步了」、「顏色變漂亮了」，但他在同個場地拍過十幾位作家，卻從來沒有被讚賞。「文學家或藝術工作者，經常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都是比較內向的人，面對鏡頭時，表情很容易不自然、尷尬。」他如此說明。

此外，拍攝藝文人士的場地，對攝影而言通常都不甚理想。相較於商業攝影拍一張照片可能會花上8個小時，仔細的照顧到妝髮、現場布置與設計、燈光架設等等，在指定地點進行拍攝；採訪形象照通常只是採訪中衍生出來的需求，在大約2小時的採訪工作中，攝影可能只占15分鐘，地點不外咖啡廳、辦公室、研究室、作家與藝術家的工作室等等。

熱愛攝影的人都知道，場地是攝影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但拍攝藝文人士的場景，卻總在很類似或很普遍的地方。

➤拍他們思想、言論當中的某一個關鍵字

不過，被攝者不習慣鏡頭或場地條件簡陋的問題，並不是拍攝文學作家肖像最大的困難所在，更大的挑戰是：「我們拍不到人的心智」。汪正翔進一步說明：「作家的心靈是很深邃的，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寫出一部巨作，我怎麼可能用一張照片反映出那樣的精神？」

大多數時候，攝影師僅只是拍攝了一系列動作，很難透過照片挖掘出人的內心。

關於這項攝影難題，汪正翔曾在《旁觀的方式》中〈如何拍攝一個人〉專文說明：若想捕捉一位大師日常的身影，最快的方式是直接到作家的臉書尋找，有很多日常且直觀的照片，不需要透過設定好的光線與背景，呈現特定的人物樣貌。

說到底，採訪形象照究竟補捉的是什麼呢？

對我而言，如今的採訪攝影是在兩者當中徘徊。我不是在拍這些人的心智或本質，也不是在拍他們日常的身影，而是在拍他們思想、言論當中的某一個關鍵字。

〈如何拍攝一個人〉，《旁觀的方式》

這段話可以視為汪正翔實踐採訪形象照的重要觀點。演講中，他回憶起某次拍攝唐鳳的經驗，拍攝地點不意外就在很難拍的辦公室，「再好的器材也拍不出來，只能使用一些怪招。」不僅辦公室，他補充如文創空間、文青咖啡館也很難拍，因為外貌都已經設定好了，很難調整。

「唐鳳根本無所不在，」汪正翔說，他希望拍出數位世界盡是唐鳳身影的氛圍。雖然場地不佳，他的解決方式是「投影機」。讓唐鳳的臉對著攝影機，傳回投影機，再將她的影像打在臉上，如此往返，製造出無限個重疊的影像。將唐鳳的實體與虛擬反覆疊加，形塑宛如布希亞筆下的「擬像」，是他為唐鳳所抓出的關鍵字：「呼應唐鳳在網路世界的狀態——她是經過無數二創的影像。」

同樣的操作方式，也曾應用在善於調度科幻元素、遊走真實與虛構的小說家賀景濱身上。《去年在阿魯吧》出版之際，汪正翔應邀拍攝賀景濱。「這本小說很有趣，有很後設的世界觀，世界的後面還有世界。」因此，汪正翔先拍一張賀景濱與電腦的合照，存入電腦，放映出來，再拍一張，如此反覆。這樣的設計，加入了作者與作品的特定思考，也是希望呈現了某種「關鍵字」。

➤來自被攝者的回應：恣睢麻利與崔舜華

詩人恣睢麻利以特別嘉賓現身這場演講。詩集《我們戒菸失敗》出版時，「做工」議題正盛，他也被貼上「水電工詩人」的標籤。汪正翔回憶拍攝恣睢麻利時，詩人說：「為什麼媒體都要凸顯我工人的樣子？我也要被拍成『大師』。」

順著這個思考，汪正翔沿用了過去捕捉攝影大師張照堂抽菸的攝影構想，也幫恣睢麻利拍了一張。這樣的設計，在多數媒體都以工人形象作為恣睢麻利的主要訴求定位時，為這件攝影案找到形象特殊性的突破口。

「滿不錯的，把我拍得特別的帥，我從小到大沒這麼帥過。」恣睢麻利如此回應。他話極少，令現場引頸的讀者有些不知所措，不過這也正表現了詩人的個性。汪正翔補充：「其實『不知道說什麼』是件很好的事。文學家的照片有時就是令人不知道說些什麼，但同時能讓讀者感受到『存在』，這兩件事情是黏在一起的。說不出什麼、不知道說什麼，反而能讓『人的存在』被意識到。」

有趣的是，活動中也展示了汪正翔十多年前拍攝本場引言人崔舜華的照片，然而崔舜華並不認為這張照片捕捉到當下的自己：「10年前，人事已非，木已成灰，是那時候剛踏上寫作出版之路，可能被定位成比較稚嫩的作家（畢竟過了這麼久）。當時看到照片時，覺得我並不是這麼清新、可愛的人。」她反問攝影師，當時想補捉的是什麼？

「我那時候應該比你更菜，」汪正翔如此回應。當時他主要專注在思考視覺如何成立，人的身型與進光的方向。那種拍攝手法適用於每一個人，但很難以呈現個性。如果今天重新拍攝崔舜華，汪正翔猜測大多數攝影師會想拍攝她很有個性的一面（崔舜華同意：「對，通常叫我抽菸。」），卻因此很容易陷入另一個刻板的方式。

「攝影師應該懂得判斷該作家通常被拍攝的方式，在此類別中做出變化。」汪正翔說：「如果今天重新拍崔舜華跟麻利，我會用最中性的拍法，沒有特別要表現什麼，放空的狀態。」

➤照片只提供了方向，它不是道路

汪正翔也回憶拍攝《王子》雜誌和《儂儂》雜誌的創辦人、白恐受難者蔡焜霖的經驗。「有時你聽受訪者講話，真的會有如沐春風的感覺。想像蔡焜霖受過的苦難，好似談得非常淡然，可並不是不在乎，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拍攝人物其實很多時候不是深入的交流，而是偶爾在一、兩個小時的幾分鐘內，你會看見一個人的心靈質地如此特別。」

採訪時，汪正翔與蔡焜霖一起行走於景美人權博物館，其中有座蔡焜霖當年被關的監牢模型。他指著模型說，當年獄友們很害怕聽到鐵門的聲音，因為只要鐵門被拉起，就代表有人被槍斃，這時大家會一起唱《安息曲》，為受難者送行。而基隆中學校長校長鍾浩東告訴獄友，若他要被槍斃，希望不要再唱悲傷的《安息曲》，改唱《幌馬車之歌》。蔡焜霖與鍾浩東並不住同一間，但有一天，他聽到遠方傳來微弱的歌聲，是《幌馬車之歌》，聲音越來越大（註）。

聽到這件白恐故事中最令人悲愴的親身見證，讓汪正翔深受震撼，他寫下以下這段話：

攝影能做到的只是，如果我們體認到「切身」這件事不可得，那我們至少可以追求一種有差等的感受。就像我在拍攝的當下聽到他的故事，全身都受到震動，這個經驗就比起現在我坐在電腦前來的更為強烈。又或者在一張照片當中，一個意味深長的回頭，或許會比一個平常的動作，更接近原本的情境。照片只是提供了一個方向，照片不是道路。

〈旁觀文學作家的方式—蔡焜霖〉，《聯合文學》2022年9月號

從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攝影中，汪正翔希望指出的是「攝影的極限」，它只是方向，不是道路。他認為藝文攝影終究不可能真正「再現」優秀藝文工作者複雜且深邃的心靈，而只能傳遞「有等差的感受」。不過，攝影者已經在所有的動作中，尋找到他認為最接近的狀態。

上述那段話也說明了汪正翔的觀點與評論位置。作為攝影評論人、肖像攝影師、視覺藝術家，他後設地思考「採訪形象照」在藝文產業生產鏈中的角色、作用與位置，不彰顯它的宏偉性，而是從產業實踐的局限性，捕捉攝影向藝術靠近的可能性。●

➤鏡頭的盡頭──文學對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