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讀原著小說還是先追改編影劇？

在改編蔚為風潮、全民追劇的此時，這是常被問到的問題。因曾有多次先讀小說、再看影視作品的慘痛經驗（當然，很多情況是小說比影視早問世了數年甚至數十年，例如張愛玲與村上春樹），如果兩者推出的時間相差不遠，我會盡量先追劇再讀書。因為一旦先將文字植入腦內，便與故事及角色之間產生了一種如昔時筆友的情誼，距離最美，想像無限，無論編劇怎麼改、導演怎麼拍、演員怎麼演，都會破壞掉純潔美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近日討論度最高的《八尺門的辯護人》，卻讓我在欲罷不能一口氣追完劇之後，卻反倒扼腕，應該先讀小說的呀！因為若是如此，便能跟著編導的創作順序走一趟完整旅程。我想這一案例從小說到劇本、再到攝製完成上架的過程，對台灣當下的影視改編，絕對是珍貴且重要的經驗。

➤易於改編的「影視小說」？

《八尺門的辯護人》於2021年公佈的第二屆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大獎中脫穎而出，以素人海選之姿，成為黑馬。原著作者、編導唐福睿表示，花了10個月的時間寫成小說，而將400頁小說變成8集劇集只花了3年，且獲得廣大肯定與迴響。不管對編導同業、對製作團隊或對平台來說，都是完美典範的天花板。為什麼《八尺門》能一步到位？我想從當年的決審紀錄便可看出這部小說的命格飽滿，幾乎每位評審皆盛讚它的「完整度」。

故事完整：一件命案判決的起承轉合；角色完整：三個主角的旅程皆有始有終，角色弧線有起有落；議題完整：移工、原住民、廢死，直球對決，拳拳到肉。此外，在小說技術與文字功力上，亦平穩扎實。

《八尺門》的成功，對文學獎更是一記強心針。主辦單位祭出高額獎金、期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期待神選之作從天而降，以「影視改編為前提」的小說獎，鏡文學非第一個，但卻是第一個真誠踏實的「一條龍」成功案例。

「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為「設獎找IP」之先驅，成立於2011年，舉辦了7屆，徵稿辦法開宗明義：「為求周延包容、多元廣納、擴大參與，舉凡寫實的愛情、動作、推理，乃至奇幻的驚悚、科幻、寓言……皆在歡迎之列。小說內容的元素要件，包涵人物角色、背景場景、故事情節，無論類型如何，均須具備相當的清晰度、深刻度，描寫設定有利於且有易於電影攝製者，為評審給獎的重要準據。」

此獎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承辦，在徵稿期間邀請作家撰寫文學與影視相關文章以炒熱氛圍，得獎作品在報上連載後再集結出版，氣勢強大，也吸引了無數健筆勇夫。7屆以來，共選出30多部具改編潛力的中篇小說，影視界亦關注此獎，據聞有多部進入洽談合作階段，但似乎並未媒合成功。最知名的得獎者是以《大象席地而坐》留世的已故導演胡波，他以〈大裂〉獲得了第6屆首獎，〈大象席地而坐〉則是改編自他另外一篇小說。

時報文學獎2016年停辦兩年、於2018年復歸續辦時，將短篇小說改成了「影視小說」，徵獎辦法言簡意賅：「多元廣納各類型小說，舉凡愛情、推理，奇幻、驚悚、科幻、寓言皆可。」即使改朝換代，名在，燈就在，既是孕育無數各代作家的老字號文學獎，由這幾屆得獎作品看來，評審們對小說的「純」度仍擺在「影視」之前。

我想，去年鍾文音在時報文學獎決審會議上的發言，或可作為影視小說的提醒：「小說並不等於編劇。不知道是否被影視小說這個名字所影響，有幾篇會突然掉到這樣的框架中，很多人都試圖把他編得完整，卻忘了小說最原萃的部分，並不是去服務影視。影視只是一個被附加而擴增的，甚至是不同的媒材。」

時報徵選的是1萬5000字以下的短篇，差不多是一部電影劇本故事大綱的長度，的確作者若未仔細琢磨小說質地，便會往後者寫去。但既已不是好的小說，就不會是好的影視小說。

回頭看鏡文學的徵獎辦法：「類型舉凡愛情、動作、推理、奇幻、驚悚、科幻、寓言皆可，以易於改編成影視作品，例如角色及場景設定、故事情節等主軸明確清晰者，為評分的重要依據。」

微妙在於「易於改編」四字。我想不管如何得天獨厚，每個案子從開發、集資、籌備、拍攝、後製，必定都有死去活來的歷程，必定要匯聚方方面面的天時地利人和，絕對都沒有容易的。但《八尺門》在小說階段，即能看出極高的議題性與可拍性，我想引另一位評審委員嘉世強的評語：「議題打理細緻，連對白都處理得很高級。」

從小說到劇集，從文字到影像，我認為它仍緊緊抓牢了「細緻高級」四字，未因媒介改變、或因應影視特性而有所減損。

➤《八尺門》劇本的細緻與高級

《八尺門》原著小說中兩位男主角經常出現你來我往的逗趣對白，由此凸顯主角佟寶駒（李銘順飾）玩世不恭的性格，也將作者欲探討的議題巧妙穿插至對話。

連晉平看著窗外漸變的景色，突然發問：「寶哥，湯英伸案發生的時候，你幾歲？」
「不知道。」佟寶駒答。
「當時你們部落有人聲援他嗎？」
「沒印象。問這個幹嘛？」
「這兩個案子很像……」
 「不要新聞說什麼你就想什麼，一個是外勞，一個是原住民，哪裡像了？」
「不是外勞，是移工。」
「說外勞又怎麼了？」
「歧視。就像喊原住民為山胞一樣。」
「所以阿布是『移工漁工』囉？繞口令嗎？」
「你可以說外籍漁工。」
「怎麼這邊又可以用『外』了呢？」
「不是不能外，是不能勞！」
「那可以叫外工囉？」

這段對話在原著小說是發生在車上，劇集保留主要對話，但場景與情境移至辦公室，也將小說中原本緊繃嚴肅的氣氛轉為較輕鬆詼諧，李銘順更一邊擠眉弄眼，一邊加入「愚公移山」、「你外公好嗎」等中二諧音梗，當然有可能是導演與演員的即興增刪修改。但若再往下讀小說：

「我對這些左派的東西沒興趣。」佟寶駒酸他：「不是每個原住民都是莫那魯道。」

若一字不差地呈現，可能會過於嚴肅（提及莫那魯道也可能有爭議），因此，確實是聰明且精準的改編。我認為即使是這麼小的地方，導演都做了全盤考慮，並使戲劇渾然天成呈現，此為「細緻」之一例。

另一例是女主角Leena的頭巾。印尼幫傭Leena是穆斯林，頭巾是身分與信仰的表徵，但在一老一少的男主角眼中，戴頭巾與不戴頭巾的Leena產生了另一層情感。

原著小說設計兩段對比的情節，讓兩位男性分別瞥見Leena在對手面前卸去頭巾，露出少見的清秀動人模樣。佟寶駒為答謝Leena買了頭巾給她當禮物，卻在送去時撞見Leena與連晉平獨處。小說如此描述：

「佟寶駒一時手足無措，就近選了一棵樹，躲在後面觀察兩人。他看著褪去頭巾的Leena，心裡產生了奇怪的情緒，一種大叔獨有的不堪。」

手足無措、躲樹後偷看，這都是明確清晰的戲劇動作，但是「大叔獨有的不堪」，則是難以形於色的內心戲了。

而這條頭巾被大叔裝在紙袋中，帶進帶出許多次都錯失送禮良機。若我沒有漏看的話，小說最後也把它錯失了（笑），可憐的頭巾沒有交代去向。而在劇集版，台北車站大廳的送別一場戲，佟寶駒終於送出，天真的Leena卻反將粉紅愛心紙袋還他：「你好像很喜歡這個，我看你常常帶。」不堪的大叔，也只好接過了。

而原著中的「深深地擁抱」，則改成了珍重的握手，兩人各自以對方的母語互相說：謝謝。此為「高級」之一例。

如果時間與篇幅允許，我想我還可以再舉出更多更多例子。但我更想留至課堂上，將《八尺門》作為教材與範本，讓學生提出發現與討論。而我也可想見，眼尖的年輕人必定都會提出來吧：小說裡面寫佟寶駒去八斗子吃的是「春興水餃」！但影集裡是「排骨炸蝦飯」！

沒錯，我兩家都想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