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鼎獎47.特別貢獻獎得主專訪》前衛出版社創辦人林文欽:知識人必須推動臺灣智識提升

2023-12-25 18:05

前衛出版社創辦人林文欽。

「你看,這4個字閣較嚴重」,前輩話說到一半,特別走回辦公室,找出朋友為他複印的舊公文,左手拿著文件,右手食指順著紙上的文字往下比,「『清查報繳』,各單位若是有這本冊(tsheh,書),就攏愛繳起去(kiáu khí-khì,繳交上去)喔!」

這位拿著公文的「台灣男子」名叫林文欽,1982年11月創辦前衛出版社,是40年來的社長,也是文化部第47屆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的得主。他手上的這份公文,是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發函,要求新聞局配合禁書相關作業的公文,查禁的正是前衛所出版的一本書籍。

被查禁的書是《島上愛與死》,書中收錄詩人作家施明正數則短篇小說,主題大多圍繞獄中政治犯的心理狀態,其中如〈渴死者〉、〈喝尿者〉等作,都已被認定為臺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而當時,前衛成立還不到12個月,林文欽就決定出版這本危險的小說集,結果不出所料地遭到當局查禁。

林文欽並未因此退縮。「我彼當陣喔,是去食著好膽藥仔啦。」他笑著回想。在他的領導下,前衛出版社繼續出版各種臺灣文學作品,之後擴及歷史和政治評論,近期更發行《一桿秤仔(漫畫版)》、《小王子》臺語譯本等符合新世代需求的書籍。

事隔40年,這位當初吃下「好膽藥仔」的出版界前輩,收到了另外一份公文。這一次,公文帶來的是好消息:他不再是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而是國家肯定的重要文化人。40年前的新聞局要清查他所出版的書籍;40年後,由新聞局轉型而成、國家最高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部,卻要以國家級的獎項認可他一生的貢獻。

金鼎獎評審讚譽林文欽「秉持理念、與時俱進」,並肯定前衛出版社是「臺灣既有本土關懷兼具世界視野的民營出版單位之一」。究竟,林文欽如何從一名年輕編輯,成為懷有雄心壯志的出版社創辦人?

出道之路:從讀選集的人,變成出選集的人

林文欽是雲林人,1954年生於濁水溪南岸的崙背鄉,成年後到臺北的中國文化學院文藝組讀書,在陽明山上度過大學4年。畢業後以預官身分到高雄旗山的海軍陸戰隊服役,負責處理軍中公文。

1979年,才剛退伍的他回到臺北市,在三民書局擔任編輯。老闆相當器重他,不但為他配給宿舍,而且一聽到他晚上要去聯合副刊兼職,竟馬上問:「偌濟(guā-tsē,多少)錢?我加予(hōo,給)你!」到職才一年,林文欽就在這間當時最大的民營書店當上小主管,負責策畫一套臺灣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作品集結。

這樣的「集結」是當時出版界的常見策略。林文欽回憶,他當時讀了鍾肇政所主編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工餘也經常在附設的書店讀書,對遠景出版社發行的各種國內外作家選集印象深刻。

所以,當3年10個月後他「出師」創辦前衛出版社時,也馬上許願能為臺灣作家出版選集。他觀察,那時不同作家作品散落各處,不利於累積能見度,選集因此是好的策略。經過多年準備,他終於在1988年正式啟動這項計畫,到了1993年終於出齊50冊,蒐羅57位臺灣作家的作品。

當時,與其說這樣強調臺灣主體性會引發爭議,更精確的說法是,文壇主流根本不認為臺灣有自己的文學可供討論。林文欽至今仍清楚記得那時的氛圍:有臺大教授輕蔑地說「哪有臺灣文學」,還有知名文化人甚至主張臺灣文壇所有作品「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說起那時出版的心情,林文欽是這樣形容:「我是賭一口氣——咱臺灣嘛是主體!」

警備總部迫使他成本加倍,反對運動則幫助他拓寬銷路

從《島上愛與死》等敏感作品,一路到《台灣作家全集》,前衛出版社對臺灣主體性的堅持也引起威權政府的注意。除了查禁之外,當局還有其他騷擾手法。「譬如藉口欲買冊,敲電話問一寡有的無的,問甲一小時。閣譬如彼時公司對面有一間便利超商,一行出去!喔!Big brother閣來看我矣!」林文欽現在說起這件事已經能夠大笑。

但是,那時的情況其實並不輕鬆:「管區、調查局攏會來tshiau(搜)看我最近敢有啥物批(phue,信),阮擱有出啥物書。我後來發覺,警察攏會趁我無佇公司的時陣來,這可能是因為有一擺警備總部欲去地下室看,我著甲伊的人㨑咧(tsang-leh,抓住、逮住),叫伊擋咧(叫他站住)。」說到自己親身擋住幹員的往事,林文欽又再度面露微笑。

他並不害怕警察,但當時最讓他感到困擾的,其實是政府審查所造成的公司財務負擔。那些數字到現在他還記得清清楚楚——比如他出刊《臺灣新文化雜誌》,發行20期當中,有16期被政府查禁,雜誌的成本本身已要90元,海外郵資又要88元,而政府經常等到他已經將雜誌送去郵局才宣布查禁,把郵包通通扣下來,郵資又不退回,讓他損失馬上翻倍。「真夭壽!」林文欽忍不住唸了一句。

不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也是臺灣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是坐著臺灣反對運動的便車」,身為先行者,林文欽這句話顯得有點太過謙虛,但從銷量來看卻似乎不無道理。他說,會去參與抗議場合的人,經常對臺灣社會充滿熱情,卻並沒有常逛書店的習慣,因此,反對運動現場替前衛出版社帶來另一群新讀者。「彼時全臺灣有十幾臺發財車,銷路攏真好。」

發財車上陳列的那些書,包含流亡臺獨運動者彭明敏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以及二二八事件時美國駐臺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所著作的《被出賣的台灣》。

林文欽說,當時這些書有許多版本已經在地下流通,但翻譯與編排的品質參差,也有許多缺漏,而這正是專業出版人可以介入的時候——「我定定講,編輯就親像廚師,毋但愛做甲好食,嘛愛予伊看起來好食款(看來好吃的樣子),予人想欲了解其中的內容。」這是林文欽心中編輯的手藝,也是編輯的使命。

得獎的呼籲:希望政府運用經費協助提升「臺灣智識」

但在此同時,出版人也必須與時俱進。舉例而言,林文欽就認為「選集」已非現在最重要的出版策略。他分析,過去臺灣本土作品缺少發表空間,最糟的時候只能仰賴林海音在《聯合報》副刊撐起一塊園地,但氛圍改變的第一波訊號,是連宋澤萊的作品都能登上《中國時報》副刊。到了現在,林文欽半開玩笑地說,作家自己根本不需要出版社幫忙出選集。

而另一項時局的改變則令人心情更為矛盾。近來很多文化人都會擔憂讀者下滑,但林文欽說,前衛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經歷一波流失。他觀察,早期黑名單上、被政府禁止回臺的人,在國外會常訂前衛的書,訂單一次都上百本,但他們能夠回國之後,反而不再那麼渴求臺灣社會相關的知識。

同理,解除戒嚴、李登輝當選總統等等變遷,也帶來類似的影響。「逐家(大家)感覺臺灣已經解禁矣,氣氛上自由,意志就放較冗(līng,放鬆),知識追求的熱情嘛降低。」對林文欽來說,近年來網路資訊的興起並非全新的問題,而是同一問題的新一版本:「逐家認為有需要才去買就好,橫直(huâinn-ti̍t,反正)網路頂面已經有真濟(tsē/tsuē,多)好看的,結果就攏無買、無看。」而由此造成的出版業營業額緊縮,當然更是他與許多人同樣擔心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一方面,前衛出版社確實以不同的出版策略因應,但另一方面,在獲得特別貢獻獎肯定的此刻,他也呼籲政府多多注意。林文欽相當肯定教育部的做法,認同教育部撥款給各級學校圖書館,直接讓教師有更多資源購置書籍。他呼籲,文化部和其他部門也可以效法,「至少得著金鼎獎的好冊,文化部著會買來配送予全國的圖書館,予有興趣的人攏看會著。」不但推廣具備知識內容的好書,也讓發行這些書的出版社有錢能夠繼續存活。

畢竟,如同林文欽所說,要有一個強健的國家,就必須要有強健的「精神素質」。他相信,徒有「臺灣意識」是不夠的,知識人更必須推動「臺灣智識」的真正提升,而這既需要出版社的持續推行,也需要讀者們的持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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