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3）底迎來了各種書獎、文學獎的決鬥。在這樣和平廝殺的氛圍中，我在文學的競技賽事裡挑了一位選手，花了一個月，在工作空檔就研究一下他，看他在哪裡是炮灰，遇到什麼對手更有戰力。但沒有意外的是，《決鬥那天》幾乎是所有文學賽事的入圍選手，卻在不同回合下場。這本詩集無論形式或內容都不太討好，沒有立即可引作字卡的金句，藝術性高過議（話）題性，以及，太多性隱喻、引號括弧、和外語人名。

所以我也沒有過度期待什麼地閱讀著陳柏煜選手的作品，那些空檔是那麼無欲則剛好，像是心神被消耗殆盡之時，他來給你講一些有趣的事情；在顯微鏡的玻片下，在迷你的泡泡裡，有著多心、易感、細節充滿的字句。因此這篇文章雖然是從《決鬥那天》開啟，卻也在他其他作品短暫停留或重新開始；而我也經常不在意詩、散文或評論文類間是否有所扞格。

這篇文章也與我過往寫過的文字不同，注定有種單向的親密感，即使我尚未見過作者本人。柏煜將親密定義為「來自預先掌握」（《科學家／蓋玻片》，頁29），但我的是「出於事後留用」。對未知並不執著的我，面對期待總會往後退一步，預言也不如歷史來得容易讓我震動。所以感覺閱讀柏煜的當下有種親密感，讓我很願意讀過一次之後，再讀幾次，讓關係延續。

➤i. 科學危機

我喜歡他透過文字把玩物體的手感。對此，多篇討論其作品的文章都會提及他擅於將生命時刻寄寓隱藏在物質對象，而我認為那是他特別懂於區分物體與現象的能力：不是讓物件寄情，僅作為感官的現象，而是透過身體（感）操演物件本身，甚至進而修正西方社會文藝復興以來過於強調視覺的感官現象。

這整句讀起來很像在掉現象學書袋，卻無心地將此一哲學運動如何回應歐洲科學危機、強調顯現物的本質自身連結到柏煜的作品上。就如同他自己不斷補充「決鬥」定義時，雖然動用了負面感覺（怒氣、嫉妒、焦慮、倦怠）， 卻那麼願意、那麼挺身。「決鬥」畢竟是非常「身體」的。或者《科學家》作為（作者童年）注定失敗的職業，企圖顯現佛蘭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本質，不讓怪物作為科學危機的隱喻，而是危機就是科學自身。

科學就是危機的表述，也常見於他將文學藝術視作科學後的篇章中。如〈首與體〉（《科學家／蓋玻片》）談主詞的缺失，是文法科學的危機；他寫物與人的關係（如鋼琴、琴譜），也有著佛蘭肯斯坦式的不懷好意。當他看似科學規矩地在丈量物理與情感、共識與歧異、粉紅與藍色間的距離，其實是在蒐集危機的清單，好在決鬥時派上用場。

➤ii. 另一面

與「物／體」同樣具有風格的寫作法，在於凸顯「面」的翻轉、陰影的顯露。如在《mini me》中多次出場的「月亮不亮的那面」（〈夜曲〉）、〈連月亮都只有一面向著地球〉、〈後記：歡迎來到月球背面〉，帶來亮光面以外的訊息。有險惡的秘密、遮蔽的實（表）情、永恆的失落、不可信的科學。但讓不可知的成為可知後，亦取消了「陰暗面」的對立位置，讀來更像趨近圓滿的全面。

又或者他在〈雕像的背面〉（《決鬥那天》）中直接框出一道名為等待的風景，等待在隔壁達成共識，決鬥。這或是一次編排的巧合，但讓進擊的背面提著頭顱，溢出到隔壁的決鬥場，兩隻狗彼此嗅聞，又各自被帶回。與月亮不向著地球的那一面一樣，〈雕像的背面〉提出另一種世界觀，不基於二元對立，不侷限於身體，而是基於跨越與連結。

如在〈另一種語言〉（《科學家／蓋玻片》）裡，柏煜透過自己的語言經驗，以語言隔閡思索跨越與連結。台北菁英學子的身體尚未安裝方言系統，是與身俱來就失去的天賦（之一），因此需要透過「電話」來掌握他與台語的物理距離；是通訊線另一頭的（凹進去的月球背面住滿的另一群人）、在另一個城市、由另一具身體發出的聲音。但外傭安妮、阿嬤、小柏煜都因為「另一種語言」而產生連結，都有了不舒服的位置，也是（非）共同體的一種形式。

➤iii. 顯影術

出於科學式的好奇，並將文字作為程式拆解，他有了自己丈量世界的算式，也有著打開世界的能力。但如同他不斷動用月球暗面與其他反面符號作為機關，這些科學與算式反倒經常讓人感到懷疑。馬翊航提及柏煜的小說藝術雖能顯現暗語，但這技術簡直是以檸檬汁寫下隱形文字，而要得其天書，還要看讀者的控火能力。（〈他想來想去還是發了（一槍，或一張請帖）〉，《決鬥那天》）

如《科學家／載玻片》在長寬一定的尺度內顯現「映像」，而在玻片中成像的、是事物的雜質與本質，甚至連科學家留在玻片上的指紋全部都看到。幾次我以為我已經很懂得閱讀評論文章，卻只是被科學家指頭上的皮脂給誘惑了。已知用火前，心裡已燃起一把火。但也是如此，我了解到科學家有著不閃躲的決鬥姿態。他不以微言之姿躲在大義之下，他以言本身讓你大意。

但換個角度來看，柏煜透過「藝術」引發的「顯現之學」，就如「一隻斑馬走在另一隻身體裡面」（〈斑馬〉，《mini me》），是疊合、融入、隱身，一如他寫下「我的工作就是為鏡框加上新的鏡框。」（〈請柬〉，《決鬥那天》）這是其作品獨有的顯影術。很多時候，我以為我不「知道」他在寫什麼，但其實我被既有的符號編碼系統（顏色、動物、藝術家、季節）帶到一種情境時，他「就逃到情境外」（〈請柬〉，《決鬥那天》），因為他想顯現的不是符號，而是事物的本身。

最後，在與作家蕭詒徽同台的新書座談會上， 柏煜透露書名頁上的英文標題借自藝評家賽巴斯欽・斯密（Sebastian Smee）的作品《藝敵藝友：現代藝術史上四對大師間的愛恨情仇》（The Art of Rivalry，2016）。斯密為「相互較勁」（rivalry）賦予了屈服、親密、開放、與易感等內涵，而非死敵、好鬥、怨恨等男性中心的既定形象。因為（這幾組藝術家）正是透過直覺、憤怒、羨慕、嫉妒等動物性本能，造就了風格上的突破。也讓這些高端藝術家間的較勁，讀起來不亞於體育運動的激烈身體感。

回到文章開頭提及的文學／出版決鬥場，柏煜在準備上場之前，是否遇到過那樣較勁感、身體感、情感張力十足的對手，讓迷你科學家來到《決鬥那天》？這本書上場後，有沒有遇過那樣高端激烈的對手？這或許是比戰勝得獎來得更重要的事。無論如何，或許也正因為《決鬥那天》還沒有站在勝利的終場上，我感覺這本書持續在戰鬥中，以他覺得最漂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