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社運組織者及研究者,變成寫小說的人:訪《變成的人》許恩恩

(場地協力:半路咖啡)

(2024)年是太陽花運動10週年,曾參與運動,也以社運相關主題撰寫碩士論文的許恩恩,近日出版了長篇小說《變成的人》,以太陽花運動為記憶標籤,逐步展寫運動前後事件。Openbook邀請自2004年投入樂生保留運動、現已取得文化研究與心理學博士的張馨文,專訪作者許恩恩,對談小說書寫與運動參與的歷程及心境。

訪談《變成的人》作者許恩恩之前,我懷著「這是一本關於太陽花運動的小說」的念頭,準備了許多問題。Openbook找我訪問許恩恩,因為我曾經是樂生保留運動的組織者,這場訪談的設定大抵是「一位社會運動者訪問另一位書寫社會運動小說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可能期待發生某種「樂生世代」與「太陽花世代」的對談。

訪問後,回程路上,心中有種愧疚,強烈地想著:「這是一本小說。」

與許恩恩坐在咖啡店的那個下午,使我驚覺自己如何用「太陽花世代」的標籤去閱讀與想像作者,既忘了這是本小說,也忘了她是寫小說的人。

➤不安的閱讀,訪談的不安

必須坦承,我是一位「心懷不軌」的訪問者,內心有太多對「太陽花世代」五味雜陳的心結。如果不是接下這份訪談任務,我恐怕不會(敢)讀這本小說——因為難以找到認同與敵對、同理與批判的平衡點,也無法不去質問:「所以,這是『你們』(我們?)投入社會運動的代價嗎?」

所幸,我在小說的第二章抓到浮板,那一章是由虛構的「訪談」所貫穿:

台灣爆發戰爭之後,主角離台,在異國的城市裡,與來自烏克蘭的記者,用彼此都不熟悉的英文談論太陽花運動。主角說:「英文不是他的母語,這座城市的語言也不是。他的對話節奏總是緩慢,語言也很簡單。高大而緩慢與從容,給我一種安心感。」

我逕自把這段話當成給訪問者的「指引」——「安心」為首,簡單的語言、緩慢的節奏。因而決定從最簡單的寫作問題開始問起:「您的寫作動機是什麼?如何動念?如何動筆?如何完成?」

➤動筆前,創造寫小說的時間點

談到這本小說的寫作,許恩恩有「動筆前、動筆後」的分別。

動念寫《變成的人》是在2021年底,從一家新創公司離職前後。當時她意識到:「318快要10週年了。」儘管先前已經完成一本與太陽花運動有關的碩士論文,許恩恩依然有種感慨:「目前幾乎沒有文學作品在談太陽花運動,討論關於運動組織者或參與者的狀態。」

論文不能做到嗎?為什麼一定需要文學作品呢?許恩恩說:「比起論文,或許只是有點素樸地覺得,小說是個好看的東西。」今年32歲的許恩恩,中學時期最主要的娛樂是漫畫與小說。那時還有很多書店,她會讀排行榜上的書,譬如當時暢銷的村上春樹、邱妙津等等。上大學,有了智慧型手機,還是會讀小說,仍然非常喜歡小說這個娛樂載體。

「動筆前,有幾位作家或小說是特別放在心裡的,賴香吟的作品一直都很喜歡,也喜歡張亦絢的《永別書》。最接近我想像中用文學保留下來太陽花運動裡人的狀態,是寺尾哲也的一篇短篇小說〈現在是彼一工〉(收錄於《子彈是餘生》短篇小說集)。他的描寫捕捉到2014年330遊行前後的氣氛,那時候323、324剛過,一方面是國家暴力的鎮壓,一方面是運動內部的倫理問題。」

動筆寫下第一篇後,許恩恩讀到與自己年齡相仿的梁莉姿的《日常運動》,以及沐羽的《煙街》,「那時反送中運動其實才剛過去而已,雖然他們本來就是小說家,而我是後來才決定要寫小說,但他們的確帶給我滿大的鼓舞。看到一本小說把運動的發展、矛盾等等描寫下來,覺得香港的小說家好厲害,時間距離這麼近,要寫應該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吧?這是我的想像,但也許那就是小說家的戰鬥位置。另一方面,我也想,沒有甚麼好看輕自己的,雖然我不是文學系所出身,反正就寫吧。」

然而,「動筆前」還有件大事:2022年2月,烏俄戰爭爆發。

「那是我有生以來,最有感於『台灣可能會怎麼樣』的時候。當時我突然覺得,如果去想像一個在未來,社會發生很重大改變的時間點,好像就比較能談論過去的事情了。」

「就是當現在發生劇變,過去變得清晰了?」我問。

「嗯,在寫作當下的2022年,我加入學運社團、參與運動已經大約10年了,但那時候要寫過去的事或者太陽花運動,還是感覺很不容易。可是,如果我創造一個未來發生巨大變化的時間點,運動就相對小了,那就比較可以去寫了。」許恩恩說。

➤動筆後,寫小說的覺悟與生活

辭去全職工作後,許恩恩陸續接了一些案子。她對動筆的那一天印象深刻,「是清明連假,大家不會吵我,我也不用去煩惱未來要做什麼。」許恩恩說:「我最開始寫的,是現在的第二章。可能是從場景開始,比較容易動筆,過去很鮮明的地方,如果變得不熱鬧了,變化的感受會很明確。這不是抽象的東西,也不是一場對話。」

也是第二章!我心底暗呼。異時間、異鄉人與異國的語言(正逢清明連假,是否還有些異空間的亡魂?)。寫作在「虛構的」想像時空裡首次啟動。

「不過,要到動筆之後,才知道寫小說是怎麼一回事。」她說。

「是怎麼一回事?」我追問。

「我想可能要再把一件事放進來。」她說:「出書不是很容易獲得回報,所以大家都會去申請補助。我動筆後,設想需要的資源,就決定去投文化部的青年創作補助。」

文化部的補助規則是通過之後可以先領到兩成補助款,交稿結案後才能領取剩下的八成。對文字工作者來說,有死線很重要,死線夾帶著錢就更重要了。申請補助,是給自己寫作的資糧和覺悟。

2023年,許恩恩理想的一週行事曆是:星期一到三做接案的工作,有點像大學時代就經常做各種打工、兼職。星期四和五閱讀、醞釀。星期六、日寫字,讓自己一個禮拜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是留給寫作的。

「會閱讀什麼呢,會看以前的信件嗎?」我想起書中寫了許多社團會議紀錄和讀書會筆記的那一章。

「那倒是沒有,看信件的話可能就不想寫了。以前才沒有那麼認真做會議紀錄啦!(故事中)那些筆記都是我想出來的。」許恩恩說:「我覺得寫小說是比較自由的。我不想再做跟論文很像的事,不想再看資料、看文獻,不想再符合某些寫作架構。我覺得我在寫的時候,更追求要寫什麼就寫什麼。那不表示我不會去修改或刪除它,可是我就是想在那個所謂虛構的世界裡,自由地寫。」

➤「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

「社會運動者寫小說,與一般創作者有什麼不同之處嗎?」與許恩恩談論這個問題,使我意識到作者與書中角色的分別,小說的角色也有自己的「主體性」。

許恩恩說:「大學參加過學運社團、參與運動,但我不確定大學畢業之後,我還是不是社會運動者?」

29歲離職動筆寫小說之前,許恩恩有過3年的「社畜」經驗。她曾做過市議員黃郁芬的法案助理,負責跟許多公民團體接洽議題的推動,可說是運動的延續。也曾在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辦公室工作,雖然還是經常與社運團體接觸或合作,但是身在體制內,她知道自己不能繼續使用運動者的標籤。之後到新創公司上過半年班,做了幾份工作後,她開始焦慮:要30歲了,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麼?

「但這是社運者的焦慮嗎?或許與一般人的迷惘沒有什麼不同。小說中確實一直寫到社會運動者這個詞,頻頻探問它的意義。但我不確定是角色在乎這個問題,還是我自己這樣想。」許恩恩補充:「其實『太陽花』很像是動筆前在我腦袋裡的一個符號,但動筆之後,實際上佔領的事情寫得非常少,色調很淡。對角色來說,最美好的時光不是運動成功了,而是運動還沒成功或還沒失敗的時候,是最初要一起去做某些事的時候。寫到最後一章,角色到了中年40幾歲的階段,他為自己的經歷做了定調,出現了『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這樣一句話。」

「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我覺得這句話挺怪異的,忍不住反覆多唸了幾次。初讀像文字遊戲,再讀像謎,三讀竟有些悲傷了。先一句否定,再一句肯定;前半句解構「太陽花學運」,後半句重建「學運社團」。

這句話也與小說的結構相呼應——小說起始於第一章「院區」,立法院與行政院是太陽花運動的兩大場景。故事結束在最後一章「校區」裡,一座幽深的、生與死的森林。

「當時,我們有很多人不喜歡『學運』這個詞。因為318其實不是學運,參與者中很多人沒有學生身分。但很多人喜歡用學生這個標籤,結果變成太陽花學運,學運就是太陽花,我們聽得很刺耳。」許恩恩說:「『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這句話不是我預先設想的,是寫到後來才發現的想法。或者,其實是角色發現了,我幫他寫下來;又或者說,是我們一起發現的。」

書中角色到了中年後想通了「學運是社團」,身為作者,許恩恩也跟著角色發現,比起「太陽花運動」、或「運動傷害」,這毋寧是一本關於「學運社團」的成長小說。她想用小說書寫的,是發生在運動主旋律以外,但同樣激昂暴烈的故事。正如她自陳:「集體的力量跟個人的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中好像有個問號,小說就是把這個問號呈現出來。」


 (圖片取自wiki)

➤我們都有的「膚淺的憤怒」

談到「世代」,許恩恩心中的憤怒頓時被點燃。

過去參加社運的時候,最深刻、最常見的問題往往是:「這樣有沒有尊重主體性?」這個問題是從野百合運動延續下來的。然而,相似的問題在《變成的人》書中好像變成了:「你這樣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

我問:「這是不是代表一種『世代』的不同呢?到底什麼『同』、什麼『不同』了呢?」

許恩恩坦承,她一聽到用「太陽花」對比「野百合」,心裡就馬上揚起憤怒,惱怒整個野百合—野草莓—太陽花的社運傳承系譜。她說,那是自己「膚淺的憤怒」。

我想起自己與同伴曾經因為樂生保留運動在社運系譜中「沒有被算進去」而感到憤怒。沒想到,「被算進去、被標籤、被固定」更令人受不了。

彼此「核對」、冷靜下來後,我們反倒一起發現了主體性問題與國民黨問題的共通性。

許恩恩解釋:「說別人『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時,其實是在說,我們其實並不知道那個『兩樣』究竟是什麼,而我們要的又是什麼樣的『兩樣』。」

這就像我們當初在問「你這樣有沒有尊重主體性」時一樣,我們其實並真的不知道「主體性」究竟是什麼。

指責與對立發生了,自己的無知被否認,有意義的討論變得近乎不可能。在由語言製造的困境這一題上,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世代差異」。

聊到自己內心最在意的那場社會運動,許恩恩說,學運社團時期參與最深的其實不是太陽花,是士林王家的反迫遷運動。當時經常住在組合屋,更像是佔領。這些,最後沒有寫進去。

「或許關鍵不是寫了什麼,而是什麼被拿掉了。」她說,「有許多議題都是在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就發生的。後來,太陽花運動佔據了所有媒體版面,這些討論都消失了,我那時候對這個現象有一種憤怒。」

聽許恩恩如此說,我發現自己對「太陽花」也有過這樣的「膚淺的憤怒」。我反覆咀嚼著「膚淺的」三字。「膚淺的」是不是就不是「創傷的」?但那應該也不是「錯」的吧?裡頭還是有一種「對」吧?

最後,我們終於聊到「運動傷害」。許恩恩說自己並不喜歡這個詞,但她只是淡淡地說,「這個,我可能會在下一本小說裡面寫。」

「已經有下一本小說了?是不是又拿到什麼補助啦?」

許恩恩噗嗤,說了聲「是的」。我也笑了。

眼前坐著的這一位,果然是個寫小說的人。

變成的人
作者:許恩恩
出版:木馬文化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許恩恩

高雄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合著期刊論文〈「我們 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曾獲文學獎與文學創作補助。現為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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