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座城市與「根」這個意象一直關係密切，在1961年時，遷居香港並創辦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提出了「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概念，香港作為重植傳統中國傳統靈根之地，這個意象影響深遠並沿用至今。

90年代時，作家陳冠中提出了「香港人是有根的，不過根並不只一條」，擴展了對於根源的思考。到了10年代，學者陳智德亦將根（root）與流（route）作出辯證，嘗試理順香港人流變與植根的文學淵源。而梁莉姿於今年出版的小說集《樹的憂鬱》，也沿著同一主題發揮：「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上一代的憂鬱，是鹿的憂鬱。一隻動物上路，四蹄一躍，光溜溜，幾近無法回頭，無太多行裝，因而遷居至此，忍痛割捨。」

在進一步討論根的意象之前，先容我講些題外話：自2018年梁莉姿出版《明媚如是》後，到在臺灣得獎與發表的《僅存者手記》和《日常運動》，我都分別發表過評論心得。可以說我從小就看著她的作品長大。來到《樹的憂鬱》，這次有點不一樣了，這部作品寫的是後抗爭時期一群移居臺灣的人，換言之，離散族群。她甚至寫到了離散的寫作者。而我在這個脈絡下其實是被書寫的客體，也就是其中的角色。由角色去討論這本小說集，實在有點皮藍德婁《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Luigi Pirandello）的況味。

我的香港知識除了經驗以外相當淺薄，由是在樹根這個意象上的背景分享大概只能到此。《樹的憂鬱》的核心意象一直沿著根展開，講述的是上兩、三代人來到香港後在此落地生根，卻因2019年的抗爭運動及後來引發的國安法移民潮，毅然或不太毅然地，拔掉自己的根，（再次）遷居世界各地。有些去了英國，有些去加拿大，而書中的主角群就來到了臺灣。

➤香港的盤根錯節

這次，她寫到角色們不再如過往的移民者般「四蹄一躍，忍痛割捨」，而是斷根截肢地離去。也許作者觀察的是香港的斷根截肢，而並非上世紀中國的根，樹也好鹿也好，《樹的憂鬱》是一部以香港為中心書寫的作品。

即便如此，書中角色並非單一面向：文革難民後代、英式教育中產階級、年輕抗爭者、寫作者……他們都是多重淺根（陳冠中）的，所受的影響和教育不是單一一種，而是複雜多元，是這幾十年香港「雜種化」的剪影。

由是，《樹的憂鬱》所寫的就是一種才剛剛長成卻要連根拔起的無奈不捨（同名篇章〈樹的憂鬱〉（上）的核心意象）。到底拔了什麼根呢？陳冠中曾經歸納過香港人的八條文化根基：中國傳統文化、廣東地方傳統文化、廣東以外各省傳統文化、民國新文化與上海都會摩登、中共黨國文化、英國殖民地文化、世界各地文化、雜種本地文化。

在《樹的憂鬱》中，講述的就是這八種根基或多或少一次剷起，靈根在外，懷疑是否仍能自植的憂鬱。緣憂鬱而起，本書的筆調一如既往地敏感細膩。是以，從《明媚如是》開始的疑問再次浮現桌上：「那些曖昧與流動、極端的並置與共存，這些概念都花了我許多時間與教訓才能慢慢消化掉。」

這條關注曖昧的路線即使經過了抗爭的暴力喊停，但「消化」依然貫穿了《日常運動》和《僅存者手記》，至今已經凝結成梁莉姿的一個署名——在敘述時永遠與角色保有懷疑的距離，無法消化，永遠質問。而質問角色相等於質問自己：這樣就夠了嗎？這樣就對了嗎？非如此不可，是否真的如此？

由是，《樹的憂鬱》的輯三〈To Write or Not to Write〉就成了解讀作者如今「什麼是／怎樣寫作」以及「為什麼寫作」的核心。花果已經飄零，為何仍然執筆？《僅存者手記》到《樹的憂鬱》也在問著相同的問題，而年月過去經驗增長，後者亦無愧成了前者的加強版。

➤褪下一切只剩問號，那就用問號寫吧

到底怎樣寫作？輯三裡梁莉姿以一整段提出了合理的質疑「我那麼害怕，會否像洋蔥，在我褪下一切賴以辨認自身而熟練的器具——諸如語感、跳躍、修飾、互文、後設、借用他人論述、寫法、腔調——所有可供逃逸並約化成美學準則的洞窟——會否掏到最後，剖去所有層瓣後，才發現，內裡什麼都沒有？」這近乎是一種我思故我在式的減法，削去所有不必要之物，懷疑一切，直至最後還剩下來的寫作究竟是什麼：「一切關於寫作的方法，才過多通論、綜論、技法、說法以外，必須以書寫者投入創作去踐現，才能明暸。」

這個結論究竟指向什麼呢？以寫作來解答寫作是不是一種完全經驗主導的，必然由書寫者投入創作，非書寫者就無法理解的宗教體驗？而這就指向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寫作了。在輯三裡，敘事者批評角色「怎樣寫，似乎往往比寫什麼重要」。這句話隱含的意思其是相反的：寫什麼比起怎麼寫更重要。但到底作者想寫什麼呢？當作者確實褪下一切了，重新建構出來的是什麼？

答案就藏在問號當中，削去一切只剩下來的就只剩問號。以問號來代替我思，是梁莉姿重構的「我寫故我在」。她採用油畫般的筆觸一筆一筆添加，讓新的句子蓋上舊的句子，新的時空覆蓋舊的時空，最終抵達一張全景：一個在問號上永遠遷移的畫象。由是，《樹的憂鬱》所寫的是一個暫時的狀態，因為問號意味著尚未終止。這個狀態嘗試囊括目前香港人在臺灣的各種狀況，他們從何而來，以及如今怎樣。

這個問題對照的是《僅存者手記》中「只想獲得肯定，需要外界的支撐點才能維持自身」的懷疑，如果書寫香港必須經歷其他人的肯定，可能是市場，可能是同儕，也可能是學院與評論者，還得考慮書寫需要凝聚社群，那究竟要怎樣書寫香港？

➤兩種敘事，兩條路線

無可否認地，梁莉姿已經有一把獨特的嗓音，而這種腔調是有來由的，如導讀中謝曉虹比擬的黃碧雲，又或可能是伍淑賢、賴香吟在文中若隱若現的影響。在吸收多種腔調後，她發展出一種敘事者與角色不斷拋接問答（懷疑—行動；日常—運動）的獨特模式，兩者被無數外在的敘事洗禮加身，卻沒有任何一個能夠相信的恆定敘事。這就是多重淺根的香港狀態，一種現代狀況，想要結晶出些什麼，卻依舊保持懷疑。

所以，梁莉姿的寫作功課比我更為複雜，她已經找到她的聲音了，但這種聲音能帶她抵達哪裡？這是一副持續因著外部世界的變異而不斷向內拷問的刑具，她十字架的形狀是一個問號；同時也繼續開放讓世界洗禮入侵，讓群眾朝她拋擲每塊都會引發懷疑的石頭。

由是，如今《樹的憂鬱》向我們展示出兩條未來可行的路線，其一是赫塞式的唯美：「我非常需要罪，需要肉慾，追求財富，需要虛榮和最受輕視的絕望，好學會放棄抗爭，好學著愛這個世界〔…〕這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愛這樣的世界，樂於成為其中一部分。」

其二是卡繆式的挖掘：「在我們談及的反抗行動之中，並不因心靈貧乏或是徒勞的訴求，而選擇一種抽象的理想。〔…〕反抗從各方面都超出憤恨這個侷限。〔…〕這是由愛驅使的反抗，反抗乍看下是負面的，因為它不創造任何東西，但其實深層來說是積極的，因為它揭示了人身上自始至終要捍衛的東西。」她要將這種聲音帶到哪裡去呢？以上這些，是一個角色對於作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