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就讀高中二年級的范容瑛，為了完成「生命教育」的課堂作業發愁：不知道應該訪談誰才能得到有趣的故事？母親建議她訪問阿公蔡再修，「因為阿公看起來有點厲害。」

「但我不知道阿公厲害在哪裡？」雖說如此，她還是記下阿公的每一句話，寫滿一張密密麻麻的A4紙，像是學習單那樣交了作業。到了高三，因為學校規定的「小論文」，范容瑛又再寫了一次阿公的故事。

阿公蔡再修1947年考上台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也就是日治時期以棒球隊KANO聞名的「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當時的蔡再修恐怕不會想到，他的人生會在這所學校轉了大彎；也不會想到65年後，自己的外孫女會在與他當時相仿的年紀，開始探索他這段左翼人生之路。

1949年，對農業經濟學感到好奇的蔡再修，受到同學蔡志愿的影響，一邊忙著家中農活，一邊讀起社會主義書籍。除了中、日文的馬克思主義叢書，還有毛澤東著述。他不僅加入讀書會，甚至在蔡志愿的邀請下，在校園裡僻靜的實習農場宣誓，加入「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但沒多久，蔡志愿不再到學校，他逃亡了。蔡再修心想自己沒有什麼實際行動，便照常生活，如期從嘉農畢業。1951年1月，再過5天就能通過公務員試用期的他，在嘉義水上鄉公所被逮捕。經歷10年的牢獄生涯，成為被標籤的「匪諜」、「叛亂犯」，此後只能打零工度日，妻女也跟著他辛苦過活。

像蔡再修這樣的政治犯，在1998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後，絕大多數得到國家的「補償」，得到象徵式的平反（註）。然而，當他將補償金對半分給弟弟，感謝他替自己在10年牢獄間照顧家人，卻不得妻子的諒解，引發激烈爭吵，原本感情疏離的夫妻正式決裂，此後蔡再修離家獨居。也是在此時，蔡再修的女兒們才知道，原來自己的父親竟是白色恐怖政治犯。

范容瑛小的時候偶然得知阿公坐過牢，但她天真地以為，這大約是每個家庭的阿公都會有的經歷。雖然高中時訪談了阿公，但她還是對這段歷史不太了解。直到上了大學，在選修課上閱讀許多白色恐怖訪談與口述後，她深覺過往的不足，便重新訪談阿公，補上更多細節。2017年，范容瑛再次將阿公的故事當成課堂報告交了出去。

2025年出版的《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白色恐怖與我的左派阿公》（以下簡稱《我的左派阿公》），或許可以說是范容瑛這個民主時代出生的政治犯第三代，從對白色恐怖歷史無知的狀態，以作業為台階，一步一步向阿公生長的時代慢慢靠近的成果。

➤政治受難者家屬難以言說的疑惑

然而，《我的左派阿公》並不是一本符合當今台灣「政治正確」的著述，與范容瑛這個屬於「天然獨」世代觀念也背道而馳。她在新書座談上提到，進了大學社團後，認識一群熟悉台灣歷史、關心公共議題的「同溫層」朋友，卻不敢說出自己有個白色恐怖受難者阿公——因為阿公「很紅」、「很統」，每次投票都投給國民黨。

「如果提到自己有個白恐受難者阿公，就要回答：阿公為什麼要入獄？他對國民黨的看法是什麼？這些問題我都不太能回答，連我自己都不太能理解他。」范容瑛自陳，「這些事成了我的櫃子，我一直出不了這個櫃子。就算我能在台灣歷史的一些活動、議題中侃侃而談，但都沒有提過我阿公的事。」

到了大三，約是2018、19年，范容瑛才下定決心要處理這個櫃子，對蔡再修的人生，展開深度訪談與書寫計畫。也是這個時期，她受到學者的研究啟發，意識到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並不只有當事人而已，還擴及配偶、子女，甚至家族親戚。范容瑛於是拓展了書寫的視角，探問這件事對整個家族有什麼影響，每個人的受難經驗是怎麼樣？包含她和母親因白色恐怖與時代背景經驗不同而產生的衝突。

「過去我們接觸到的政治犯家屬，其實很多人還處於傷痛之中，不太願意述說。」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在新書座談開場引言時提到，2015年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時，參加新書發表會的受難者第二代曾說，只想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離開。莊瑞琳難以忘記對方仍然傷痛的眼神，但那本書出版後，他漸漸變得不害怕跟別人述說故事。

「第三代則是不太一樣的，他們可能是歷史的素人，願意從一片空白之中，學習看檔案、找文獻，去拼湊破碎的歷史——要寫出阿公的經歷和家族故事，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關注白色恐怖歷史書寫已有10年的莊瑞琳坦言，10年前她很難想像，會有第三代出來書寫祖輩的故事。如今，不僅有范容瑛寫阿公蔡再修，也有黃溫恭的外孫女張旖容將自己對阿公的追尋，書寫成《春日的偶遇》，「這樣一點一滴去將空白拼圖拼起來，這拼圖要帶回什麼？我覺得白色恐怖的出版和閱讀行動本身，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它的意義的。」

➤張開消失的左眼，虛實交錯在歷史斷裂縫隙

「白色恐怖這件事，不是你們家族有沒有人被抓去，或是誰從容赴義、冤枉入獄，而是一種集體的恐懼。」受邀與談的作家顧玉玲提到，小時候隔壁鄰居被警總帶走，童年玩伴在學校遭到孤立的回憶。她說，當時沒有人敢問發生什麼事，壟罩在他們這個世代成長過程裡的，正是這樣隱隱的氛圍，「我們是『沒聽說』，但就是這個『沒聽說』使我們害怕。」

這正是白色恐怖造成的歷史斷裂，顧玉玲認為《我的左派阿公》的敘事「如水流入旱田」。她肯定范容瑛掌握了許多日常生活細節，讓文本呈現出小說感，但也遺憾其書寫無法完全如水流暢的原因，是遇到了「歷史硬土的裂縫」，而這裂縫對大眾而言是空白的，「所以，讀這本書，你會時常看到故事說到一半，作者便跳出來做歷史知識的補充。」

顧玉玲上大學時，正好遇上解嚴，曾參加政治犯前輩林華洲來學校帶領的讀書會。此時，陳映真所說的「消失的左眼」，因此有機會在校園裡被打開，讓他們這些台灣新世代得以用另一個視角看世界。

然而，當一切來到蔡再修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舉辦秋祭，而「天然獨」也不是禁忌的時代，卻又因為中共導致新生代對左派產生敵意。「過去是國民黨打壓，但現在不是上面要求要人們這麼做，而是普遍的共識時，這麼一個不合時宜但仍懷抱著理想的阿公，就變成作者的一個『暗櫃』。她說不出口，也沒有辦法幫阿公辯護。這個情結就變成很迴旋的張力，也是這本書很珍貴的地方。」

正是因為這樣的時代落差，讓顧玉玲不由得提醒：早期關於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口述訪談，許多都在日後「翻了供」。因為根據補償條例規定，申請補償者必須是「冤枉的」，有些政治犯就算真的是共產黨員，也不能承認，否則會害到別人，以及「就算解嚴了，可是我要怎麼相信，這個政府不是引蛇出洞呢？」

「許多早期的受難者口述訪談可能充滿謊言，半遮半掩，讓人難以分辨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構。這些虛構的謊言不是他們的真心話，但卻會合法地存在在檔案裡面。」顧玉玲表示，在長達38年的戒嚴裡，許多知識分子會繞道而行，透過小說或虛構的方式，說出某種真實。春山出版的白色恐怖小說選、散文選，就是這樣的案例。

直到今日，當事人都已經80、90歲，才有機會說出真心話，「而且是非說不可、非常想說。這可以從范容瑛採訪的蔡再修身上看得出來。」顧玉玲閱讀《我的左派阿公》時深刻感受到，「這位如今已經90多歲的老左派，心心念念的不是他自己。他的歷史不只是他的歷史，是反映他的時代。」

➤以寫作靠近遙遠的時空

時代的距離，也是書寫的瓶頸。就算是和從小親近的阿公，彼此間超過一甲子的時空差距，仍常常讓范容瑛在訪談時感到「很遙遠」、「難以理解」。

范容瑛陪阿公散步，帶他回學校、兒時的農田埤塘走走，有時並不直接切入事件，只是詢問日常，卻慢慢瞭解阿公的左派意識是長自土地、來自他的生活經驗。「我用旁敲側擊問到的細節，去理解他們那個時代。」例如，問他唸書時午餐吃什麼？才知道他因家貧都自己帶便當，因而對當時物價陌生。又或者聽阿公說放牛的經驗，如何踩著水牛大腿後的一塊骨頭跳上牛背，趁著放牛的空檔讀書。

顧玉玲稱許范容瑛對於故事場景的描寫細緻，不只是聆聽口述，透過與阿公一同觀看舊資料、老照片、重訪故地，讓時間以疊加的方式凝縮在一個特定空間，看見了這個空間的現在與過去。

顧玉玲認為，非虛構寫作需要投入很長的時間，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成本非常高，得到的成就感可能遠遠不及其他類型創作。因此，從事非虛構寫作需要很大的決心，而這個決心無非是：「我覺得這是我的事。」

她以自己最初的書寫為例，在與外籍勞工相處的過程中，會不斷想起自己父母的勞動與移動，對顧玉玲而言，這就是她的故事，「你把參與的議題，和自己產生關聯，讓它成為你的故事時，就會窮盡所有的力氣跟方法去靠近。」

➤面對創傷的世代差異

而對范容瑛而言，這本書不僅是阿公的故事，也是她與母親的故事。

《我的左派阿公》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未竟之夢：左派阿公蔡再修」以第三人稱形式，描述蔡再修的人生。第二部分「未完之路：孫女的十年書寫」作者以第一人稱現形，談自己與母親圍繞著阿公而產生的張力。

原本跟媽媽感情很好的范容瑛，自從上了大學參加異議性社團，以及想更深入探究阿公的故事後，母女關係開始出現裂痕，衝突日益增加，她甚至不敢讓母親知曉去訪談阿公的事。范容瑛說，「有時要先跟我的雙胞胎姊姊擬好策略，轉移媽媽注意力，趁她沒看到的時候，拿車鑰匙開車帶阿公出門。」

范容瑛表示，有段時間特別想認識同是政治犯第三代的人，想知道第二代、第三代之間是不是都會有衝突，或是怎麼面對家族過往及白色恐怖議題。

「但是寫這本書的過程中，讓我發現，媽媽和我對一件事的理解方式不一樣，不代表我們對這件事重視的程度有差異。」例如，阿公身體變差，再也無法如同過往一樣出門找「老同學」（政治犯）見面，意志逐漸消沉時，母親就會拿起電話簿，打電話給他曾提過的名字，讓他們講電話聊天。母親與阿姨也會輪流陪著阿公北上參加秋祭。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面對創傷都是希望對方能講出來，講出來就可以得到解決；但對媽媽那一代的人來講，或許會傾向比較務實的方式，去陪伴他、替他打電話。」范容瑛自陳，這些事本來都記錄在日記裡，但直到有了出書的計畫，她才重新去理解從小受黨國教育的媽媽，母女關係也才漸漸鬆開。

➤書寫做為回家之路

范容瑛說，曾有師長對於她把與母親的衝突寫進書裡，表達憂心，「但我還是希望能寫下作為受難者第三代的視角，也覺得書的第二部份不是在說媽媽的壞話，是在說那個世代的人為什麼這樣沉默、噤聲？透過我的書寫，讓她也有一點點說話的空間。」

「即便是像母親這樣親近的人，我們也不見得了解她。」顧玉玲說，「當我選擇以非虛構寫作議題，不論近或遠，我很清楚，我是為了重返田野而書寫，是使用書寫這件事，帶著我更靠近這個田野。」

顧玉玲認為《我的左派阿公》的核心是「回家」和「書寫」，書名主標「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也帶出了這一點。書寫是一種回家的渴望，或者，書寫已經是一種回家的狀態。

講座最後，莊瑞琳也回應道：「當代需要什麼樣的史觀？我覺得史觀不是指一切汙濁、混雜的歷史都需要梳理成沉靜、清楚的東西，而是我們要學習，歷史就是這麼混濁。」她認為，私領域、看似是家族的故事，如何被推到公領域，成為公領域討論的一部份，成為理解台灣過去史觀的一部份，這件事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為什麼願意陪伴有書寫渴望的朋友繼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