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從同志文學認識台灣歷史
• 講者：作家、政大台文所副教授紀大偉
• 導讀書籍：《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2017Openbook好書獎．中文創作）

整理記錄／安靜
攝影／周月英

各位台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大甲人，到台中有很特殊的親切感。去年大概也是這個時候，《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這本書剛剛上市，我在台灣各地巡迴演講，甚至還到香港、美國、英國，原因除了要謝謝很多朋友的幫助與肯定外，最主要是這本書要做時代的見證。

不論大家喜不喜歡、支不支持同志，台灣的同性戀文化，是東亞的特例。亞洲對於同性戀友善的國家只有兩個：以色列和台灣，這兩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剛好都特別敏感，不知道是否因此特別支持同志人權。

去年5月24日，台灣的大法官釋憲：支持祁家威控告台北市政府不同意男性同志婚姻登記。我當天剛好也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演講，打開電腦，發現都是祁家威釋憲成功的新聞與訊息。台灣大法官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本來覺得這是同志運動的一大勝利，我可以不必再繼續打這本書了，沒想到從去年5月到現在，大法官釋憲結果還沒有落實，政府現在有點冷處理，本來是同志婚姻女神的國會議員林靜儀，現在聲名狼藉，我只好繼續用書、用文學、用歷史來見證同志的尊嚴。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同志在哪裡，但是台灣同志的歷史，在文學裡有很鮮明的紀錄。台灣在1950年代就開始有同志文學，幾乎每個年代都有同志文學的紀錄。白先勇寫同性戀是在1960年代，與美國同志運動的進度幾乎是同步的。美國同性戀受打壓是在1950年代、美國的同志運動興起是1960年代的事，但台灣早已有同志文學，台灣在這個領域，一點都不落伍。

▉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

我在這本書的緒論講到：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去年書剛出來時，有人質疑：同志文學史不是台灣的發明。大家覺得台灣的同志文學史，好像是受到世界大國的影響，其實並不然。我尋找其他國家的同志文學史，發現美國、日本、中國都沒有同志文學史，這些國家都有同性戀歷史，但各國的同志舞台，不是放在文學裡面。像日本現代同性戀的書是在談夜店的發展、談日本古代的同性戀，都不是在講文學。

美國的同性戀歷史，會從哪裡找資料？會從紐約石牆事件（發生於1969年）、舊金山的哈維．米克（Harvey Bernard Milk），是透過社會運動事件或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從來沒有聽過透過讀美國文學來了解同性戀。

台灣會在20世紀現代文學中談論同性戀，是很少數的現象，其他國家不是這樣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歷史中沒有同志文學。文化大革命時，中國當時是連愛情文學都不能出現，台灣則有轟轟烈烈的同志文學。20世紀末，中國開始有些與同志有關的文學出現，但是中國學界和文壇與台灣很不一樣，台灣的同志文學一浮出檯面，大致上是受到歡迎的，例如白先勇的作品，雖偶有批評，但是文壇和學術界是支持他的。中國類似的作品，則是被擱置、冷處理。

在現代文學中談同志，是台灣特別的獨有現象。但是台灣人喜歡在文學中打造歷史，不見得是好事。美國幾十年來，同志電影和社會運動享有悠久歷史；日本有同志夜店，他們的民權比較早開放。如果可以透過喝酒跳舞來交朋友，誰要乖乖在家裡寫文學啊？一定是社會夠壓抑，才會在家裡寫啊！同志文學是台灣社會長久壓抑的結果。

比如1990年代，台灣最騷包的女同志作家之一邱妙津，她活在一個蠻土的時代，只能想像把自己奉獻給文學，她不能想像自己變成網紅、變成女性紀錄片導演。現在社會變遷，如果你可以花一分鐘成為網紅，誰要花3年時間寫一本小說？如果是在一個可以自由開放、網路交友的年代，誰還要用立可白在公廁裡塗鴉留電話徵求筆友？

同志文學史是一個台灣的特色，其他國家不是這樣。除了前面講的日本、美國之外，再舉鄰近的香港為例，他們享有豐富的夜生活文化、以前電影非常強，他們有同志文化偶像張國榮。這沒辦法反過來，台灣就是沒有張國榮這樣的角色，因爲文化不同，就像香港也沒有白先勇這樣的同志小說家，每個文化地區有其不同的專長。

同志文學史常被講成「台灣同志文學史」，我故意拿掉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台灣」兩字。這就好比大家喜歡去夜市吃小吃，你會說你要去「台灣夜市」吃「台灣小吃」或「台灣臭豆腐」嗎？這很奇怪，觀光客或外人才會這樣講。你去日本，會問「哪裡有日本拉麵可以吃嗎？」因此，台灣同志文學史中的「台灣」這個形容詞，是可以拿掉的。

▉同志的現代性

雖然有人會說同性戀的歷史有幾百年、幾千年，但是我們講到「現代性」時，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現象。homosexual（同性戀）這個詞的歷史，只有一百多年。歐洲人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出現homosexual這個概念。電影《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講述的是20世紀初的故事，當時他們處理變性人、同性戀的做法，就是在大腦穿個洞、把某些敏感部位挖掉。同志是個非常新的概念，在歐洲尚且如此，東亞更晚。

中國和日本，了解同性戀，是在1920、30年代。台灣人有些知識分子是在30年代接觸到同性戀這個概念，但台灣人大規模知道「同性戀」，把這個概念和社會敗類、台北市的新公園聯想在一起，則是50年代的事。

在1940年代，台灣人看日文報紙；50年代，台灣人看中文報紙，這是個很大的差別。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前與國民黨高層密切相關，他們急於把台灣人口變成一批可以讀中文的人。當時這兩大報各約有10萬份的發行量，當時的《聯合報》已經開始刊登同性戀文學了。

邱妙津在《蒙馬特遺書》裡，提到她很多的生命挫折與看書、看電影的心得。裡面提到的《遣悲懷》一書，是聶華苓翻譯的，50年代刊登在《聯合報》副刊，當時聯副的主編是林海音，文壇非常重視她主編的聯副。聶華苓在翻譯序中，直接指出這本書的作者紀德（André Gide）是同性戀，想想看當時的文壇和文青會得到什麼訊息。而這本書一直延續到90年代，邱妙津還帶到法國去。

在台灣講同性戀，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很多種講法。古時候、日治時期、清朝當然也有可能有同性戀；但是台灣現代文學出現同性戀是在1950年代，美國也約莫是在這個時代才出現。

Q：1950年代就有同志文學，請問老師，台灣的同志文學作者都是同志嗎？當時的同志文學讀者的都是喜歡文學的文青嗎？還是特定的族群？

同志文學、特別是早期作品的作者、讀者是什麼樣的人？這是個很好、但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講到同志文學，很多人急著問：「同志文學」與「作者與同志」有沒有關係？有些人會說同志文學的作者必須是同志，也有人不這樣主張。這是個老問題，但答案是：「不知道」。

有些作家後來坦承他是同志，例如白先勇後來在1980年代出櫃，承認他是同志，但是他如果不說、不承認，你又怎麼知道？而且我們都知道，任何文學史都有大量的無名英雄，很多作家不會成名，那些作家是不是同志？我們也不會知道，而且也沒什麼好猜的。

這就好比有些人會去猜測文藝復興的一些名家，例如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他們是不是同性戀？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會改變我們對他們作品的評價。這種問題只是好玩，不能嚴肅看待。與其去猜測創作者的心態與動機，不如去思考讀者與觀看者從中得到什麼。

我們去羅浮宮看《蒙娜麗莎的微笑》，這是因為達文西對美女無感、所以畫了這幅畫？達文西的創作動機，我們無從知曉。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觀看者從這幅畫得到什麼？觀看者與讀者的收穫才是重點。

至於當時讀者的樣貌？我們現在要如何去理解當時的讀者？我們對讀者的了解也是有限的，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50年代看報紙副刊的是哪些人？是熱愛文學的文青嗎？不要說50年代，以我在政大教書為例，我除了有開設研究所的專業文學課程外，也教大一國文與通識教室，這些修課的學生有文學熱忱嗎？我老實說我並不知道，那我又如何得知50年代讀者有沒有文學熱忱。

我發現台灣讀者不是在60年代看白先勇的小說才知道同性戀，而是50年代就知道。有學者問我：你有做過社會調查嗎？有什麼社會統計資料？不然你怎麼知道台灣讀者在50年代就知道同性戀？

其實答案很簡單，你們到任何圖書館的電腦，登入《聯合報》知識庫，打入「同性戀」3個字，就有一大堆舊剪報跑出來，證實在50年代就有許多「同性戀」的新聞報導，每個人都可以去查證確認。如果當時沒有人要看同性戀的事情，《聯合報》為什麼要一直刊登？我們也可藉著這個間接的方式，了解當時的民眾如何看待同性戀。

要我拿出當年社會學的數據，這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人口普查，在台灣是比較晚近的事情。我怎麼可能拿出50或60年代的數據調查數據，但是以前的新聞剪報是可信的，讀者是看得道並且看得懂「同性戀」3個字。還有些學者說我太仰賴《聯合報》，說可能其他媒體都沒有報導同性戀，要我平衡報導。我不懂這是要做什麼？但這共同顯示：大家對於台灣50、60年代所知甚少，但是大家好奇、都想猜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先勇的前輩與同輩

我們固然不知道當時的作家寫同性戀時在想什麼？我們也不知道當時那些作品刻劃的同性戀者面貌是否可以信賴，誰知道當時的白先勇在想什麼？現在去問白先勇也不準，現在他一定說他一心向佛、只看崑曲和紅樓夢（笑）。但是大家去看《孽子》，寫得非常色喔，色得不得了，有寫homepa喔（當然不是用這個字），你現在也不可能從他口中套出話來，也不知道以前同性戀者是否如他所寫。

但有個東西是可以拿捏的、是可貴的，那就是當時作品中「路人的態度」。他們好奇又害怕，有一種獵奇的態度。《孽子》裡面寫到有媒體記者想去酒店偷拍、採訪、報導，當時已有記者想去同志夜店偷偷報導，不然為何會有這種事情？但同志夜店裡是否有人穿女裝、化妝，則不確定。有時看早期的文學作品，是要看一些背景、配角，會顯示出一些有趣的訊息來。

大家知道「野人咖啡屋」嗎？這是台北很有名的文青咖啡店，台北以前有兩家知名的文青咖啡店，一家是陽光型文青去的明星咖啡館，另一家是頹廢派去的野人咖啡屋。林懷民就寫到一些很恐懼同志的政大學生，也在泡野人咖啡店。台灣最有名的同志畫家席德進，他最有名的作品《紅衣男孩》，就是畫他的學徒、一個異性戀男生，但是席德進很喜歡他，畫作就收藏在國美館。

野人咖啡屋在白先勇、林懷民的書中都出現過，也是席德進與他的模特兒混的地方。談白先勇，要講很多他周邊值得認識的人事物，野人咖啡屋、新南陽戲院，都是文學作品中與同志有關的常見場地。

▉1970年代的女女關係

Q：你書中講到1970年代的女女關係，為何寫女女關係？前面不是都講同志嗎？還是老師講的同志不包括女女關係？

謝謝你讀出這個訊息。我今天本來要講一些BL（boy's love）的東西，接下來我迂迴地回答你。我去年到處演講《同志文學史》這本書時，不管到哪邊（今天比較不一樣），聽眾都是女生較多，很多顯然都是「腐女」，最後發問與討論一定有人會問：「BL與同志文學的關係，為何不談BL?」

我本來不太懂，被問了幾十次之後，我想通了：「這就是天意」，不然為甚麼到處都有人要問我這個問題？BL是重要的東西，我在寫完同志文學史後，醞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寫「研究生青紅燈」、另外就是思考BL是怎麼一回事。

寫「研究生青紅燈」，是我在寫書、演講過程中，常想到研究生、文學研究者到底在想什麼？我在與台灣各地的文學研究生、大學生交流時，發現很多學生嗷嗷待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書評、影評。網路上可能有些意見領袖很年輕，但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如何抒發。我一方面覺得要分享同志文學史的寫作心得，另方面也覺得應該要想如何帶動年輕人去寫寫作計畫。

BL是個空白、我還沒開始寫的東西。BL與同志文學是相關的，但有很不一樣的地方。不過我要說，「同志文學的未來要寄託在BL上」。同志文學有個歷史的重量、比較沈重，但BL沒有。雖然大家會說同志文學和BL寫出來可能都差不多，但實際上放在歷史脈絡上來看，是不一樣的。例如，唐詩、宋詞好像差不多，作品營造出來的效果非常像，但它們就是不一樣的東西，不同文類的重量就是不一樣。

同志文學長久以來，並沒有意識到要凸顯「同性愛」這件事，反而因爲社會、歷史壓力等，努力在掩蓋同性戀這個事實。我書裡談到非常多文本，是重要的歷史資料，你會從中找到同性戀見不得人的地方。這些舊作品甚至看不太出來有什麼同性戀痕跡，因爲以前的人、以前的作家、讀者，要寫但不敢寫太白，他們會有壓力。寫得有點曖昧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另方面也有情趣，讓讀懂的人讀得懂、讀不懂的人就讀不懂。就好比講到BL的「開車」，「開車」這個詞的意思，喜歡BL的人就懂、不喜歡的人就不懂。這是個暗語，暗語是人生情趣的來源之一。

以前的同志文學常常是隱晦的，但是BL則歌頌同性之美，完全沒有要遮掩同性愛。同志文學是醜陋和痛苦的、BL都是俊美的。同志文學不但沒有歌頌美，甚至把相關人物描述得相當醜陋，邱妙津就是一例，不論男女，都是超乎尋常的醜陋，她就是要勇敢刻畫同性愛的痛苦和醜陋。現在BL文化，要找鹿晗，看到鹿晗，你會想到什麼歷史的重量、歷史的縱深嗎？同志文學的作者、讀者、能量，可能都要轉向BL。現在是商業、商場控制一切的時代，尤其BL沒有歷史重量，很容易賣到別的國家。

台灣同志文學有個很好的傳統，裡面有很多的歷史細節，因此很難賣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孽子》，頂多日本有興趣，因爲裡面有大量的六條通、老舊的日本戲院、老舊的西門町。其他國家讀者看不懂，其中的歷史細節，有礙國際流通。台灣的同志文學賣得比較好的是《蒙馬特遺書》、《鱷魚手記》，因爲它們寫的是法國，西方讀者讀起來比較沒有障礙。

BL沒有國界與統獨，只有市場。就算是深綠台獨的腐女，也會看中國的BL；再討厭韓國的人，看到孔劉、河正宇也不會討厭。娛樂商品是跨越國界的，同志文學的未來、甚至文學的未來，都在BL。

▉男女同性戀的差異：孤獨與成對

回到我講同志在70年代故意要講「女女關係」，我是故意的。因爲我們一般講同性戀者時，預設每一個人都是個人主義者。大家受到西洋文化與西洋文學的影響，長久以來崇拜個人主義者。我們習慣的小說英雄人物都是單打獨鬥，這是大家習慣的文學英雄形象。同志文學有重男輕女的傾向，男同性戀者常常是獨來獨往的，但是以前的女同性戀很少是獨來獨往的，都是倆倆配對的，我們看70年代的同志文學就可以發現。

在60年代末期，白先勇的《孤戀花》裡，女生只有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有同性戀的火花出現。女女關係，就好像水是H₂O組成的一樣，一旦拆開，就不是水了。反觀在白先勇的《台北人》裡，gay都是獨來獨往的；《孽子》裡面也幾乎沒有couple（一對），每個人都獨來獨往，唯一的一對couple很快就死了，沒有人是定下來的。女生則都是couple，到1990年代李昂、郭良蕙的作品還是一樣，女生一定都是以couple姿態出現。孤獨與couple，剛好區分了男女同性戀。

都說BL是女生看的，大家可以想像BL裡面沒有couple嗎？不行啊！一定有couple、一定有攻受。BL操作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誰跟誰配，這比較貼近台灣lesbian（女同性戀）的傳統。不過現在風氣改變，有比較多的gay會手牽手出現了。

Q：老師談同志文學，先談男同志然後才談女性。台灣是否有跨性別、無性戀或其他同性戀的主題？

你提的問題很重要，但不是歷史發展的趨向。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希望可以同時注重男女同性戀、跨性別，可是台灣的同志文學，的確非常重男輕女。男同志文學就是比女同志多，你沒辦法扭曲歷史的面貌。討論的人，也非常重男輕女，國內外學者很多是男的，他們就會要討論男同性戀者。

我會爭取另類的空間，例如我寫70年代的女女關係。不過大家知道嗎？台灣最早刊登的同志文學其實是Lesbian小說。這本lesbian小說是絕版書（書名為《月誓》），很色，翻譯者叫南方朔，但不是那個我們大家熟知的文化評論者南方朔。這本小說1955年就在《聯合報》副刊連載，當時負責的編輯是林海音，講一群人妻俱樂部，她們不跟丈夫上床，一群人妻聚在一起。

有人批評我的書直到最後一章才講到跨性別的文學作品，但這是因爲直到21世紀才有人寫啊，並不是我不寫啊。將跨性別與後現代、多元社會混在一起談，不是我故意要這樣做，而是寫跨性別這些人就是這樣在寫，林俊穎的書就是21世紀出版的，他之前沒有寫跨性別；《天河撩亂》也有寫跨性別，但也是20年前才寫。至於無性戀，不曉得有沒有作家寫？可能有吧！或許是寫了但沒有凸顯出來。

長久以來，文學生態、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沒有辦法顧到社會的多樣性、多元族群，只能注意到他當時寫得是不是很爽。如果要講原住民，同志文學很早就寫到原住民，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都有寫到原住民，但他們被描寫成是原始人、是野人、不會講話、不會思考。我們要因此把白先勇抓出來公審嗎？這可能就是歷史共業吧！

Q：老師寫同志文學史，如何篩選文學性？是否有些沒有收錄進去？如何看待這些文本？

你問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很多書都有講到同志，但不見得每本書都有文學價值，這些要不要列進來討論？同志族群是比較邊緣的族群，對於同志文學的態度，我們勢必要比較包容。這個族群不是很道統、很菁英的。雖然很多人說同志是菁英，但一個族群如果是被邊緣化的，裡面就有比較多廢人、失敗者，我們就不能用相對嚴苛的標準去看相關的文學作品。

就好比我們談男性作品時，只談男性作家、經典與菁英，但談女性作家時，勢必要把一些人納入，例如瓊瑤。為什麼站在女性文學立場就得納入瓊瑤，只談文學史的話就不納入？因爲瓊瑤的小說，是很多女工下班會到租書店租回去看的。她的書文學價值可能不高，但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社會意義，讓我們知道，原來比較沒有錢、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這樣接觸文學的。席絹、玄小佛也是如此。

也有些人希望我談更多網路小說，但我覺得網路小說就讓別人去嘗試吧。我相信網路小說、網路作家，應該也有很多值得談的人，但是網路茫茫大海，要從何找起？很困難。

Q：剛剛老師提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對台北的描述，因爲有地域性限制，所以力量很難擴及到國外。但是老師最近推薦的《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對紐約的描述、職業的專業度等刻畫也很多，但書中的情感力道，並不會因中文閱讀而削弱，老師怎麼看呢？

這牽涉到強國與弱國文學的差異。英國、美國、日本，他們的小說不管寫哪裡的鄉下或大都市的細節，日劇不論拍了什麼不知名的城鎮，都還是會有弱國買單。但是當台灣文學寫花蓮、台中或蘭嶼，就要擔心外國人看不懂。強國不論寫什麼，弱國都會買單；弱國的文學，就是賣不出去。

但台灣與一些較弱小的國家，電影、文學要怎麼出口，是很大的問題，所以大家一直在吵文化部要補助哪些歌星、藝術家、作家進行國際交流。因爲台灣要進行文化的國際交流，是要看外國臉色的。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只有少數強國不必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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