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近齊東詩舍的台北舊社區裡，開發自清代的蜿蜒小巷中，日式建築和台式公寓交錯林立。文史作家陳柔縉的工作室位居其間，沒有電梯的老公寓，走入室內又是另一番風景，明亮簡潔的裝潢，細處可見巧思。極少的家飾，細緻的杯具，廚房的冰箱顯得格外具現代感。在新舊不同的空間切換，物品自身印記著不同的時代痕跡，恰如她書中慣常的主題。

初次見面，陳柔縉即讓人感受到十足的溫暖。從下樓開門時的笑容，到進入工作室後的張羅和招呼，她自然地化解了生疏的緊張，拉近了彼此的距離，這是她的重要特質和能力。

陳柔縉曾在受訪時談到，她經常在車上和計程車司機聊天，聊到孩子都受不了。提及此事，她笑說現在還是如此。前一日的運將與她分享的是：以前的流氓慣用長皮夾隨身夾藏扁鑽，所以從外觀就能一眼辨別誰是道上兄弟……

從絮叼閒話間，便能輕鬆逗引並捕捉住談話對方的生命故事；在短暫時間內便能建立起人與人、人與故事，以及故事與時間的聯結。唯因陳柔縉具備這樣串聯人物、事件和時光的技藝，才能自什麼文字也沒有的集印簿中，從一個個簡單的紀念戳章，交織出這本精采動人的《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

▉日治時期的紀念章盛世

台灣和日本是少數隨處可見旅行紀念章的國家，台灣紀念章的發展史，可上溯到日治時期。從早期的郵戳和鐵道紀念印章，到30年代陸續出現觀光、旅遊、參拜地的相關紀念章，民眾帶著《集印帳》出遊蔚然成風。而1935年台灣博覽會的50天會期，更是紀念章的盛世，舉凡餐廳、電影院、照相館、書店、文具店、菓子店，甚至皮鞋店、藥局、布店、旅館、市場、廟宇、神社等等，全都推出自家紀念章。

當年，木匠楊雲源遊走市街，收集了三百多枚紀念章。這些珍貴的民間紀念戳章，是官方紀錄中所未見的，琳琅精緻的圖樣，展現了當時令人驚嘆的美學與工藝技術。而更令人讚嘆的是，整整80年後，在後人的悉心保存下，這本未經水害或日曝，沒被人為丟失的集印冊，因緣際會遇見了歷史寫作者陳柔縉。

數百枚色澤依然飽滿的紀念章，經過陳柔縉的辨識、調查、考究，輔以生動的軼聞時事後，遂成這本《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如繁花錦簇的圖章不僅令人嘆為觀止，亦令人領略到日治時代的工藝美學，窺見當年的觀光行銷與商業手法，以及彼時的風土人情。

新書前言記錄了陳柔縉初遇這本集印簿的層層機緣巧合，讀來像極一則幸運的都市傳奇。這部跨越時空的傳奇作品，不管是80年前楊雲源走遍台北城的踏查收集，或者80年後陳柔縉的用心盡力費時考證，兩者缺一不可，「有時候會想，這本書是不是一直在那邊等著我？一想到就覺得要更認真的去回應楊先生的熱情。」

陳柔縉形容這場機緣「像中了大獎」，然而，若沒有敏銳的眼光，絕無法在滔滔如海的資訊河中迅速辨識出珍貴的史料所在；沒有對於台灣歷史長年的鑽研，無法串聯起這「幸運」的人脈；沒有深厚的識見，也無法判讀出古舊文物背後的意義。若非陳柔縉，這三百多枚印章，或許只能躺在歲月的封存中，靜靜沒入時間之河。

▉記者本色

「我本來沒有打算把這些紀念章寫成書的，」陳柔縉說，見過這本集印冊後，她最初只希望推薦給出版社，看看有沒有什麼文創之類的應用機會，或者頂多為每個紀念章寫一兩行簡介「復刻」發行。

「因為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寫東西的人。」陳柔縉笑說：「我每次這樣講都沒人相信。」從小她就沒有什麼寫作的志向，更未曾懷抱作家夢。大學唸法律系，畢業後原本想進外交系統，因為當時女性不能考外交官而改考新聞人員。她將履歷寄給《聯合報》，誤打誤撞開始了新聞之路。採訪與寫稿都是記者的工作，這些專業訓練，是她寫作的起點。

雖然喜歡和人聊天，陳柔縉自言並不外向，甚至有點「自閉」。一對一的聊天很有趣，但要到一堆人的社交場合，她就渾身不自在。在競爭激烈的新聞第一線待了幾年後，她更確認這項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性格。趁著加入《新新聞》的機會，她從即時採訪轉到報導寫作，不再追著新聞跑，而是自己規畫題目，擁有較大的空間深入專訪。也在這時候，她開始接觸到日治時期的台灣。

1999年，陳柔縉將過去的報導匯整成專書《總統的親戚》，這次的過程與經驗，是她創作轉變的關鍵。書成之後她收到各種讀者的回饋，也開啟了她專注於日治時期台灣史的寫作之路。

這個定位一方面是出於知識上的好奇，想弄清楚那個時代台灣的樣貌。另一方面，陳柔縉認為，對台灣過去的知識缺口，會阻礙我們對現代的理解。時至今日，「台灣道路的街景，充滿著來自日本時代的深遠影響。」若不了解過去，便無法體會日常景色的潛藏意義。

「我常常在想，我們這一輩人生活的童年，其實有很多事物都是從日本時期留下來。雖然是兩個不同的國都，但成長背景的親近，或許是我們能彼此友好的原因，那是跨越國家的。」

從《總統的親戚》到探索台灣早年生活樣貌的《廣告表示：＿＿＿》，陳柔縉的作品曾囊獲開卷年度好書獎、聯合報十大好書獎及多次金鼎獎的肯定，幾已成為日治時期台灣庶民生活史的代名詞。

儘管著作甚豐，也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但陳柔縉說：「我一開始都沒打算要寫成書。會寫出來，是因為我發現了這麼多有趣的事物，想要找個方式，讓別人也知道。」她收集大量的史料，重建出一個邁向現代化的台灣文明圖像，將過程中的所見所聞，饒富趣味的部分，化成一本一本精采著作。

出版了那麼多文史作品，人們常忘了陳柔縉的記者本色。即使是書寫歷史，「挖掘」仍是她最喜歡的部分，努力要找出「獨家」。

「我當記者的時候，『獨家』是很有重量的，可以看出記者的功力。新聞是要去『挖掘』的，能挖到獨家是一件大事。」所以，「當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先知道了，再告訴別人，這樣最好玩。」寫作，只是呈現挖掘結果的必要手段。

▉小商家大歷史

在出版社的建議下，陳柔縉還是將集印冊中承載的故事，寫成了《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2015年出版《廣告表示：＿＿＿》時，她已處理過相關史料，很多紀念章於她已是熟悉的「老朋友」。所以她原以為，三百多枚紀念章的故事約莫半年即可完成。不料真正著手後，才發現有好多謎題需要解答，每枚紀念章都有各自的「獨家」。

這一挖掘就欲罷不能。陳柔縉先以地圖，再用電話薄，並比對商家名錄，用盡各種方法，層層檢核，一轉眼就花了兩年的時間。

在這些紀念章中，她最喜歡的是「三生堂」，那是一枚由獵犬和皮革項圈構成的店章。「我很喜歡和人說起這個章，大家先是看到狗狗的圖案會很驚訝，然後再聽說是『槍砲店』，便會發出意想不到的『喔喔喔』的驚呼。」說這話時，陳柔縉臉上的笑容，像是搶到了一條「獨家」的快樂。

「民間商家的活力常不見正式大歷史，卻真真實實影響大眾的生活與見識。」她於書中寫道，也透露出她自己的關懷。近幾年，商號、店家成為陳柔縉寫作的主題，與她的成長背景有關。小時候家裡經營小店舖，她常幫忙看店，對這類型的題材感到格外親切。

陳柔縉的寫作特色是涉及大量史料的調度，她自言受益於許多數位資料庫的開放，包括研究台灣史必不可少的文獻《台灣日日新報》。但即便如此，她仍維持某種「手工業」的溫度。她定期跑圖書館，也還持續使用名片大小的小紙片來註記重點。

從桌上拿起一疊小紙片，熟練地把玩著，雖然同輩文字工作者多數都已改用電腦來執行記錄的工作，但陳柔縉還是喜歡卡片。她不抗拒科技，但喜歡實物握在手上的感覺，並藉以「拼貼」出某樣事物。「《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寫作的過程，我也一直都在剪剪貼貼，我喜歡那種具體的感覺。」

她話語間總透著謙遜，舉重若輕，許多旁人覺得很了不起的成就，她都輕輕帶過，希望自己以及作品受到的矚目能永遠只有30℃。雖然反覆強調不喜歡寫作，但陳柔縉文字的魅力，往往令學院出身的研究者感到羨慕，更是許多人望塵莫及的。

《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書裡，紀念章當然搶眼，但隨附的解說文字，舖陳出每個圖章的身世和來歷，更是全書的精華。類似的主題，多數人可能會條列寫成一本枯燥的印章辭典，陳柔縉卻把它敘說成一千零一夜般興味迭起的故事。這又回到了她記者的訓練，「從以前寫報導，我就會去想像讀者讀到這篇文字的感覺，去猜想他們想要看什麼。」

這是一種將心比心的神入能力。身為寫作者，陳柔縉強調，你必需對什麼是枯燥、什麼是豐富有「感覺」，然後依著那個標準去寫，寫到自己讀起來都能覺得「開心」，那你的讀者一定也會有類似的感受。

她將寫作的目的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展示」，一種是為「傳達」。以展示為目的者，常把文字經營得很華麗，而一旦選擇以傳達為目的，文字的風景就會不同。陳柔縉屬於後者，她視自己是「中介者」，負責將日治時期的台灣傳遞給當代的讀者。

從另一角度來說，陳柔縉更像一位走入日治時期台灣的記者，跨越時空隔閡，為當代讀者蒐羅資訊、進行報導。所以她沒有學院的僵化，也不是帶著文史癖好的藏家。當她向Openbook採訪團隊分享最近在日本挖掘到的古籍，以及新書用到的史料時，每個人都小心翼翼生怕弄壞文物，她反而一派輕鬆。「資料是用來傳達內容的媒介，我不會很在意珍本與否或收藏的問題。」對她來說，做為記者文獻上記錄的「獨家」，可能比古物本身更有價值。

▉拍案叫絕的日常故事

「出書就是要快樂！」先前合作的編輯說過的這句話，陳柔縉一直謹記在心。這句話不僅反映在她寫作的過程，也展現在書籍內容裡。人們談起歷史，尤其是台灣歷史時，話題總難免沉重，但陳柔縉筆下的歷史少有悲情，不管主題為何，總是充滿蓬勃的生命力。

這並非刻意安排的結果，而更接近無意識間的表現。首先是個性使然，陳柔縉自言「哭點很低」，容易陷入情緒裡，所以總是選擇較為正面的題材。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讀者讀完她的書之後可以是開心的，因為先民也不是每天都生活在愁雲慘霧裡。

與其說是選擇的不同，這更像是看待生命的態度。人生起落有時，端看我們以何種態度去面對；歷史也一樣，社會的前進除了要從過去汲取教訓，也應該在過去之中找尋活力。在歷史的悲情之外，挖掘出日常裡的笑容，這或許是陳柔縉替讀者覓得的最大獨家。

關於日治時期，陳柔縉還有好多題目想做。訪談中她提到一個個感興趣、待寫作的主題，每個題目都令人聽得津津有味。她忍不住感嘆，雖然市面上己有不少相關的書寫和研究，但人們對日治時期的認知依舊佈滿盲點，將那50年的台灣視為一空洞的整體，既看不到中間的變化，更見不到蘊藏其間的豐富能量。

不過，完成《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之後，陳柔縉動念想轉換書寫的跑道，「因為太熱鬧了。」這個領域已有越來越多人關注，各類資料庫的開放也使得「挖掘」這件事不再困難。千山獨行的性格使然，她因此想嘗試另一條較少人走的路。

人們往往害怕「轉變」，不願放下手上的積累從頭開始。但對陳柔縉而言，「轉變」似乎是她最舒適的樣貌。從政治記者走向歷史寫作時，友人曾勸她不要弄這些「瑣碎的東西」。十幾年過去，她在新天地已耕耘出燦爛的花朵，一旦跨越到新的書寫領域，會帶來什麼樣的成果呢？寫作之路總是寂寞，但我們可以想像，不管面對何種主題，陳柔縉總會願意耐住寂寞、謙遜地花下大量時間，厚積薄發。

問陳柔縉希望讀者讀完《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她安靜了片刻，突然用手拍了下桌子，說聲「哇賽！」然後大笑起來。「大概就是像這樣覺得好好玩喔，然後拍桌按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