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的國際書展，我站在「前衛出版社」的攤位前面，發了很久的呆。我試著走去別的攤位，但不知怎麼的，總是會被莫名的人流沖回來。吸引我的，是一套精裝硬殼的「台灣作家全集」，總共有52冊、收錄了58名小說家的作品。但對於一個高三學生來說，就算它已打了很深的折扣，也不是可以輕易下手的數字。

那時我剛考完學測，成績還沒出來，但大概知道不會好到哪裡去。然而我也早早暗下決心，不管差到哪裡去，反正有什麼學校我就去什麼學校，絕不再浪費半年，去為了指考而啃教科書。不過，身為一個還算乖巧的高中生，總覺得自己還需要一個大義名分，讓自己能夠理直氣壯地放空整個高三下學期。

眼前這套「台灣作家全集」，看起來就是很堅固的理由。我不是以後想要寫小說嗎？那總要先讀夠多的小說吧？而且這一套還全是台灣小說家的作品，剛好可以探探前人玩過什麼，還有什麼未開發的領地可以去插旗子的？

念頭到此，我立刻鑽出會場，找了一台ATM。一狠心，就把存款裡面僅有的數字全部提了出來，走回前衛出版社的攤位。那是我高中三年，投稿文學獎的最後一筆獎金。錢付出去的瞬間，我就要跟整個寒假的強檔電影說再見了。

老實說，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一直要到很多年後，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套書不但在物理上很重很硬，在歷史上也是份量十足。這套書的出版計畫於1990年啟動，1993年大致完成，距離解嚴不過2到5年。也就是說，它出版於解嚴寶寶我本人2歲到5歲期間。在解嚴之前，「台灣文學」、「台灣作家」這類冠著「台灣」頭銜的事物，一律都是有叛亂嫌疑的禁忌詞彙。因此，它笨拙的叢書名稱「台灣作家全集」，實際上帶著一種破繭而出的熱情：

你看，我們台灣人可以說自己是台灣人了。

我們台灣人有自己的文學。現在，文學史要列陣而來了。

這套書的召集人是戰後台灣作家的精神領袖鍾肇政。為了這堂堂正正的「台灣作家」4個字，他努力了將近30年。在戒嚴時代，他編了好幾套實際上就是台灣作家全集，但總是要在書名上動點手腳的叢書，以免被滿街晃盪的特務抓走。1965年，他編了「本省籍作家作品」10冊、「台灣省青年作家叢書」10冊；1979年，他編了「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8冊。就像電影《賽德克．巴萊》裡頭的莫那魯道偷藏火藥一樣，一點一點把日治時期和戰後的台灣作家作品收集起來，然後用「本省籍」、「台灣省」、「光復」之類的偽裝網蓋好。等到解嚴之後，禁忌全開了，要編一套堂堂正正的「台灣作家全集」，捨鍾肇政其誰？就算他那時已屆退休之齡，實際上的編輯工作是分由青壯輩的學者負擔，也必須由他掛名召集人。

這是歷史欠他的勳章。

然而，高三的我什麼都不知道，就把3年的投稿血汗通通換成了一疊翹課的理由。為了讓自己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對抗大人的不以為然，我啟動了一個自我訓練計畫：我要在升上大一之前，徹底讀完這套書；每讀完一位作家，我就要在部落格上寫一篇筆記。我不但打算這麼做，還把計畫告訴身邊親近的所有朋友，好逼自己下定決心。我從日治時期開始，一家一家讀，先讀作品、再讀選集中的學者評述，然後把我的想法寫下來。

於是我度過了震驚、怨念和悔恨的半年。

「這是小說嗎？這根本沒有收尾啊！」

「這什麼亂七八糟的文字啊！」

「夠了喔，老梗你們到底要寫幾次。」

「可以不要這麼囉唆嗎？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新聞稿啊。」

「他們也寫太爛了吧？」

我想像中精實美好，在台灣文學史裡面發憤圖強、獲得啟發、因而在18歲這一年脫胎換骨的計畫全盤失敗。我滿腦子都是：「台灣作家真的寫得這麼爛嗎？」這些人寫得完全不如我的同儕啊，我甚至覺得自己當下的手筆，就可以單挑一半的作家了。但轉念一想，不對啊，我平常讀的那些戰後的小說家都很神，我從他們的作品中學到非常多東西。所以，不是台灣作家都寫得爛吧？

「是日治時期特別爛。」

我找了一個讓自己安心的答案。但最初的雄心壯志已全然消磨，筆記寫到十多篇就停了，接下來順手翻過去而已。

上了大學，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再去動這套書了。除了第一印象不佳之外，也是因為我初次接觸到社會科學，開始一頭鑽入了新的興趣裡面。「台灣作家全集」沒有讓我脫胎換骨、功力大進，反而是每週跟著課堂進度硬讀的理論書，那些談論階級、性別、族群的論述，讓我覺得自己徹底抽骨換髓，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大約兩年後，某個無事可做、電動也打膩了的下午，我順手從書架上抽了《蔡秋桐集》下來。蔡秋桐是我高三做筆記時，最不喜歡的作家之一，會抽到他，純粹就是因為它比較近而我的手比較短。然而當我眼睛掃過書頁的時候，突然有一股顫慄的電流通過了脊椎。

等一下。我看懂了。

那一天，我把「台灣作家全集」一本一本抽下來，隨便翻一篇就開始讀，特別是挑那些我印象中「寫得很爛」的作家。我的腦袋沸騰如滾水，無數氣泡全被攪了上來：原來這裡是在講「現代性」，原來這裡是「後殖民」，而那些我覺得老梗的，是台灣一世紀以來從未解決的農村問題、土地問題、性別問題、身分認同的問題……

他們當然老梗：因為他們是第一批指出問題的人啊。我們現在熟極而流，就是因為有他們先開始大聲疾呼。

18歲的我覺得他們寫得很爛，這本身就是歷史的傷口。因為在1945年之後，他們的存在被抹消了三十多年。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學風格，從中國強制移植到台灣來。那些讓我敬若神明的「戰後」作家，在我眼中之所以好，是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受到他們的影響，口味完全被帶走；讓文學少年如我讀了皺眉的日治時期作家，也並非本質貧弱，而是他們的文學成果完全被斬斷，沒辦法從源頭培育出頻率相近的讀者。

於是我讀歐美的現代主義感到親切，讀台灣的寫實主義反而隔閡。我那時已讀過一點全球化的理論，琅琅上口「越在地的，越國際」；但真讓我讀到在地的東西，竟真的陌生猶如異國了。家鄉成了異鄉。在自己的土地上，心靈仍然流亡。

我1988年出生，解嚴寶寶。直到20歲那年，我才發現解嚴不是一個轉身就過去的事，而是大病之後的緩慢復健。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血管裡，戒嚴的病菌始終未除，就連最純真的文學少年，也不能免於被感染。

後來，我就成為了台文所的學生。再更後來，我出了書。我給自己一項新的自主訓練計畫，並且一樣告訴身邊親近的朋友，好逼自己下定決心：我要寫一系列的入門書，從最初階的閱讀教學、寫作教學，談到進階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然後，通通都使用台灣文學的案例。書寫完了，我就開發成演講教材。單堂演講不夠，我就做成系列課程。

那套花了我所有文學獎獎金的「台灣作家全集」並沒有白買。至今，我幾乎每個禮拜都還要去把某本集子抽出來，再次確認細節。有時，我會瞥到自己什麼都還讀不懂時，所留下的那些帶有怨念的記號。有些記號甚至蠢得讓我心裡的那個高三的自己，都要害羞得抱頭鼠竄了。

沒關係，我會努力讓每一個人都能讀懂的。●

朱宥勳
1988年生，畢業於清大台文所，現為專職作家。著有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長篇小說《暗影》。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並與朱家安合著《作文超進化》。目前擔任奇異果版高中國文課本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