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大航海時代的想像是什麼？曾統治台灣近40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又是什麼樣的「公司」？當世界史走到近代，西方人乘船來到東亞海域，就一定是戰無不克、所向披靡，而東方世界就只能被動承受打擊與侵略嗎？

過往我們對大航海時代只有中學課本上少量而刻板的認知，而近期在台出版的3本重量級史學譯著《海上傭兵》、《公司與幕府》及《巴達維亞號之死》，則試圖翻轉讀者對這段歐亞交流史的刻板印象。3本書圖文並茂、考究縝密，更具體而全面地呈現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的發展，幫助我們在國際交流複雜而頻繁的時代，找到「福爾摩沙」躍上世界舞台時的歷史座標。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同時也是《海上傭兵》的作者鄭維中，日前舉辦講座「謝謝你，在世界史的角落找到我：17世紀台灣與荷蘭三書」，以其深厚的學識專業與豐富的踏查經驗，帶我們尋訪在「荷蘭時代」標籤之外的17世紀東亞海洋史。

▇世界與臺灣，我們如何談「歷史」？

什麼是「世界史」呢？「我們常常誤以為，世界史就是要講一個很大的故事，」以荷裔業餘史家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暢銷書《人類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為例，這本影響深遠的通俗巨作，從遠古、火的發現、輪子的發明、新舊石器、蘇美文明一路談到科學與文明、工業革命，這樣一脈相承的長篇大論，直至今日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史讀法。鄭維中指出，這樣的世界史閱讀方式已逐漸形成一套僵化、固定且單一軸線的既定框架。

「台灣的歷史很短，偏偏它的歷史發展和外界一直都很密切，與世界史息息相關。但我們沒有辦法說，它就是人類大歷史的主角，所以我定了這個題目『謝謝你，在世界史的角落找到我』。」

談到本場講座的主題，鄭維中說，台灣雖非歷史大舞台上掌握轉捩點的主角，但它在東亞海洋史的地位卻絕不容忽視。這個地位到底是什麼呢？當今世界情勢瞬息萬變，身處海上要道的台灣，我們該如何更加認識這片東亞海域，以及400年前這座島嶼初步的國際局勢？鄭維中以三本歷史著作為經緯，將台灣史放入世界史的脈絡來看，探討過去，同時也提供了對未來的想像。

▇利慾薰心與宗教「異端」：《巴達維亞號之死》與荒島魔鬼的煉成

1629年，商船巴達維亞號在西澳礁島阿布羅斯群島觸礁，佩爾薩特指揮官與船長率領逾40位船員出海找水，意外抵達東印度公司的東方總部巴達維亞，直到3個半月後才重返失事地。在這權力空窗的3個半月裡，副商務員耶羅尼穆斯．科內里斯與他的爪牙趁機叛變，並以恐怖高壓的統治手段，牢牢掌控困守於煙火島上的200位難民。而不願服從、帶有「正直」理念的士兵韋布．海耶斯與其他約20位難民則被孤立在缺乏糧食水源的東哇力比島，之後成功脫逃到西哇力比島，並在糧水穩定的島上建立防禦，終於盼到佩爾薩特指揮官返航的救難船，聯手將島上厲行恐怖喋血的獨裁領袖科內里斯押解正法。

《巴達維亞號之死》即是以這段歷史事件，以及圍繞著這艘價值連城商船的種種傳奇故事書寫成的作品。這是一本學術寫作嚴謹、非虛構的歷史讀物，卻不艱澀難讀，反而是以通俗、富含文學性的文筆，呈現並推廣史學界的研究成果。

言簡意賅地摘要這本厚實巨作的史實內容後，鄭維中進一步解釋，這則在荷蘭航海史上家喻戶曉的冒險傳奇，到底體現了何種值得探究的面向？這則故事固然是以「善惡分明」的敘事為人傳頌，但究竟是什麼讓落難船員在荒島上苦於求生時，不但沒有形成同舟共濟的團結感，反而淪為權力怪物的培養皿？

鄭維中以「慾望」為這則故事下了鮮明而精準的定調，並將視角放回出海找水的頭人佩爾薩特指揮官，以及「巴達維亞號」上那勾人貪念的珍寶：一塊4世紀東羅馬皇帝所藏，一體成型、精雕細琢的瑪瑙浮雕。佩爾薩特指揮官的目標是透過這項珍寶討好當時位處印度北部的蒙兀兒宮廷，打通大航海時代初興的洲際運送，賺取暴利。這樣令人垂涎的發財夢，自然在恐怖領袖科內里斯掌權後成為致命的魔戒，更成為他招收爪牙最有利的招牌，集體人性的弱點被掌握得毫無破綻。

鄭維中分析科內里斯工於心計、複雜扭曲至近乎反社會的人格，認為這或許可理解成是宗教改革下的產物。宗教改革前的中世紀歐洲，人人早已遵守被基督宗教規範好的生存目標和明確的道德守則，但是科內里斯的言論對群眾仍具有強大的感染性和說服力，與他所信奉的「自由心靈兄弟會」（Free Spirit）堅信「人能與上帝如此融為一體，因而不管做什麼，都不會犯下罪孽」的信條有關。

科內里斯體現的，是這種宗教改革核心精神的無限上綱：信徒不必透過舊教神職人員，而能自我詮釋教義的尺度顯然已遭濫用，這是17世紀荷蘭本土內高度複雜的神學爭議。他們是整個宗教改革、既有舊教式的道德倫理體系崩塌之後的典型代表，並且進一步提出了在世俗化後、甚至是今天，人類社會運作的大哉問。

▇是林布蘭還是飛行荷蘭人？：《巴達維亞號之死》與荷蘭人形象

鄭維中說，荷蘭雖只是一個小國，但在17世紀「黃金時代」，各個領域上都有足以撼動人類文明的表現：比如影響後世深遠、善於捕捉光與影的畫家林布蘭與維梅爾，還有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清教徒，成為17世紀赴北美發展的起始位置。

「荷蘭是擺在這個位置：做為清教徒出海的前身，一個現代世界思想的奠基者。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的『黃金時代』，不管到世界上什麼地方去的，身上都帶了這個黃金時代的種子。」

在正面評價「黃金時代」對於人類思想與文明的影響後，鄭維中也提到這段歷史另一個大眾熟知、卻截然不同的面向：《神鬼奇航》等眾多影視作品著墨改編的「飛行荷蘭人」（The Flying Dutchman）。它象徵在海上神勇漂泊，卻不著陸地、彷彿深陷詛咒般骯髒、晦暗的形象，這顯然與強調理性與文明、光彩奪目的「黃金時代」格格不入。但鄭維中也提醒，這是小國形象在大眾文化市場中常會有被片面解讀的刻板命運。

因此，他特別提醒：「我們台灣與荷蘭有著切身關係，我們不能把這兩個東西直接搬上來。我們不能說，來到台灣的荷蘭人全都是林布蘭，或都是了不起的宗教家、思想家；但我們也不能說，每個來台灣的荷蘭人都是髒兮兮的海盜，都是拿著槍炮到處去威逼別人，如同『飛行荷蘭人』般無法約束的海上野獸。」

「相對來說，《巴達維亞號之死》比較貼近事實，清楚呈現了當時前往東亞的這批荷蘭人究竟是什麼樣子。有好人、有壞人，最重要的，他們是充滿了慾望、充滿對生活的熱愛，是腦袋裡裝了一堆奇怪東西的一群人。」

鄭維中認為，以《巴達維亞號之死》的視角去想像17世紀這些初履台灣的荷蘭人，這才是相對全面，且更為貼近史實的看法。

▇當荷蘭海商臣服為日本大名：一場《公司與幕府》合演的外交秀

緊接著，鄭維中介紹了以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幕府的交流做為主題的《公司與幕府》。他破題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入東亞海域後的外交策略：他們必須找到被日本當局器重的價值與地位，這個連結公司與幕府之間的紐帶，就是被稱為「奉公」（ほうこう）的概念。

1614年在日貿易的荷蘭人，在「大坂之役」協助德川幕府攻打並取代豐臣政權，並以此做為往後與日交流的互動架構：公司提供周到而先進的物資貿易，以及穩固政權的軍事服務，而德川幕府也樂於接納荷蘭使團所扮演的恭順異邦人角色，穩固荷蘭人「身為臣屬」的封建地位：公司職員也就此搖身一變，形同受封於幕府的大名。

鄭維中強調，《公司與幕府》的意義在於，它一反過去對於西人東來「船堅砲利」的既定看法，讓我們知道：原來早在19世紀美國「黑船事件」之前，羽翼未豐的西方勢力，自有其在東亞秩序下務實獲利的生存之道。17世紀的日本與荷蘭，即是封建體系下的君臣關係。

接下來鄭維中提到的「朱印狀」，則是公司與幕府之間的另一模式「武威」（ぶい）的具體化：朱印狀是官方批准的合法商用通行證，核發朱印狀成為德川幕府管控東亞日商的手段，從而掌握海外的利潤、技術、思想。

德川幕府要求東南亞各地統治者認明朱印狀，協助取締不合資格的「海盜」。朱印狀象徵著幕府在海外的軍事聲望，透過境外政府對其的合法性承認，進而奠定國內武士與大名臣服其下的統治穩定性。一旦冒犯持有朱印狀的船隻，就等同挑戰幕府至高無上的「武威」。

1628年在台引發荷日外交危機、甚至使幕府大動作中斷對荷貿易的「濱田彌兵衛事件」即肇因於此：與荷蘭產生激烈衝突的濱田，就持有德川幕府核發的朱印狀，所以無論對錯，幕府必須祭出反制以維護「武威」。德川幕府最終也迫使荷蘭人向日賠罪，並移交時任台灣長官的彼得．諾伊茲（Pieter Nuyts）赴日入獄。此一契機卻也意外使得處於「留校察看」的荷蘭人順勢轉為幕府鎖國後的對外窗口。壓低身段的荷蘭人，再次展現其做為日本臣屬、提供服務的「奉公」精神。

那麼，台灣在這起事件的角色是什麼呢？鄭維中解釋，在這個事件中，新港原住民被濱田偽造成代表台灣主權的「高砂國使節團」，覲見幕府，從而挑戰了荷蘭在台的主權。台灣無形之中被捲入荷日角力下的主權問題紛爭，「在新港人還不了解的情況下，這片土地已經變國際政治的標的物。這與我們所認識的民族國家歷史論述很不一樣。主權本來就是國際政治權力展演下的工具與框架，而充實這個框架需要一些條件，17世紀就是這個框架出現在台灣的開端。」原來早在400年前的台灣，就已出現夾在大國角力下複雜詭譎的主權議題。

163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獻上特大號的銅製枝形歐式大燭台給德川幕府，諾伊茲因此獲釋。《公司與幕府》提到，這項舉動體現的意義在於：「時機湊巧」。德川幕府傳到第三代時，透過修築德川家康的陵寢「日光東照宮」展示德川家族在日統治多年的穩定性，而來自歐洲的這個大燭台，則吻合前述德川幕府「名震海外」的一貫政治宣傳。

鄭維中解析《公司與幕府》的四大關鍵字「奉公、武威、主權、展演」：「公司與幕府的關係，其實是公司繞著幕府轉，因為幕府掌握了當時東印度公司非常需要的日本白銀的出口，所以公司必須找到配合幕府的辦法，才能維持長久的關係。在濱田彌兵衛事件中，台灣所扮演的角色也是繞著這樣的外交關係在打轉，都在進行權力的展演。」

▇鄭氏海上霸業的浮出：《海上傭兵》鄭芝龍的亂世生存術

對台灣史有些認識的讀者，對鄭成功之父——鄭芝龍肯定並不陌生，但究竟該如何去看待這位活躍於17世紀東亞海域的閩南人呢？鄭維中先為鄭芝龍的身分定調：

「我們過去對鄭芝龍的看法，不外乎商人、海盜、叛國賊，或大家感興趣的同性戀事蹟等等既定印象。但我覺得他最基本的身分就是『專業人員』，一個使用武器的專業人員，這是他的基礎身分。」

使用武器可以被視為具有技術門檻的「專業」嗎？在17世紀的東亞外海，當然可以！鄭維中補充道：「火槍的使用是有技術門檻的：因為你要調製火藥、要取得這些材料、要具備保養與修護，檢測的知識，你還要有一個整體的後備系統，這牽涉到社會網絡與科技運用，才能去組織一個有效的武力。」

鄭維中分享自己在研究、撰寫《海上傭兵》時的有趣發現：鄭芝龍對荷蘭人一再講述一句西班牙語：Haz muchos grando mar！這句話想表達的意思可能是「海很廣大」或「海很險惡」。他為什麼這樣說呢？這與荷蘭人自澎湖遷往台灣本島的原因有關。鄭維中澄清了過去常見的謬誤：「我們過去的觀念是，荷蘭人很壞，他們想和中國做生意，跟中國人吵半天，然後中國人不高興，所以把他們趕去台灣。」

但為什麼要「不高興」呢？鄭維中指出關鍵在於荷蘭對中國提出的貿易條件：「因為當時荷蘭人在和西班牙戰爭，荷蘭人便要求中國人不能去馬尼拉做生意。之後，荷蘭人來到台灣也持續進行這個任務：阻止中國人與西班牙人貿易。」

抵台隔年（1625）春季的北風時節，荷蘭遣兵南下封鎖呂宋島，而艦隊裡的火槍戰士就是鄭芝龍與他的同夥。鄭維中指出：「荷蘭人供給他（鄭芝龍）火槍、彈藥、糧食、薪水，甚至受傷時有撫卹。然後這支船隊跟著荷蘭人一起到呂宋島沿岸封鎖馬尼拉。」

鄭芝龍的海上霸業起家於擔任荷蘭傭兵，他的火槍與操船技能深受倚重。除了受雇荷蘭人，負責阻撓赴馬尼拉的中國商船之外，鄭芝龍也在另一邊的老闆李旦與顏思齊過世後接收他們的海上人馬，在任務圓滿後人財兩得。

鄭維中認為，鄭芝龍的致富其實受到來自歐洲制度性的影響：「當時歐洲有一個制度，民間的船隻在戰時可以加入海軍，在攻擊敵國的民間船隻後，你有權利合法地沒收受襲擊的船貨。而鄭芝龍的受雇與搶劫，就是根據這個制度，去扣押、沒收那些從福建開往馬尼拉的船，或是從澳門出發的葡萄牙船。」

鄭維中也拋出一個奇妙的問題：「假如當時的人也可以論國籍的話（因為東亞地區的「國籍」實為十九世紀後的產物），請問鄭芝龍當時的國籍應該是？」現場有讀者認為是大明帝國，鄭維中卻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鄭芝龍一開始在澳門活動，也在澳門受洗為天主教徒，後來又在日本活動。但是，明朝官方對於我們現在稱為海外華僑的『唐人』態度是：你只要出國，就不干我的事、就不算是我的人了。」

當時中、日二國對「境外國民」的態度截然不同，日本幕府透過朱印制度保護與納管所有海外日人；而大明官員則認為凡離開王土者必是「壞傢伙」，「因為所有的好事都在中國，你離開中國一定是因為你做壞事。」鄭維中最後認為，鄭芝龍國籍未知，但若要論，應該較有可能在擔任傭兵當時可以算作荷蘭籍。

《海上傭兵》的書封是一幅荷蘭船隻與其他中式船隻在鼓浪嶼海域對決的奇襲海戰圖：當荷蘭人抵達福建後，積極尋求合作夥伴，原先與當時駐紮福建的另外一個海盜集團李魁奇結盟，最後反過來與鄭芝龍以及福建巡撫熊文燦聯手討李。

荷蘭希望夠過參與福建當局的活動，換取拓展從台灣前進廈門的貿易據點，以便可以不必透過仲介，與在地華商直接通商。時任台灣長官的普特曼斯深信與福建巡撫合作即能取得官方授權，為了強調這項功績，才特別製作了這幅圖以資紀念。然而，直到1632年普特曼斯任期將滿仍未得到承諾兌現，已受招撫的鄭芝龍深知福建多數官員的排外立場，只能安撫他留台。

▇《海上傭兵》與「民族英雄」的外一章：鄭成功的貿易新局

談完鄭芝龍，接著就是他兒子、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鄭成功。不過，鄭維中也強調，《海上傭兵》並不是要談個別人物的成長歷程或風流軼事，而是只談一件事情——Give and Take。

「為什麼在這個時代，這些人獲得這樣的貿易？他們運用了什麼手段？而他們彼此之間，又交換到了什麼？」

從這些問題出發，鄭維中將研究視野放大，著眼於事業版圖遍及日本到波斯、跨越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東印度公司。他分享了一張根據1962年印度學者T . Raychaudhuri研究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貿易所製作的圖表，發現當時流入印度的最大資金來源地竟然是「福爾摩沙」！

鄭維中再次突破過往的觀念限制：「我們常說17世紀的台灣因為與日本的貿易頻繁而發展迅速，加上日本人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所以有夠多的材料來支撐這樣的史實。事實上1960年代印度人也做了很多資料搜集與研究，發現當時台灣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額也非常大。只不過，因為我們不太會去讀印度人的研究，比較晚才發現這件事。」

1641年，荷蘭人對印度市場前景看好，憑著台灣與南洋、中國、日本的貿易，持續挹注大量的中國黃金與日本白銀進入印度。在清兵入關之後，未獲新政權控制的廈門與台灣逐步取代廣州，成為中原對口南洋的新據點。中國黃金自鄭成功掌握的廈門，大量流入荷蘭人所轄的台灣，雙方通商頻繁。

接著，鄭維中再展示一張日本鎖國後荷蘭與鄭成功的對日貿易圖表，帶我們一窺「反清復明」旗號下的鄭成功，是如何在改朝換代的「國難」過渡期大發海外財。

1657年，鄭成功進一步掌控所有船隻，以抬高價格，透過與荷蘭的台廈貿易累積驚人財富，甚至在1659年北伐南京時，都無法阻止他在廈門衝破幾乎有荷蘭人5倍的對日貿易量！這位我們熟知的「民族英雄」，就在明清混戰而中原貿易體系失序之時，在日本、印度、南洋海撈一筆。

鄭維中提到，鄭成功與荷蘭雙方互利共生，但也不乏競爭：鄭成功在北伐南京時仍不忘對日貿易，因而自暹羅國王與印度東岸的穆斯林商人取得印度棉布輸日的貿易先機。另一方面，荷蘭則在1656年到清廷朝貢商談，雙方在面對貿易新局時，各有新解。1672年，鄭氏家族入主台灣10年後，鄭經依舊接續先父鄭成功的貿易框架，持續透過爪哇蘇丹國萬丹經營南洋與跨國貿易。

活動尾聲，鄭維中鼓勵讀者進一步閱讀，更深入且全面地重新認識這段與我們切身相關的17世紀台灣與世界交流史。●

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作者：鄭維中（Cheng Weichung） 譯者：蔡耀緯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6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鄭維中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維中所受的學院訓練最初為社會學。他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肄業。大學時代，他選修曹永和教授的台灣史課堂，開始對荷蘭時代台灣史感興趣，碩士論文以荷蘭時代台灣社會與法律為主題。進入台大社會學博士班後，仍繼續以荷蘭時代台灣為研究方向，於2005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主持的「邁向新夥伴時代」（TANAP，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計畫贊助，赴萊頓大學研讀，於2012年完成博士學位。  翻譯有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著作有《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及與韓家寶合著之《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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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作者：亞當．克拉洛（Adam Clulow） 譯者：陳信宏 出版：左岸文化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亞當．克拉洛 歷史學家，研究範圍為近代亞洲，包括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跨國交易、人員流動、觀念交流等。以本書榮獲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Jerry Bentley Book Prize、國際亞洲學者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ICAS） 的人文類獎項、European 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論壇圖書獎、澳洲歷史學會頒發的Hancock Prize。 除了研究，在教學和歷史推廣、科技數位方面，也多有貢獻，近期利用動畫重現十二世紀吳哥窟的盛世年代。 目前在德州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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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達維亞號之死：禍不單行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航向亞洲的代價 Batavia’s Graveyard: The True Story of the Mad Heretic Who Led History’s Bloodiest Mutiny 作者：麥克．戴許（Mike Dash） 譯者：黃中憲 出版：左岸文化 定價：5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麥克．戴許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歷史學博士。 擅長以獨特視角選取特殊歷史事件為寫作題材，再以鉅細靡遺的資料考證功力，建構彷彿感受得到的歷史情境，除了本書《巴達維亞號之死》，還曾撰寫過暢銷書《鬱金香熱》，以及美國黑手黨相關書籍。 在部落格大行其道時，就已開始經營自己的歷史部落格A Blast From The Past。部落格內容精彩豐富，榮獲「克麗奧佩脫拉獎」（Cleopatra prize），後來又為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延攬，為其刊物Smithsonian Magazine撰寫歷史主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