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者的時間是無限綿長的。在血肉與言說的無盡中，流淌著一種再怎麼失敗也不會輸掉的、近乎永恆的東西。於是我們面向過去，倒退著走入未來，或者，逕向往昔出發，直取歷史景深中、層次豐饒的空白。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2020）出版後的整整一年，我們繼續散文的編務。更大量的文本，與生命時間本然的絕不可逆，使我們更真確地，體會到一種矛盾。一方面我們理解，這必將是一部過早完成的散文選集，只因目前，更多史詮仍待沉澱。另一方面，我們也察覺，無論何時完成，這部選集已然遲到太久：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無數青春的見證者，已經帶著他們各自珍貴的記憶，潛入歷史的無記憶裡。

我們實踐的，是這般必然的早到與過遲。於是，我們但望這部選集能夠免於時間的焦躁，為讀者提供一個暫可靜視的介面，陳明這些書寫的各自所向，釋放它自有的文學質地。但首先，我們必須自我釐清，什麼才是（或什麼不是）「散文」。我們理解，在華語現代文學中，散文的本體論始終模糊，只在和其他文類並置相較時，定義才可能相對清晰些。例如：有別於詩的「詩體形式」（verse form），散文含括一切白話文書寫；有別於虛構的小說，散文則指涉一切紀實作品。因此什麼是「散文」？一個最權宜、卻也最明確的答案是：所有非虛構的白話文寫作，理應都是散文。

我們也理解，就歷史成因而言，散文之強調白話文形式，直接反映的，是新文學運動起，古典詩亡的實況：在那次標榜「我手寫我口」的文學浪潮中，人們求索某種比起詩，更能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書寫形式，因此所謂「散文」這一既存的俗常泛稱，始得以被重新揀取、被用以特指一種文學新文類。

但弔詭的是，這個文學新文類之強調排除虛構裝置，其所迂迴潛納的，卻是詩亡其後，華語文學創作者的詩心不滅：相似於古典詩人在固定格律與字數裡，存真自我感悟或直觀，華語現代散文創作者，亦務求文雅地言表自我情感的本真。簡單說：對華語現代文學場域而言，所謂「散文」，時常暗指一種浸潤在白話文體裡的詩。

也因此，雖然散文在業經重新揀取為一種文學新文類時，開放了自身海納一切次文類的想像——原則上，議論，記述，對話，筆記，凡此種種，邏輯上，散文可以無所不包——但就創作實踐看來，一般想像的所謂「散文」，依舊以摹寫詩境的抒情散文（lyric prose）為不變的殿堂之巔，並依此，布建了當今散文的典律。關於散文典律，我們的美學期許是：其詞鋒愈留白，其詩境就愈彰顯，其所存真的作者情感，也就愈雋永而有餘韻。而所謂「餘韻」，即明白是一種關於詩的懷想。

具體說來，在華語現代文學裡的所謂「散文」，即是如此，在自身本體論曖昧的情況下，依舊能做為一個獨立文類，常存於文學場域的想像與實作中——表面上，它所最想汰除的，正是它最深切藏納的。它的創作技藝要求，就是它的創作倫理訴求：一切表述、描摹與感言，作者皆切不可造偽。它的倫理，也反向規訓了它的技藝：我們想像，一篇傑出的華語現代散文，首先是一篇看不出技術斧鑿之痕的作品；它唯一該具備的，是一道作者的聲音之流，衷誠地，鳴訴一段本真體驗，而使人共感於無論是記趣、憶往，或者，即便是那般艱難的傷逝與受創。

簡單說，就美學意識而言，華語現代散文已布建了自身的迴路：它訴求作者出於個人孤自的體悟，而將此體悟，昇華成普世的傷與諒。於是複雜點說，在華語現代文學的意義裡，什麼才是「散文」？一個幽深的答案可能是：其實，我們總期待它為我們，預告更為理想的那種「真實」；期待它蘊藉聲明，一種傷痛業已自癒，一種受難，已然獲得了澄明與滌淨。

這樣的期待，放在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設想，或許無可厚非；然而，若成為我們對臺灣白色恐怖散文作品之編選的單一標準，則可能，將顯得標準過於高蹈，於是，也使編選的行為，形同一種針對美學意識的檢查。原因很簡單：在諸多事關白色恐怖的史實，依舊等待澄明的現況下，一切關於「昇華」或理想「真實」的預想，可能並不理性。這是說：關於白色恐怖，真相的實質未明，逼視著編選一套紀實作品的困難，我們確切的感知毋寧是：也許，傷逝與受難者每道本真感觸，都應當被記存，而每道理該被記存的實感，都不應當再承受美學的評價。這意味著一部理想的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集，本質上的不可能。

然而，為了讓記存仍然可能（雖然必有限度），就編選範疇而言，打破我們對散文既有建制的認知，就成了編者該具備的思維。這是說：首先，我們不以上述抒情散文的既定迴路，其所暗示的「雅」與「諒」，做為審選作品的絕對標準，而力求重新釋放散文做為一種特定文類，在成立之初的海量想像。因此，這部選集的編選範疇，除了一般認知的散文文學創作之外，也將涵蓋或許作者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傳、傳記、報導，及任何就我們所知、能及時索讀的「非虛構的白話文寫作」。

其次，除了打破對散文既有建制的認知，我們一併力求突破的，其實是以抒情做為核心的散文，所不免重新封印於個體的孤隔體驗：如上所述，它總要求一位深思且有能的當事人，獨自解剖個人體驗，從而，才能獲得「作者」的資格。我們認為：事關白色恐怖，個人體驗的公共意義，可以重新辯證、容許歧出對話，也應當，允許更大空間的他者在場。因此，不限於單一創作者的文本，口述史、或以口述方法寫就的自傳等散文作品，也進入我們的編選範疇。

或者，能果敢地這麼說：在編選《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時，我們的目標，是將編選者解讀能力所及的最大值，兌換成現階段，事關臺灣白色恐怖紀實書寫的極大值，而非相反地，以編選者固有的美學認定，限縮了臺灣白色恐怖書寫的紀實性。我們的能力所及，就是我們的編選範疇。

由此，最後成書的這整部《散文選》共分5卷。卷一再分為「雪的重述」與「萌」兩個主題。「雪的重述」，收錄4位曾經繫獄的作家，對個人白色恐怖實歷的憶述。這些憶述，透露寫作者在創傷其後，力圖修復「我」之主體性的共同深願。我們以此，索引全書各篇章，對同一段歷史的多元回顧。「萌」則收錄未成年的小孩與青少年，那最初即最終的一次白恐實履。最初，通過這6種追述，再現童蒙生命以其不文寬度，容受初驗的暴力。最終，因這般寬闊生命的脆弱本質——對暴力的知解，標誌童蒙的從此不再，以及，啟蒙後的智性與抵抗——我們以此，索引白色恐怖，對「我們」的各種侵臨。

卷二「地下燃燒」以8部作品，微型示現地下黨人，及其關連者的往歷。這部龐然錯綜的地下史，旁側於50年代、冷戰框架下，國府治臺史的反面，在彼時最受嚴酷清洗；在多年後臺灣本土化的史詮重構中，卻也最輕易就遭致忽略。持恆抵抗主流論述，這整卷追索，關注自我精神系譜的重溯與再驗：無論是在已然冷峻的昔往，或依舊炙烈的當下，皆以對寂滅者的記存，反語貴重理想的不息。

對證上述陽剛的話語理序，卷三「她的花並不沉重」，則示現無論如何光亮的反對運動史裡，經常被忽視的女性實存。整卷七部作品，流轉女性身分，為妻女、遺族、眷屬、或政治案件的當事人，以相對而言，更跨域複現的觀看位置，她們修復由日治、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直到當下的集體傷痕；也在長列的死亡隊伍中、總是遲來的希望與愛裡，切近逼視傷痕各自的無可告別。

卷四「原地流變」，從肉身的記憶出發，思索「受刑」與「逃逸」的辯證。本卷且裂變為二，前7篇章，描摹加諸於政治受難者身上，「刑」的具象路徑：痛楚總是由體膚承感，卻永遠比切膚更深，在充滿個體差異的、與恐懼對峙的經驗中，在種種彷彿密室的空間裡，逃逸的路徑漫漶於一人置身的所有時空。在那裡，書寫自白既是自我構陷，也是逃生。在那裡，自囚終身無異於捨命求生。後3篇章，則書寫特務等協作之人的同刑：這些懺情或揭密，為我們反陳「刑」所從出的體制結構。

對照上述二元裂變，卷五「失落的故鄉」，則將簡化的鄉土二元論，重置為跨界者們，繁多的抵達之謎。在此，原鄉外的離散，和故土裡的離散並陳。只因在同一體制結構內，剝奪人身自由的拘禁，也總體拘限了個體自由的認同。而體制發明的流放，也總格外無異地，為所有流放者，指出一個同樣偏遠的異鄉。以這些移動條理（或漫無條理），我們總結臺灣白恐時空，對「我們」的總體圈限。

在五卷共47個篇章之外，猶有許多作品，因種種因素，未能收錄於此書。做為本書編者，我們深以為憾。以下謹題記若干，以供讀者尋讀。一如《桑青與桃紅》（1976）這部佳構，對臺灣白色恐怖小說書寫的重要性，聶華苓自傳《三輩子》（2011），亦細緻留存《自由中國》半月刊同仁身影，對白恐散文書寫，有其顯在意義。王鼎鈞回憶錄《文學江湖》（2009），則簡達直述黨國文藝控管下，個人的捲入、與特務的周旋，及最後的遠避。回憶錄對山東學生流亡案，亦有切近分析。

馮馮《霧航》（2003），從一名海軍小兵視角，追述遠在國共內戰前、早自生命之初起，即一路無可緩解的種種錯位與錯待。這部作品，具現一部肉身傷害史，如何同時竟是一部情感啟蒙史、一部同志身分認同史，是我們讀過，最刺痛的書寫之一。崔小萍《天鵝悲歌》（2001），則重理個人《崔小萍獄中記》（1989）裡的見聞，而以更多年後、更遠距的觀察與思考，落定九年多冤獄中，種種無由的國家暴力。相對於此，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的《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1991），則以解嚴後數年內的近距回顧，以一部「野史」之姿，見證並收藏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始末。

當我們說，此書的編選範疇，止於我們能力的極限時，我們陳述的，毋寧是：面向這般龐然多歧，而同訴真實苦痛的紀實文本，做為編選與識讀者，我們自覺謙卑。我們理解：一個暫可靜視的介面，同時也可以是，無盡起點的重新生成——何等遊歷，在編選過程中，我們得以識讀靈魂如何焚餘成灰燼；而灰燼，如何藏納了靈魂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