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爾會在超市看到，我喜愛的女詩人的前任。我總是反射性地嘀咕：「啊，真不知道他究竟是哪裡好。」然後我也會自我克制，承認我的心上（女詩）人，絕對有不為人知的一面。不管她過去的戀情悲傷或歡樂，這部分的真相與我無關，如果我嘆息，純屬自己不知檢點。

我有個朋友是王菲迷，她則對偶像的每一任情人都暴跳如雷。用一種好似漫畫會出現的口吻來說，就是「沒人配得上我偶像」——很沒意義吧？這種幼稚心態，大家茶餘飯後任性任性也就罷了，終究難登大雅之堂。

這樣來說，是否存在一種合理的態度，窺探作家的生平？對於我們沒那麼愛的作家，我們也許就是「平易近人」地什麼都好，但對於「愛著的」，這就有點複雜。

《克莉絲蒂自傳》是我最喜愛的書本之一。我對這本書的讚賞，與對阿嘉莎小說的傾倒完全不相上下。因此，閱讀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新近出版的《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我在先天上有「非常不利的因子」。那就是，凡是阿嘉莎本人已經敘述過的，我對「阿嘉莎的版本」都更加心悅誠服——當沃斯利與阿嘉莎衝突時，我幾乎都還是站在阿嘉莎那邊。

如果沃斯利是我的朋友，我保證會與她吵得沒完沒了。然而，我以為，我還是能夠說得出，沃斯利這本傳記的珍貴價值。

➤一開始真的很頭痛

阿嘉莎離世已久，而且由於阿嘉莎女兒羅莎琳已逝，沃斯利也不受到羅莎琳的約束。沃斯利對羅莎琳生前守護母親形象的努力，頗有微詞。為什麼？為什麼沃斯利認為，女兒不該愛母親？羅莎琳並不是被強迫的。阿嘉莎就像所有稍微幸運的人，也是由愛她的人所構成的。他們在她死後仍愛她，這是不能強求，也不能強求放棄的。如果羅莎琳在世，沃斯利獲准運用檔案的可能性，應該會降低。

對我來說，沃斯利的不細緻是驚人的。沃斯利寫道「她（阿嘉莎）總是反對女性進入職場……」（p.58）這類錯誤，就是不那麼粉絲的阿嘉莎讀者也未必會犯。對於她沒將阿嘉莎作品內容全部融會貫通，我感到頭痛。

不，沃斯利並不「典型」。她讀過《隱身魔鬼》，但竟然只注意到男女主角與現實中阿嘉莎及其夫職業一致，而沒注意到阿嘉莎以相當搞笑的手法，暴露女性對戰後被趕出職場的憤怒。更不要說散見各作品，對女教師、女商人、女雕刻家、女農的深情維護。

頭痛。頭痛。米茲（台灣通常翻成米琪）是阿嘉莎寫得最好的角色之一。沃斯利主要受到其他評論影響並引用了說法，認為「不幸難民……被當成一個笑料」（p.367）這就是斷章取義。如果這部小說對「不幸難民」做了什麼真正的描述，那就是「格格不入且神經兮兮的『怪女人』，原來最勇敢，最能擔大任」——請作家寫每個角色每個都「一眼看出閃耀人性光輝」？這種描寫是政治宣傳，根本不是小說。

如果米茲只有滑稽的那一面，還有可能認為小說家剝削她搏笑聲，可米茲在最滑稽的時候，我讀到的都是「她的偏執都是有原因的」。小說家要打擊的並不只是對難民的偏見，也是對滑稽的人的偏見——人可以很滑稽，又心地能力俱佳。對丑角的偏見，是世俗的，不是文學的。

➤過去與現在的危機：關於1926年阿嘉莎的大失蹤

《克莉絲蒂自傳》雖好，但有個令人意想不到之處，就是阿嘉莎本人完全未對她本人「1926年的11日失蹤」置一詞。她寫到自己為喪母悲傷，丈夫外遇心煩，對於失蹤近乎直接跳過。後來我雖然也看過相關紀錄片，對當時的媒體效應規模有個概念，但始終認為，那就是阿嘉莎的傷心處，就當她做了傻事，她不想談，我就也不想好奇。

對於像我這種視作品為中心的讀者，尊重作者的意願，遠比搜括生平所有細節來得合乎脾胃。這是愛，但愛常常也是盲目的。沃斯利沒有這種盲目，她從完全不同的立場出發，而她的考慮，我認為不無道理。

這個主題（姑且稱為「1926」）揭示了所謂作者生平中的「未明事件」，有可能以什麼型態，反過來削弱作者的聲譽，進而侵蝕作品的評價。

自阿嘉莎作品誕生以來，低估阿嘉莎與崇敬阿嘉莎始終並行不悖。低估的理由？有幾分人在高處不勝寒，有幾分性別歧視，但下面這個原因是更值得參考的，因為阿嘉莎本人堅持「禁止爆雷」。沃斯利表示：「……不利之處就是這個抑制效應使書評不能自在地討論、鑑賞她的作品」——我在拙作《晚間娛樂》中，認為阿嘉莎在作品中，不將關鍵行諸文字的作風，更近純文學，是「謹守『提示的藝術』。」

沃斯利說「有時也稱阿嘉莎作品的『代數』特質」（這個說法更好）。也許有人會問，這難道不對所有推理作品適用嗎？並不。對阿嘉莎尤其適用，正是她最本格之處。比如松本清張，他甚至可以反過來把謎底放在開頭。但如果我加入阿嘉莎的謎底來評論，雖然更可淋漓盡致的分析，但其他人的樂趣，就不只是被打折扣而已。

根據沃斯利的觀察，因為阿嘉莎三緘其口，「1926」導致的最嚴重結果，是在其上還建立了阿嘉莎是騙子、殺人者（只是未成功）、毒婦……等具增生力的傳說，讓讀者也產生了一定的不安與排斥。

沃斯利認為這個效應是一種危機，會在作者辭世多年後，黑化作者，並弱化其影響力。因此她做了研究——我還以為我很了解「1926」了，但完全不——無論讀者最後覺得沃斯利的敘事是否具信服力，她在「1926書寫」中，提出的「疾病論」，並非我們一向接觸到的「一般說詞」，其中有不少確實令人震撼的細節與資訊。

➤女性的世代心結與拆解：想要前輩如同輩

沃斯利也將阿嘉莎與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做了比較，當吳爾芙主張女性寫作需有「自己的房間」，阿嘉莎是在寫作進入事業第12年時，才擁有「自己的房間」——不過，阿嘉莎當時有8棟房產。

兩者可以相互比較的，還有所謂高文化與低文化，以及現代性。事實上，就連貝克特（Samuel Beckett）都將阿嘉莎的作品列為他的愛書。我一直覺得，不太需要操心阿嘉莎的「現代性」——阿嘉莎小吳爾芙8歲，以寬鬆的眼光，會覺得她們完全是同代人。然而，8歲也可以是很大的差距，比如兩人在兩次大戰時的年紀就不同——吳爾芙在二戰前夕就離開了，阿嘉莎則受到兩次大戰與戰後的若干形塑。

另一個閱讀沃斯利的角度，是關於女性世代的問題。沃斯利是我的同輩人，我們這一輩的女性，多少還是有些「最低限的價值取向」——比如肯定女性投票權、經濟獨立……。而如果我的記憶無誤，阿嘉莎連對女性投票權運動都帶有否定，或說懷疑的態度。

我可以了解我的同輩人，可能多少都希望功成名就或素有聲譽的女性前輩，跟我們更接近、更相像。沃斯利後來稱阿嘉莎是「祕密的女性主義者」，但這份世代心結，我覺得她只解開了一部分——阿嘉莎差一點點，就會是自詡為「我們這一代的女性主義者」最難借鏡的祖母輩——所謂只附屬於男性，毫不張揚自我等等。

1926年，阿嘉莎要嘛一蹶不振，要嘛浴火重生。她的第一任丈夫與她離婚時，還令阿嘉莎與他進行「串通離婚」，這些對阿嘉莎來說，想必都相當痛苦與屈辱。

➤阿嘉莎的悖論與朝向「不悲劇」的可能

沃斯利寫完1926後，某種忿忿不平、劍拔弩張的筆調稍微消失了，變得流暢。就像是「我們的阿嘉莎」終於取代「她們（維多利亞文化價值下）或他們（父權理想）的阿嘉莎」。在更後面的篇章，除了阿嘉莎勤奮工作的身影——沃斯利找到的「和解」牌（？），還有阿嘉莎小說中的同性戀書寫。沃斯利甚至將阿嘉莎家庭中，來來去去的非血緣人物，比擬為具流動性的家庭，賦予了阿嘉莎更跨世代的面貌。

然而，某種「阿嘉莎悖論」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如果某種言行「脱女（性主義）者」，反而得到更好的生活與地位，所謂女性主義的效用與意義究竟為何？不應該停留在這個問題上，而是要反思、要重新框架。處理這個問題有許多不同的可能，但卻有點超過書評的範圍了。

沃斯利面對女性文學世代的方式，容或存在漏洞或缺陷，但她不無莽撞、血性的直率態度，說不定連阿嘉莎都會欣賞。儘管，我以為一部哈莉．盧賓霍德（Hallie Rubenhold）式書寫的「阿嘉莎論」，會帶來更穩健的論述，但且先為女人的高談闊論喝采吧。

在《閱讀女作家》這本書中，作者就兩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詩人寫道：「悲劇：聶魯達直到今日仍是全世界最常被閱讀的詩人之一，加布里耶拉．密斯特拉卻幾乎已經被人遺忘。」

我的書架上有密斯特拉，我的書架不完全悲劇，但我也想和悲劇，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