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開始實施之後，香港外移人數已遠超過4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15。若從反送中運動開始，「離散」儼然成了一個事實。

當然，對一個多次接收過大移民潮，六四事件後亦曾見證過數十萬人外移的島嶼來說，離散經驗既非史無前例，原因也不難理解。但這一次似乎真的有些不同，因為出走者當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且真正關心香港前途的年輕世代，包括在學學生，而理由是拒絕中共進行洗腦式民族主義教育及違反人權的黨國統治。

正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就讀博士班的本書作者李宇森是否會加入這離散的行列，筆者無從判斷。但能確定的是，他在短短數年間不僅在諸多媒體上勤於發表論述性文章，更以《主權在民：理念與挑戰》（2021）和《主權神話論：秩序和衝突》（2022）兩書鋪陳了一個偌大的思想史視野及批判視角，扎扎實實地以書寫作為一種行動，來回應身處的時代困境。其振筆疾書的作為與相信理論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之信念，正如曾在該校任教多年的離散猶太知識份子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更重要的是，亦如鄂蘭在分析完納粹德國的極權主義起源之後轉向審視人類的根本處境，從而將理論建構的預設層次從民族國家提升至人類整體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也反映了作者的視域從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之政治體制的民主，拓展至主權國家體系的國際層次之後，將關懷轉向了與日俱增的離散人民及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以本書的術語來說，那是一個意圖取代以民族國家為主要政治想像的「行星性」（planetary）政治哲學立場。

民族太小了，人類才是真正的關懷主題！世界公民論（cosmopolitanism）的倡議者曾經如是說。雖然說這話的人在歷史上不乏亡國人士或起身反抗政權而流亡者，但本書拒絕單純將離散當作不可更改的政治事實，也不以哲學修辭的堆疊來掩飾鄉愁乃至左派的憂鬱，而是企圖連結一切受迫離散的人民，以及主流西方政治哲學家較少正視的生靈。

本書的撰寫目的即是為了尋求一個能呼應離散主體，並提供在外港人延續社會運動動能的方向。作者以「如水哲學」來稱呼它。「如水聚散，如水漲退」的原則，意味一種因應揮動「社會主義鐵拳」的國家暴力之社會運動戰術，取自孫子兵法（或說李小龍的「Be water」武術哲學），是一種介於勇武對抗及毫不作為之間的積極行動，也是一種突破主權國家及民族主義的跨國高度之展現。

畢竟，那些以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且不吝於對人民施鐵拳來展現政治權威的主權國家，就是讓人民流離失所並製造生態危機，且百般阻礙解決方案的政商統治集團。

戰略方向的闡釋之外，作者也提供了許多更為具體的連結其他離散主體之策略與戰術。事實上，本書已是一個規範性（normative）政治理論的嘗試。既有明確的價值追求、宏大的行動方向，更有從近處做起的具體且可行的處方。甚至可以說，《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本身即是「如水哲學」的一種實踐。

相較於遁入虛無主義，冷嘲熱諷的犬儒主義或幾乎與文字遊戲難以區別的某些後現代理論，作者在許多人早已深陷絕望之處看到希望，甚至以文字和概念將這種希望化為具體可行的政治理論，為一個「法治」（the rule of law）正在成為歷史而「主權在民」正朝向遠方未來更遠處逝去的香港，提供一個更宏大的敘事作為行動的指引。

作為離散時代的海外香港人，本書的撰寫無疑也是「如水哲學」的一種實踐。在政治寒冬之中不卑不亢，以理論勾勒願景來代替控訴，讓海外港人能在心繫家鄉的同時，也攜手其他的離散族群為世界生態及未來的春天盡一份心力。是一種既能落實港人哲思，又不落入中共政權所擅於操弄的狹隘民族主義，反而真正能擁抱世界的廣闊胸襟。

那近乎是化作春泥更護花的精神。筆者以為，將離散作為「實然」（is）轉化為可欲的「應然」（ought）願景，是一種極具政治理論創作力的展現。

讀者想會想問：屆時離散主體還在嗎？抑或，離散港人還是一個主體嗎？畢竟，尋找符合離散港人真實處境的政治論述時，若是以香港認同的喪失為代價，其說服力似乎會大打折扣。

對於歷經反送中及雨傘革命事件的港人來說，生活在海外仍然享有共同的受難記憶，尚能凝聚彼此為一個集體。但下一代呢？那些不曾經歷過這些事件的新新世代，該如何對待他們父執輩的集體記憶？這相當考驗作者所念茲在茲的敘事能力。故事該怎麼說，才能凝聚離散的港人，同時又不妨礙他們在海外另一個國家扮演好公民的角色？

如何凝聚一群人成為一個政治社群，既是政治哲學的根本議題，關乎政治權威的基礎及正當性，實現上該如何才能有效進行，則更是考驗政治人物智慧及一般人民公民精神的大哉問。

主權國家體系之所以難以讓各國攜手因應環境暖化等全球性問題，除了民族情感本來即有親疏遠近之外，亦有現實上的競爭關係及幾百年下來以軍事武力互動的交往歷史。而政客凝聚社會或至少是其支持群眾最簡單的方式，不外訴諸敵我關係，曾經的新仇舊恨乃至未來的威脅，且不可否認這十分有效。

在不採取操弄民族或族群情感的前題底下，離散主體該以什麼作為凝聚基礎？這不僅是現實挑戰，也是不可迴避的倫理問題。

誠然，即使我們同意本書所主張，世界正在邁入作者所謂的「後主權」（post-sovereign）時代，但近年來許多史家及政治學者稱為「民族帝國」的中國與美國，卻是公認當前最強調主權不容侵犯的兩強。如何召喚出那個後主權時代，猶待論者說服這兩國的人民及掌權者改變心意。

另一方面，第一代離散港人該不該將他們的集體記憶傳遞給下一代，讓他們產生並非源自親身經驗的一種懷舊，針對一個不曾居住過的地方有了鄉愁，甚至對某些不曾相逢的人事物有某程度的負面情緒（甚至怨念）？

持平而論，單憑抽象價值及理念的倡議，難以達成目的。離散主體似乎得加入主流社會甚至與主權者達至某種的合作關係，才能真正落實作者倡議的行星性政治哲學。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本書作為一套抗爭哲學（philosophy of protest），似乎遠比作為如何達致其願景的具體方案有更高的完成度。

別誤會！完成度之說並不是針對本書內容的批評，而是為了說明《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不過是李宇森先生關於「主權國家」研究的三部曲之總結。筆者相信，這總結僅僅是他為尋求符合香港現狀的政治哲學之階段性任務，也是下一個更宏大理論的基礎，甚至是新三部曲的開端。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