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時代變化，「首爾」有不同名字。它原名漢陽，朝鮮時代（1392～1897）成了漢城，戰後則改為「首爾」。首爾（서울）在韓語中，便是首都的意思。

《翻轉首爾》作者郭奎煥、南霄兒在緒論中寫道：「從漢城、京城到首爾這段更名過程中，城市人口成長百倍、都市面積擴增了30倍以上，是二戰後最急遽膨脹的城市，有些人將首爾描繪成『超過2000年歲月卻只有60年里程數的都市。』首爾是在時間、人與敘事皆極為壓縮的狀態下凝聚而成的，這個壓縮的現場正是今日的首爾。」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認識今日的首爾呢？

2025年首爾國際書展將台灣定為主題國，讓韓國讀者有了深度閱讀台灣的機會，而從台灣飛至首爾的作家、出版人和讀者，也都利用這個機會，認識並探索這個城市。因此，游擊文化在這期間舉辦的「《翻轉首爾》實地解說導覽」活動，正逢其時。透過《翻轉首爾》作者郭奎煥和南霄兒的引領，參與者可以依據不同議題，「走讀」這座城市。

➤辨認差異做為理解的起點

第一條路線的第一站，便是景福宮和光化門，既是近代韓國歷史的起點，也可以參照台灣的歷史遺緒。

「台灣沒有經歷過中央集權的狀態，但朝鮮半島有超過1000年中央集權的歷史。所以，日本殖民朝鮮半島跟殖民台灣，人民心裡產生的感受跟反應會不一樣。」郭奎煥站在景福宮的入口解釋，日本人曾經在此蓋了朝鮮總督府，擋在景福宮的主殿勤政殿和正門光化門之間，破壞了朝鮮王朝建城的「權力軸線」。從勤政殿往外望只看得到總督府，而老百姓也見不到「朝鮮的象徵」，只能看到日本打造的權力象徵。

曾在台北居住一段時間的郭奎煥指出，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蓋的台灣總督府，改造了城市結構，但首爾的權力空間卻因為朝鮮總督府被改變。他說，台灣人對日本有情感，韓國人對日本則有情緒，「看一個國家、城市，需要了解情感面，也要知道情緒面，才能進入脈絡裡。」

南霄兒隨後補充，很多韓國人到了台灣，看到台灣總督府在戰後直接作為總統府使用，都感到不可置信，對於許多日式建築被保留，更是驚訝。「雖然台灣跟韓國的歷史發展歷程相像，但終究是不同國家，彼此之間還是有差異。我們應該要感受並享受這種差異。」

面對「差異」並進而理解，或許就是《翻轉首爾》孕生的源起。

為了建立台韓之間的橋樑，在亞洲各地遊走的郭奎煥，和居住在台灣的韓國夥伴，打造了「窓Project」這個計畫，並首先透過翻譯，嘗試補足韓國對台灣的空白。「電視節目《花樣爺爺》在韓國掀起一股台灣旅遊熱潮，但當時韓國多數媒體跟出版品，大多以觀光行程介紹為主軸，來呈現台灣與台北。因此我們認為，將《叛民城市：台北暗黑旅誌》引進韓國出版界，具有其獨特且重要的意義。」郭奎煥說。

而《翻轉首爾》的企劃，便也在這個時期萌生。當時，郭奎煥一邊從事翻譯工作，一邊思考是否能將「叛民」的概念應用在首爾這座城市，而後便與游擊文化合作，挑出19個台灣人最常造訪的首爾景點，所談的議題處處可見與台灣社會的連結，寫了一本專為台灣讀者量身打造的《翻轉首爾》。

然而，郭奎煥並不是首爾人，僅是時常以首爾為中心，來思考韓國的現在與未來。

➤初遇首爾的感官衝擊

出生於釜山、成長在馬山的郭奎煥第一次來到首爾，是在高中時期。當時，他代表學校到首爾參加論說文比賽，花上近10個小時，搭夜車北上，抵達首爾車站後天還未明。穿著高中制服的郭奎煥被手上拎著酒瓶的無家者「發現」，被招呼著一起去麵攤吃了烏龍麵，也陪著他們喝酒——當然，是這個鄉下來的高中生買單。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無家者，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們聚集在同一個地方的樣子。」郭奎煥回憶自己對首爾的想像是「光鮮亮麗、閃閃發光的城市」，但因為答應來接他的學長沒有出現，讓他一抵達首爾，就成了一個無處可去的人，而這城市中第一個走向他的人，竟是5位無家可歸的大叔。

這幾個大叔身上的氣味瞬間佔據了他的嗅覺，就算今天已經記不得他們的臉跟表情，但氣味還清晰烙印在他的記憶裡，「我和與首爾的第一次相遇，與其說是『看見』，不如說更像是『聞到』與『聽見』的感官體驗。」

直至到首爾讀研究所，郭奎煥才算真正認識了首爾，「走在以前只能在新聞畫面中看到的首爾街頭，感覺內心蠢動。我一個人走遍首爾的各個角落，像是在翻找什麼一樣。參加了不少抗議活動，還曾在檢察廳前舉著牌子進行一人示威，甚至通宵來回橫跨漢江。」郭奎煥說，當時在首爾認識的人都覺得他很奇怪，因為他沒有在做研究或工作，而是在各處閒晃。

「我用身體去體會『首爾』這個詞在韓國是什麼意思。」郭奎煥表示，他最初是被首爾帶有異質性的風景所吸引，接著注意到這座城市的運作方式，感受到它的多樣性，甚至細細品味它的聲音、濕度、氣味與質地，「最後，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被安排於空間與場所中的人。」

因此，在由游擊文化策畫的「《翻轉首爾》實地解說導覽」中，負責導覽內容的郭奎煥替活動做出這樣的定義：「簡單地步行以應對複雜的真實，慢慢地步行以觀照快速奔跑的城市。」

➤5大主軸為切點，漫遊首爾創造的韓國

這場走讀活動的幕後推手，是游擊文化的企畫編輯郭姵妤。她說，當年《叛民城市：台北暗黑旅誌》在韓國出版後，韓國山鷹出版社趁著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辦了一場台北走讀活動，讓她受到啟發，也想舉辦類似的活動。

「但2022年《翻轉首爾》出版的時候，正好是疫情期間，而且要帶團到首爾，也是很大的成本跟功夫。」當時無法實現構想的郭姵妤，在去年得知首爾國際書展將以台灣為主題國後，認為時機到了。於是，先在今年初邀請郭奎煥來台參加台北國際書展，除了讓他直接面對讀者，出版社也能向讀者拋出這個活動訊息，探測水溫。

郭奎煥開始策畫走讀內容，並由游擊文化製作問卷，讓讀者投票選擇，最後選出包含景福宮、水色地區、南營洞、梨泰院、麻浦大橋等5條路線。

「這5條路線是讀者選的，不是我選的。」郭奎煥在專訪時雖如此強調，但這5條由「讀者選出」的路線，含括了從城市、社會和國家等面向，藉著不同關鍵字為這幾條路線定下主題。

例如，景福宮和明洞華僑街這條路線，就是「軸線」、「想像」和「象徵」；走訪水色地區談的是城市開發的議題，關鍵字是「慾望」；而以自殺地聞名的麻浦大橋，要勾勒的概念是生存和掙扎。

「我不希望這場走讀只是講述書裡的內容。」郭奎煥在構思導覽路線與內容時，思考的是如何擴充《翻轉首爾》的內容，並「提供新的線索」，讓讀者可以提問、思辨，解構原本二元對立的認知框架，甚至能夠自行嘗試和台灣比較，「儘管我們無法真正理解各種議題，但要有努力理解的態度。」

郭奎煥認為，首爾是一個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力量匯聚的熔爐，同時也是一部引擎，從這座城市衍生出的種種事物，會向韓國其它地區擴散出去。而在首爾發生的事，也往往會成為韓國其它地區的方向指標。韓國人衡量自己人生的基準，也時常是在首爾的生活經驗中建立起來的。

「首爾是韓國的一個城市，但現實的情況是，韓國是『首爾的韓國』。」郭奎煥直言，首爾不僅涵容韓國所有的議題，也是韓國文化、政治跟商品的製造地。外國人想到韓國，其實想到的只有首爾，「首爾創造出韓國的標準，其實也就意味著首爾在創造韓國本身。」

因此，認識首爾，相當程度也認識了韓國。這是郭奎煥設計這5條路線，嘗試帶領讀者從街區肌理中感受城市變遷與社會議題，體驗首爾多重面貌的背景。而參與者也透過步履，重新認識韓國社會的問題，例如麻浦大橋的路線，就讓大家印象深刻。

「晚上，走過麻浦大橋的時候，正下著大雨，我們一群人穿著便利商店的白色簡便雨衣，頂著風雨往前走。」參加走讀活動的媒體工作者李映昕，如此描述麻浦大橋的行程。一邊是呼嘯而過的車陣，另一邊是橋下翻滾隆隆的河水，「當時下雨起霧，橋上的燈光暗暗的，走在橋上，感覺未來混沌不明，可以了解為什麼有人會在這裡跳下去。」

活動第一天的導覽路線有3條，早上以景福宮為起點，談政治權力翻轉和開發的路線，下午遊走是談都市開發的水色地區，晚上則是穿越麻浦大橋、觀看國會大廈的路線。

由於導覽第一天整日都下大雨，不論是帶隊的郭奎煥、南霄兒，還是參與的數十位讀者，都被雨水打得狼狽，尤其晚上徒步橫渡麻浦大橋的路線，更是抖寒。郭奎煥說，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員到齊，沒有人放棄。

目前正以居住正義、東亞冷戰歷史為背景進行創作的編劇張逸寧，完整參與了2天、5條路線。第一天傍晚，她原本心情鬱悶，心想或許不該在這種狀態下到素有自殺大橋之稱的麻浦大橋，但後來非常慶幸自己還是去了。

麻浦大橋中央有個SOS的電話亭，郭奎煥在這裡請大家停下來，說明過去防範自殺的方式，是把橋加高、貼勸世小語，但都沒用，後來加了電話亭，才救起很多人。

張逸寧回想在下雨的夜裡，看著浩瀚的漢江、SOS電話、人們相互安慰的雕像，以及那為了防止自殺而加到近3公尺高的圍籬，聽郭奎煥說明，對於決心要死的人來說，圍籬有沒有加高其實區別不大。

「韓國有5千萬人口，裡面有幾百萬努力的上班族、幾百萬努力的學生、幾千萬用各種各樣方式拚命活著的人。他們的拚命撐起了韓國的成功，然而那每年自殺的幾萬人呢？他們也依然被當成是大韓民國努力的一份子嗎？」張逸寧轉述郭奎煥的看法：「自殺的確不能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否是那樣壞的一件壞事，我不能肯定。我們應該去正視他們、聽見他們。」

原本心情不佳的張逸寧因此得到平撫，她認為，郭奎煥是個擅長描述、反思的人，「雖然無法一五一十復述，但他說的話在雨裡、在喧囂車聲裡，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對於這條路線的設計，郭奎煥表示自己想提供的是「溫度」。「我不想和其他導覽一樣，拚命告訴你這個地方有什麼。我希望讀者不發一語，自己感受。」郭奎煥覺得，這個社會太多人說話、太多要求——父母要求孩子、師長要求學生、國家要求人民，但沒有人聆聽，關注「我是什麼」，只是不斷以成功與失敗去論定人的存在，才會有悲劇發生。

他認為，強調自殺率沒有意義，數字是會變動的，「況且，自殺率中沒有自殺者的敘事。人死之前，他想的是什麼？怎麼活著？」郭奎煥說，「我讓大家體驗了這種情緒。當然，天氣也幫了忙。」

儘管這5條導覽路線都讓參與者感到收獲「超乎期待」，但第一天晚上的麻浦大橋和下午的水色地區，讓很多人感受到比較大的衝擊。這也是因為，它們都不是一般觀光客，甚至本地人會給予關注甚至駐足的路線。

張逸寧說，水色與數位媒體城一帶是都市更新後的區域。在這路線中，她們看到都更後的高級住宅大樓、韓國各大電視台，抗爭到最後的老宅、不受待見的大型變電所、因應都更交易案而生的小酒館們、出入的名車，「還有居民沉默而警覺的神情。」

「部分水色地區的居民，看著另一端的數位媒體城，會有羨慕的感覺。」媒體工作者梁德珊同樣是5個行程都參與的讀者，兩天走了約5萬多步。她認為閱讀《翻轉首爾》時，因為缺乏對首爾的實質感受，沒有辦法真正讀到作者的用意，但經過這次走讀活動的體驗，書中所述在她心裡建立了深刻又立體的認知。她也如郭奎煥期望的，自然浮現了與台灣的比較：「如果我想像水色居民的情緒，可能就像金門居民看著廈門那樣。」

「我希望大家看城市的時候，可以不斷翻轉觀點。」郭奎煥解釋，都市開發和都市再生是兩種概念，觀看城市的發展，不應該只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上面，也應當關注住民的聲音，「帶領大家看這些地方的時候，我沒有辦法提供答案，因為我自己也沒有答案。但來參與這個活動的讀者可能都帶著某種進步性，我希望他們可以不斷自我提問，而後嘗試理解。」

➤非主流視角的地景紋理

「如果問我對哪條路線最印象深刻且想再度走訪，我會說是梨泰院。」參加了4條導覽路線的軟體工程師張馨云回想，當時參與者們從狹窄安靜、只剩少數居民的巷子走到清真寺，見到路上中東臉孔的小孩操著標準的韓文，很受震撼，「郭作家指著這些膚色很不一樣的孩子說，他認為，這就是韓國的未來。」

做穆斯林研究的梁德珊同樣對梨泰院有清真寺也感到驚喜，而南霄兒則提醒參與者以「氣味」來感受這個地區和首爾其他地區的差異，梁德珊說：「我的朋友提過，首爾充滿了泡菜跟大醬的味道，但這條街道有著完全不同的氣味，也會讓我想到電影《寄生上游》裡提到的氣味這件事情。」

至於梨泰院踩踏事件的現場，也令團員們好奇，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人對於這條巷子仍然繼續使用、充滿娛樂抱著疑惑，有人則討論起事件怎麼發生的，「我有點驚訝，這裡比我想像的更小，明明在新聞上看過無數次，但到了現場整個空間感完全不同。」梁德珊表示。

行程結束後，梁德珊、張馨云和其他參與者繼續留在梨泰院，見識到此處年輕、瘋狂、五光十色的樣貌，與白天看到的場景極為不同。張馨云感覺，「像是看到螢光幕前、後的首爾。」

「這次導覽讓我這個首爾局外人對韓國建立起親近感，走訪的過程中，身體的感受還是很重要的。」張馨云表示，她今年初曾來過一次首爾，作為觀光客，儘管肯定這個城市的外貌比台北先進，但她只覺得這個城市跟自己的步調很不一樣，卻不是很能夠融入，甚至讓她感到充滿壓力，「但是郭奎煥帶我們去走水色的市場、梨泰院的窄巷、麻浦大橋等，看的視角都是比較非主流的，我覺得跟我的自我認同比較接近，讓我在首爾得到一些共鳴和歸屬感。」

➤場所記憶產生歸屬感，對異鄉亦有依戀

郭奎煥也是如此。即使過去他四處漂流，目前居住在釜山，不在首爾生活，但他自認沒有離開首爾的引力圈，始終以首爾為中心在生活，「就像作家金薰寫的：首爾是眾人的異鄉。」

他說，出生地不是他可以選擇的，但是「老家」是他可以選擇的。儘管他在導覽過程中，提到「首爾吞掉了韓國」，因為眾多人才都聚集在首爾，以致區域發展不均。但他對這個城市仍然依戀，「城市是回憶的背景，也是因記憶運作而誕生的場所的集合。但城市也常常因為回憶的時效性，比回憶還要更快地被抹去。我們雖然居住在城市裡，卻很難真正觸碰到城市本身。」郭奎煥說。

「我以前住在台北的時候，很喜歡咖啡店『海邊的卡夫卡』，把它當成我在台北的老家。但它現在消失了。」郭奎煥談及此不無遺憾，但也說這就是城市的變化，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城市裡努力留下回憶，創造屬於自己的「場所」。

或許這場首爾走讀活動，也為台灣的參與者們，在首爾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