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卡特日娜．圖齊科娃（Kateřina Tučková）以兼具歷史深度與社會關懷的小說聞名，其代表作《日特科瓦村的女巫師》，甫由麋鹿多媒體（Mi:Lu Publishing）出版繁中譯本。

小說背景位於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交界的山區，一個長期被視為文化蠻荒之地。來自白喀爾巴阡山區的女巫師家庭，雖然在社會獵巫氛圍、教會權力的壓迫與納粹的追殺下倖存，最終仍被共產主義政權的肆意妄為摧毀。

《日特科瓦村的女巫師》以出身女巫師世家的女子朵拉為核心，描繪她在理性與迷信、學術研究與家族祕密之間的探索旅程。故事橫跨數百年歷史，塵封的傳說逐漸被揭開，從獵巫時代、戰爭時期到極權統治下的迫害，細膩呈現女性如何在恐懼與壓制中守護知識、信念與身體的自主權。圖齊科娃巧妙地交織歷史、民間傳說和虛構故事，遊走於過去與現在，探索女巫師獨特的歷史，對20世紀的捷克社會進行深刻且富有洞察力的評論。

今年2月初，圖齊科娃應邀來台，於台北國際書展與作家童偉格展開對談，並由旅行家謝哲青主持。講座以這部小說為起點，逐步展開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當歷史由權力書寫，文學如何讓那些被國家抹除的女性重新被看見？會中也談論臺灣與捷克的經驗，有哪些相映之處。

➤小說與歷史的交織

講座一開始，謝哲青首先點出《日特科瓦村的女巫師》的核心特質，在於縫合兩條交織的線索：「生命的歷程」與「國家的發展」。這部小說雖然近日才引介來臺，但早在十多年前它便於歐洲引起廣泛迴響，時至今日仍持續影響歐洲對文化轉型正義的理解。

「轉型正義不只是政治問題，也是社會與文化的問題。」謝哲青以臺灣原住民運動為例，說明書裡的許多情節，都能從臺灣的媒體、歷史與現實中找到直接的呼應。

謝哲青也提到，作者圖齊科娃與他同為藝術史出身，「無論在學院、博物館，或是在檔案室做研究，就像是以書迷般的視角，去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進而爬梳那些空白的、斷裂的歷史。」他同時提醒，這部小說雖以「女巫」為名，卻非奇幻文學，而是一段真實歷史的文學再現。

➤小說的起點：童年記憶與歷史的甦醒

卡特日娜・圖齊科娃（Kateřina Tučková）生於1980年，自幼居住在白喀爾巴阡山區附近。然而在她的孩童時期，這些後來成為小說核心的「女神」，並未真正出現在公共敘事裡。彼時捷克仍處在共產政權統治之下，許多與民俗、宗教相關的傳統鮮少被公開討論。那些居住在山區、擁有草藥知識與療癒能力的女性，也因此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只留下零星、模糊的印象。

直至1989年鐵幕落下，政治體制轉變，人們開始談及過去被壓抑的歷史、人類學家進入當地做研究，相關研究逐漸出現。就讀大學的圖齊科娃讀到關於「女神」的描述，驚覺這些存在於文獻中的人物，竟與她童年記憶中的神祕女性如此相似。

「到了30多歲，我看到更多資料，才真正意識到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書寫題材。」圖齊科娃憶起，最早記錄這些女巫的人，不是一般學者，而是曾經與她們有過接觸的人，甚至是曾經參與她們生活的人。於是，為了更貼近這段歷史，她親自走訪白喀爾巴阡山脈，共花了3年時間，沿著研究線索，前往偏遠、杳無人煙的山中聚落，並浸潤其中參與當地的生活，感受四季的更迭。

隨著2000年後民主化進程，過去被封存的檔案和史料逐漸開放。圖齊科娃發現，這些被稱為「女巫」或「女神」的人，長期處於國家權力的監控之下——從納粹佔領捷克的時期，到共產政權統治，乃至更早以前。

「許多不同的政權與體制，都試圖系統性的壓迫她們，讓她們噤聲。」當越是深入挖掘史料，她的疑問也愈加清晰：「這些女性究竟做了什麼？為什麼跨越不同時代的權力系統，都試圖讓她們從歷史中被抹除？」這個問題，最終成為《日特科瓦村的女巫師》的起點。

對此，童偉格指出臺灣相似的經驗：「臺灣經歷漫長戒嚴，許多關於記憶的書寫，都是在解嚴之後才開始出現。這也是我們珍惜民主與自由的原因。」他強調，「這些都是文學表現的前提，同時也是文學試圖回應的對象。」

➤為什麼歷史裡，沒有女性的位置？

在圖齊科娃反覆涉獵的歷史檔案裡，目光所及幾乎都是男性的政治人物、戰爭勝利者、掌握權力的人，而女性的故事往往付之闕如。

「這個國家另外一半的性別，她們去了哪裡？」她的這份關注，一方面來自歷史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來自她個人的生命經驗。圖齊科娃坦言，她從小目睹母親遭受家庭暴力，很早便意識到女性在權力關係中如何被迫沉默。

「我想把這些被噤聲、受苦的女性聲音放大，包括我的母親在內。」她說，「這些無法再為自己辯護的女性，可能存在於家庭，也可能存在於歷史的檔案之中。」

圖齊科娃的4本著作，始終圍繞著相同的關懷：「也許背景不同，但我關注的都是那些被噤聲、被遺忘、沒有力量、沒有權力為自己發聲的女性。」

➤ 當小說成為歷史的另一種證詞

「閱讀《日特科瓦村的女巫師》時，會感到情節描述得非常真實，彷彿直接從歷史檔案裡取出。」主持人謝哲青提問，小說中女巫師的故事，究竟哪些是真實？哪些屬於虛構？

圖齊科娃解釋，小說的多數材料，確實來自歷史檔案與當地人的視角。「我創造一位虛構的主角，是因為我需要一個人物，來承載這些資料。」這名虛構角色的經歷，實際上是由許多不同女巫的故事交織而成。

在圖齊科娃查閱的史料裡，女巫師使用藥草治療疾病、提供心理慰藉等白魔法的能力；此外，女巫師也出現在法庭檔案裡，法官鉅細靡遺地審問：「妳做了哪些事情來詛咒？」並留下關於施行黑魔法的紀錄——女巫使用泥偶、頭髮、指甲與針進行儀式。至於哪些屬於歷史事實，哪些經過文學轉化，圖齊科娃選擇保留那道模糊的邊界，「我希望留給讀者判斷。」

對此，童偉格回應：「小說創作的意義，在於解決歷史本身並不容易被理解的困境。」透過虛構的介入，難以描述的歷史經驗，得以用小說的形式傳遞給讀者理解。而「當我們理解這些傷害曾經存在，似乎也能真的免除這樣的傷害」——對他來說，那便是虛構的力量。

➤書寫的重量：文學作為抵抗

談及文學與權力的關係，謝哲青指出：「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抵抗』。」當我們回望已成歷史的權力，書寫尚算從容。然而，當書寫者面對的是正在發生的壓制，筆該如何落下？

童偉格說，相信自己在任何嚴峻的環境下都還可以寫，是對文學的信任。「有一句話叫『寫給抽屜看』。把它藏起來，像埋一顆蛋一樣埋住。」即便當前的環境不允許作品的發展，但我們可以用寫作來證明，「當下種種的暴力跟限制，並沒有完全打倒我們。」我們無法預期這些文字將來會如何被訴說，但我們可以等待，並相信在宏觀的歷史裡，此刻不可得的正義，終將一點一滴地歸還給未來的人。

圖齊科娃回憶，捷克1989年「天鵝絨革命」發生在她9歲時；在此之前的社會氛圍是非常沉默、彼此猜忌的年代。所以對她來說，能在民主化的捷克裡自由地書寫，是件很幸運的事。而說起書寫《日特科瓦村的女巫師》過程裡最大的考驗，她認為是如何在史料和敘事之間取得平衡：既不讓小說淪為單純的歷史考證，又要讓真實人物的生活感從字裡行間溢出。

然而，書寫也有其代價。

童偉格指出，寫作時常伴隨著後座力，因作家在揣摩人物的過程裡，往往須試圖理解難以承受的事。比如這部小說中有一名角色，先在納粹德國佔領期間擔任特務，負責告發可能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人，而在捷克共產化繼續擔任特務，告發跟納粹合作之人。

由此，童偉格向現場觀眾推薦厚達9卷的《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與《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這兩套書包羅萬象，記錄了臺灣人面對國家暴力與恐怖時代的集體回應。「當我們不知道如何理解這些的時候，也許可以參考這些文本，試著對證彼此之間的語言有什麼不同。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讓那個恐怖顯得不那麼恐怖一點，但我們還是可以一起共同記得曾經發生過的事。」

圖齊科娃也坦言，為了寫作這本書，她爬梳大量的歷史檔案，有時候會看見非常荒唐且可怕的故事。她說，「那是一段看得很痛苦的過程。」甚至在寫作期間，她一度罹患重病，被迫中斷創作，但她說，正因如此，書寫反倒成為一種釋放的出口——她期望透過故事，為這些被妖魔化的人找回聲音，讓社會得以重新聆聽。

在學校任教的圖齊科娃，也時常鼓勵學生，從採訪身邊的長者開始，練習傾聽上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再把故事傳遞下去。她筆下角色所傳遞的訊息，同樣如此。

相隔千里的捷克與臺灣，卻擁有相似的歷史經驗。這些被重新書寫的歷史，不僅關於捷克，也讓臺灣讀者得以重新思考自身的處境——當歷史曾經讓某些人消失，文學是否能夠讓她們重新被看見？

圖齊科娃相信：「也許我們走過的路都是一樣彎曲，中間可能有共通之處，或許能透過文學搭起橋梁，找到彼此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