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沒有轉型正義,愛與恨都走不下去

我視《那不勒斯故事》為債務。它是鉅額外債,就像用美援蓋十大建設。

這一套四冊的義大利小說四部曲,描述兩個小學女同學的親密競爭,比功課,比誰有人追,比誰月經早,比誰有錢有成就。當中的怦然心動、執迷、奔赴、牽掛、失落,把成長故事的甜美憂傷發揮得淋漓盡致。

故事開頭,兩人已經66歲。小琳得知莉拉失蹤,她為何無故出走?新一代的人,像莉拉的中年兒子,不知原因,沒有線索,不知道自己出生前,上一代發生過什麼事;也不知自己今天為何長期失業低成就,被說是魯蛇、草莓族、啃老族。

小琳面對謎團,提筆寫下全書,倒敘回顧這60年去找答案。小琳昔日的懵懂,交織著今日的洞察、他人的證言,第二集揭開第一集之謎,像佛朗明哥舞者揚起舞裙那樣層層疊疊,深入推進,華美、犀利。

▉遠在那不勒斯遭遇台灣現實

而今昔觀點之別,始於莉拉小時候追索自己出生前發生,上一代卻絕口不提的事。從青少年天真無知的去政治化,到漸開天眼俯窺全貌──政治化的過程。即使在乍看無關痛癢的細節裡,你會讀到異常、陌生、違和的事物不時湧現:

小學生被老師在脖子上掛狗牌羞辱,被拖出教室。

公認講方言沒氣質沒教養,講國語顯得高人一等。

校長、老師拼升學,手握資優生,比賽拿金牌,就是辦學成功,就是有面子、贏人家。

父兄想揍妻女就隨意揍,因為這都是在教育她們。

鞋匠除了自家妻小、還要養兩個未婚姐姐和岳父母。因為鞋匠窮,也因為他重男輕女,所以女兒莉拉雖然考第一名,卻只能讀到小學畢業,16歲就被家裡逼著嫁人生小孩了。

工人因為車床意外而截肢、死亡,司空見慣,命如螻蟻。

爸爸威脅青春期女兒:你再跟共產黨員的兒子在一起,我就打斷你的腿。

憲兵無預警夜闖民宅抓人,不需要告票,當著婦孺面前,像拖豬一樣直接把人拖走,從此人就沒回來了。

警察可以隨意把人關進牢裡,但憲兵才是所有小孩最害怕的人。

另一邊,黑道打人,也沒人敢反抗。

街坊瘋子大吵大鬧,難堪的兒女試圖收拾。

我讀來戰慄,心想這是50年代的那不勒斯,但與當年台灣怎會這麼像。而台灣的主流小說、影劇,又怎會對此長期視而不見,以致我遠兜遠轉在《那》書才讀到事發當時的具體感受。

書中街坊爸媽們,都警告過孩子,千萬別觸怒地方頭人。每個學童都清楚,比賽贏了頭人的小孩,會惹禍上身,所以要識相放水。

我闔上書,想起《我的青春,施工中:王浩威醫師的青春門診》書中一對小姊弟,說就讀的小學辦品格教育演講比賽,全校都認為第二名講得更好,但都知道第一名是家長會長的小孩。

戒嚴體制的集體主義文化並沒結束,到下個世紀的今天仍在殘害兒童,要他們傳給下一代。

▉法西斯創傷,說出戒嚴在延續

正因此書見出義大利與台灣都仍在承受共通的殖民創傷,需要透過小說消化暴力的餘震,所以我邀請讀者占領此書:把主角攀爬階級階梯的過程,放在台灣自身脈絡中體驗。台北的底層和周邊,就是書中的那不勒斯貧民窟。

在這個同人版本中,台北人來自廣大周邊,小琳來台北讀書、工作,在台北可以搞樂團,可以當同志,在家鄉行不通。而在小琳們留在背後的家鄉,都有個莉拉。莉拉可能是手足或同學,國中畢業,男生就繼承家業,很早結婚生子,自己有田、有店面,或是軍公教,安穩度日,生計無憂。

小琳或許現今在家鄉父老眼中事業有成,是爸媽寵兒;但壓力不為人知,孤寂,挫敗,渺小,無法滿足,過勞與壓力養成一身病痛,自問是否該留在家鄉當莉拉才對。

莉拉認命請印尼移工一起照顧年邁爸媽,卻一輩子被爸媽當成敗組比較、羞辱。結果小琳和莉拉都不快樂。

日劇《東京女子圖鑑》描述少女上京比賽嫁豪門、有體面事業的階級升官圖。而《那不勒斯故事》不只描述兩個女孩互相超車,它要帶讀者去看,這比賽的本質是什麼,是什麼推動它把相愛的人放進互恨的關係當中。它質問贏家真的獲利嗎,或是雙輸。為何她們必須比賽?

要解決現在的難題,必須重新詮釋過去。創傷事件發生時,說了會受懲罰,所以當事人不敢說出感受,多數人根本不知,知者也不解其意。必須事過境遷夠久,蒙蔽認知的威脅消失了,故事被講述出來,人們才恍然大悟事件及意義。

小琳提筆審視過去,解謎正是觀點翻轉的過程。以今日觀點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償還木匠、瘋寡婦、共產黨員等底層家庭被剝奪的發言權和機會,這就是轉型正義。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腐敗,工總商總反一例一休,護家盟反同婚,軍公教聯盟反年改,反小燈泡媽媽,反李淨瑜,徐重仁罵年輕人貪玩,鰻魚媽媽教女兒認罪,在這些議題上我們互恨。我們應該對立,這無可省略;但我們也是小琳和莉拉,在同一殖民壓迫下走了不同的路。我們需要看看彼此走了什麼路。

而揭開創傷,艱難到不可能,書中形容心理防衛,說「我身上的寒意,彷彿是一層層極為細薄的材質所構成」。但在我看來,作者「卻有能力小心翼翼一層接一層剝開,不致扯破」。這年頭書厚了很難賣是嗎?但為了不去扯破,這書就必須了一層一層剝、寫上四大冊。沒商量。

這書是貸款,補上台灣缺口。我們靠外債心理建設,艱難站起。且要還這筆債,去讀,去回想自己,去寫。

那不勒斯故事2.jpg那不勒斯故事
L’amica geniale
作者: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
譯者:李靜宜
出版:大塊文化公司
定價:320元
內容簡介cursor_h16_2.jpg

 

那不勒斯故事1.jpg那不勒斯故事2:新身分新命運
Storia del nuovo cognome
作者: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
譯者:李靜宜
出版:大塊文化公司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cursor_h16_2.jpg

 


作者簡介:艾琳娜.斐蘭德

出生於義大利那不勒斯,行事低調,真實姓名保密到家,也從不在媒體露面,但作品依舊廣受世界各地讀者歡迎。

斐蘭德以女性成長故事著稱。第一部小說作品《不安的愛》(L'amore molesto, 1992)描寫女插畫家返鄉調查母親之死,後被改編為電影。讓裴蘭德的好文筆更廣為人知的第二本小說作品《放任時期》(I giorni dell'abbandono,2002),費時10年才發表,敘述單親媽媽如何面對空虛的人生。

2011年陸續出版的小說【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描寫女作家與童年好友的故事,內容廣及10個家族與60年的生命歷程。這系列在2012年推出英譯本後,讓斐蘭德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熱門作家,並獲選為《金融時報》2015年度女性、《時代雜誌》2016年百大影響人物;該系列的第4本入圍2016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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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8 20:01
專訪》徹底轉型,你敢不敢?──從紙媒到網媒,重新拉坏的CUP
《CUP》執行總編輯Alan To。(零零肆 攝影)
《CUP》執行總編輯Alan To。(零零肆 攝影)

從雜誌轉型網路媒體,差別在哪裡?

2016年1月,「茶杯雜誌出版公司」轉型為《CUP》網站,自此Alan的工作模式起了大轉變,到了開站一年多的現在,他深深體悟到紙媒與數位媒體的差別。

「以往是月刊,一個主題有5到6篇文章,而現在是一天10篇文章內只有2到3篇相關主題的文章,而且除了特殊狀況之外,也會選擇在不同日子刊登。」Alan說,「但影響力比以往更大,除了議題的延伸之外,若相關事件再次發生,我們就在facebook專頁上重新張貼過去的文章。」

除了文章的保存期限更長,影響力能透過相關事件再度發酵之外,兩種媒體對於Alan而言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獲利評估更加嚴格。在「茶杯雜誌」時期,他主要編輯雜誌之外的出版品。那時,只要是大家認為應該出版的書就會做,銷量並非第一考量。如今,仍有少數出版品的CUP出版社作法則保守許多,每本書都得評估能否回本,基於銷售因素也幾乎只在香港書展期間出版,因為那是一年一度的出版盛事,也是民眾最願意掏錢買書的時機。

不過,事情也沒那麼糟。「因為我們現在的網路影響力比以往都還大,實體的行銷力道反而不用像以前那麼強,常常只要在facebook與網站上宣傳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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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每天發布10篇文章。(擷自《CUP》網站)

編譯外電就是內容農場?

Alan認為《CUP》與香港其他網路媒體不同之處,在於大多網路媒體著重於即時性——字數不見得多,但隨時都可能有文章,有時甚至一張圖片搭上一兩句評語就張貼了;《CUP》則嘗試以類似報紙的形式在網路上「發行」:每日7點41分開始上線,一天總共10篇文章。這麼做的用意在於他們認為與其暴衝文章數量,還是想要以揀選、整理過的方式來控管文章品質。

每天上稿10篇,也有其策略考量。《CUP》單篇文字量最多到1500字左右,在香港新媒體中算是字數較多的,一來人力有限,二來讀者在單一網站上的閱讀量也有限度,10篇或許對雙方都是恰好的數字。

此外,香港的網路媒體多數還是以當地即時新聞為材料,不一定那麼「貼近時事」。《CUP》每日大約有2到3篇是特約寫手的專欄,內容從影評、藝評到金融、時尚、運動不等,其他文章則由編輯尋找素材、編譯,並加上自己的詮釋。有時一個主題連續三天能有不同觀點的文章並陳,相較之下對於議題的研究較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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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專欄作家群。

即使如此,《CUP》並不是那麼嚴肅的媒體。Alan說他們也著重趣味性、會朝能引起大眾興趣的方向選題。比如去年愚人節,他們便做了幾條「假新聞」應景、而在今年的情人節他們也以情婦與保險套專題來探討各種「愛」的面向。

編譯新聞的模式曾引起質疑——有讀者找出文章的原始資訊來源,直指《CUP》不過是內容農場,但Alan認為他們是經過翻譯、消化、決定觀點之後,才重新撰寫、呈現,並不是直譯直發的那種類型。對傳統媒體或新媒體而言,若以「來源是不是第一手」作為界定網站是否為內容農場的標準,或許過於嚴苛,也不一定反應現實。

老話一句:網路媒體怎麼賺錢?

四月,端傳媒裁員的新聞正沸騰。Alan直言在香港經營新媒體是很困難的,目前能達到收支平衡的新媒體並不多。除非規模不到3個人,或者有多方贊助,否則讀者的支持對媒體經營是完全不夠的。他以這幾年另一個頗受歡迎的網媒為例,雖然看似風光,但該媒體的自製內容影片並無法獲利,反而在部分編制轉型成廣告公司後,才得以靠著一部影片50到80萬港幣的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而即使如此,Alan也不認為網路媒體是個能賺大錢的行業。

對於《CUP》的經營方式,主要還是靠著替平面媒體時代的客戶製作紙本宣傳品為主——其實同樣類似廣告公司的模式——在不影響內容質素的前提之下,當然也歡迎客戶贊助網站,讓他們有更多預算來製作好看的內容。

問他媒體人最苦惱的流量與點閱率,Alan說他們有小「奸步」:當facebook專頁轉貼特定議題的文章時,常會有網友洗版謾罵,在無傷大雅的範圍之內他們通常都會直接回應——就傳統公關角度來看,保持沉默或許是個好方法,但實際上,精準的回應反而會帶動該篇文章的能見度,在某些程度上起了正向的結果。

問他是否打算把內容上到微博或微信,Alan沒有打算。《CUP》終究是面對香港的媒體,加上人力吃緊,或許還是待在臉書,好好顧好本地的讀者比較實際。這或許也是經營新媒體的另一個眉角:要讓文章在哪些社群媒體上擴散,該服務哪些地區的讀者——該收?該擴?收放之間盡是各家難念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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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7 22:11
法國書房》出版如何在逆勢中創造佳績?
法國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在巴黎書展現場錄製節目(攝影:高竹馨)
法國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在巴黎書展現場錄製節目(攝影:高竹馨)

 

今(2017)年3月,法國國家出版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Livre)發佈最新的民眾閱讀習慣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過去12個月,法國人閱讀最多的類型是:小說(占69%,其中又以警探小說43%占最大宗)、實用型書籍(生活風格、休閒等,占59%)、漫畫(48%)。報告顯示,具有懸疑和解謎性質的警探小說,最能吸引讀者閱讀完整本書。

據筆者觀察,這點正是法國和台灣在文學生產上較大的差異處:法國商業型創作的能量豐沛,無論原創或翻譯,類型小說百家爭鳴。2016年法國最暢銷的作家,大多屬於商業性質強烈的類型小說作者,年銷售量超過100萬冊的作者包括:

  • 紀優.穆索(Guillame Musso,逾183萬冊。穆索於2016年發表新作《布魯克林女孩》La Fille de Brooklyn,延續作品一貫的輕驚悚基調。)
  • 米榭.卜熙(Michel Bussi,逾113萬冊。筆下場景多發生在法國諾曼第鄉間的警探類型小說。)
  • 安娜.陶德(Anna Todd,逾102萬冊。超年輕的美國小說家,作品以羅曼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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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榭.卜熙(左)及紀優.穆索都是年銷售量超過100萬冊的法國暢銷作家。(取自wiki)

▉媒體是知識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法國民眾購書,選擇的依據有哪些呢?複選調查指出:86%源自想閱讀特定作家,86%因為親友推薦,61%因為記者或文學評論的推薦。值得注意的是,法國一年的書市銷售量約有3.5億冊(營業額約40億歐元,出處),書評媒體、綜合藝文類媒體也相對蓬勃發展。即便如法國CNRS出版社這類尖端、小眾的人文社會科學類出版社,推出一本深度人文社科類作品時,若能配合時事的討論,很容易就能有5到10篇的書評或書摘曝光。

以巴黎書展期間到會場錄製特別節目的國家藝文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為例,這個只談藝文內容、無廣告、全賴政府預算支持的媒體,一週7天滿檔的節目,除了談書、談藝術、歷史等內容外,還會收錄許多人文學術座談的現場錄音。當然,這是有賴法國政府長期重視文化預算的結果(儘管近幾年也屢屢發生國家砍文化預算的爭議)。法國的民營媒體,包括《世界報》、《解放報》、《費加洛報》等等全國大報,和各種綜合性媒體都有藝文版,另外還有各種專門的文學雜誌、週刊,出版議題在媒體上的能見度相當高。

▉議題定位的準確度越來越受重視

雖然從歷史趨勢來看,法國圖書產值自2009年至今,呈現極微比例下降的趨勢(2016較前一年減少1%,之前的幅度也差不多),不過法國出版界已經開始檢討「出版品項是否太多」的問題。

法國一年約出版7萬種圖書,尤其高達29間出版社,每年出版超過300個品項。這些出版量極大的公司,自己的出版品不只在通路平台上彼此競爭,對於向海外銷售版權的人員來說,也是非常大的負擔。舉例來說,在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等重量級的版權推廣場合上,一次30分鐘的面談,30本書都未必能顧及,更何況是300本。後續因庫存過剩而慘遭銷毀的數量,近年在法國也廣受討論。據稱法國每年需要銷毀8萬到10萬本書。

我們究竟生活在書太多,還是書不夠的時代?不同出版社有不同感受、不同見解。德國Hanser出版社總編輯尤.蘭德(Jo Lendle)在巴黎書展的對談「論2017年的出版自由」上,分享了自己的經驗。

剛結束倫敦書展行程的蘭德提到,英國脫歐公投已過半年,沒想到此趟賣到英國的書籍版權,是往常的5倍。他認為,在脫歐帶來的社會拉扯之下,更多倫敦出版人發現,英國讀者對歐陸缺乏認識,而希望引進更多著作。他認為,同樣的道理,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大家發現在媒體上面對面、即時的辯論,並不一定比書籍裡的獨白討論更足以令人信賴。因此,在我們這個時代,儘管有更即時的通訊和媒體形式,書籍反而在逆勢中創造了需求。

蘭德表示,儘管在景氣不振時期,大家會開始追求銷售數字,甚至因銷售結果回頭影響編輯選書,但這是捨本逐末的做法。他認為,編輯的責任在於提供視野:「讀者喜歡的是我們採取的立場。在這個時代,編輯更需要負起責任,而且根據經驗,銷售結果讓我們更相信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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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巴黎書展的摩洛哥主題館外觀(Photo credit: William Alix/ AFP)

▉「法國是讓我得以踏上文學之路的國家」

緣於20世紀的殖民歷史,法國與非洲在文化上一向有緊密的關連。3月底舉行的巴黎藝術博覽會,以非洲藝術為主題。巴黎書展除設立非洲文學主題區之外,還有摩洛哥國家館,展出各式特色出版品。

相較於英、美、加、澳等英語系國家經濟文化實力相當,出版品也頗能互別苗頭,全世界的法語區與法國並比時,往往顯得弱勢,其法文書籍在全球的能見度也不如法國本地的出版品高,往往容易被忽略。藉著巴黎書展的聚合機會,我們帶領台灣讀者窺看世界法語區一些值得關注的文學作品。

法語是許多摩洛哥人的第一外語,而因為法國與摩洛哥的經濟文化落差,不少摩洛哥作家要真正來到法國後,才有機會出版第一本書。2016年獲得法國鞏固爾文學獎的蕾拉.斯里瑪尼(Leïla Slimani)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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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獲得法國鞏固爾文學獎的蕾拉.斯里瑪尼為讀者簽書(攝影:高竹馨,右圖取自wiki)

斯里瑪尼在摩洛哥出生,高中畢業就前往巴黎求學。現居巴黎的她曾對媒體表示:「摩洛哥是我的國家,但法國是讓我得以踏上文學之路的國家。」(台灣讀者或許會聯想到趙德胤導演在2016年獲得金馬獎年度傑出電影工作者的發言:「台灣讓我有了生存以外的更多夢想。」)

另一位知名的摩洛哥作家阿貝德拉.泰亞(Abdellah Taïa),則曾在接受法國媒體訪問時,點出自身對法語的矛盾情感:相對於日常的阿拉伯語,法語在摩洛哥仍屬優勢階層的語言。他難忘小時候去親戚家時,聽到親戚故意用他聽不懂的法語交談,以顯示自己跟他的階級有所區隔。當時年幼的泰亞曾在心裡對自己說:「永遠也不要學這個語言!」

或許是命運的神奇,長大後的泰亞因為愛上法國新浪潮電影而重新認識這個語言,1999年前往巴黎,至今已出版多部小說、自敘散文,並導演電影等等。關心政治的泰亞,在阿拉伯之春發生期間,也多次於法國、摩洛哥報紙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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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荷妮作品在法國和突尼西亞都深受好評(左圖,取自wiki),右為摩洛哥作家阿貝德拉.泰亞(取自wiki)

北非地處歐亞非之間熙來攘往的交會地,西西.烏荷妮(Cécile Oumhani)因家庭因素在加拿大、比利時等地長大,習慣於各種文化衝擊,卻因為突尼西亞的文化帶給她第一本小說創作的靈感。她的小說《散沫花的香味》(Une odeur de henné,獲得2013年突尼西亞的鹽粒文學獎)、《橘子樹的根》(Les racines du mandarinier, 2016)等作品,在法國和突尼西亞都深受好評。

至於北非以外的非洲法語區,由於與法國的地理距離較大,因而法語得以落地生根,長出別具一格的果實。非洲傳統上有豐富的口述文學文化,它的氣候和社會人文背景,在文學中展現了別具一格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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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於巴黎的非洲現場出版社。(取自官網)

如果對非洲文學有興趣,就不能錯過「非洲現場」(Présence africaine)出版社的一系列出版品。這是塞內加爾知識分子阿黎雲.迪歐普(Alioune Diop),於巴黎拉丁區創立的出版社和書店,致力於推介非洲文學出版品。此外,還有伽里馬出版社(Gallimard)的「黑色大陸書系」(Continents Noirs),專門介紹非洲文學:主編尚-諾埃.施凡諾(Jean-Noël Schifano)於2000年創立這個系列以來,至今已出版超過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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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6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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