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徹底轉型,你敢不敢?──從紙媒到網媒,重新拉坏的CUP
▉從雜誌轉型網路媒體,差別在哪裡?
2016年1月,「茶杯雜誌出版公司」轉型為《CUP》網站,自此Alan的工作模式起了大轉變,到了開站一年多的現在,他深深體悟到紙媒與數位媒體的差別。
「以往是月刊,一個主題有5到6篇文章,而現在是一天10篇文章內只有2到3篇相關主題的文章,而且除了特殊狀況之外,也會選擇在不同日子刊登。」Alan說,「但影響力比以往更大,除了議題的延伸之外,若相關事件再次發生,我們就在facebook專頁上重新張貼過去的文章。」
除了文章的保存期限更長,影響力能透過相關事件再度發酵之外,兩種媒體對於Alan而言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獲利評估更加嚴格。在「茶杯雜誌」時期,他主要編輯雜誌之外的出版品。那時,只要是大家認為應該出版的書就會做,銷量並非第一考量。如今,仍有少數出版品的CUP出版社作法則保守許多,每本書都得評估能否回本,基於銷售因素也幾乎只在香港書展期間出版,因為那是一年一度的出版盛事,也是民眾最願意掏錢買書的時機。
不過,事情也沒那麼糟。「因為我們現在的網路影響力比以往都還大,實體的行銷力道反而不用像以前那麼強,常常只要在facebook與網站上宣傳就夠了。」
▉編譯外電就是內容農場?
Alan認為《CUP》與香港其他網路媒體不同之處,在於大多網路媒體著重於即時性——字數不見得多,但隨時都可能有文章,有時甚至一張圖片搭上一兩句評語就張貼了;《CUP》則嘗試以類似報紙的形式在網路上「發行」:每日7點41分開始上線,一天總共10篇文章。這麼做的用意在於他們認為與其暴衝文章數量,還是想要以揀選、整理過的方式來控管文章品質。
每天上稿10篇,也有其策略考量。《CUP》單篇文字量最多到1500字左右,在香港新媒體中算是字數較多的,一來人力有限,二來讀者在單一網站上的閱讀量也有限度,10篇或許對雙方都是恰好的數字。
此外,香港的網路媒體多數還是以當地即時新聞為材料,不一定那麼「貼近時事」。《CUP》每日大約有2到3篇是特約寫手的專欄,內容從影評、藝評到金融、時尚、運動不等,其他文章則由編輯尋找素材、編譯,並加上自己的詮釋。有時一個主題連續三天能有不同觀點的文章並陳,相較之下對於議題的研究較為深入。
即使如此,《CUP》並不是那麼嚴肅的媒體。Alan說他們也著重趣味性、會朝能引起大眾興趣的方向選題。比如去年愚人節,他們便做了幾條「假新聞」應景、而在今年的情人節他們也以情婦與保險套專題來探討各種「愛」的面向。
編譯新聞的模式曾引起質疑——有讀者找出文章的原始資訊來源,直指《CUP》不過是內容農場,但Alan認為他們是經過翻譯、消化、決定觀點之後,才重新撰寫、呈現,並不是直譯直發的那種類型。對傳統媒體或新媒體而言,若以「來源是不是第一手」作為界定網站是否為內容農場的標準,或許過於嚴苛,也不一定反應現實。
▉老話一句:網路媒體怎麼賺錢?
四月,端傳媒裁員的新聞正沸騰。Alan直言在香港經營新媒體是很困難的,目前能達到收支平衡的新媒體並不多。除非規模不到3個人,或者有多方贊助,否則讀者的支持對媒體經營是完全不夠的。他以這幾年另一個頗受歡迎的網媒為例,雖然看似風光,但該媒體的自製內容影片並無法獲利,反而在部分編制轉型成廣告公司後,才得以靠著一部影片50到80萬港幣的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而即使如此,Alan也不認為網路媒體是個能賺大錢的行業。
對於《CUP》的經營方式,主要還是靠著替平面媒體時代的客戶製作紙本宣傳品為主——其實同樣類似廣告公司的模式——在不影響內容質素的前提之下,當然也歡迎客戶贊助網站,讓他們有更多預算來製作好看的內容。
問他媒體人最苦惱的流量與點閱率,Alan說他們有小「奸步」:當facebook專頁轉貼特定議題的文章時,常會有網友洗版謾罵,在無傷大雅的範圍之內他們通常都會直接回應——就傳統公關角度來看,保持沉默或許是個好方法,但實際上,精準的回應反而會帶動該篇文章的能見度,在某些程度上起了正向的結果。
問他是否打算把內容上到微博或微信,Alan沒有打算。《CUP》終究是面對香港的媒體,加上人力吃緊,或許還是待在臉書,好好顧好本地的讀者比較實際。這或許也是經營新媒體的另一個眉角:要讓文章在哪些社群媒體上擴散,該服務哪些地區的讀者——該收?該擴?收放之間盡是各家難念的經。●
書評》沒有轉型正義,愛與恨都走不下去
我視《那不勒斯故事》為債務。它是鉅額外債,就像用美援蓋十大建設。
這一套四冊的義大利小說四部曲,描述兩個小學女同學的親密競爭,比功課,比誰有人追,比誰月經早,比誰有錢有成就。當中的怦然心動、執迷、奔赴、牽掛、失落,把成長故事的甜美憂傷發揮得淋漓盡致。
故事開頭,兩人已經66歲。小琳得知莉拉失蹤,她為何無故出走?新一代的人,像莉拉的中年兒子,不知原因,沒有線索,不知道自己出生前,上一代發生過什麼事;也不知自己今天為何長期失業低成就,被說是魯蛇、草莓族、啃老族。
小琳面對謎團,提筆寫下全書,倒敘回顧這60年去找答案。小琳昔日的懵懂,交織著今日的洞察、他人的證言,第二集揭開第一集之謎,像佛朗明哥舞者揚起舞裙那樣層層疊疊,深入推進,華美、犀利。
▉遠在那不勒斯遭遇台灣現實
而今昔觀點之別,始於莉拉小時候追索自己出生前發生,上一代卻絕口不提的事。從青少年天真無知的去政治化,到漸開天眼俯窺全貌──政治化的過程。即使在乍看無關痛癢的細節裡,你會讀到異常、陌生、違和的事物不時湧現:
小學生被老師在脖子上掛狗牌羞辱,被拖出教室。
公認講方言沒氣質沒教養,講國語顯得高人一等。
校長、老師拼升學,手握資優生,比賽拿金牌,就是辦學成功,就是有面子、贏人家。
父兄想揍妻女就隨意揍,因為這都是在教育她們。
鞋匠除了自家妻小、還要養兩個未婚姐姐和岳父母。因為鞋匠窮,也因為他重男輕女,所以女兒莉拉雖然考第一名,卻只能讀到小學畢業,16歲就被家裡逼著嫁人生小孩了。
工人因為車床意外而截肢、死亡,司空見慣,命如螻蟻。
爸爸威脅青春期女兒:你再跟共產黨員的兒子在一起,我就打斷你的腿。
憲兵無預警夜闖民宅抓人,不需要告票,當著婦孺面前,像拖豬一樣直接把人拖走,從此人就沒回來了。
警察可以隨意把人關進牢裡,但憲兵才是所有小孩最害怕的人。
另一邊,黑道打人,也沒人敢反抗。
街坊瘋子大吵大鬧,難堪的兒女試圖收拾。
我讀來戰慄,心想這是50年代的那不勒斯,但與當年台灣怎會這麼像。而台灣的主流小說、影劇,又怎會對此長期視而不見,以致我遠兜遠轉在《那》書才讀到事發當時的具體感受。
書中街坊爸媽們,都警告過孩子,千萬別觸怒地方頭人。每個學童都清楚,比賽贏了頭人的小孩,會惹禍上身,所以要識相放水。
我闔上書,想起《我的青春,施工中:王浩威醫師的青春門診》書中一對小姊弟,說就讀的小學辦品格教育演講比賽,全校都認為第二名講得更好,但都知道第一名是家長會長的小孩。
戒嚴體制的集體主義文化並沒結束,到下個世紀的今天仍在殘害兒童,要他們傳給下一代。
▉法西斯創傷,說出戒嚴在延續
正因此書見出義大利與台灣都仍在承受共通的殖民創傷,需要透過小說消化暴力的餘震,所以我邀請讀者占領此書:把主角攀爬階級階梯的過程,放在台灣自身脈絡中體驗。台北的底層和周邊,就是書中的那不勒斯貧民窟。
在這個同人版本中,台北人來自廣大周邊,小琳來台北讀書、工作,在台北可以搞樂團,可以當同志,在家鄉行不通。而在小琳們留在背後的家鄉,都有個莉拉。莉拉可能是手足或同學,國中畢業,男生就繼承家業,很早結婚生子,自己有田、有店面,或是軍公教,安穩度日,生計無憂。
小琳或許現今在家鄉父老眼中事業有成,是爸媽寵兒;但壓力不為人知,孤寂,挫敗,渺小,無法滿足,過勞與壓力養成一身病痛,自問是否該留在家鄉當莉拉才對。
莉拉認命請印尼移工一起照顧年邁爸媽,卻一輩子被爸媽當成敗組比較、羞辱。結果小琳和莉拉都不快樂。
日劇《東京女子圖鑑》描述少女上京比賽嫁豪門、有體面事業的階級升官圖。而《那不勒斯故事》不只描述兩個女孩互相超車,它要帶讀者去看,這比賽的本質是什麼,是什麼推動它把相愛的人放進互恨的關係當中。它質問贏家真的獲利嗎,或是雙輸。為何她們必須比賽?
要解決現在的難題,必須重新詮釋過去。創傷事件發生時,說了會受懲罰,所以當事人不敢說出感受,多數人根本不知,知者也不解其意。必須事過境遷夠久,蒙蔽認知的威脅消失了,故事被講述出來,人們才恍然大悟事件及意義。
小琳提筆審視過去,解謎正是觀點翻轉的過程。以今日觀點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償還木匠、瘋寡婦、共產黨員等底層家庭被剝奪的發言權和機會,這就是轉型正義。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腐敗,工總商總反一例一休,護家盟反同婚,軍公教聯盟反年改,反小燈泡媽媽,反李淨瑜,徐重仁罵年輕人貪玩,鰻魚媽媽教女兒認罪,在這些議題上我們互恨。我們應該對立,這無可省略;但我們也是小琳和莉拉,在同一殖民壓迫下走了不同的路。我們需要看看彼此走了什麼路。
而揭開創傷,艱難到不可能,書中形容心理防衛,說「我身上的寒意,彷彿是一層層極為細薄的材質所構成」。但在我看來,作者「卻有能力小心翼翼一層接一層剝開,不致扯破」。這年頭書厚了很難賣是嗎?但為了不去扯破,這書就必須了一層一層剝、寫上四大冊。沒商量。
這書是貸款,補上台灣缺口。我們靠外債心理建設,艱難站起。且要還這筆債,去讀,去回想自己,去寫。 ●
L’amica geniale
作者: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
譯者:李靜宜
出版:大塊文化公司
定價:320元
【內容簡介
Storia del nuovo cognome
作者: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
譯者:李靜宜
出版:大塊文化公司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艾琳娜.斐蘭德
出生於義大利那不勒斯,行事低調,真實姓名保密到家,也從不在媒體露面,但作品依舊廣受世界各地讀者歡迎。
斐蘭德以女性成長故事著稱。第一部小說作品《不安的愛》(L'amore molesto, 1992)描寫女插畫家返鄉調查母親之死,後被改編為電影。讓裴蘭德的好文筆更廣為人知的第二本小說作品《放任時期》(I giorni dell'abbandono,2002),費時10年才發表,敘述單親媽媽如何面對空虛的人生。
2011年陸續出版的小說【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描寫女作家與童年好友的故事,內容廣及10個家族與60年的生命歷程。這系列在2012年推出英譯本後,讓斐蘭德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熱門作家,並獲選為《金融時報》2015年度女性、《時代雜誌》2016年百大影響人物;該系列的第4本入圍2016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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