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迪方佐博士（Dr. Nicholas DiFonzo）在其著作《茶水間的八卦效應：透視謠言背後的心理學》中談到，謠言幫助人們了解世界、減少因為面對不確定性而產生的焦慮感。根據迪方佐博士的看法，人們更容易相信與自己信念相符的謠言，或是已聽過許多次的謠言。

舉例來說，在辦公室茶水間，人們悄悄地說著誰因為和主管有辦公室戀情，很快地即將高升的八卦。或是在學校走廊，同儕間流傳著誰因為爸爸捐款給校方，換取代表學校參賽機會的耳語。假如這類事件能引發你強烈的道德情緒或正義感、或是你剛好對當事人沒有好感、又或是這些訊息重複來自各種不同管道，你就更加容易選擇相信這些流言。

實際上，惡意不實訊息與謠言的性質非常相似。惡意不實訊息是指在內容上不正確，並且會激化偏見、偏誤和情緒的訊息。為了使自己感到安心，人們也更容易散播有關外部群體的負面謠言。而惡意編造的不實訊息，旨在造成傷害或引起混亂，再加上可透過網路和社群媒體迅速傳播，導致其已變得比謠言更加的惡毒。

由於絕大多數人內心都是善良且充滿正義感，因此認知作戰利用的是人類嫉惡如仇的心理，當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時，人心善良的一面導致情緒被激發，認為某些人都是壞人、某些行為都是在欺騙。從邪教到陰謀論，都是利用類似的人性弱點。 

另外一個認知作戰會成功的原因，則是利用在資訊超載的年代裡頭，多數人終日忙著工作，沒有足夠的時間或心力去好好理解一個複雜的議題。在這種時候，如果有人可以將資訊整理成懶人包或迷因圖，用輕鬆的方式讓人接收訊，相較於長篇大論，人們傾向接受並相信這樣的呈現內容。簡單來說，隨著現代人注意力越來越稀缺，認知作戰的溫床慢慢形成，想要成功地帶風向，也變得越來越容易。

認知作戰策略主要是要影響那些「沒有特定立場的人」，台灣民主實驗室觀察也發現，宣稱「立場中立」的人，比擁有強烈立場的人，更容易受到資訊操作影響。因為對於立場原本就與攻擊方相同者，根本不需要透過認知作戰來改變其想法，反過來說，立場完全不同且堅定的人，因為很難被改變，不太需要花費太多。

在台灣，容易受到認知作戰影響的族群，與性別或教育程度沒有顯著關聯，反而是原本對於公共議題冷感的族群，容易成為主要的攻擊目標。這類型的群眾因長期地厭惡藍綠兩黨惡鬥，多年下來形成了政治冷漠，沒有想要花太多心力去關注相關議題，直到非典型政治人物出現時，他們容易從對方身上看見一絲新希望。

根據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這群中間選民在台灣社會約佔3成到3成3，最容易成為認知作戰的目標攻擊對象。 

➤認知作戰可能會對我的生活帶來哪些危害？

身處於後真相（Post-truth）時代，我們對於彼此漸漸失去了信任感。一個人說的事情是否為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聽者是否願意選擇相信。換句話說，後真相的真相不是由證據來證明，而是由聽者的價值與信仰來決定。

認知作戰讓越來越多人對於政府失去信任，這些訊息表面上看似是來自台灣媒體，但實質內容可能絕大部分是應和中國的統戰論述。長期且大量接受單一訊息來源的情況下，人們就有可能漸漸改變了對中國、對民主制度、以及對政治新聞事實基礎判斷的認知。

舉例來說，台灣一些早期社運圈學者、政治人物，打從2022年來對中國態度出現轉向，甚至開始打著「和平反戰」口號，反對台灣當局兩岸政策，導致台灣對外立場分歧。在民主社會底下，民眾的立場分歧很正常，但假如特定群眾的立場改變都出現在某個關鍵時間點，又符合中國政府、官媒的主旋律，那就很有可能是認知作戰影響的結果。 

接收訊息管道單一，加上社群媒體興起、演算法推波助瀾，使得「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越來越強烈。接收者越來越容易相信「只有他看到的資訊是真實」，對於立場不同的資訊，很快地貼上錯假訊息標籤。

民眾一旦沒有隨時隨地有意識地去辨別所接收到的資訊，在同溫層效應底下，就更容易三人成虎，無意中被操控對於事實的認知而毫無自覺。一旦這樣的現象成立後，社會上不同立場的人越來越難以產生理性對話與思辨，政治兩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嚴重危害著民主多元的價值。

➤在網路上分享或討論我覺得很重要的訊息，希望可以讓更多人認同和我一樣的論點，這樣也算加入認知作戰嗎？

當然不算，一般人在網路上轉貼文章或是參與討論，針對我們所關心的公共議題作事實的釐清、觀點的交換或是價值的辯論等，在民主國家裡頭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絕對不能算是加入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通常是以「消滅另一個國家實體」作為主要目的，過程中會使用大量的謊言與煽動性的敘事手法，混淆人們對於事情的看法，進而對於民主國家制度的信念產生動搖。 

身處於言論自由國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當然也會想要跟周邊親友「帶風向」，希望他們能夠認同我們的想法或觀點。但是這類型的帶風向，與認知作戰無論在程度上與目的上都有著顯著的差距。 

舉例來說，我們在網路上分享訊息或發表個人觀點，目的很可能是要讓更多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可能是要讓更多人喜歡和自己一樣的偶像明星，絕對不像認知作戰是以軍事戰爭作為出發點，目的地是為了殲滅對方。

要記住，在台灣這個長年面臨來自中國軍事威脅的國家，中國政府是以軍事的規格在發起認知作戰，最終要達到侵略跟併吞的目的。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帶風向，就像是「拿橡皮筋槍比AK47」的差別。

因此，我們千萬不要輕易地替日常生活中「帶風向」的行為貼上認知作戰的錯誤標籤，因為大多時候，民眾在網路上發表自由言論，絕對不是以要消滅一個國家作為前提。●

打台灣不如騙台灣：中國對台灣認知作戰的Q&A 作者：沈伯洋、吳銘軒、台灣民主實驗室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 創立於2019年，是在台灣正式立案的非營利組織，目標是透過研究、開發以及國際串聯等行動，探索新的方法，回應當前的民主挑戰。台灣民主實驗室目前的工作專注於理解並追蹤線上資訊操作的機制，並觀察監控技術和數位威權擴張所帶來的民主威脅。透過研究專案與國內外專家合作，分析不實訊息的傳播模式、敘事修辭，以及如何影響媒體、政治及社會大眾。 沈伯洋 立法委員、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台灣民主實驗室常務理事。畢業於臺灣大學法律系，美國賓州大學碩士與美國加州大學犯罪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學術領域關注刑法、法律社會學、刑事政策及白領犯罪，近年主力研究資訊戰與假新聞。 吳銘軒 社運工作者與網頁設計工程師，2004 年起參與台灣同志、人權、環境、公民科技與開放政府等社會運動，提供創意、溝通與橫向連結、制定策略等協助。目前為台灣民主實驗室執行長，專注於理解與追蹤線上資訊操作的機制，並觀察監控技術和數位威權擴張的發展，也專注在研究數位科技如何影響民主與社會等相關領域。 採訪撰稿：游婉琪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英國約克大學應用人權碩士、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新聞資歷15年，曾任報社文字記者，現為獨立新聞工作者。關注人權、性別、公共政策等議題，盼有天歧視不再，多元族群都能在台灣這片土地自由呼吸。

兒童圖畫書大師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在火車上為了安撫孫子們所創作的《小藍和小黃》，開啟了他的童書創作之旅。隨手從雜誌撕下的小藍點和小黃點是主角，以抽象的圖案即興拿來編織故事，杞人憂天的大人們對這前所未見的大膽手法充滿疑慮，卻直接擊中孩子敏銳感性的同理心。

李奧尼曾說，《小藍和小黃》第一頁正中畫下的藍點，是他一生中最完美無缺的作品。他為抽象形狀賦予人格，當簡潔的文字「這是小藍」落筆，似乎對這個世界發出大聲昭告：從此以後有個名叫小藍的孩子誕生了，他為自己在天地間找到了定位。不僅如此，小藍還有知心的朋友和親愛的家人，他們一起創造了幸福的生活。

《小藍和小黃》被譽為「現代圖畫書的出發點」，開啟了1960年代之後結合設計和新媒材的運用手法，讓圖畫書展現出更多元的風貌。這本神奇之書影響了許多後繼的創作者，其中以《小黃點》（Un livre）風靡世界的赫威．托雷（Hervé Tullet），直接表明他想要創作的正是一本21世紀版的《小藍和小黃》。

赫威．托雷1958年6月29日誕生於法國諾曼第芒什省的小鎮，他的父母都是工人，卻嚮往著中產階級的生活。由於父親做了違法的事遭到開除，於是帶著出生6個月的托雷潛逃到巴黎。他們定居在勞工階級的社區，經營著小雜貨店維生，經濟並不富裕。

童年曾飽受戰火蹂躪的母親，經常身陷在無法言說的痛苦中而失了魂，無法好好照顧孩子。托雷先是遭受保母虐待，後來受託的阿姨又在應召站工作，他漸漸變成一個不主動和父母說話也不問問題的小孩。後來他說：「我覺得自己被遺忘了，聲音被奪走了，只能沉默，甚至看不到自我。」

這個安靜孤獨的孩子沒有朋友，只能在求學過程中默默的承受體罰和霸凌。直到高二的法文老師介紹到超現實主義，這個充滿叛逆色彩的非主流文化，才在他無聊的日常中展現了一道曙光。當時即使托雷還無法真正理解存在主義，他仍然到圖書館搜讀相關作品，從而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並且以「我」為中心去探索和改善生命。

超現實主義畫作以探索潛意識和世界中的矛盾為主，激發了托雷動筆嘗試作畫來表現自我。但是他以單色繪製的神祕圖案，卻被一位老師拿去給心理學家分析，還寫出惡意曲解的論文，刊登在反思教育的書上，深深傷害了這個剛起步作畫的少年心靈。

從「法蘭西布爾喬亞學校」畢業後，雖然會考的法文科不及格，托雷仍申請了位於孚日廣場的「侯德爾藝術學校」（L'Académie d'art Roederer）就讀。在這裡，他結識了人生第一位摯友尚盧（Jean-Loup），兩人不只同學共遊，還一起進行造型藝術和多元材料的實驗，在彼此相互的激勵下，這個原本慘澹陰鬱的青年，從此煥然一新。

接著托雷進入私立學校「裝飾藝術中央聯盟」（UCAD）就讀視覺傳達學程。經名師耶夫．米勒康浦斯（Yves Millecamps）的指導和推薦，他開始鑽研繪畫，並在秋季沙龍展出一幅壓克力畫作。在這所學校，他和同學蘇菲成為創作的好夥伴，兩人源源不絕的點子，讓他們還沒畢業，就雙雙被廣告公司聘為美術指導。

托雷趕上了1980年代巴黎廣告業的鼎盛時期，他後來升任藝術總監，為工作團隊中的廣告分鏡師、平面設計師和攝影師快速提供靈感，透過大量的分鏡圖和草圖說明他的構想，還要負起整合團隊工作方向的任務。繁重的工作為托雷帶來豐厚的收入，然而這些為商業服務的作品，無法滿足他心底對藝術的渴望。

當電腦和行銷開始主導廣告業，托雷將創作的重心漸漸轉往插畫。他受邀為《打包80年代：愛慕虛榮的簡明社會學》繪製插圖，跨出了成為插畫家的第一步。之後他接獲春天百貨、《Madame Figaro》等時尚雜誌的插畫邀約，也曾為愛馬仕設計絲巾圖案。作為插畫家，他要求自己不管是繪畫或主題插圖，什麼都得做，不能侷限在單一風格裡。

多才多藝的托雷，在早先的工作中蓄積了豐沛的能量，但促使他下定決心轉向童書創作的關鍵，是他的長子里歐在1992年4月出生了。有了孩子之後，托雷赫然發現市面上的童書看起來就像是愚蠢的行銷活動，有很多呆笨的角色、幼稚的故事和醜陋的插圖，充斥著虛假的小孩和偽裝說話的動物。他對這些童書極不滿意，他相信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他要用讓孩子眼睛一亮的書籍來改變世界。

經由電影製作人荷內．克萊蒙（René Clément）介紹，托雷向阿歇特出版社的編輯法妮．瑪索（Fani Marceau）提出做一本書的想法，瑪索卻回應他：「我想的不只是做一本書，而是經營一位作者。」

瑪索向托雷展示日本書籍藝術家駒形克己的作品。駒形簡單純粹的造型設計，以及對書籍工藝各種可能性的探索，深深觸動了對童書創作懷有巨大熱情的托雷，他開始玩起各式各樣的圖像實驗。

過去擔任藝術總監的經歷，讓托雷了解：簡單的設計反而可以清晰傳達訊息的力量，以及讓想法脫穎而出的重要性。1994年，他出版第一本童書《當爸爸遇見媽媽》（Comment papa a rencontré maman），這本書效法駒形克己的作品，運用剪紙藝術的表現手法，故事性並不強，而是藉由一連串有趣的圖像變化，讓共讀的親子同時都感覺開心。

托雷和編輯瑪索合作無間，繼《我怎樣救了爸爸》（Comment j’ai sauvé mon papa）、《我怎樣救了媽媽》（Comment j’ai sauvé ma maman）之後，1998年出版的《別搞混》（Faut pas confondre），是奠定他在童書道路上繼續前行的重要之作。

《別搞混》是一本玩轉反義詞的遊戲書，呈現出對立事物的基本概念，特別的打洞裁型、書封正中燦亮的小黃點，都隱隱指向未來風格的樣貌。這本書獲得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書展的拉加茲童書獎，將托雷推向了童書的世界舞台。

當書作為遊戲的媒介時，往往包含著：視覺、思考、手勢、光線、身體等眾多元素，因此能夠促進人的各種感官與作品產生對話。托雷於2003年出版的《五感遊戲》（Les Cinq Sens），即運用豐富的顏色和紋理，讓讀者在翻動書頁間，藉由壓印、點字和不同觸感的紙質，引發五感的驚喜。

托雷對創造驚喜有著強烈的渴望，那是一種能讓創造力永不磨滅的能量。2005年出版的《Moi, c'est blop!》，打破了書本平常的型式，形狀是不規則四邊形，書封還有4種顏色版本。以十字架為核心的Blop，在書頁間不斷變形移動，其中更有托雷向《小藍和小黃》致敬的橋段，顯現他效法李奧尼以簡單的色塊創造完整世界的意圖。

被畢卡索譽為「現代達文西」的義大利視覺藝術大師布魯諾．莫那利（Bruno Munari），在找不到適合給兒子讀的童書時，曾觀察兒子對色彩、圖像和材質的反應，於1945年規畫出版了10本圖畫書，徹底運用書的構造、特性和材質，為孩子精心設計了打破傳統閱讀經驗的遊戲書。

托雷自2006年起發展的「遊戲系列」，也受到莫那利的價值觀所啟發。每本都是16頁的紙板書，不只善用書的物性變化，更從「遊戲」出發的書名，連結起手指的觸感、眼睛的觀察、光影的探險……小讀者與顏色、線條、圖案共舞，混合著各種感官的體驗，突破了閱讀和遊戲的界線。

這個系列是托雷專為小小孩設計的寶寶書，特別適合親子一起讀、一起玩。托雷也因此被稱為「學前教育王子」。

彷彿就像煉金術士，托雷在他的創意實驗室裡，不斷重新定義作品。他的實踐不是孤立的努力，而是透過與他人的互動活躍起來。不過托雷討厭「互動」這個科技感的字眼，他稱自己的作品是「對話」，是一座連結藝術和兒童的橋樑，也是孩子和成人平等溝通的空間。

他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持續探索和讀者對話的方式，終於找到直抵核心的路徑。2010年出版的《小黃點》，完美的呈現他所提倡的互動式敘事原則。

這本書僅用黃色，紅色和藍色點點，就創造出令孩子目不轉睛的魔法。托雷證明了有創意的書籍，不會輸給多媒體載具，紙本書上彩色點點的表現，和iPad螢幕上五花八門的點點一樣能引人入勝。

這本讓托雷大受好評、獲得成功的書，已在全球售出數百萬冊，並翻譯成40種語言，曾連續4年位居《紐約時報》兒童圖畫書暢銷排行榜。筆者在和孩子們共讀這本書時，每一次都感受到它瞬間將小孩和成人連結起來的神奇魅力。這種共享的體驗，效果遠遠大於各個部分的總和。

托雷並不是魔術師，他沒有耍什麼花招，書中也沒有出現任何幻覺，他的畫甚至稱不上是「好看的畫」。他只是以最純粹的抽象概念，和孩子一起玩耍，所有的內容都源自直覺，以及翻頁間不可預測的驚喜。他證明了，我們不受束縛的創造力，才是真正的魔法。

《小黃點》就像一顆小太陽，照亮了托雷接下來的創作之路。《彩色點點》（Couleurs）的格式和《小黃點》相同，但不僅是一本續作，它要傳達的是全然不同的概念。托雷鼓勵讀者用指尖去碰觸顏料，召喚出大量的彩色指紋，巧妙的呈現出色彩混合的效果。讀者被帶領著走入書中，參加了一場瘋狂的顏色派對。

人類學家提姆．英格德（Tim Ingold）曾大膽想像一種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他說：「世界最初不是由物組成，而是由線組成的，人類與自然就是一段解不開的線，而生活就是沿著這些交錯的線穿行。」

小黃點第三次現身在《小黃點大冒險！》（On joue?）中，就是依循著一條黑線前行。它在不同的風景間移動，時而因嬉戲雀躍歡樂，時而因危險擔憂恐懼。小讀者將手指按在頁面上，和小黃點一起踏上充滿情感力量的旅程。

無論在托雷的工作室或工作坊，「音樂」對他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聲音為他築起充滿活力、富節奏感的空間。在《Moi, c'est blop!》中，他已經納入聲音的設計，到了《點點玩聲音》（Oh, Un Livre qui fait des sons）更強化了聲音元素的應用。這次由藍點點率先出場，點的大小會改變，讀者隨之以輕重緩急來朗讀，之後紅點和黃點接力加入，掀起一場令人愉悅的聲音混戰。托雷的奇思妙想鼓動著讀者用聲音來創建屬於自己版本的樂譜。

在邀請讀者發出聲音後，托雷又召喚孩子們《來跳吧！》（Danse!），跟著紅、黃、藍三色線條變成的角色，揮舞著雙手扭腰擺臀、轉圈圈，盡情的打開自己的身體空間。《用雙手跳舞！》（La Danse des mains）則透過手勢動作的探索，來引導孩子看見自己的身體，開始與自己的身體對話。

2015年10月，托雷賣掉巴黎的房子，偕妻子和小女兒遷居紐約。呼吸著紐約的新空氣，他期待外國的目光能創造與世界的新關係，產生新的創作動能。他認為自己是個藝術家和表演者，不想將作品僅僅放在兒童文學的模式裡，而是將它安置在和藝術的關係中，尋求互動性和自發性。

他開始為兒童舉辦創意工作坊，以「讓人們動起來」作為目標。工作坊從小型的教室活動，漸漸發展成多達數百位孩子參與的規模，足跡拓展到美國洛杉磯、印度新德里、英國倫敦，甚至到達非洲馬拉威，地點則包括托兒所、市場、廣場、博物館、學校操場、火車站大廳等等。

身為活動主持人，托雷並不是扮演教孩子畫畫的老師，而是像一位音樂指揮、編導或教練，給予孩子精確的引導，激勵他們自由的釋放出創作能量。托雷將創作坊的11個創意活動提案，集結成《藝術也可以這樣玩》一書，為家長和老師們提供了重新創建工作坊的心法。

他在紐約的隱形狗藝術中心舉辦了「這不是垃圾」個展，在匹茲堡的兒童博物館發表了「赫威．托雷的藝術爆炸」，於韓國首爾的Hangaram設計博物館舉辦了1990年代以來的作品回顧展「Oh！Hervé Tullet, A Retrospective」，深入展現他的創意世界。他還曾多次受邀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和古根漢美術館等處舉辦研討會。

2020年歲末，托雷應台中國美館邀請來台舉辦「赫威．托雷玩藝術—As Fun As Art」展，可惜受新冠疫情所阻，托雷無法親自來台主持工作坊。在這場展覽中，他首度跳脫紙本平面創作手法，採用紅、黃、藍三原色，由點、線、面延展出三件立體雕塑作品，讓觀眾經由明顯的差異感受趣味。托雷透過身體感及視角遊戲，邀請觀眾親近作品，與之互動，也與空間及其他觀眾互動。

這三件具有共融互動機能的作品中，《看》是一個亮白卻遍布穿透性孔洞的蛋形球體，從大大小小的孔洞，可探視內部光滑鮮黃的質感，誘人親近。《棲息》是一個對剖、開敞藍色內部空間的球體，球體外部的粗糙觸感與內部寧靜的色彩及光滑度形成鮮明對比，提供紋理與觸感的差異體驗。《溝通》則是一個被鏤空已不成圓的白色量體，四周纏繞寬窄、觸感穿插變化的紅色「緞帶」，富有多重的觸覺刺激。

在紐約新冠疫情最嚴重時，托雷發起「Art in My Window」活動，鼓勵參與者在窗戶上展示他們的藝術品，為鄰居和路人創造一個歡樂多彩的場景。這個活動是他創建的「理想的展覽」（L'expo idéale）計畫的延伸。

對托雷而言，什麼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展覽呢？

這位俏皮和不羈的藝術家，用他最喜歡的顏色、紙張、畫筆、剪刀來籌策這個計畫。理想的展覽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建議，讓參與者邊玩邊創作。托雷也分享他的熱情，邀請每個人釋放他們的創造力，創建他們自己的理想展覽！創造的力量不在於美學，而在於創造的過程。在過程中，從想法到行動產生真正的驚喜，從這些啟示中湧現出集體的能量。

理想的展覽是個實驗的空間，是一個不斷被重新發現的豐富概念，是一件正在進行的精彩共作。透過無遠弗屆的社群網路，托雷邀請大眾不只上傳個人的影片和資料，還可以自主組織社群，發想各種理想展覽的樣貌。這將會是個持續不斷、永無止境的展覽，是一場偉大的冒險。

托雷在他創作的《我有個點子》（J'ai une idée）中，透露他創作的奧祕，那就是保持好奇、觀看、傾聽、感觸、品嚐、嗅聞和不斷學習。他的作品中有立體派的拼貼元素、原生藝術的直接性、浪漫派的戲劇性、觀念主義的沉思以及社會實踐的參與邀請。但這些都只是他的工具，而不是他的限制。

他說：「你的一舉一動即為作品。」他像是一個自由的狂奔者，一邊跑一邊上氣不接下氣。他也像是一個孤獨的奏鳴者，一次次即興創作，又一次次推翻自己。對托雷來說，重要的是作曲時的機會和自發性，創作過程才是他真正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