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成「天才」之後：雅各．索爾與麥克阿瑟獎

Q：您在2011年獲頒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俗稱「天才獎」）榮銜，想請問這個獎項的性質與特色為何？獲得這個獎項對您的學術或生活上有什麼影響與改變嗎？

雅各．索爾：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美國獎項，它頒發給具未來性與高度潛力的人士。因此它非常具有「美國」的特色：一切過程都是祕密進行，像一場賭局。有一群人提名你，然後他們會追蹤你很多年。至少以我的狀況來說，他們收集了110封信，其中並非全都對我有利（笑）。但我對此毫不知情！

他們開了一次又一次的會議，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選拔，然後做出決定。如果你得獎了，你就可能像我突然在某天接到電話——我當時正在費城的雨中漫步，他們要我坐下來聽。起初，我掛了電話3次，覺得這是個惡作劇。最後接起的那通電話持續了一個小時，他們向我解釋了整個選拔過程。當年我獲得了50萬美元的獎金（如今獎金已高達80萬美元），而這改變了我的人生。

突然之間，每個人都對我刮目相看，也同樣認真看待我的工作。我得到了一份完美的工作，許多好事也開始在我身上發生。這就像是中了樂透，是美國夢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有「贏者全拿」的一面。不過，它也確實讓我更加努力工作。我原以為我會放鬆享樂，結果我工作了5年都沒有休息！（笑）要符合這個獎項的期待是很大的壓力，它變成一種責任。為了不辜負「天才獎」的頭銜與形象，人們都會備感壓力。

我曾在一次演講結束後，聽到有人說：「他不是天才！」（笑）這獎項當然也會招來嫉妒，損害人際關係，這是一件滿有趣的事。但它的確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對此心懷感激，也希望我的工作能證明我正努力回報這個獎項對我的肯定。

➤會計vs歷史： 少一科都不行

Q：在台灣，學院內的學科分野常是界線嚴明，尤其商管學類與人文學界跨領域的情形更為罕見。您認為歷史學的視角解讀會計，或是會計學的視角關懷歷史，有什麼特別與可貴之處？

雅各．索爾：我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相互關聯的。這是研究亞里士多德、義大利文藝復興時，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最偉大的思想家常常是試著將所有事物融會貫通、形成通用性的知識。在文藝復興時期，這些思想家們教授古代語言、神學、哲學、科學和藝術，還有會計，以便人們可以用宏觀的方式思考，看見數字的所有可能性。否則，這些知識只會變得單調乏味、黑暗且缺乏人味。

我們需要以宏觀、具有野心與創意的方式思考，來應對我們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因此，我們必須記取達文西如何處理事情——古代語言、技術、藝術、哲學和會計，而不是將我們的思維限縮與簡化。難道我們不如達文西，註定無法和他一樣具備如此野心與視野嗎？並不是的，其實只要看看我們的年輕人就知道。

我在南加州大學的台灣學生想要財富，這不令人意外，但同時也有很多人追求書籍和藝術的滋養，渴望人性的體驗。我們給他們機會展翅高飛，但要達到這點，他們當然就需要具備超越商學院的思維來應對知識。只要我們夠有創見，商業也可以是富有人文情懷的一門藝術。

Q：2017年，台灣曾發生過會計系嘲笑歷史系學生會被維基百科取代的網路新聞。不曉得兼具會計學與歷史學專業的您，會怎麼回應或看待各個專業學科之間的競爭與誤解？

這太令我驚訝了！前陣子，我也聽到一群史丹佛大學學生吃早餐時的談話，發現他們竟然不了解美國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此外，其實也有許多人不清楚獨裁主義的歷史。甚至，大多數美國人都不知道女性在1974年後才能獨立開設銀行帳戶。

人們渴望財富，但對於它真正的運作方式卻一無所知，而這一切全都有它的歷史脈絡需要被認識。舉例而言，人們似乎認為威權主義可以使人致富，但如果你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威權主義在經濟上或可取得成功，但只能維持短暫的時間。歷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思考，特別是如何以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來思考各式各樣的問題，這當然包含來自財務與會計上的各種問題。

Q：在大專學科選讀上，職業取向的社會風氣在台灣社會瀰漫，更使得有志於人文學科的學生卻步，請問研究上兼具數理邏輯與史學專業的您，是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

並非每個人都對數字在行，就像會計學也不見得適合所有人。如果每個人都來學習數字，那麼誰來研究這些數字對人類的意義呢？對理工（STEM）教育的過度沉迷，可能會使世界變得悲哀，更無法解決複雜的問題。

我們當然需要理工教育，但也同時需要具有人文素養的思想家。

你有沒有關注過一些來自矽谷的觀點？那還真稱不上美好。有時候，我反而更喜歡一個相對不富裕但更人性化，擁有藝術、良善和豐富文化的社會。看看葡萄牙，它吸引許多人都想搬去那裡好好生活，但這並非因為它的理工環境！我認為，臺灣應該大力投資於所有的學科與學習形式，為年輕人提供利器，使他們能想像更美好的未來，並有能力將其付諸實現。

所以，我常認為，最偉大的「程式碼」存在於19世紀的小說，因為這些曠世巨作能夠擴展人的思維，一如學習鋼琴，也有同樣效果。擁有財富的目的，本就不是為了讓你得到與其他人相同的轎車，而是為了享受藝術、文學、文化和大自然。我是基於自己的經驗談論這些事情。財富固然宏偉，但它終將消逝，但高雅的文化則會常伴我們、賦予人生正面的意義。

➤金融數字不能脫離敘事：雅各．索爾的寫作理念

Q：從《大查帳》到新書《自由與干預》，可以發現您的研究跟書寫使用大量敘事而非數字，重視敘事性和故事性。請問這樣的書寫方式，反映您什麼樣的學術觀點和寫作理念？

是的，我寫了有關會計和公共財政的「大歷史」著作，但我並不從事金融工作。金融人員常無法看到、更無法理解它們的相關性，及它們運作的種種方式與局限。順帶一提，金融史上最成功的人物正是將他們對金融的理解跟文學、歷史相互結合；而創造財富最為成功的社會，也往往是以人文角度養成人才。如此一來，金融人員就可以用更為宏觀的方式處理財金問題。我有很多在商界的朋友，其中有些更是億萬富翁，他們對金錢暸若指掌，但當他們談到當下社會時，卻對社會運作與造福人群的方法，流露令人沮喪的觀點與誤解。

這顯示了，這些管理財金數字與實際賺取財富的人們，往往對自己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一無所知。所以我想傳達的是，沒有敘事性與脈絡性的複雜數字，可能會具有非常、非常嚴重的誤導性。事實上，若我們回顧這些經濟史上的早期階段，財務帳目也確實總是伴隨著文字敘述而存在。

Q：除了敘事性與故事性，《大查帳》與《自由與干預》都能清晰地見識到，您喜歡挑戰非常長時段的歷史敘事，很好奇您為何喜歡用「長歷史」來寫作？《自由與干預》中使用了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貴族院的西塞羅為個案，並指出歷史學家往往不會將其視為現代經濟思想起源的關鍵，但為何您會找到他、分析他，更給他適切的歷史位置？

我成長於法國，我的父親是基因學家，我認為萬物都有其悠久的歷史脈絡。我的目標是向讀者解釋自由市場的思想，它的優勢和被投射的華麗幻想，其實都可以追溯至古希臘和羅馬時代，並自此牢牢地嵌入我們的文化和觀念之中，使我們仍持續活在這古老傳統的籠罩下。

如果我們遺忘了這些過去，就會變得盲目。要能洞見這些並不容易，而我的工作正是協助讀者看清這些雄偉而古老的框架，究竟如何塑造我們今日的生活方式，無論它們是好是壞。如果我們想要塑造現在和未來，必須了解我們所擁有的資源與經驗，其實都是由過去傳承下來的。

西塞羅是古代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甚至直到1950年代，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閱讀過他的經典。他的著作孕育代代精英的思維方式，甚至影響我們的語言，像是伊莉莎白女王的英語就是由西塞羅式修辭形塑而來的。同時，我更發現每一位主張市場具有自主機制的思想家都以西塞羅為基礎，他們的市場理念或思想都深受其影響。事實上，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一位道德哲學教授——他即是一位西塞羅思想的教授。這就是我得到的線索，而我只是往前追溯而已。我想，他本人可能也是這樣看待他自己。

因此，這也使我詫異於經濟學者們竟然忽略了如此明顯的事實。當然，許多經濟學者當然對這件事不感興趣，因為這將使得亞當．斯密變得更加複雜，更難被應用於當代。可是，若我們想要了解我們經濟思想的起源，我們則需要研究西塞羅，因為在19世紀初之前的每個主要的相關文本中，都有他的蹤影。這正是如前所述、宏觀性的人才培育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能讓我們看見所有人事物的關聯性。

➤所以，歷史有什麼用

Ｑ：去年台灣爆發政治人物的會計醜聞，帳本成為檢調單位的關鍵證物，制度顯然不是萬無一失的。請問您希望透過寫作，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您希望讀者具備什麼樣的知識、素養與態度，來面對「極端困難、脆弱甚至危險」的制度？

我希望能夠明確地讓人們明白，我們有必要對我們文化中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具備鞭辟入裡的理解能力。因此，除非我們理解並勇於當責，否則會計無法發揮作用，而經濟更不是在某個神奇體制內簡便地自主運作。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對這些做為人類繁榮的核心工具和機制，時刻培養深遠的人文體察，而這正是商人或科學家難以、而歷史學家卻能做到的事。

雖然我不是會計師，但我可以協助你認清，如果忽視會計，你和你的社會將會蒙受損害。我還可以向你展示，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容許其支配我們生活和政治論述的種種經濟觀念，實際上都是極度複雜的、甚至往往與我們的既定認知正好相反。悖論、盲點和神話可能讓人類陷入困境，而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為這些問題掃除迷霧。

Ｑ：您在《自由與干預》結論引用很有趣的時事：老牌市場經濟大國英美走回頭路，衛護自由市場的居然是共產中國的習近平。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您關懷的焦點，我們應該期待國家如何平衡多元平等機會的保障，以及個人自由與經濟發展的維持？作為公民的讀者們，又該扮演何種角色？

你是否曾見過100%的自由市場？你是否曾見過一個國家僅單單允許人民自由交易就能一夜致富？事實上，亞洲之所以變得富有（請記住僅僅在50年前，它有多貧困）並不僅僅是因為大開自由市場，實際上還包括大規模的國家補貼、工業策略以及對於教育的投資。

當今國家對於研擬工業策略越來越迫切，自然即更需要投資於教育和研究工作。這也意味著對理工計畫（STEM）的巨大挹注，同時更要投資於人文科學和文化，以培養人民能夠思考、創新和解決複雜問題的多重能力。世界並不會變得更加簡單。因此，我們同時需要科技和人文兩方面的問題解決者——我們需要一種富有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式的廣博路線。舉例來說，藝文發展即有其關鍵性與重要性。

針對這個問題，我實在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我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總是一個值得探索的世界，這也是我一直向學生教授馬基維利的原因。順帶一提，他是第一位真正承接西塞羅思想並運用它的現代人，但同時他也改造了他原著中有關美德、政治自由，甚至經濟學方面的觀點。

如果想了解更多，就請讀我的書吧！（笑）更多內容都在裡面。●

It seems probable that if we were never bewildered there would never be a story to tell about us.

—— Henry James

小說家平路的新作《夢魂之地》，與她12年前的兩部作品《東方之東》、《婆娑之島》合稱為「平路台灣三部曲」，既稱之為「三部曲」（triology），想當然耳，這系列作品必也對應著某種生命史般、弘大且深邃的寫作企圖。

表面上看，小說作者要捕捉台灣這個蕞爾小島加諸於主人翁們身上多種的生命軌跡，書名的抒情意味給足了這樣的聯想，但實質上，平路要探索的是：在全球化、大尺度、長歷史的發展格局下，個人命運是如何地與島嶼命運交織在一起，人們是如何在一件件的事件遭遇和成長創傷中，組建出可稱之為「台灣性」的深層心靈圖景。

➤歷史角色與小說的主人翁

這三本小說，也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歷史史實與虛構敘事混揉的寫作技藝，小說的主人翁身分既有確鑿的歷史人物，也有虛構的男、女主角和配角，他／她們或者在平行時空中交錯，或者在歷史長廊的兩端相互探望，這種「不可能的可能」（impossible possibility）是「三部曲」文學性的核心之所在，而平路在文字間使盡渾身解術地穿針引線，扮演著福婁拜所說「猶如上帝在宇宙中那樣，無處不在又無影無蹤」的角色，雖不能說每一冊都時時刻刻地克盡職守，但《夢魂之地》無疑地是臻於完美小說調度技術的指標性作品。

《東方之東》透過一位到北京尋找失蹤台商丈夫的女小說家，逐步揭露出夫妻置身於兩岸三地下枯槁的情感荒原，與之對比的，是女小說家在北京遊歷順治皇帝的行止遺跡，揣摩著這位英年早逝皇帝在360年前因由鄭芝龍「蠱惑」而油然新生的南方（海島台灣）嚮往。《婆娑之島》說的是與鄭芝龍同期且被其子鄭成功擊敗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最後一任長官瑞典人揆一（Frederick Coyett）、一位美國國務院情報官，分別與兩位台灣女子交往，萌生情愫，最終卻因真愛而受到政治懲罰的非典型愛情故事。

這兩部小說完成於2011與2012年，各自以一個懸疑的命題開場：「丈夫失蹤去了哪裡」、「我為何被控叛國罪，是哪裡出了差錯」；而在解謎的過程裡，台灣不由自主的歷史身分像是一片淡影般，或明或暗地，開始浮現在近代強權爭霸的群山裡，這是小說寓意所在；小說末了，主人翁們的人生之夢醒了，那種領悟也代表著讀者們的會心了解，和小說開始之時相較，我們都共同領受過一趟靈魂的清洗。

與前兩本小說相較，《夢魂之地》探究的歷史維度比較小，但對讀者的衝擊卻更直接，它的歷史人物主角是蔣經國總統，而虛構的主人翁是一位「通靈阿桑」的靈媒，小說由靈媒的中年焦慮開始，她的靈力自從犯下一樁錯誤後便被神明取消永久繼承權，僅能有一搭沒一搭、遭遇似地撞靈來附身，而隨著年歲漸長，這能耐也日趨軟弱。某日她感應到有另一靈媒趨近，便主動開始設計追求，這位名叫「彥青」的男子與她合體後，兩人各自經歷了奇特的遭遇與巔峰經驗，男子受到鄭成功的附身，阿桑則進入了晚年病入膏肓的蔣經國臥榻和他的腦門，與這位「太子」一同回顧了生命的跌宕起伏，也參與了他的死亡。

小說的各路支線最終收攏在一個「三太子命題」下：三太子哪吒是拯救阿桑童年苦難（失怙、飢餓、被性侵犯）、給予超能力體驗的神祇（「三太子在身邊，像暖暖包揣在手心裡」），也是蔣經國、阿桑與彥青的命運共同體──四位角色都是曾被父親遺棄或拒斥的小孩（阿啄仔說「三太子有daddy issues」），在《夢魂之地》這一跨越時空和天地的世界裡，天神、元首和靈媒被同一種人倫創傷給「報隊」（team-up）在一起，隨著小說在緊湊、喜劇的宮廟敘事語言中奔走，閱讀者卻益發感受到時代的哀傷，他們的父親也許並非天生惡人，但在群體政治的作用下卻變成恐怖的怪獸，要子女「剔骨割肉」，把肉身還給父親。

➤通靈1949

平路把小說的主角設定為外省第二代，顯然要說的是另一個版本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故事。他們位居社會底層的父母來到陌生地，適應不良，不若穩定的軍公教能萌生文藝氣息的山水情懷，抱著抽象希望等待歷史轉折；也不像本省的在地住民有社會網絡來支持，靠著與土地的連結來拚搏生計。因而當「反攻大陸」的諾言粉碎，貧窮與幻滅接踵而至，挫敗的第一代將憤怒投放到阿桑與彥青的身上，使她／他們的童年千瘡百孔，宛如「一把刺在咽喉的匕首，一生中怎麼拔都拔不出來」（黎巴嫩／加拿大劇作家Wajdi Mouawad語）。

《夢魂之地》嘗試帶著讀者去窺探這個巨大的傷口，靠的是匠心獨運的人物塑造──靈媒阿桑不僅是小說的主敘事者，她還可以探入別人的心緒，代為說出角色心中的話，使得身為讀者的我們同時擁有全知與偏見，一方面透過角色的眼睛看事物，但同時又被慫恿著去看那些角色看不到的東西，譬如小說中靈媒進入了蔣經國的思維，她這麼說：

把自己比作可恨的湯勤？為奪取美妾而陷害無辜好人？他想著，確實做錯了，［中略］……父親面前，他始終是讓人失望的兒子。他應該及早悔悟，早應該剔骨割肉，捧回給父親。

「父親面前，他始終是讓人失望的兒子。」這是蔣經國自我的心思，只是藉由鑽進去他腦袋的阿桑說出來；包括「比做可恨的湯勤」（京劇《一捧雪》中的告密者，來自蔣經國橫刀奪愛顧正秋的都市傳說？），如果阿桑不是一位靈媒，小說家平路要告訴讀者這一段蔣經國的心中委屈與憤懣以及其行事評價，工程不免大費周章。再者，當讀者讀到這段文字，我們也清楚曉得：這故事是偷渡來的，有主要作者和另一個協力作者：主敘事者操持著故事骨幹，角色內心話語提供深刻情感，當身為讀者的我們「合法地」同時擁有兩種視角，整部小說的景觀也就多層次、繽紛起來，譬如小說裡有一段阿桑和彥青PK她／他們的靈力，各自回到父母當年的記憶，彥青看到了他父親眼中看到的事物，而合體的阿桑也同時看到了：

他爸吐口痰，罵兒子是娘炮，不像大男人，哪像我的種？

耳朶裡嗡嗡作響，駡聲換成抽泣，彥青他爸正冤屈地抽泣。過去是一坨屎，是一堆爛泥，沒有人耐心問過他，究竟經歷了什麼？他爸用力划槳，划出水道，前方有一條生路。彥青奶奶揣個包袱坐船上，他爸撥一撥，腿肚黏著螞蝗，回頭看，沼澤裡浸泡著屍體……

身為讀者，我們明白這是阿桑主述他看到彥青所看到的事物，同時也知道彥青看到的是他父親所看到的事物，當小說末了，彥青準備要重新修復他與住在榮民之家父親的關係，其轉折依據也在這個場景裡：兒子原本只是父親暴力的承受者，透過這段靈視，兒子成了父親暴力的理解者。

也許可這麼說：近8萬字的小說《夢魂之地》之所以比起16萬字的散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具備解釋歷史事件的廣度和深度，就來自平路塑造了這兩個非凡的通靈主角，她／他們在原本單調的平面上建構了高山河谷般的地形皺褶，非常速捷地呈現了受難者的人生苦難和歷史化過程，讀者理解了，但也明白這並非黑白二分的理解，《夢魂之地》把台灣社會裡複雜的道德織理（moral fabrics）在最經濟的字數內──都纖毫畢現地展露出來了。從19世紀以來，這種本領就是小說的專長，但只有非常高明的小說家能如滑冰選手般在這個領域內輕盈地滑翔，或者另一個比喻：作家在人物頭頂沉思，正像神在水面上沉思。

➤歷史也只是一種相信

有人也會探問：虛構的歷史小說半虛半實，閱讀它，除了某種文藝的娛樂效果外，還具有何種意義？假如它不是真正的歷史，無法提供鑑往知來的認識論判準，那小說之於文明之進程，是否是多餘的累贅（ 抑或甚而是阻力）？

《東方之東》、《婆娑之島》、《夢魂之地》一套的「平路台灣三部曲」也許恰可來回答這個問題，歷史小說的任務不是取代歷史，而是根本地質疑歷史，解消強固定論的歷史。歷史的寫作也是敘事，它雖然強調敘事的來源是具有「事實」效力的史料，但「事實」永遠具備一種二重任務：它既反映著人們的信仰，也掩埋掉對這信仰的質疑。在一段時間內，主流歷史敘事讓人們相信世界就是如此運行；直到有一天新「事實」出現，或人們看待「事實」的情感改變，舊歷史就變成了幻覺或迷信。

在各種鬆動歷史霸權的敘事裡，歷史小說是最具能量的一支，歷史小說一樣是依據既有「事實」來創作，但它會在「事實」與「事實」的廣袤罅隙裡尋找新動機與新意義，它不一定是唯一真的，但它恰可鬆動市面上聲稱自己是「唯一真」的合法性，而且依照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Richard Rorty的觀點：哪一種敘事最為大家認為有用，最能解決問題，它就會成為現下的「唯一真」。在此，身為讀者的我們所得到的啟示是：歷史和虛構小說雖然不是同樣的事物，但是它們兩者之間的「邊界交通」肯定十分忙碌，而且那條線是隨時會移動的。

從文學的任務來考察，小說這一文類從來都不會要求我們去「相信」什麼事情，而是鼓勵讀者去「想像」什麼事情，兩千四百年前亞里斯多德就提醒雅典城邦市民，在以模擬為主要形式的藝術創作中，「令人信服的不可能性」（convincing impossibility）總是優於「不令人信服的可能性」（unconvincing possibility）。閱讀完《夢魂之地》，回顧從1987年前後與迄今的歲月，我確實這麼想：藝術或小說讓我們產生快樂或痛苦，得到了救贖或清洗，並非因為它們被混淆為現實，而是因為它們讓我們想起現實；小說家的發明，是可以修復一個國族或好幾群人破碎的記憶，這是文學的力量，也是虛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