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進入田野，如何認識「異地」的人事物、如何建立關係？或者，把範圍拉得更廣一點，每個人都有可能去到一個自己不甚熟悉的「異地」，我們該如何思考「我」與「他者」，思考彼此之於對方是什麼樣的存在？

左岸文化7月出版的《異地安身：台灣的東南亞田野故事》一書源自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高雅寧的研究方法課，年輕學生們進到不同的田野地——講客家話的越南村莊、台北的越南移民社區、泰北美斯樂等等，他們不僅觀察、搜集資料，更與當地人互動，建立深刻的關係。在田野裡跌跌撞撞的過程中有挫折、有文化差異帶來的衝擊，有許多田野與自身生命經驗的交織，也有更多關於「我」與「他者」、「相異」與「相似」的思索。

書籍面市後，出版社舉辦新書講座，主題分別為：「從認識『他者』到認識自己：到異地做田野」以及「關於那些在田野裡遇到的母親和孩子，以及我與他們的故事」。講座中作者們分享了書本之外的「番外篇」，關於他們如何在田野中的不同主體位置之間挪移與安身，向外探索的同時向內反思，處理差異的同時發現共鳴。

➤熟悉又陌生：越南的客人與台灣的𠊎人——徐俊文

「我剛讀民族所的時候跟同學聊天，說我想做客家人研究，一開始他們覺得民族系研究客家人很奇怪，因為客家人好像跟漢人沒什麼不同。但實際上分享到某些概念的時候，他們又會把客家人獨立出來討論。」徐俊文是桃園客家人，「身分」是他在成長過程中反覆思考的問題：身為「客家人」意味著什麼？身邊的人認為他有點「不一樣」的地方到底在哪裡？認同困惑潛伏心底，因此，當他發現越南也有一支講客家話的「𠊎人」，便希望好好認識這群人。

另一個讓徐俊文與越南結下緣分的契機是在大二，修越南語時因緣際會認識了一位越籍失聯移工，兩人互教語言。大約半年後，某天徐俊文錯過移工朋友的來電，回撥卻再也打不通，後來才知道他被移民署帶走了。「我忽然覺得人生中一些未知的領域好像突然被打開了。」移工朋友後來被遣返回越南，徐俊文也因此決定出國，「看看不一樣的地方。」就這樣，他數度造訪越南，進研究所後更決定以越南太原省的客家人族群為研究對象。徐俊文笑著說，父親當初說了一句：「翅膀硬了就飛飛看吧」，他就也真憑一股衝勁，只靠著一則網路報導，其餘細節一概不知，就大膽踏上追尋之旅。不過一如書中描述，經歷一番波折，還真讓他找到了𠊎人聚居的「三太村」。

徐俊文對這裡的居民有種陌生又熟悉的感受——他們擁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卻同樣說著客家話、擁有部分相似的文化背景。也因著這種「陌生又熟悉」，他得以透過種種「交換」，與對方建立友誼。某次訪問時，徐俊文唱起家鄉的山歌，彷彿在素昧平生的人們之間引出語言之外的共鳴，使得原本話不多的婆婆卸下心防，開口唱了自己的歌。「我很常用故事換故事、用唱歌換唱歌，或是像這趟，甚至是用一道菜換一道菜的方式，陪著他們一起生活。」徐俊文說。

《異地安身》書裡的田野結束在2019年。當時徐俊文回台灣過年，本來打算不久後就再訪三太村，沒想到疫情爆發，田野突然被中斷，而且因為報導人大多沒有智慧型手機，雙方幾乎斷聯。直到今年，徐俊文在8月結束論文口試後，才重新回到他的田野地。在《異地安身》中，徐俊文敘述自己曾被越南人認成苗人、韓國人。雖是誤認，總歸是把他視為一個「不一樣」的存在，因此他一直努力想偽裝成在地人。而8月的越南之行有些轉變，「這次去越南最大的感觸是：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但我真的完全被認為是當地人了。」

雖然相隔4年，越南語變得生疏，已經隨處可見捷運和電子支付的河內也帶來些許陌生感，甚至上次道別時還在肚子裡的小寶寶都準備要上學了，田野地的乾爸乾媽與朋友們卻認為徐俊文只是出國一段時間後「回來」越南，分別的時間比預期的長，但承諾會回家的人，終究回家了。

除了重訪之前的報導人和朋友，徐俊文此行也結交一群「山由人」，跟著熱情的阿姨們認識山由族的傳統服飾，訪談時同樣用「以歌換歌」的方式交流。山由人講的客家話接近海陸腔，與徐俊文口音相似，一開口雙方都倍感熟悉。之前被視為「來自台灣的𠊎人」的徐俊文，這回搖身一變成了「來自台灣的山由人」。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重要媒介，在徐俊文的故事中，相似的語言更成為他與田野對象的連結，成為「交換」相異的部分、認識彼此的起點。

➤陪伴銜轉生跨越語言的鴻溝——高雅寧、黃素娥

語言是溝通理解的橋樑，相對地，對跨國移民而言，語言隔閡可能造成適應上的困境，這點在學齡孩子身上的影響尤其明顯。「銜轉生」是指因為父親或母親的移居，轉學來台灣的孩子，語言不通是他們共同的困境，也因此在台灣的教育體系，甚至日常生活中遭遇許多挫折。

2018年，高雅寧加入政大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計畫主軸為關懷校園周邊的越南新住民社群，其中一項就是協助銜轉生進行華語補救教學。高雅寧招募了幾位越南留學生一起參與，包括黃素娥。
銜轉生是高雅寧和黃素娥共同的田野地，講座當天，她們分享了田野中三個「不說話」男孩的故事：

有個愛穿外套的男孩，即使炎炎夏日也堅持不脫外套。外套男孩來自單親家庭，母親忙於工作，很少陪在身邊，手機是他用來翻譯中文以及聯絡母親的工具，卻被安親班老師以妨礙學習為由沒收了。失去依賴的聯繫工具、學習狀況又不好，外套男孩更覺得被孤立了。黃素娥揣想，外套會不會是男孩在陌生環境下的一種自我保護呢？

在專門為銜轉生舉辦的夏令營裡，黃素娥遇到另一個整天不說話的男孩，直到黃素娥嘗試用越南語跟他聊天，男孩才開了口，卻是用氣音回話。是性格太內向嗎？一陣子後黃素娥才發現，原來是男孩的父親為了讓他學中文，不准他在家使用越南語，但他母親又只會說越南語，男孩要與母親說話只能用氣音偷偷講，導致即使出了家門，也難以開口。

最後一個故事的主角是《異地安身》書中寫到的葉小哥。有次安親班的朋友帶葉小哥去夾娃娃機店玩，朋友想從機台下方的取出口直接把娃娃拿出來，但試了幾次沒能成功，就請葉小哥幫忙。不清楚狀況的葉小哥當下幫了朋友的忙，但幾天後，夾娃娃機店的老闆拿監視器影片來學校質問，葉小哥因語言不流利而難以為自己辯解，只能害怕地哭泣。這個事件，加上曾在班上遭同學不友善的對待，讓葉小哥有一段時間甚至不太敢與他人有眼神交流。

在教學現場看見跨國銜轉生歷經各種顛簸的黃素娥反思：「讓孩子們承受這個年齡不該承受的事情，是誰的責任？」跨國移動、轉學是大人的決定，並非孩子自己的意願，犧牲的卻是孩子們的童年。高雅寧、黃素娥與其他團隊成員不僅教孩子語言，更傾聽他們的聲音，用他們熟悉的經驗引導學習，尋找每個孩子的亮點。例如發現葉小哥的弟弟喜愛繪畫，於是幫助他辦了一個畢業畫展。「我們只要給一雙友誼的手、一個肯定的眼神，這些都會是給他們支持的力量。」

➤成為半個美斯樂人，在異域「安生」——李盈萱

高雅寧與黃素娥在台灣幫助東南亞的跨國生，李盈萱則是遠赴東南亞，陪伴泰北的華人小孩。講座中，簡報切換到一張國文課本的照片，書頁上的課文以繁體中文搭配注音符號，標題為「台灣的三太子」，李盈萱笑著邀請讀者猜猜這本課本是誰在用的？答案揭曉——是泰北華校的國小五年級課本。「很多人會覺得『泰國離我好遠喔』，但其實，他們用跟我們一樣的拼音方式、學習一樣的語言，他們離我們其實非常非常近。」

李盈萱自稱「主修政大國際志工社」，大學生涯中許多時間投身國際志工。她在書中描述自己如何「被田野」的故事，而書中沒提到的是，泰北山區的年輕人大多遷移到大城市工作，或許因兒女的缺席，社區中的阿姨與奶奶們都將李盈萱當成自己的孩子照顧。今年3月回訪美斯樂時，一位奶奶送了李盈萱一條紅手環，告訴她：「我們家每個小孩都有一條，現在你也是我們家的一份子，所以今年你也有一條。」7年來受到當地人許多的溫暖關照，讓李盈萱思索：「他們接納我、帶著我長大，我可以為他們做什麼？」

泰北山區多數家庭的經濟狀況不佳，許多小朋友的父母不在身邊，讀完國中就得工作賺錢支撐家計。有次李盈萱詢問一個在校成績第一名的國中生想不想念大學，對方卻連能不能上高中都不敢想。泰北孩子的困境與李盈萱自身生活經驗的落差之大，常帶給她一種「緩不過來」的感受。

李盈萱意識到，短期志工的投入是不足的，自己在美斯樂的定位不只是一個備受照護的孩子，作為駐點的志工老師，她也像是當地孩子的另一個母親。那麼，能做些什麼，讓這些孩子好好長大？2021年，李盈萱與夥伴成立「樂。斯屬」，致力於為當地孩子創造更多教育資源，同時投入文史與地方創生，帶孩子做田野踏查，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如同徐俊文，李盈萱也形容自己與當地的互動是一連串的「交換」，交換的東西很多，包含彼此的生命。

「安生，不只是身體的『身』，也是生命的『生』，因為泰北這個地方是讓我找到生命價值的所在。」李盈萱並不覺得自己完全成了當地人，而是變成半個美斯樂人加半個台灣人。「雖然我在這裡安生了，找到我是誰、我來自哪裡，但我很難『變成誰』。他們會笑說我是美斯樂人、是泰國人了，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是『一半』，那個一半是因為我始終會有一個觀察的角度，我始終因為看見這裡的社會現象，會痛痛的，也始終會因為新的、我沒有看過的文化樣貌而感到驚訝。」

雖然始終少了一塊、始終是「一半」，但李盈萱很喜歡這樣的自己。正因為有這個「一半」、「少了什麼」的感覺存在，才會一直對這個既是異域又是家的地方，充滿好奇和想像力，常常有新的發現，才得以建立更多羈絆，創造更多故事。

➤藉孩童之眼，看見田野的另一種面貌——陳如珍

人類學家陳如珍的分享則和其他幾位有點不同。她曾經分別在兒子7歲和10歲、女兒兩歲時，各自帶著他們去到中國安徽和台東做田野，兩次經驗讓陳如珍感受到自己在田野中位置的轉變——由於孩子的存在，當地人不單純視她為一名學者，而是一位母親。比如進行台東的田野時，年僅兩歲的女兒必須時時帶在身邊，剛好田野地也有一位揹著小小孩的母親，陳如珍很快地跟對方成了朋友，時常一同帶孩子走動。

陳如珍笑說：「帶小孩做田野可以加速關係蔓生的過程。」孩子讓人類學家更加貼近當地、以另一種身份成為田野的一部分，延伸出更多重的連結。在田野中與兒女的互動，也讓陳如珍以不同的視角看待「田野」。

陳如珍曾經問現在已經在念大學的兒子：你覺得小時候跟我一起去做田野，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兒子一臉困惑，彷彿媽媽問的是「上禮拜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陳如珍不放棄地追問：可是那裡大家說的語言不一樣、環境不一樣，做的事也不一樣啊？兒子回她：「只有你看見不一樣，我看見就是那裡也有蝌蚪、有蟲可以抓，也有植物、有種子可以玩，也有和我一樣的小朋友。」隨著陳如珍在台灣、安徽、香港各地移動，兒子能夠很快地適應環境變化，視其為日常，相對於差異，對他而言，那些共同之處似乎才是更重要的。

➤結語：鋪一座橋，讓關係蔓生

人們經常認為，族群之間存在著差異，這些差異造就了邊界，讓我們能夠辨認出我族與他者。然而人類學者巴特（Fredrik Barth）不同意此種觀點，他提出「族群邊界理論」，主張「當我們需要差異的時候，才會劃出邊界」。徐俊文在遙遠的越南找到一群跟自己說著相似語言的人群，從格格不入到被視作當地人。高雅寧與黃素娥陪伴跨國銜轉生，在陌生的台灣社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李盈萱與美斯樂的居民成為家人，因體認到雙方生命經驗的不同之處而持續探索。陳如珍的兒子認為田野與家鄉沒有多大不同，並不是因為小孩尚未認識到族群與差異，而是他沒有這個「劃界」的需要。

人群與人群之間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相似與相異，人類學家習於在田野中尋找自身與「異文化」之間的「異」，然而，「關係之所以得以蔓生，經常是因為我們看見了那些相似的地方。這就像鋪一座橋，我們因而順利地接上了、這條路順利地通了，然後，這個田野就打開了。」陳如珍這麼說道。●

➤轉譯者的位置

過去我們稱為「文學推廣」的這件事，近幾年被一個新興的詞代換，叫做「轉譯」。最初也許僅是新瓶裝舊酒的詞面抽換，然而「轉／譯」二字也觸發了一些關於方法的想像，並在當代台灣文史青年一波波的實踐之下，開展出新的氣象。青年們嘗試擺脫以往缺乏方法策略，以浮泛的「大眾」為對象的地毯式轟炸，或大補帖式的資訊給予，有意識地因應不同的讀者分眾與媒介形式，以終為始，重新設定路徑。

今（2023）年夏天由台文館與聯經合作出版的《一百年前，我們的冒險：台灣日語世代的文學跨界故事》（以下簡稱《百年冒險》），是備受矚目的實踐之一。該書主編盛浩偉出身日文系、台文所，曾參與不少文史轉譯寫作。他嘗試將「轉譯」描述為：「將這些因為漫長歷史隔閡而今人所不懂的部分，轉換為能懂的內容，使歷史與當下產生連結。」

這段描述，彰顯了時空語境翻譯的必要，及歷史對話的當代性。換言之，作為轉譯者，必須能自由穿梭於兩種時空之間，使古今通靈交會，一如觀落陰。然而轉譯者又如何能夠建造時光機，至不曾親歷的過去，帶回當代人亦能共鳴的故事？其倚賴的，便是文獻史料，及學院的方法知識。

這是研究者的利器，卻也是難題：轉譯者如何暫時登出學院的人設，回到多年前作為普通讀者，對台灣文史感到好奇、衍生興趣，萌發素樸問題意識的瞬間？如何將學院的知識積累與繁複論證留在轉譯後台，化為視野與餘裕，用詩性的方式，帶領讀者沉浸於某種可感知的情境，共同經歷一場超時空冒險？

➤超連結歷史與當代

就《百年冒險》的企劃來說，正如同數前年台大台文所蘇碩斌教授糾集博士生寫作《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以「前線／後方／外圍」的布局，系統性地呈現特定歷史時段文學發展的多重面向。《百年冒險》也不是將文學史從頭說起，而是著眼於為殖民地現代性所育成，深受世界思潮洗禮，遲至1930年代方成氣候的「日語世代」作家。

此外，《百年冒險》也延續李時雍主編《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複數作者的非連貫敘事」（邱貴芬語）的靈活性，沒有重述史之整體的企圖，卻是史的化整為零與重新組織，是一種「超連結式的文學史」。它不按學院內的既定分類分期框架，而是以更具「當代關聯」的議題為媒介，重新串連、組合、收束素材，突出部分主題亮點，產生新的意義。

例如，曾以鍾理和書信集為底稿，創作「鍾先生的想像朋友」線上遊戲腳本的小說家李璐，這次嘗試召喚當代青年（也許正是這本書的目標讀者世代）在318學運及其後的近10年間，所經歷的理想、激憤、幻滅、徒勞等「運動傷害」，連結以陰鬱筆調寫運動敗北者的王詩琅、貧病交迫終懸樑自盡的楊華、充滿韌性地保有理想的火光的楊逵與葉陶等，串連兩個時代／世代社會運動者的心靈史。

曾轉譯葉石濤的藤椅（台文館館藏）、勾勒出作家生命樣態的陳令洋，則延續對於文學生產的物質性的關心，聚焦於當代青年相當有感的「青年貧窮」議題，以帳本、物價等「數字」，來計算文學中的現實感。

而近年以華、台雙版本的小說《等路》大放異彩的醫師小說家洪明道，以及撰寫《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台灣有個好萊塢》備受矚目的蘇致亨，嘗試為多次斷裂並受到長期壓制的台語文運動，尋找語言復振路上的先行者——無論是蔡秋桐多聲道切換的語文實驗，或在戰後積極參與台語話劇、電影的周金波（但多數人對他的認知只限於「皇民文學」的標籤）等，都讓吾輩青年的當代實踐，能帶著歷史感，在文學前輩的累積上繼續前行。

➤知識的拓荒與邊界試探

除了以「當代關聯」重組文學史的星圖，我認為在這部書裡，星系邊界的試探跨越、新星的辨識命名也是同樣重要的。因此，它並非只是將學界已有普遍共識的知識重新詮釋、編排，傳播給普通讀者，同時也是新銳研究者們站在學院知識的最邊界、最尖端，挑戰主流論述，進行學院內、外的雙邊對話。

例如，身兼詩人及學者身分，長期透過史料考掘，對台灣新詩史的「通說」及未明之處提出挑戰與知識拓荒的張詩勤，選擇以她的研究對象王宗英為主角（這位詩人迄今為止只出現在她的研究裡），談他的「日本詩人」之道。

一般論及台灣新文學的「起點」，總由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1924年張我軍發起的「新舊文學論戰」、或1922-24年間謝春木的日文小說與組詩談起。王宗英的實踐，卻完全在上述台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網絡之外。

作為郵便局事務員，他參加的社群是在台日人系統的詩誌《熱帶詩人》、《戎克船》，並經由推薦，在新文學才正要在論戰中奪下最初的灘頭堡的1924年，便正式在東京的詩誌《日本詩人》發表作品，受到「只差臨門一腳便可君臨內地詩壇」的盛讚。這意味著台灣新文學的「起點」，有新文化運動之外的起步方式；而台灣作家「進軍中央文壇」的實踐，也無需等到1930年代楊逵、張文環、呂赫若、翁鬧、龍瑛宗的突圍，以及詩壇最前衛的風車詩社諸君。

除了知識拓荒，蕭詒徽嘗試以藝旦媒介新文學與漢詩社、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詩與歌，何玟珒以民俗書寫連結左翼青年與台灣少女，而其他的作者由文學活動延展出的各種跨界連結：電影、舞蹈、音樂——當然，還有語言、族群議題等，都是這部書極有意識的邊界試探。

➤文學／知識的轉生與出版延命

這部書的參與者之所以能夠出入古今台外、站在知識的邊界探看或是回望，因為他們多為台文系所育成的研究者兼寫作者。不僅能夠援用學院積累的既有研究，亦能親身投入史料的探查，在歷史的縫隙，追求詩性的光。與此同時，台文的知識、方法與工具（包括資料庫），似乎也成功外溢到體制之外，為不同系所出身的創作者所使用。

此種現象，在《百年降生》、台文館2018年啟動的「拾藏」計畫（現改名為轉譯研發團）都可見端倪。就世代來說，《百年冒險》的10位作者，多屬1980後段至1990世代，有各自專擅的文史領域，且美學風格各異。他們以前行實踐者摸索出的模式為基礎，進一步揭示文史轉譯寫作的諸多可能性。

在敘事上，本書的作者延續以小說技巧進行的非虛構寫作。好看是基本的，卻更游刃有餘，大膽激進。洪明道的多聲道、多角度書寫，蕭詒徽的後設史料解謎等，都是有趣的實驗。他們的企圖，並不止步於「轉譯」所肩負的推廣普及使命，更是朝向自己的美學追求與藝術創造前進。

除了轉譯，也請大家別忘了：這套書在「文學冒險卷」外，也同步出版「作品選文卷」。如果轉譯能讓文學跨界轉生，出版則是為不流通的文學作品延命。2016年，黃亞歷導演以風車詩社為中心拍攝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上映之際，我們也同步編輯出版《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重新收錄詩人作品。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家的作品，早些時候多由縣市政府文化局出版，幾乎都進了倉庫或圖書館的密集書庫。且時間久了難免斷版，讀者不易在出版通路取得。在缺乏薪柴彈藥的情況下，文學的推廣普及即便不是徒勞無功，恐怕也無以為繼，難以燎原。經典作品的重新出版，讓它一直維持在市場通路上，我想是絕對必要的。

此外必須一提的是：正如轉譯並非經典作品的贗品複本，選集的出版，也不單是轉譯的附屬資料集。兩者相互獨立，又互補成套，同時也是將轉譯的後台開放給讀者，邀請讀者一起共讀、甚至共寫。這一部選集以不重複既有資源為原則，採用全新的編選脈絡，與早年施淑教授編選、流傳廣泛的《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共同呈現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諸多樣貌。

➤轉譯及其未來

在文章的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儘管就現階段而言，轉譯的多方合作、嘗試，以及方法論的建立是必要的，但終究只是一種手段、過程。轉譯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藉由學院內外、不同媒介之間的架橋與對話，促使台灣文學及其知識在台灣能逐步正常化、日常化，成為所有人可親近使用的共同養分，並持續吸引新世代的有志者願意投身其中，在學術研究與藝文創作上推展精進。

轉譯是否有其盡頭？而當各界的對話持續啟動，下一個階段的轉譯要往何處去？思考這些問題也許有些太早、太樂觀，但我期待，也許在不很久的將來，台灣的文史青年們能夠逐步卸下轉譯作為一種「普及推廣工程」過強的使命感與目的性（及隨之而來的精神緊繃），使之成為一種將台灣的文化底蘊廣泛運用於各領域的自信，或普通意識，能夠更從容、餘裕，而有底氣地發展台灣的文學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