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繪本大師》愛是沒有界限的:不放棄信念的夢想家馬克斯.維特惠思(Max Velthuijs)

荷蘭插畫大師迪.布納(Dick Bruna)最著名的創意是「米菲」(Miffy),這隻兩顆豆豆眼、一個叉叉嘴的小兔子系列故事,被譯成50多種語言版本,全球銷售量逾8,500萬冊,受到全世界無數小孩的喜愛,布納也因此被稱為「米菲之父」。

布納崇尚極簡主義,為了讓他的書適合幼兒閱讀,他採用簡單的造型和清楚的輪廓,並使用最少的顏色創造最大的效果。他將空間帶入無透視平面的技法,邀請小讀者輕鬆走進書中情境。只留下最簡單但最具表現力的精髓,需要無與倫比的才能方得實現,他堅定的創作方向令人欽佩。

曾獲得許多獎項的布納於2017年2月逝世,過世前一年的9月22日,他因畢生創作獲得了Max Velthuijs獎和60000歐元獎金。這個由荷蘭教育、文化和科學部於2006年設立的圖畫書獎,旨在強調優秀書籍插圖的重要性,並緬懷荷蘭唯一一位榮獲安徒生獎的圖畫書作家馬克斯.維特惠思(Max Velthuijs)。


(圖片來源:Max Velthuijs官網

據維特惠思自言,他從蹣跚學步起,就已經非常喜歡畫畫和編造自己的故事。這個早慧的小男孩,1923年5月22日在海牙出生,父母親都是老師,三個姊姊比他大了許多,從小在家人的寵愛中長大。他的童年充滿了釣魚、滑冰、沙丘上野餐等各種戶外活動,而他對荷蘭鄉村的熱愛,日後也不斷出現在他的故事背景中。

維特惠思的父母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動盪後,和當時許多人一樣,開始對神智學、神祕主義和精神分析產生興趣。他們夢想一個新世界,他們的孩子可以在和平、和諧和理解的氛圍中成長,於是有一天早餐時,他們突然對孩子們宣布:現在我們都要開始說「世界語」。雖然這個計畫後來沒有真正實行,不過「溝通」一直是維特惠思作品的核心。他沒有用世界語寫作,但他的初稿總是由荷蘭語、德語和英語混合而成。

維特惠思一直不喜歡上學,他只喜歡藝術和體育課。高中時,他的父親向一位能預見未來的高人請教,諮詢兒子將來的出路,最後允許他提前離校,去打工體驗人生。沒想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維特惠思很想加入抵抗運動行列,但他年紀太小,只能隨家人遷往東荷蘭的Arnhem,並在那裡的視覺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和平面設計。這段期間,他曾協助藝術家Jan Gregoor偽造證件戳章,好幫助荷蘭反抗軍躲避納粹的追捕。

1944年,Arnhem爆發了重大的戰役,英荷聯軍敗退後,藝術學院也不得不關閉。二戰結束後,在戰火中倖存的一家人搬回海牙,維特惠思曾短暫的在皇家藝術學院免費學習,之後順利展開了平面設計師的職涯,開始製作政治印刷品。他也接受海報、郵票、書封、動畫電影、平面和電視廣告設計的委託,還曾經為荷蘭皇家航空公司設計撲克牌。


維特惠思為荷蘭皇家航空公司設計的撲克牌,於1964年發行。(© The World of Playing Cards

維特惠思是多產的商業藝術家,但直到1962年,他才第一次投身兒童圖畫書創作。荷蘭獨立出版商範.古爾(Van Goor)請他為第10版的《永難忘懷的詩歌》(Versjes die we nooit vergeten)繪製插圖,維特惠思的作品和先前版本的插畫相較毫不遜色。兩年後,他又出版了字母書《A是一隻猴子》(A is een aapje),由蘇黎世的North South Books發行了德語版,成功奠定了他的國際童書插畫家地位。

接著,出版社希望維特惠思能發表自寫自畫的作品,他也發現由自己來結合文圖,比起做平面設計是更有趣的挑戰,於是他漸漸將創作方向轉向兒童圖畫書,陸續出版了《小男孩和大魚》、《彩繪鳥》、《怪獸發電廠》等作品。這些書強烈體現了70年代的精神和審美主義,俏皮的提出對自由的懇求,以及祈使和平、厭棄戰爭的心聲。

充滿童趣的《小男孩和大魚》,蘊含著童心視萬物一體的真愛。這本書以5種語言出版,為他贏得1971年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金獎,以及法國Treize大獎。《彩繪鳥》獻給那些不知道自己屬於何處的人,並探討藝術的價值。《怪獸發電廠》裡的村民,想利用怪獸當武器,然而善良的怪獸卻不願傷害任何人。維特惠思的故事激發讀者思考,如何以同理心破除成見、化解衝突。


左起:《小男孩和大魚》中文版、《彩繪鳥》原文版、《怪獸發電廠》英文版書封

在維特惠思的這些早期作品,具有極大的多樣性,從流暢的人物畫線條,到卡通和繪畫的機智和技巧,明顯受到了中世紀義大利繪畫、畢卡索、克利(Paul Klee)和亨利.盧梭(Henri Rousseau)的影響。

他經常在白色的背景上,使用鮮明飽和的原色來說故事,還充分活用厚重的塊面塗擦,以粗線勾勒出單純協調的人物造型,視覺重量和色彩分布極為成熟。書封呈現則特別結合手繪字母,展示他做為平面設計師所積累的豐富經驗。


《小男孩和大魚》內頁(圖片來源:amazon

但維特惠思意識到,自己是插畫家但不是優秀的藝術家,因為他最看重的是圖畫經由印刷形式複製的效果,而不是能不能被視為博物館裡的藝術品。他希望能透過出版,讓更多的孩子享受他所創造出的成品,這種態度再次反映出他強烈的社會參與。

進入1980年代之後,由《Little Man’s Lucky Day》和《Duck and Fox》這兩本書開始,維特惠思的風格慢慢轉變。就像他仰慕的義大利畫家喬治.莫蘭迪(Giorgio Morandi)的畫一樣,維特惠思的調色盤變得更加清晰、簡單和透明。他捨棄了過去輪廓強烈、色彩厚重和裝飾性的技法。他想知道如何畫玻璃、水,冰和其他透明的材質,以及如何將透明度和豐富多彩的物件完美融合。

被譽為「物之詩人」的莫蘭迪以其靜物畫聞名,在他的畫作中,用色溫暖柔和,低飽和度和明度相近的顏色,像朦上一層灰調,現今所稱之「莫蘭迪色」即由此而來。他的畫中經常不斷重新排列日常熟悉的物品,並產生微妙的關聯,散發著安靜卻巨大的力量。

這些畫作似乎不太可能成為兒童插畫家的靈感來源,但維特惠思卻在莫蘭迪神祕的作品中,發現他希望尋找的色彩、形式和自然美,反映出他插畫中新的敏感性。他使用水粉,讓顏色變得更加微妙,但又不失其清晰度。他將每幅插圖的周圍畫上彩繪的邊框,溫和的包圍住圖像,賦予作品新的結構,更引人入勝,更耐人尋味。

維特惠思書中的角色大多是具有人類特徵的動物,這些動物寓言有《鴨子和狐狸》、《熊和豬》、《大象和鱷魚》等等,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應該是青蛙Kikker(荷蘭文)的故事。這隻青蛙原本不是主角,他的形象首次出現在1983年的《Klein-Mannetje》中,6年後,青蛙成為《Frog in Love》的主角,擁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並展開一系列神奇的旅程。

原本維特惠思想將這本書稿交給長期合作的瑞士North South Books出版社,但他們以孩子無法理解這種複雜和曖昧的情緒,而拒絕了他。曾經發掘過大衛.麥基(David McKee)的英籍出版商Klaus Flugge,在波隆那書展中偶然見到維特惠思的書稿。他在這個簡單的青蛙故事裡,看到了悲傷和幽默,覺得非比尋常,決定帶回英國出版。後來這個系列所有的作品,都由Klaus Flugge的安徒生出版社出版。

維特惠思透過這隻綠色的青蛙弗洛格,表達他所有的情緒和想法。當時他已屆花甲之年,在創作之道上長跑,卻宛如赤子新生。在《Frog in Love》中,青蛙對自己的感受非常不確定,以至於野兔不得不向他解釋,他胸口的砰砰聲可能是對鴨子的愛。這個迷人又幽默的故事,將「情不知所起」的幽微,化為可感知的形象。一隻青蛙和一隻鴨子的綠白配,彰顯了愛是沒有界限的。


《Frog in Love》英文版內頁(圖片來源:Pictory

弗洛格不是超級英雄,他只是一隻平凡的綠色青蛙。他的造型是簡筆畫的傑作,雖然嘴巴只是一條線,卻是一條敏感的線,每一次些微的變化,都記錄著情緒的閃爍。他永遠穿著紅白條紋的寬鬆短褲,但擁有動人的尊嚴,就像莫蘭迪畫中的靜物散發出光彩。他天性樂觀並充滿好奇心,既深思熟慮又衝動,偶爾也會怯懦犯錯,但是他天真友善和誠實的情感,總會激發出同伴最好的一面。

弗洛格的系列故事,由一群個性迥異但相互依存的動物演出日常事件。睿智的野兔帶著父親的形象,總會冷靜的為大家排難解惑,還有性情溫順可愛的鴨子、擅長做餅乾和蛋糕的小豬,以及喜歡探險的老鼠,一起在村子裡安居樂業。這群親愛的朋友並沒有家庭關係或任何複雜的階級制度,甚至是雌雄同體看不出性別。雖然物種不同,維特惠思刻意讓他們的體型大小完全相同,表現出絕對的平等。

即使是田園靜好的生活,也會有變化和危機,這些動物們藉由溫暖的友誼和真誠的溝通,展示在相互尊重的社區裡,是如何應對各種意外的事件。1991年出版的《Frog and The Birdsong》中,一隻死去的黑鳥突然帶來死亡的氣息,動物們小心和同情的面對死亡之謎,讓他們領悟到生命的美好和歡愉。

1992年的《Frog in Winter》精心完美的結合色彩、氛圍和自然。圖畫充滿了活力和對比,色彩的使用上有一種大膽的節奏模式。在冷冽灰暗的冬天裡,青蛙莫名的感到憤怒、恐懼和孤獨,但因為朋友關心的暖意,他重新找回抵抗嚴寒的勇氣,並歡欣迎接明媚的春天來臨。


《Frog in Winter》英文版內頁(圖片來源:amazon

隔年發表的《Frog and The Stranger》隱藏著更黑暗的元素,揭露了人們面對外來者時,不自覺的偏見和仇外的心理。當新的陰影落下,動物們要如何處理變動呢?《Frog is Frightened》一起面對害怕的心情;《Frog is a Hero》青蛙勇於擔當,積極解救朋友;《Frog and The Wild World》跨出探索世界的腳步。所有的青蛙書籍都涉及「我是誰?」、「做朋友意味著什麼?」、「是什麼導致悲傷?」等普遍的真理。

維特惠思憑藉柔和的構圖和明亮的色彩,為孩子建構了一個安全、有秩序的和諧世界。他從不懼怕處理困難的主題,他的故事也不是道德劇。愛和死亡、恐懼和幸福、友誼和敵意、偏見和團結、孤獨和生活的樂趣……他以簡潔的人物形象和優雅樸素的敘事方式,傳遞這些觸及生命基本的哲學思考,闡釋了複雜的存在主義議題。

青蛙成為維特惠思的另一個自我。他曾說:「書中的每個角色都是我內在孩子的化身。雖然角色分別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但也有了一部分的我。」小孩能在書中看見自己面對難題時的情緒,大人也能在每個角色身上看見自己心裡的小孩。不同世代的讀者都能從其中得到慰藉和支持,應該就是這個書系歷久常青的原因。

青蛙的故事是一種獨特的文學流派。它並不像傳統《伊索寓言》般諷刺人性的愚蠢、吝嗇與虛榮,也不是按照公式發生的童話,而是來自對真實生活的冥想。它闡揚人性的高尚、愛與友誼的力量,彰顯每一個生命個體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

在大多數人早已放棄工作、選擇退休的年紀,高齡80的維特惠思仍然會為一本書工作經年,一幅畫重畫5次對他來說並不稀奇。他努力讓自己的畫看起來「毫不費力」。而用英語、德語和荷蘭語寫成的文稿,也經過一再的修改,務求精煉。


(圖片來源:KVFILMS

海牙的文學博物館於2003年為維特惠思舉辦了盛大的80歲生日回顧展,涵蓋他創作的所有活動和繪畫,荷蘭女王同時授予他金獅勳章,作家喬克.林德斯(Joke Linders)也發表了他的傳記《How Lucky to be a Frog》。隔年國際安徒生獎評審團授予大獎殊榮,一致推崇維特惠思不僅是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插畫家,更透過創作撫慰了成長中的兒童心靈,為他們樹立了足以面對往後人生的價值觀。

維特惠思在獲獎感言中說道:「評審團的認可讓我充滿自豪和喜悅,但登上山頂的人,還必須從山上下來,回到繪圖板前,因為生活還在繼續。」他依然渴望站在一張空白的畫紙前,手裡拿著畫筆和顏料,再度展開將想像轉化為圖像的戰鬥。然而數月後,他在2005年1月25日因肺癌病逝,83年的精彩人生結束於創作生涯的巔峰。

今年適逢維特惠思的百歲冥誕,海牙的兒童圖書博物館已經策畫了「我是青蛙」展覽,深受喜愛的書籍將栩栩如生立體呈現。紀念展還設計了豐富的手作活動和遊戲,孩子們在這個歡快的展場就像走進書中一樣,與鴨子一起溜冰,和豬一起做蛋糕,學習了愛、恐懼和快樂等偉大的感情。

青蛙和動物朋友們的故事仍在繼續出版中,部分作品已改編為動畫、戲劇和音樂表演,甚至獲選為英國義務教育的教材。維特惠思不放棄的美好信念,將由這些作品繼續傳承到下個世代,因為從閱讀中得到的鼓勵,你將比自己想像的還要堅強,而且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適逢維特惠思百歲冥誕而策劃的「我是青蛙」展覽,持續與今日讀者互動。(圖片來源:Literatuur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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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6 12:00
話題》我們就先別管什麼上學了:《鏡之孤城》與不想上學的孩子

我所任教的國中,班上有「自學生」的比例升高了。段考到不同班級監考時,有幾個缺席的座號後面,總得替他們標註缺席原因為「自學」。我也曾處理過班上學生拒學的狀況,見證任教班級的學生由在學轉為自學的過程。教育部統計顯示,108學年度全國非學校型態學生人數為8,245人,與103學年度的2,832人相比,增加了5,413人,約2.9倍。109、110、111學年度的國中自學生,分別為778、912、936人。

《鏡之孤城》改編自辻村深月2018書店大賞冠軍原著小說,臺灣於3月31日上映,短短一週票房已破千萬。電影交代了7個拒絕上學的國中生,幾個也算是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自學生,被戴著狼面具,小孩身形的狼小姐聚集,穿越至鏡中世界的神祕城堡。他們除了能在上學時間彼此談天遊戲,也為了在期限內找出藏在城堡裡的鑰匙和許願房,找到鑰匙的人能許下一個必定實現的願望。

拒學的原因很多,電影中的角色大多遭遇霸凌,深藏著痛苦的記憶,但這些故事很晚才揭曉。城堡的開放時間正是日本的上學時間,這群學生能夠日日相聚,本就是荒謬的事。但電影前半段,沒有角色願意討論這件事。

➤立即解決問題是唯一正解嗎?

身為老師,在看這段劇情時十分焦慮。因為職業訓練,我們想要立刻抓到問題關鍵,構思解決方案,聯絡家長、安排諮商、轉介輔導,希望趕快讓孩子回歸正軌,恢復學習。但主角安西心的家長始終不急著問出孩子拒學的原因,老師只能從單方面了解狀況,拖了一陣子才來家訪。

安西心後來終於卸下心防,道出自己被班上女生帶頭霸凌的事實,電影將之慎重地做成完整細膩的場景。知心相伴,長桌茶敘,無人知曉的煎熬被城堡中的同伴深深地擁抱接納了。我才明白原來我所聽過的痛苦陳述、不可遏抑的淚水,都是得來不易的信任。在急著推他們前往下一步之前,都該用史詩級的慢動作畫面,為他們漫長的忍耐讚賞,跟他們好好說一句「辛苦了」。

電影中呈現了好幾種面對霸凌事件的態度,不禁讓人反思自己屬於哪一種?

安西心的導師是最不堪的,聽到加害者的單方面說法,便以為一切都是誤會,想當和事佬。大人總是如此,迴避顯而易見的事實,寧願事情變得簡單,容易解決。安西心的媽媽則始終相信孩子的說法,不催促孩子做任何不願做的事,不願她再受傷害。喜多嶋老師一邊積極處置,一邊耐心等候,默默安排好一切,讓孩子自己做決定。而安西心的昔日好友東條萌,後來遞補了班級裡被霸凌者的空缺,但她並未深陷在憂傷畏懼中。她擁有超然的視角,看穿霸凌者的自卑,沉穩地準備轉學。

我以往處理拒學事件時,覺得家長是孩子能夠盡情放縱的主因。學校再怎麼勸導督促,累積多少時間心力,只要家長心軟就前功盡棄。我以為那些不捨看似接住了孩子,其實反而讓孩子的未來持續下墜,跌得更慘。

我錯了,孩子身邊早已滿佈著推他們走上絕境的手,多一隻一點也不難。該學習片中,喜多嶋老師在與安西心諮詢時,桌下那隻伸出來的手,現在雖然什麼也沒握著,懸空著,但其中蘊含著最強大的力量。近年常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呂秋遠律師便建議家長第一時間就要相信孩子。有時不要叨念說教,陪伴著,即使只是安靜地各自孤單,反而是更有效的方法。

➤拒學也是勇氣的展現

電影中拒學的孩子不曾放棄過返校上學的念頭,這也與我既定的觀念有落差。片中孩子們約定好與城堡中的同校夥伴「1月10日來學校碰面」,不只推動劇情讓他們發現彼此並非活在同一個時代,也讓人看見如何解決拒學的契機。

朋友的陪伴能帶來力量?我一直想,為什麼他們不約去別的地方見面?如果真的這麼討厭學校,我連踏進去都不想,光走在路上,身邊充斥著與自己穿著同樣制服的學生,就讓人反胃噁心。「我不是去上學,我是去見朋友」,孩子們知道自己的心理有過不去的檻,正在想辦法克服難以揮散的壓迫感,這次是他們再一次的拚鬥。

看見安西心到校後喘著氣,承受不住暈厥過去,她把朋友的冷淡誤以為是穿心的利箭,我就知道這些孩子已不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他們內心有自己的比例尺,時而微觀,時而巨視。電影畫面能夠細膩地放大他們的每一次喘息與心跳,就是在暗示我們,也應該這樣——停格、聚焦、慢動作,配樂台詞。為每個孩子剪輯他們專屬的電影,並精心鑑賞。有些荒謬,看似絕望,卻是他們真心的試探。

7人雖然都是國中生,但後來他們察覺各自的世界存在7年的時間差距,原來霸凌並不隨時代演進而消逝。我想起那些處理過的霸凌事件,即便是導師,也無法滴水不漏地防堵,由明轉暗,表面的和平還是比較好的。尤其網路,有名無實且錯綜交織的好友關係,讓惡意隨處竄流,無孔不入。

通常事件收束在——霸凌者保證不再犯,被霸凌者漸漸不告狀了。面對老師的關心,不知道是真的沒事而點頭,還是為了沒事而點頭。班級的默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成形,無聲地箝制著每一個人。我們需要恆久平和,因此或許也無意識地伸出手,用力撐住自己頭頂的羅網。

好險電影同樣給了我們救贖的7年,讓第一個被拯救的晶子,化身為喜多嶋老師,在之後的每個7年,編織拯救的循環。「沒有來學校不是妳的錯,因為妳每天都在努力奮鬥了,不是嗎?」如此溫厚的信念,不知道有沒有帶給大人們啟發?

➤平安健康的長大吧

而我確實始終是這樣想的:讓孩子從我身上感受到更多的愛,寧可讓容易尷尬的青少年肉麻,也要坦率地表達對他們的肯定。然後可能有那麼一天,在不知道幾個7年後,他們也滾動著有如滾燙輪胎般的心,不顧一切地,朝眼前冷漠而年輕的高牆衝撞。

當初班上拒學的孩子,家長提出要轉去實驗教育機構時,我深表贊同,甚至偷偷鬆了一口氣。孩子的媽媽將他送到遠方,陪他度過長長的車程,就想讓孩子回歸就學正軌。我記得那孩子還願意來學校時,曾問我:「我們受教育是為了什麼?」我那時候說得頭頭是道,詳細舉證,試圖在這個巨大問題底下虛張聲勢。但現在發現,不如像《鏡之孤城》那樣說不一定更好——我們就先別管什麼上學了,你只要專心長大,無論如何,未來會變好的。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鏡之孤城
かがみの孤城
作者:辻村深月
譯者:劉愛夌
出版:皇冠出版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辻村深月

1980年2月29日生,日本山梨縣笛吹市人,畢業於千葉大學教育學院。從小就喜歡看推理小說,小學6年級時因為看了《殺人十角館》而成為綾辻行人的超級書迷,並在綾辻行人的影響下,開始提筆創作,花了4年時間完成厚達1400多張稿紙的處女作《時間停止的校舍》,並一舉贏得講談社為鼓勵新人作家所舉辦的「梅菲斯特賞」而正式出道。

2011年,以《使者》獲頒「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2012年,再以短篇小說集《沒有鑰匙的夢》榮獲「直木賞」,對於多半頒給長篇小說的「直木賞」來說實屬難能可貴。2018年,更以《鏡之孤城》獲選「本屋大賞」第一名,並囊括《國王的早午餐》節目年度書籍大賞、《達文西》雜誌「BOOK OF THE YEAR 2017」小說部門第一名等7大獎,創下超過55萬冊的驚人銷售成績!

另著有《冰凍鯨魚》、《我的料理量匙》、《太陽坐落之處》、《零八零七》、《島與我們同在》、《今日諸事大吉》、《請殺了我》、《水底祭典》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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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5 19:00
現場》危機和創傷是人類生命周期的一部分:阿潑談《創傷與復原》

原活動主題:討論創傷,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
主講:阿潑(《日常的中斷》作者、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整理:蔡竣宇(左岸文化行銷企劃)

身為時常進入事件現場採訪當事人的文字工作者,阿潑對於碰觸他人苦難與內心傷痛,竟往往不知如何適切反應,事後也難以消化黑暗的感受。因此,選材時她傾向巨觀的題目,不料後來發現,即使層次宏大如家國敘事,也都是由不同人的生命經驗所構成。既然迴避不了受訪者的傷痛與苦難,阿潑時常自問:究竟應該以何種姿態靠近,才不會造成當事人二次傷害?

➤生而為人,難免會遭逢創傷

《創傷與復原》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將「創傷的核心」定義為「權能喪失」(disempowerment)和「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書內案例多為退伍士兵和性侵受害者,其痛苦源於一種深刻的無力感,導致社會連結、安全感都被摧毀,無法正常生活。 

而在講座一開始,阿潑則對「創傷」的意義做了歷史文化的界定,好讓自己的表述與醫學、心理學拉開關係。阿潑與讀者分享,從古老的歷史遺跡中,已可見到戰爭爆發後,人們痛苦失眠的紀錄,就連《荷馬史詩》也描述過戰爭創傷的後遺症:「歷史上對於創傷的理解,總是與戰爭脫不了關係。」

阿潑表示。從上個世紀開始,PTSD都是針對戰爭如何影響人類心理狀態所做的研究,在越戰時期,PTSD正式進入精神醫學領域,延伸出評估創傷的指標。一個人是否具有PTSD是需要透過醫學診斷,甚至進一步治療的。


(取自Canva/ LanaStock

然而,早在醫療化的創傷診斷出現前,人類學家早已觀察到原始社群中的創傷。阿潑說明,原始人類需要頻繁狩獵或面對戰爭,當有同伴從瀕死狀態返回人世,部落的其他人普遍相信,倖存者從此擁有超越一般人類的經驗,將被賦予特殊的智慧與能力,甚至得到關於人類危機內在運作機制的知識,並以此治癒他人。

阿潑強調「創傷,不是精神疾病」。人們見到血腥災禍後不免都會產生創傷,並不是現代科學、醫學出現才被界定的「病症」。倖存者處在難以為人理解的中介狀態,但現代社會往往立下「正常/不正常」界線,也僅止於立下界線,並不重視那些可以幫助創傷倖存者,再次過渡到日常生活的整合儀式。不過,不同文化中,自有對應創傷的方法。阿潑以台南殺警案為例,列舉媽祖神轎與城隍廟帶來的訊息,如何給予受害警察同僚安撫。她也提到太魯閣號事件發生後,身心狀態異常的警消人員被帶至宮廟拜拜,以求心安。

然而,記者不是心理師,這份職業在工作現場無法依照《創傷與復原》作者的建議,做到聆聽且陪伴當事人。阿潑忍不住就記者這份必須「掠取他人傷痛故事為業」的工作內容,提出自我批判。

➤當記者前進災難現場

記者是很粗暴的職業,必須快速地進入、快速地產出,沒有充裕的時間由著受訪者重建個人敘事、宣洩痛苦情緒。「就像觀眾常見的那樣,記者會把麥克風塞到受訪者眼前,問他:『現在心情怎麼樣?』他們只要一句能放進報導的回答。」阿潑無奈地說。

即便了解記者工作的種種侷限,阿潑也沒有把握自己能做得更好。因此,她不傾向以天災人禍為報導題目,寧可以志工或協助者身分進入現場,也因此有機會從旁見證更真實的情感。久而久之,阿潑也就不覺得有「立即進行採訪工作」的必要。

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發生後,阿潑在朋友帶領下前往災區幫忙。當時,她們搭上一位當地女性駕駛開的車,從都江堰直往汶川而去。地震災情嚴重,山路斷裂亟待搶修,這位倪姓司機在一片暗黑中,又走又停,險險送阿潑與她的夥伴上山。半路下車休息時,阿潑卻見到司機情緒幾近崩潰,不斷發抖。透過同車乘客轉述,才知道此地就是震央汶川縣映秀鎮,這位司機的家鄉。她的兩個女兒因地震在此喪生。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下的都江堰。由中國政府興建用以安置被拆遷居民的雲海汽修廠大樓,第二層樓被壓成一條狹縫,有居民在其中受困或死亡。(via Wikimedia Commons

阿潑聽完,只從旁關注這位倪姓司機對餘震的反應。離開四川後,阿潑透過朋友得知司機丈夫因過度傷心而酗酒家暴,司機肝腸寸斷﹑罹患顏面神經失調。這段時間,她未曾多問倪姓司機一句,只是傳訊問候,進中國時順道去四川看看。

直到震後第6年,自覺走出傷痛的倪姓司機,才在阿潑到訪時,帶她造訪地震博物館、女兒遇難的學校,細述個人經歷,也拿出自己在災後泥濘中撿拾集成的照片,一一向阿潑訴說。司機表示,自己之所以能走出傷痛,是因為阿潑與另一位記者來自遠方的支持與陪伴。於是,她想對阿潑說出內心儲放的點點滴滴。

聽她說完,阿潑終於起頭問了第一個問題:「看著這些照片,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有人陪,就很好。」倪姓司機回答。

➤災民沉默的背後,是渴望有人傾聽痛苦與恐懼

阿潑將這名倪姓司機的故事,寫進了《日常的中斷》一書。但她沒有寫出來的是,在倪姓司機自述經驗故事的那晚,共同朋友卻朝著阿潑咆哮:「記者就是要挖人的傷痛!我什麼事情都不會問倪阿姨,也沒有必要知道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幹什麼?」

對此指控,阿潑無法接受,大吼回去:「你知道對倪阿姨來說,把這個痛苦說出來有多麼重要嗎?你是在阻礙她復原的機會。」

阿潑如此回應其來有自。那年是2014年,311大地震發生後3年。她剛重返日本海嘯重建區,傾聽當地人傾吐哀傷與委屈的心緒。

2011年,311海嘯3個月後,阿潑隨慈濟志工團前往日本東北災區。當時,透過媒體傳播所建立的災民印象是:性格堅忍壓抑,總是很有秩序、安靜地領取救濟物資,以沉默抵擋命運,以無聲捍衛尊嚴。還沒啟程,阿潑就感到任務艱難:「如果他們不接受採訪,我還可以寫什麼?」

但一到現場,阿潑才發現,自己從媒體上認知的「沉默剛毅」東北人並不存在。相反的,她看到的是爭相湧來的訴苦與心情宣洩,不論是說著自己抱狗逃難的故事,或見到誤以為喪命的獨居老人,或是輕聲對外人說明媳婦如何救了自己的老太太,以及媳婦終於得知婆婆的感激,於是撕心裂肺地號哭出海嘯襲來的恐懼。還有190公分高壯漢對著阿潑與慈濟志工怒罵,罵著罵著哭了出來,彷彿一切都過去,並成為阿潑田野的報導人(informant),帶著她在「外人勿近」的避難所穿梭。

幾天下來,阿潑終於了解,原來災民並非「沉默不說」,只是不想示弱。其實他們渴望有人能聽他們傾訴自身的恐懼、痛苦與失去。向阿潑與慈濟志工這些外國女性分享心情,並不會損及災民的尊嚴,遠道而來的陪伴也令他們深懷感激。

「進入災難現場後,我才真正明白——沉默很重要,可是,讓受害者說出來更重要。」阿潑說。


(左岸文化提供)

➤復原創傷之路漫漫,行動與重建連結至關重要

災難若出於人禍,尋找原因和究責就至關重要。阿潑透過近年來引發國際關注的東亞重大社會事件,討論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不同角色位置,其中滋生的傷害與後續效應。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書寫現代科技如何把戰爭帶到人們眼前,同樣的,現代科技也讓大型災難現場看似沒有邊界。「災難以一種新的形式,強迫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旁觀者,」阿潑說。「但,創傷療癒的範圍,可以到哪裡?」

韓國黎泰院踩踏事件發生後,有少年因自責、受批評而自殺。負責此案的消防署長在公眾面前發抖,乃至出現幻聽。從當事人、警消人員乃至於觀看過人踩人影片的觀眾,共同遭遇了社會性集體創傷,因此讓韓國官方採取相對應的心理治療行動。

同樣是發生在韓國的重大人禍,還有發生在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

阿潑以《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書中,報導人潛水員金冠灴的自殺,討論「旁觀者的創傷」。即使是非直接關係者,只要從新聞上知道世越號事件的韓國人,也都有創傷反應。導演朱炫淑以此為出發點,拍攝紀錄片《再見世越號》,透過與死者同年齡的高中生、高中老師、咖啡店老闆、漁民等人對話,讓他們描述事件後的震驚,及無能為力的內疚。

創傷,得透過實際行動療癒。有人將沉船事件受難者家屬聚集起來,在學校傾吐心情。有人未來想就讀檔案學,挖掘整理更多相關資料。有人自主送餐與咖啡,給要求公告真相、呼籲總統朴槿惠下台的集會參與者。這些行動皆讓創傷者不再感到孤立無援,而能重新建立連結。

阿潑表示,朱炫淑根據《創傷與復原》而生的拍攝理念,其實已經透過《再見世越號》片頭圖卡呈現:「復原始於記憶、哀悼與確立安全。/復原的最後階段是重新連結現實。」紀錄片內容也呼應了這兩個句子。

阿潑接著以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為例,討論二戰後日本人複雜多重的尷尬身分:既是加害其他國的人民,也是美軍無差別轟炸的受害者。原爆倖存者在戰後美軍暫時託管時,承受白血病等輻射遺留症的折磨,卻沒有適合的發聲位置,只好保持沉默。直到有人心想:「不可以再讓下一代遭受一樣的痛苦」,才行動起來,集結發聲,反對核能和核武器的擴散。這樣的社會訴求直至現在仍持續著。

「當你面對災難,你在復原之路最重要的狀態就是行動,你要靠這些行動帶來的正義和秩序來平撫傷痛。」阿潑說。

➤面對創傷者的心態

2015年夏天,台灣發生八仙樂園塵爆案。受害者畢生需要面對重度燒燙傷後觸目驚心的傷疤,也要捱過被網友批評「愛玩活該」的譏諷。當時阿潑出於專題設計需求,固定每周與受害者會面了解身心狀態、醫療與復健進度,也記錄他們想說的話。阿潑的受訪者當時正攻讀心理學研究所,很有正義感,也極具行動力。即使明顯看得出來身心傷痕累累,卻還是打起精神成立支持組織,讓受害者能彼此支持安慰,且進一步提出告訴,試圖奪回生活主導權。

談及這位受訪者,阿潑表示「她個性真的很好強。」回想初次見面時,阿潑見受訪者走路緩慢,忍不住想伸手攙扶,手卻被撥開:「人們總以為是在幫我,卻不知道碰我,我會很痛。」對阿潑來說,這句話也蘊含了另一種提醒:面對他人傷痛時,不該太本位主義,太自以為是。

一如《創傷與復原》作者赫曼在結語部分,感激地以創傷倖存者的見證人與盟友身分所述:

從創傷中痊癒必須整合身體、大腦與心靈:感到安全、回想、悲傷,然後和社群的重新連結。要從人為暴行所留下的影響中痊癒,必須有一個由對人的忠誠與善意所構成的人際環境。心理治療與社會支持是復原的基礎。絕對沒有任何新的方法或藥物能夠改變這些基本原則。

在我即將迎來八十歲生日的這個時刻,我想這會是我最後一次修訂本書了。我希望這本書能清楚表達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一個人能獨自見證「難以啟齒」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感謝那些信任我的創傷倖存者。謝謝他們在復原的過程中,讓我當他們的見證人和盟友。

——《創傷與復原》〈結語〉(2022)

現場無不從阿潑真誠的分享,感受到採訪現場的複雜情境與樣態,還有她承接當事人而來的創傷情緒。她以人類學的素養和報導記者的經驗,將災難發生後的創痛,轉譯給了身處不同時空的我們。

面對創傷,或許可以從受害者及倖存者的人際網絡、與社會的連結,及是否能重拾安全感來檢視與評估。沉默或許是經歷創傷後必然經歷的過渡階段,但是,要走上復原之路,必然要有合適的支持環境把自己的痛苦說出來,讓痛苦被社會理解和接納,進而重新建立起與現實的連結。促成這樣的環境存在,讓當事人能自在、信任地發聲,或許就是倖存者以外的人可協助的部分。


(左岸文化提供)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創傷與復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 (30週年紀念版)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譯者: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
出版:左岸文化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女性心理衛生輔導中心(Women’s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創始成員,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以及女權運動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界女性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


➤活動資訊
創傷經驗的述說與再現:一個關於遷移和創傷的田野紀錄
時間|05/11(四)19:00-21:00
主講|金其琪(《流離之書》作者、人類學博士生)
地點|女書店(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報名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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