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書大師彼得．席斯（Peter Sis）是一位跨界的藝術家，在他尚未投身童書創作前，1980年即以動畫短片《Heads》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1982年，他被捷克政府派至美國，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動畫製作者合作，為1984年即將舉行的夏季奧運會拍攝「四海一家」的慶祝影片。

然而不久之後，東歐國家聯合抵制奧運會，席斯接獲電報，要求他即刻返回布拉格。為了追求藝術創作的自由，席斯選擇流亡美國，離鄉背井的日子備嘗艱辛，猶如在現世中流離的奧狄賽，在試煉中找尋返鄉之路。女兒出生後，追索來時路的意念更加強烈，他將思鄉之情寄託在《三支金鑰匙》書中，帶著女兒紙上重返魂牽夢縈的布拉格。（詳見：5月繪本大師》迷宮中的漫遊者—彼得．席斯追尋夢想之路）

2002年9月6日，席斯在布拉格舊市政廳獲頒「榮譽公民」證書，除了表彰他的藝術成就，也感謝他讓布拉格在許多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早已得過無數獎章的席斯，將來自故鄉的肯定視為無上殊榮，因為漂泊的奧狄賽終於靠岸，完成了探險的征程。

比席斯早了一個世代，同樣出生於布拉格的藝術家米羅斯拉夫．薩錫克（Miroslav Šašek），也曾歷經流亡之苦，不得不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中，遠離家鄉重塑自我，他又是如何踏上屬於自己的旅程呢？

米羅斯拉夫．薩錫克於1916年11月16日，在布拉格的Zizkov區出生。他的母親Anna Marie是郵政職員的女兒，曾在祕書學校學習打字和速記，而後擔任函授文職人員。1915年她和會計師Alois Šašek結婚，Alois來自古老的磨坊家族，自1605年以來，這個波希米亞中部地區最知名的磨坊仍在經營中。

1926年，當時在布拉格南方小鎮擔任保險公司經理，年僅41歲的Alois因肺炎英年早逝，薩錫克和妹妹無憂的童年因此戛然而止。母親帶著一雙兒女搬回Zizkov，從事捷克-德文對譯的工作維生，獨力扶養孩子。他們居住在擁擠、充滿波西米亞氛圍的工人階級社區，一般認為那裡是布拉格很「另類」的地區。

薩錫克從小就喜歡畫畫，嚮往長大能成為畫家。高中時，他展現了自己在美術上的優異天分，但其他學科則表現平平。他一心一意想去上藝術學校，但家人擔心藝術家的生活不穩定也不可預測，鼓勵他學習建築來和現實妥協。

1936年薩錫克進入布拉格的捷克技術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就讀建築和繪畫學院，這是中歐最古老、最優秀的幾所大學之一，在這裡他雖然可以繼續學習素描和繪畫，但都屬於建築應用美術。他的繪畫老師Otakar Blazicek是著名的高地風景和精細古典室內裝飾畫家，對他施以密集而嚴苛的教育，培養了薩錫克扎實的繪圖技巧，以及對人工和自然形式的深刻理解。

年輕的薩錫克除了對藝術的熱愛之外，還熱衷於飛行，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離布拉格西北37英里左右的Louny鎮附近山頂，學習駕駛滑翔機。後來這個興趣轉化為他早期的作品，例如1938年的《How to Fly on the Wings of the Wind》，以及1946年為滑翔機訓練設計的一系列高技術圖表。

捷克的大學於1939年因納粹鎮壓學生運動而關閉，薩錫克未能完成學業。離開學校後，他以繪製插畫打零工維生，作品不時出現在捷克發行的漫畫、雜誌、報紙和書籍上。即使收入不豐，他依然喜歡四處旅行、增廣見聞，在30年代末期之前，曾遊歷過歐洲和北非幾個國家。

薩錫克也曾經在Thomas Cook旅行社的捷克分公司兼任運輸文員，因為精通德語、法語和英語，無論是和旅客溝通，或者各種旅遊行程事務安排，他都非常嫻熟，證明了他是個一流的旅行專家。

儘管當時布拉格已被納粹占領，薩錫克仍然繼續為一些還在運作的捷克出版社做插圖工作。他為大量的童話繪製四色插圖，精心建構每一種分色形式，這是為凸板印刷工藝所做的準備。他同時也為《好兵帥克》等成人文學作品配插畫，在報章雜誌發表了許多幽默漫畫。在這段期間，這位藝術家的作品還未顯現出他日後獨特的現代主義風格。

二戰結束終結了納粹的統治，蘇聯軍隊旋又解放了布拉格。薩錫克於1946年在波希米亞北部山區和第一任妻子Jindriska Tumlirova結婚，在那裡他們一起設計和製作木偶。夫妻倆於1947年遷居巴黎，薩錫克進入巴黎美術學院（L'Ecole des Beaux-Arts）進修，並出版了他第一本創作的童書《Benjamin and the Thousand Sea Dragons of Captain Barnabas》。

薩錫克夫妻起初在巴黎的進展一切順利，他們期待能定期返回布拉格和出版商會面，但就在1948年2月，由蘇聯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掌權，國內戰後的政治陰謀達到了頂峰，數千人逃離家園以避免遭受迫害。隨著私人出版活動被共產黨禁止，印刷書籍的紙張和材料被徵用，甚而許多出版商和作家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而遭到監禁，薩錫克的返鄉之路也因此阻絕了。

原先他計畫以捷克語為兒童出版一本圖文並茂的巴黎城市指南，這時不得不暫時擱置。為了生活，他拼命接各種建築、廣告和書籍設計圖，直到1951年，戲劇導演Jan Snizek介紹他到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任職，他的生活才安定下來。

起初薩錫克負責製作助理的工作，但很快的他開始發揮藝術長才，設計了許多宣傳單，以熱氣球空飄送到捷克。他還展現了表演、演說和唱歌的潛能，不久之後，他在廣播中已經成為聽眾熟悉的聲音，以感性的魅力閱讀戲劇和文學中的一系列角色。

雖然薩錫克為宣傳品繪製的插圖通常是不具名、粗糙的卡通風格，但他也自行創作越來越複雜的實驗作品，採用大膽有力的形式，混合了繪畫和攝影做成拼貼畫。他持續廣泛的嘗試各種畫風和媒材，希望將自己打磨成真正的藝術家。

1950年代中期是薩錫克的「黑暗期」，他和妻子離婚，隻身重返巴黎，離開自由歐洲電台的原因，為的就是渴望將全部的時間投入成為專業藝術家的夢想。他在1957至59年的油畫創作中，充滿了深綠、棕色和灰藍色，圖像大量依賴粗黑濃重的線條來構圖，隱約受到表現主義畫家Georges Rouault和Amedeo Modigliani的影響。

這段時期對薩錫克而言非常艱難，他經常因為太寒冷而無法作畫，也沒有錢買油畫顏料，甚至當他的畫作在慕尼黑新成立的難民文化中心展出時，他也無力支付旅費去參加開幕式。

這時他想起了先前曾經構思出版「兒童旅遊指南」的計畫，經過了漫長的概念孕育期，他的視覺語言不可避免的一直在改變，他想把這本書重新設計成更加以圖像為主導的圖畫書形式。他請一位布拉格同鄉幫忙，向倫敦的出版公司Jeffrey Simmons推介他的作品，這家公司從未出版過童書，卻獨具慧眼看出《This is Paris》的與眾不同，於1959年同時在倫敦和巴黎發行。

憑藉著迷人的機智和洞察力，薩錫克為標準的旅遊景點帶來了新的生機和光明。《This is Paris》展示了他對巴黎的印象，沿著塞納河沿岸遊覽，或穿過羅浮宮的畫廊，或前往艾菲爾鐵塔的頂部，我們看到了它著名的建築、美麗的花園、博物館、路邊咖啡館和居住在那裡的人們——藝術家、禮賓人員、賣花女，甚至還有成千上萬隻貓。薩錫克優雅、生動的圖畫，展現了巴黎這座城市永恆的美麗。

首度出擊，即在書市獲得巨大成功，出版社迫不急待要他乘勝追擊，但新人薩錫克一點也不開心，因為他只拿到很少的稿費。幾經斡旋，在出版社允諾提供版權費之後，他在同年又推出了《This is London》。

薩錫克將詩意和天真的目光投向倫敦，色彩繽紛的插圖搭配上俏皮的文字，賦予這座古老城市時尚的光彩。豐富的圖像訊息，激勵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共遊歷史古蹟、橋梁、公園和皮卡迪利廣場，觀覽黑色出租車、騎馬衛隊以及著名的地鐵，展開一趟紙上體驗的旅行。

從「品牌」的角度來說，《This is__》已經表現出獨特的風格影響力，坊間開始出現類似的視覺剽竊仿作，這時候下一個目的地顯得更為重要。出版社基於商業考量，希望薩錫克能造訪知名的大城市，而他出於自己的藝術好奇心，選擇了輝煌的古城羅馬，在《This is Rome》中，盡情揮灑他對建築精準的識見，以及建築繪圖的深厚功底。

直到1974年的《This is Historic Britain》為止，「This is系列」共出版了18冊，其中1960年出版的《This is New York》公認是書系中最好的作品。當然紐約這個神奇、多元的大都會，對任何插畫家都是一份特別的禮物，然而是什麼原因讓薩錫克這本書如此成功呢？

他以藝術為核心，緊密結合了歷史和現代抽象表現主義，在作品中傾注了觸動人心的生活細節。在那個時代，人們還未充分理解結合文字和圖像的圖畫書獨特的藝術形式，薩錫克對「非虛構」（non-fiction）圖畫書形式開創性的探索，促使後來的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和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等藝術家，在20世紀後期將這種藝術形式推向了高峰。

薩錫克對圖文合奏的掌握，遙遙領先當代。他運用「上和下」的平行主題，以及「大和小」的事實對比，以精簡趣味的語言和視覺的連續性，來描繪紐約的生活故事，比起那些中規中矩的旅遊指南，薩錫克新鮮的觀點，總會為讀者帶來兒童般的驚奇感。

《This is London》、《This is New York》接連榮登《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兒童讀物，然而這位城市肖像畫家的旅程才剛剛開始，他充滿了緊湊的能量，手裡拿著速寫本，以記者般的視線，在自由的世界裡奔走。他的足跡遍及愛丁堡、威尼斯、孟買、舊金山、以色列、甘迺迪角、愛爾蘭、香港、希臘、德州、聯合國、華盛頓特區、澳洲和歷史悠久的英國。

每次出發前，他會先閱讀和當地有關的文化書籍，接著有如民族學家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在每個要描繪的城市或國家旅居3至4個月，學習融入異地生活，觀察民情，並且捕捉兒童可能感興趣的主題。通常他的行囊非常輕簡，但一定有一口畫具箱，當他采風過後，就會在當地的旅館振筆作畫，好留下最鮮明深刻的印象。

每一趟行旅總是伴著嶄新的體驗和出人意表的狀況：倫敦的大霧讓他感到昏沉沉；愛丁堡的夏天濕冷猶如冬日；舊金山只發現了一個缺點，那就是讓人喜愛到「很難離開」；香港琳瑯滿目的市招，要如何重現中文字，讓他不禁想大聲尖叫。他在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遇刺後不久抵達華盛頓特區，因為發生了一連串暴動，在戶外素描時被緊急驅離，他說：「就像一場持續的噩夢。」

他的書以十多種語言在各國出版，紐約、以色列、威尼斯和愛爾蘭四書，改編成兒童動畫短片，豐厚的版稅和榮譽集於一身，來自各國的邀約和大企業的贊助紛沓而至，百慕達、加拿大、哥本哈根、維也納……有一長串的名單，都熱烈歡迎薩錫克造訪，期盼能成為「This is 系列」中的一員。

但是世界在薩錫克於1959年啟程後，已經漸漸改變了。當時的城市正處於戰後積極復興的榮景，人們陶醉於所有鼓舞人心的事物，現代主義的街區、高大的玻璃帷幕牆、快速的交通工具和代表新消費社會的廣告，都激發了群眾對異國旅遊的嚮往。當科技日益進展，電子影像逐步揭開世界神祕的面紗，全球各城市的面貌愈趨向單一，後期的「This is 系列」似乎也失去了新意和活力。在一次受訪中，薩錫克不得不承認：「如今的兒童已經知道一切，世界變得愈來愈細小。」

多年來一直「在路上」的薩錫克，結束了第二段婚姻，從慕尼黑搬回巴黎定居，專心致力於油畫創作。自從遠離家鄉後，他將法國視為自己的祖國，法國人也非常喜愛他。然而他從未申請公民身分，1980年5月他到瑞士探望妹妹時，突然因心臟病發過世，最終仍保持了無國籍狀態。

希臘英雄奧狄賽歷經十年的特洛伊戰爭，又再漂泊了十年，終得返回故鄉伊薩卡。而深信只要啟發新世代的想像，世界便有希望重新癒合的薩錫克，卻來不及目睹1991年冷戰結束、鐵幕倒下，更永遠沒有機會重返心心念念的布拉格，為他摯愛的家鄉獻上一本《This is Prague》。

在每一本「This is-」書中，薩錫克總會於前蝴蝶頁現身，帶領著小讀者走進書中世界，歷經旅行的洗禮，最後從後蝴蝶頁走出書外時，已經煥然變成新人。他的書曾經改變了孩子們看待城市的方式，卻在漫漫時光中被大眾遺忘，直到21世紀初重版，世人才發現這些歷久彌新的經典，其中蘊藏著記憶的寶藏，那些引人入勝的復古插圖，還有溫和而微妙的評論，記錄了戰後現代城市發展的軌跡。

長久以來，薩錫克在海外擁有極大的名聲，但是捷克人反而不熟悉這位傑出的藝術家。2011年，薩錫克家族在捷克成立了「米羅斯拉夫．薩錫克基金會」，致力保護他的遺產，並在世界各地傳播他的書籍和組織展覽，最後，在2013年，他的書被翻譯成捷克語，首次以母語發聲，這一次，長久漂泊的薩錫克，終於回家了！●

因為COVID-19疫情緣故，從2020起，掀起了一波海外台裔移居台灣的風潮。他們是因為歐美疫情嚴峻只能網路上課的年輕大學生，也是帶著一家老小來台短居的專業人士。兩個月的短期計畫演變成兩年，這是我身邊不少「長期滯留」台裔美籍朋友的經驗，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來台灣會是一個選擇，但COVID-19促成了這樣的機緣，有些人就再也沒有離開了。全球疫情的不確定，歐美種族歧視的高漲，以及地緣紛爭導致人們對於未來的不確定，使得《經濟學人》曾形容「地表最危險的地方」的台灣，看起來反而相對風平浪靜。

我這一輩人，1980年代中後出生，許多都還背負著上一代的美國夢，認為有機會的話仍是必須出國唸書，最好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拿到綠卡移民國外。這個焦慮的背後，一方面是擔憂台灣的政治動盪，另一方面還是認為國外有比較好的工作機會。但一出國10年、20年過去，在美國待越久，不難發現這個社會仍是屬於白人的社會，作為亞裔移民，找到一份安身的工作並不難，但要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恐怕仍是需要下一個世代的翻轉。

《台北愛之船》故事的即是來自亞裔移民二代尋找認同的脈絡，某種程度上這本書的出版與竄紅（已經授權好萊塢電影團隊拍攝），體現了近年大量二代亞裔美國人透過對於亞洲的思鄉書寫，更細緻地闡述自我身分認同的風潮。

《台北愛之船》作者邢立美在美國俄亥俄州長大，如同書中主人翁艾佛的設定，父母為華裔背景移民，父親放棄了在中國的醫學學位，到美國當清潔工維生，因此希望女兒能夠申請醫學院，擁有更理想的、穩定的事業前途，但艾佛卻一心想要報考紐約大學舞蹈系，成為一名舞蹈家。這份亞裔跨世代間經常聽見的衝突成為故事的張力，不斷將艾佛推向尋找她個人價值的劇情核心。

在上大學前的最後一個暑假，艾佛的父母擅自為她報名了在台灣的「愛之船」營隊，希望她能多認識其他海外華裔青年與了解自身的歷史。中華民國政府於1967年成立「海外華僑青年語言學習營」，隸屬於救國團下，在北美、歐洲廣招華裔年輕人，作為冷戰下宣導中華民國作為「正統中國」、連結海外華僑的政治手段。

這個營隊俗稱「愛之船」，也是因為華裔人士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替他們的子女找到相同背景的另一半。戀愛的渴望也是《台北愛之船》書中的軸心，也因此這本書經常被拿來與《瘋狂亞洲富豪》系列作比較。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純樸亞美二代的視角，形容台北街景與商二代的往來，衝擊他們對於「亞洲」的想像，就像艾佛驚訝發現的：「台北的東西都好貴！」

在移民社群中，我們經常會提到一種常見的「老僑心態」，指的即是移民太久、與離開之地已經有文化上難以彌補隔閡的族群，他們經常會在新的國家懷念舊國之美好，而當久久回國一次，卻又無法接受原來的國度已經在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變。把家鄉凍結在單一時間點所產生的認知上錯亂，經常會造成老僑們體驗巨大的失落感，甚至在政治上變為趨向保守的一群人。

當然，《台北愛之船》故事中的二代青年，並不是所謂的老僑，愛之船也已不再是冷戰時代的愛之船。經過多次改革，交由僑委會舉辦後，這個暑期研習營加入更多本土台灣的文化。在《台北》一書中，也能看見透過艾佛所遇見不同背景的華裔與台裔青年，帶出海外二代身分認同的複雜性。比如，在艾佛與營隊同學的對話中，即有人強調自己是「台裔美國人」，而非「華裔美國人」，兩者不能混而一談，這對於來到愛之船前只知道台灣是一個「福建外海的島嶼」的艾佛是一大衝擊，也修正了她對台灣的想像。

不過，在這些亞裔二代的創作中，多數的核心議題並非亞洲的地緣政治或國族認同，而是與他們成長背景切身相關的種族身分。台裔美國作家游朝凱（Charles Yu）的《內景唐人街》，即是用劇本形式「戲中戲」的書寫手法，描寫「平凡亞裔男」所遭遇的種族歧視，以及亞裔男性在美國大眾媒體常見的刻板印象角色：送貨人、殭屍、功夫明星⋯⋯等等，諷刺亞男難以被賦予具有靈魂並且深入的對話與劇情，更不用說被設定為「可戀愛」的對象了。

上一輩經歷過的歷史創傷，包含主角父親遭遇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才離開台灣來到美國，卻也只能被視為平凡無奇的唐人街餐廳服務生，游朝凱寫道：「所有亞裔男都被折疊成一個平凡的亞裔男」，精準地體現亞裔移民在白人主導社會中所感受到的流離與困境。

延伸閱讀：書評》內之內與外之外：探訪游朝凱的《內景唐人街》

《內景唐人街》出版後獲得2020年美國國家書卷獎，為少數亞裔作家得到的創作殊榮，如同2022年熱賣的電影《媽的多重宇宙》，這些以諷刺視角挑戰西方對於亞裔刻板印象的作品，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內景》與《媽的》相似之處，即是它們都巧妙地挪用大眾文化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亞裔符號，並充滿自覺地玩弄、翻轉這些印象。如同游朝凱寫道，種族身分的扮演，如同台前台後運作的不停轉換：

「表演者時有走火入魔之虞，假戲真做，誤以為其苦心營造的現實才是獨一無二的現實。在這情況下，我們意識到，表演者儼然化身為自己的觀眾，成了同一場戲中的表演者兼觀察者。」

──游朝凱《內景唐人街》

如何脫離種族的束縛，成為本真的「自我」，即是許多亞裔二代創作的核心關懷，如同《台北》的主角艾佛，最後透過在父親面前展現的一場舞，拒絕成為家長期待中的角色；《內景》透過劇場的設定，書寫不同代亞裔經歷的歷史。

另外，近年其他值得關注的亞美作品，包含越南裔酷兒作家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以及韓裔混血作家蜜雪兒《沒有媽媽的超市》，皆是透過對於母親的懷念，重新審視自我的身分認同與亞洲的牽絆。我們也看見從前以離散華裔與日裔為主的亞美書寫，逐漸擴張到更多元的、包含其他東亞與東南亞作家生命經驗的故事。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這20年絕對是亞裔美國創作嶄露頭角的年代。在90年代前的亞美著作，比如譚恩美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與John Okada的《叛國小子》（No-No Boy），這些在我大學時代亞美文學課程中必讀的文本，多數強調受到二戰影響而導致家庭人生破裂的創傷故事。在這些敘事中，「亞洲」不但是個回不去的遙遠國度，更是主角必須拋下才能「成為美國人」的物件。

而90年代後，隨著全球化與兩地往返越來越頻繁，亞洲的崛起，使它在大眾文化場域也更受到歐美市場的重視，針對亞美書寫的視角也相對被打開，提供了亞美二代書寫另一個時空維度的想像。

曾經，從「亞洲」作為一塊離開後就回不去的創傷之地，直到「亞洲」作為二代重建自我認同的新可能。隨著「美國夢」因為種族問題的不解、內部政治紛亂而逐漸殞落之後，「亞洲夢」似乎成為新的慾望主題，並且這樣的想望，不再是隔海鄉愁似的物化與幻想，而是一個具有複雜歷史質地，更具體並細緻的地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