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活動主題：討論創傷，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
主講：阿潑（《日常的中斷》作者、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整理：蔡竣宇（左岸文化行銷企劃）

身為時常進入事件現場採訪當事人的文字工作者，阿潑對於碰觸他人苦難與內心傷痛，竟往往不知如何適切反應，事後也難以消化黑暗的感受。因此，選材時她傾向巨觀的題目，不料後來發現，即使層次宏大如家國敘事，也都是由不同人的生命經驗所構成。既然迴避不了受訪者的傷痛與苦難，阿潑時常自問：究竟應該以何種姿態靠近，才不會造成當事人二次傷害？

➤生而為人，難免會遭逢創傷

《創傷與復原》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將「創傷的核心」定義為「權能喪失」（disempowerment）和「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書內案例多為退伍士兵和性侵受害者，其痛苦源於一種深刻的無力感，導致社會連結、安全感都被摧毀，無法正常生活。 

而在講座一開始，阿潑則對「創傷」的意義做了歷史文化的界定，好讓自己的表述與醫學、心理學拉開關係。阿潑與讀者分享，從古老的歷史遺跡中，已可見到戰爭爆發後，人們痛苦失眠的紀錄，就連《荷馬史詩》也描述過戰爭創傷的後遺症：「歷史上對於創傷的理解，總是與戰爭脫不了關係。」

阿潑表示。從上個世紀開始，PTSD都是針對戰爭如何影響人類心理狀態所做的研究，在越戰時期，PTSD正式進入精神醫學領域，延伸出評估創傷的指標。一個人是否具有PTSD是需要透過醫學診斷，甚至進一步治療的。

然而，早在醫療化的創傷診斷出現前，人類學家早已觀察到原始社群中的創傷。阿潑說明，原始人類需要頻繁狩獵或面對戰爭，當有同伴從瀕死狀態返回人世，部落的其他人普遍相信，倖存者從此擁有超越一般人類的經驗，將被賦予特殊的智慧與能力，甚至得到關於人類危機內在運作機制的知識，並以此治癒他人。

阿潑強調「創傷，不是精神疾病」。人們見到血腥災禍後不免都會產生創傷，並不是現代科學、醫學出現才被界定的「病症」。倖存者處在難以為人理解的中介狀態，但現代社會往往立下「正常／不正常」界線，也僅止於立下界線，並不重視那些可以幫助創傷倖存者，再次過渡到日常生活的整合儀式。不過，不同文化中，自有對應創傷的方法。阿潑以台南殺警案為例，列舉媽祖神轎與城隍廟帶來的訊息，如何給予受害警察同僚安撫。她也提到太魯閣號事件發生後，身心狀態異常的警消人員被帶至宮廟拜拜，以求心安。

然而，記者不是心理師，這份職業在工作現場無法依照《創傷與復原》作者的建議，做到聆聽且陪伴當事人。阿潑忍不住就記者這份必須「掠取他人傷痛故事為業」的工作內容，提出自我批判。

➤當記者前進災難現場

記者是很粗暴的職業，必須快速地進入、快速地產出，沒有充裕的時間由著受訪者重建個人敘事、宣洩痛苦情緒。「就像觀眾常見的那樣，記者會把麥克風塞到受訪者眼前，問他：『現在心情怎麼樣？』他們只要一句能放進報導的回答。」阿潑無奈地說。

即便了解記者工作的種種侷限，阿潑也沒有把握自己能做得更好。因此，她不傾向以天災人禍為報導題目，寧可以志工或協助者身分進入現場，也因此有機會從旁見證更真實的情感。久而久之，阿潑也就不覺得有「立即進行採訪工作」的必要。

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發生後，阿潑在朋友帶領下前往災區幫忙。當時，她們搭上一位當地女性駕駛開的車，從都江堰直往汶川而去。地震災情嚴重，山路斷裂亟待搶修，這位倪姓司機在一片暗黑中，又走又停，險險送阿潑與她的夥伴上山。半路下車休息時，阿潑卻見到司機情緒幾近崩潰，不斷發抖。透過同車乘客轉述，才知道此地就是震央汶川縣映秀鎮，這位司機的家鄉。她的兩個女兒因地震在此喪生。

阿潑聽完，只從旁關注這位倪姓司機對餘震的反應。離開四川後，阿潑透過朋友得知司機丈夫因過度傷心而酗酒家暴，司機肝腸寸斷﹑罹患顏面神經失調。這段時間，她未曾多問倪姓司機一句，只是傳訊問候，進中國時順道去四川看看。

直到震後第6年，自覺走出傷痛的倪姓司機，才在阿潑到訪時，帶她造訪地震博物館、女兒遇難的學校，細述個人經歷，也拿出自己在災後泥濘中撿拾集成的照片，一一向阿潑訴說。司機表示，自己之所以能走出傷痛，是因為阿潑與另一位記者來自遠方的支持與陪伴。於是，她想對阿潑說出內心儲放的點點滴滴。

聽她說完，阿潑終於起頭問了第一個問題：「看著這些照片，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有人陪，就很好。」倪姓司機回答。

➤災民沉默的背後，是渴望有人傾聽痛苦與恐懼

阿潑將這名倪姓司機的故事，寫進了《日常的中斷》一書。但她沒有寫出來的是，在倪姓司機自述經驗故事的那晚，共同朋友卻朝著阿潑咆哮：「記者就是要挖人的傷痛！我什麼事情都不會問倪阿姨，也沒有必要知道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幹什麼？」

對此指控，阿潑無法接受，大吼回去：「你知道對倪阿姨來說，把這個痛苦說出來有多麼重要嗎？你是在阻礙她復原的機會。」

阿潑如此回應其來有自。那年是2014年，311大地震發生後3年。她剛重返日本海嘯重建區，傾聽當地人傾吐哀傷與委屈的心緒。

2011年，311海嘯3個月後，阿潑隨慈濟志工團前往日本東北災區。當時，透過媒體傳播所建立的災民印象是：性格堅忍壓抑，總是很有秩序、安靜地領取救濟物資，以沉默抵擋命運，以無聲捍衛尊嚴。還沒啟程，阿潑就感到任務艱難：「如果他們不接受採訪，我還可以寫什麼？」

但一到現場，阿潑才發現，自己從媒體上認知的「沉默剛毅」東北人並不存在。相反的，她看到的是爭相湧來的訴苦與心情宣洩，不論是說著自己抱狗逃難的故事，或見到誤以為喪命的獨居老人，或是輕聲對外人說明媳婦如何救了自己的老太太，以及媳婦終於得知婆婆的感激，於是撕心裂肺地號哭出海嘯襲來的恐懼。還有190公分高壯漢對著阿潑與慈濟志工怒罵，罵著罵著哭了出來，彷彿一切都過去，並成為阿潑田野的報導人（informant），帶著她在「外人勿近」的避難所穿梭。

幾天下來，阿潑終於了解，原來災民並非「沉默不說」，只是不想示弱。其實他們渴望有人能聽他們傾訴自身的恐懼、痛苦與失去。向阿潑與慈濟志工這些外國女性分享心情，並不會損及災民的尊嚴，遠道而來的陪伴也令他們深懷感激。

「進入災難現場後，我才真正明白——沉默很重要，可是，讓受害者說出來更重要。」阿潑說。

➤復原創傷之路漫漫，行動與重建連結至關重要

災難若出於人禍，尋找原因和究責就至關重要。阿潑透過近年來引發國際關注的東亞重大社會事件，討論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不同角色位置，其中滋生的傷害與後續效應。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書寫現代科技如何把戰爭帶到人們眼前，同樣的，現代科技也讓大型災難現場看似沒有邊界。「災難以一種新的形式，強迫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旁觀者，」阿潑說。「但，創傷療癒的範圍，可以到哪裡？」

韓國黎泰院踩踏事件發生後，有少年因自責、受批評而自殺。負責此案的消防署長在公眾面前發抖，乃至出現幻聽。從當事人、警消人員乃至於觀看過人踩人影片的觀眾，共同遭遇了社會性集體創傷，因此讓韓國官方採取相對應的心理治療行動。

同樣是發生在韓國的重大人禍，還有發生在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

阿潑以《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書中，報導人潛水員金冠灴的自殺，討論「旁觀者的創傷」。即使是非直接關係者，只要從新聞上知道世越號事件的韓國人，也都有創傷反應。導演朱炫淑以此為出發點，拍攝紀錄片《再見世越號》，透過與死者同年齡的高中生、高中老師、咖啡店老闆、漁民等人對話，讓他們描述事件後的震驚，及無能為力的內疚。

創傷，得透過實際行動療癒。有人將沉船事件受難者家屬聚集起來，在學校傾吐心情。有人未來想就讀檔案學，挖掘整理更多相關資料。有人自主送餐與咖啡，給要求公告真相、呼籲總統朴槿惠下台的集會參與者。這些行動皆讓創傷者不再感到孤立無援，而能重新建立連結。

阿潑表示，朱炫淑根據《創傷與復原》而生的拍攝理念，其實已經透過《再見世越號》片頭圖卡呈現：「復原始於記憶、哀悼與確立安全。／復原的最後階段是重新連結現實。」紀錄片內容也呼應了這兩個句子。

阿潑接著以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為例，討論二戰後日本人複雜多重的尷尬身分：既是加害其他國的人民，也是美軍無差別轟炸的受害者。原爆倖存者在戰後美軍暫時託管時，承受白血病等輻射遺留症的折磨，卻沒有適合的發聲位置，只好保持沉默。直到有人心想：「不可以再讓下一代遭受一樣的痛苦」，才行動起來，集結發聲，反對核能和核武器的擴散。這樣的社會訴求直至現在仍持續著。

「當你面對災難，你在復原之路最重要的狀態就是行動，你要靠這些行動帶來的正義和秩序來平撫傷痛。」阿潑說。

➤面對創傷者的心態

2015年夏天，台灣發生八仙樂園塵爆案。受害者畢生需要面對重度燒燙傷後觸目驚心的傷疤，也要捱過被網友批評「愛玩活該」的譏諷。當時阿潑出於專題設計需求，固定每周與受害者會面了解身心狀態、醫療與復健進度，也記錄他們想說的話。阿潑的受訪者當時正攻讀心理學研究所，很有正義感，也極具行動力。即使明顯看得出來身心傷痕累累，卻還是打起精神成立支持組織，讓受害者能彼此支持安慰，且進一步提出告訴，試圖奪回生活主導權。

談及這位受訪者，阿潑表示「她個性真的很好強。」回想初次見面時，阿潑見受訪者走路緩慢，忍不住想伸手攙扶，手卻被撥開：「人們總以為是在幫我，卻不知道碰我，我會很痛。」對阿潑來說，這句話也蘊含了另一種提醒：面對他人傷痛時，不該太本位主義，太自以為是。

一如《創傷與復原》作者赫曼在結語部分，感激地以創傷倖存者的見證人與盟友身分所述：

從創傷中痊癒必須整合身體、大腦與心靈：感到安全、回想、悲傷，然後和社群的重新連結。要從人為暴行所留下的影響中痊癒，必須有一個由對人的忠誠與善意所構成的人際環境。心理治療與社會支持是復原的基礎。絕對沒有任何新的方法或藥物能夠改變這些基本原則。

在我即將迎來八十歲生日的這個時刻，我想這會是我最後一次修訂本書了。我希望這本書能清楚表達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一個人能獨自見證「難以啟齒」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感謝那些信任我的創傷倖存者。謝謝他們在復原的過程中，讓我當他們的見證人和盟友。

——《創傷與復原》〈結語〉(2022)

現場無不從阿潑真誠的分享，感受到採訪現場的複雜情境與樣態，還有她承接當事人而來的創傷情緒。她以人類學的素養和報導記者的經驗，將災難發生後的創痛，轉譯給了身處不同時空的我們。

面對創傷，或許可以從受害者及倖存者的人際網絡、與社會的連結，及是否能重拾安全感來檢視與評估。沉默或許是經歷創傷後必然經歷的過渡階段，但是，要走上復原之路，必然要有合適的支持環境把自己的痛苦說出來，讓痛苦被社會理解和接納，進而重新建立起與現實的連結。促成這樣的環境存在，讓當事人能自在、信任地發聲，或許就是倖存者以外的人可協助的部分。●

創傷與復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 （30週年紀念版）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譯者：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 出版：左岸文化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女性心理衛生輔導中心（Women’s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創始成員，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以及女權運動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界女性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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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創傷經驗的述說與再現：一個關於遷移和創傷的田野紀錄
時間｜05/11（四）19:00-21:00
主講｜金其琪（《流離之書》作者、人類學博士生）
地點｜女書店（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報名頁面➤】

➤1948、1984、後1984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反烏托邦經典《1984》出版已超過70年，關於這部小說，有很多故事可以說。譬如1984是把1948最後兩個數字倒轉而來，1948正是小說寫就的年份。譬如歐威爾1941至43年間曾任職於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這段經驗深深影響小說裡描述的「真理部」——這個部門負責的意識形態宣傳、文字修繕竄改、與官方審查制度，大抵和BBC做的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

又譬如關於極權主義帶來的恐懼與暴力，深受歐威爾1936年參加西班牙內戰（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的親身體驗所影響。歐威爾也因為投身西班牙內戰，受到英國情報部的密切監控，這段經歷結合了告密、間諜、思想監控，以及對國家（或政權）的忠誠檢驗，自然成為小說裡的重要主題，甚至被認為預示了小說出版數年後，英國爆發的劍橋間諜醜聞案。

其他還有像是歐威爾在蘇格蘭的一座小島（Jura）寫《1984》，當時他因肺結核纏身，健康狀況極差，小說也強烈反映出這種孤絕隔離與壓抑沉鬱的氛圍。

圍繞《1984》的故事固然很多，《1984》本身的故事倒是單純。也因為單純，所以力量很強，讀了以後就像被一記正拳打中，讓人眼前一黑，很久都爬不起來。

《1984》說的就是一則警示，要人民（不論是現在或以後）要小心極權主義，因為這個實在是權力者或權力集團的夢想制度，永遠都隨時準備好現身。回頭來看1948年，這種對極權主義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當時與所謂自由民主政權相對立的，就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前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等政權。

當時極權主義已經赤裸裸發生，而且力量不容小覷。身為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歐威爾自然深感憂慮，藉由小說揭示：權力集團為鞏固權力可以走到多遠，可以犧牲人民與人性到什麼程度。以此對當下與未來的人民，傳達一則深切的警訊。

而2023年的讀者，從1948年來看正是屬於「未來」的人民，因此我們難免會問：這則警訊今日是否依然成立？是否依然深切？

➤「電幕」在頭上，也在手上

《1984》裡有許多象徵值得玩味深思，譬如語言與思想、性與歡愉，或者老鼠與恐懼的關係，都在極權主義的光照下，看到權力控制如何精闢的洞悉人性，以及人在精神與肉體上，必然呈現的雙重脆弱性。不過其中最明顯且無所不在、最能代表極權主義精髓的，大概非「電幕」（telescreen）莫屬。這個可以侵入人民公私領域，進行全時監控的器物，在1948年創作當時，可說是對可能發生的極權未來，所能想像出最可怕的電子設備。

極權社會和電幕設置，可謂表裡相隨。2023年的讀者，甚至更確實的說，2023年的倫敦讀者，應該可以鬆一口氣，還好現在不是生活在極權社會，沒有電幕在全時監控。警訊或許真的有用，沒有讓2023變成1984。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從最新的英國官方以及民間資訊自由團體的統計數據來看，倫敦目前大約有超過94萬部的監視攝影機（CCTV）在全時運作。一個倫敦市民每天大約會被拍到70多次，在一些熱點區，每人每天甚至會被拍到上百次。

倫敦的監視攝影機密度排名全球第四，平均每平方公里900多部，依倫敦市民總數來看，大概平均每10人就有一部。附帶一提，這個排名的前兩名都在印度，中國北京排在第十。中國城市攝影機密度最高的，是排在倫敦之前的哈爾濱，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數量只比倫敦多一點。

或許CCTV不是電幕，或許電幕其實比CCTV更厲害，不過就目前來看，或許CCTV也正一步步，朝電幕的標準規格邁進也說不定。1948年的歐威爾，如果走在今天滿街都是CCTV的倫敦（或者北京），恐怕會以為自己被溫斯頓附身，不知今夕何夕。

當然，我們會大聲抗議，CCTV的數量暴增又不代表極權社會的出現；有了CCTV，社會、國家與人身安全才能受到更全面的保障，才能有真正安全的生活。其實也是如此，根據英國官方統計，由政府官方設置的攝影機，只佔倫敦CCTV數量不到4%，其他都是企業和人民自行設置。這幾年數量暴增超過200%，除了器材費用越來越低，設置程序越來越方便，也是因為架設CCTV不需要申請，沒有什麼法律規定，人民有需要就可以自行架設。畢竟倫敦也是恐攻的首選目標之一，安全自然比什麼都來得重要。CCTV可以說是國土安全的基本防線。

即使這樣的說法有些根據，不過歐威爾或許不見得會這樣子看。畢竟這個監控攝影機的數量也未免太多了，畢竟歐威爾親身看過太多。為了所謂國家大義或者國土安全，為了鞏固政權安定，權力集團什麼理由都想得出來，最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現在的倫敦，可能會讓歐威爾深感困惑的，正是那個不到4%的監控攝影機數量。溫斯頓的倫敦，是由國家機器無視人民意志，以壓制性暴力，到處設立電幕，以全時全面監控人民。

現在的倫敦，是人民以自己的意志，幾乎成了全民運動，心甘情願的到處設置CCTV。沒有國家機器的壓制性暴力，人民自動自發的把自己交付監控，和政權同心協力打造全民監控的社會。歐威爾怎麼能不心生困惑？怎麼能不欽佩2023年的CCTV比1984的電幕還厲害？1984年極權社會下的倫敦到了2023年，歐威爾大概不知道該用什麼名字，來稱呼或定義這個社會。

沒有了極權，卻有這麼多人民歡欣設置的CCTV。如果CCTV成為2023年的權力控管象徵，這個社會應該叫什麼名字？

➤以安全之名奴役自由

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而且深感憂心。對他而言，當代世界的政權運作，已經不像1948年那時候，有敵我、東西、民主與極權的陣營對抗之分，也沒有那個年代的意識形態的價值之爭。今日已經進入到「無區別場域」（zone of indistnction），不論是自由民主主義還是極權主義，在政治管理以及形塑人民政治生活上，都是一樣的。

它們都是透過不斷正常化「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並藉由生命政治（biopolitics）管理，不只管人民的社會實踐與生活，還要管人民的命，要管到人民的生與死。而且，人民還會心甘情願交付自己，接受國家機器的監控與管理。

因此這樣的社會要叫什麼名字？歐威爾這時候就會恍然大悟，這不正是《1984》裡的雙重思想（doublethink）？「自由即奴役」，所以叫這個社會是民主還是極權，都無所謂，因為民主即極權。

被迫奴役與被迫監控，還有抗爭的餘地，還能投射自由作為想望。甘願被管與被監控，這個即是自由，因為是人民自動自發所為。自由即是奴役，奴役也是自由的展現。如同小說裡的新語字典大師所言，自由這個詞不存在，也就沒有所謂的奴役。對阿岡本來說，民主不存在，也就沒有所謂的極權，因為兩者的權力運作邏輯，與管理人民的手段如出一轍。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Covid-19疫情期間發表過一篇文章，談到這個疫情的例外狀態。正如同恐怖攻擊，他擔心國家機器必然會為了防疫、防恐攻，藉此發展出更高明的科技監控手段。不論是為了國家安全，還是為了人民健康，人民只能在「要命還是要隱私」的唯二選項裡選擇，而人民必然只會心甘情願的交付個人的一切給國家機器。

如果是CCTV，交付的是個人社會生活的隱私，而疫情更甚一籌，會把更為私人的生物特徵交付出去。在當今科技環境下，一旦交付出去，國家機器必然將這些個人從裡到外的資訊全面蒐集，並予以大數據化，結合AI強大的演算法與模型學習，發展出更精密的客製化人民管理手段。

根據哈拉瑞對人類歷史的觀察，國家或政權一旦藉著例外狀態，掌控龐大的權力資源，即使例外狀態結束，國家機器也不會就此放手，只會將其正常化，繼續進行更隱微、更高明、更不容易被發現，但也更具侵入性的監控管理。絕不可能回到例外狀態之前（生物數據建了就不可能刪，只會越建越大，CCTV設了就不可能拆，只會越裝越多），這是權力運作的歷史鐵則。

因此，今日的社會不僅「自由即奴役」，「民主即極權」，也是「隱私即公開」，「隱私即監控」的社會。今日的社會，可以說是1984社會的進化版。如同法國思想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我們從1984那種「壓制性國家機器」（RSA -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的剛性暴力走出來，走進的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 -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的柔性統治社會，心甘情願接受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召喚，才能感覺自己活得像個人，像個有用的社會人，像個愛國的國民，並且為了活著，什麼都可以交給國家機器監管，不論是隱私還是命。

我們都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順民」（docile subjects），我們都是——歐威爾應該會這麼說——都是「後溫斯頓人」，是溫斯頓從101室走出來的新生人類，打從心底心甘情願接受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並以此為榮。所以我們絕對可以驕傲的說，我們的社會如果要有一個名字，必然是，也只能是，「後1984」的社會。

➤老大哥的圖像與色彩

漫畫版的《1984》，在許多方面比不上小說。這是應該的，因為媒介的載體不同，小說的許多細節與微言大義，很難在漫畫的空間與篇幅限制下全面重現。不過漫畫也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漫畫自有其優勢，因此在許多方面，漫畫版比小說精彩許多。

譬如色彩的運用，漫畫版《1984》沒有美漫的鮮豔浮誇，全書以黃、紅、藍、黑構成，真理部與勝利大樓部分以黃黑為主，普佬（Prole，意指無產階級Proletariat）區則以紅黑呈現，溫斯頓被捕後的監禁與改造以藍黑為調，溫斯頓重生回歸社會以後則以黃紅表現。

如果說黑色代表權威、未知、與恐懼，全書以黑色為底貫穿，貼切表現出老大哥（Big Brother）建立在未知恐懼的權力象徵。黃色的太陽般溫暖，卻用在真理部與勝利大樓，配合黑色基底，以及官僚的無表情臉龐，帶出浮空般虛假的安心與溫暖。普佬區的紅色在黑色襯托下，呈現危險的生命力流動，和情慾的萎縮與漫射。

溫斯頓被捕後的藍黑色調，除了帶出透過刑求不斷遠離自我的距離感，以及壓抑沉鬱的無望基調，最後溫斯頓被徹底擊潰的畫面，藍色終於消失，只剩全面的黑色，充滿沉痛的象徵。重生以後的溫斯頓回歸社會，時值秋日，以亮黃與迴異於普佬區暗紅的鮮紅為主，幾乎沒有黑色。楓葉火紅，生命力如血般旺盛，再遇茱莉亞，她臉上的傷痕火紅如楓，兩人雖然回不到從前，但在亮黃天空下，似乎都找到了真正的太陽與溫暖，不再有暗紅帶來的危險與壓抑。

漫畫最後的構圖，黑色回歸，溫斯頓展翅起飛，在紅黑交織下，飛向老大哥巨大凝望的眼眸。這一幕，如何讓人不為之屏息！因為這就是我們「後1984」的身影，就是我們這些「後溫斯頓人」展翅的姿態。

這樣的色彩與構圖，以及其中豐富的象徵，是小說永遠無法再現的。這種時候，我們不得不感謝還好有藝術的存在，不論是小說的文字還是漫畫的圖像，只要願意去讀，都給了我們跳脫「無知即知識」這個迴圈的可能性。

➤致謝：讓1984持續前進

最後我想對出版社和譯者表達敬意，讓一本優秀，但讀完會讓人很憂鬱的漫畫問世。我個人也會閱讀尖端出版的輕文學、輕小說、和日漫，但從未預期會讀到歐洲漫畫，並且改編自《1984》這本嚴格來說很難討好當今市場的文學作品。希望尖端出版社未來能帶來更多，這類存心跟讀者過不去的精彩漫畫。

譯者尉遲秀先生是這本漫畫問世的重要功臣。歐美漫畫與日漫最大的不同，除了用色習慣，大概就屬文字量極大。特別是改編自《1984》這本字數本來就不少的小說，可以想見漫畫的文字必然有一定份量，也必須用心處理，才能與小說相頡頏。

尉遲秀先生的譯筆極為流暢，讓整體文風與角色語氣，貼切呈現壓抑中蠢蠢欲動的能量，能量爆發後的潰散，以及潰散之後的冷冽。可以說與漫畫的構圖與色彩相呼應，讀來無違和之感，而有一體之美。身為讀者，能讀到好的翻譯，是一種幸福。●

1984【喬治歐威爾120歲誕辰紀念 × 法國國際漫畫大獎得獎作品 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繪者：薩維耶・科斯特（Xavier Coste） 譯者：尉遲秀 出版：尖端出版 定價：1499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喬治・歐威爾 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說家，由於在緬甸駐紮的五年期間目睹共產政權對人民的影響，使其創作以精要且諷刺的社會批評為特點。被英國知名評論家封為「歐洲永恆的良心」，並被《泰晤士報》封為「1945年以來50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第二名。 1903年出生於印度，在學期間經常投稿到許多大學雜誌。1922年至1927年在緬甸擔任印度帝國警察，獲得啟發寫出第一本小說《緬甸歲月》（1934年出版）；曾任《論壇報》的文學編輯，並為《觀察家》撰稿。 1945年出版獨樹一格的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莊》，並於1949年出版被譽為「反烏托邦小說三部代表作之一」的經典作品《1984》，探討過分伸張的權力、極權主義、政府監控與壓抑性政治的風險。該書之概念與用詞自出版以來被普遍使用於各類藝文創作，並被《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繪者簡介：薩維耶・科斯特 是漫畫家也是插畫家。在取得平面藝術學位後出版的第一部繪本作品《埃貢・席勒的生與死》（Egon Schiele–Vivre et mourir，Casterman出版社）就備受矚目，接下來的幾本繪本都在巴黎出版，包含《迷境漂流》（À la dérive）、《詩人韓波：討人厭的傢伙》（Rimbaud : l'indésirable）、《「艾非爾鐵塔」的A》（A comme Eiffel），以及改編自亨利・鮑思高（Henri Bosco）《惡水上的孩子》（L'Enfant et la rivière）的漫畫作品（Sarbacane出版社）。 在2021年將喬治・歐威爾的《1984》改編為漫畫，於次年獲得「法雅客書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漫畫獎」（Prix BD Fnac France Inter）。他的第三部漫畫作品為《獅子頭人》（L'Homme à la tête de lion）。他同時也固定為新聞媒體和出版社提供插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