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在問題與答案的中間地帶：楊翠讀《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閱讀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有一種分分秒秒都在走鋼索的感覺，搖擺、暈眩、猶疑、困惑，各種不確定，直到掩卷那一刻。
你感覺自己做為一個讀者，無法拿捏與這本書、與作者韋德瑞的經驗、情感、論點，以及與書中所述及的事件與人物之間的最適切距離。這還不是真正的難題，由此衍生的真正難題是：你因為感到自己對於極權國家中負責執行監控的線民，竟然無法明確堅定並且一以貫之地站在批判位置，反而隨著韋德瑞一起猶疑與轉換，而感到焦慮困惑。
如果你閱讀《他們說我是間諜》遭遇這樣的艱困，那才真正讀進這本書，也得以窺見一點點極權國家威權體制的治術，以及這個治術所形構的複雜社會關係與它對主體與自身關係的影響。
1973年，還是人類學博士生的韋德瑞，從美國前往羅馬尼亞的一個小村莊進行民族誌研究，8個月後，1974年3月底，羅馬尼亞國安局正式建立了關於她的監控檔案。2006年，韋德瑞得知這份監控檔案的存在，2007年申請調閱，次年，她拿到超過2700頁的檔案。
以祕密警察檔案為研究素材，韋德瑞先是寫了《祕密與真相：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一書，其後再寫《他們說我是間諜》。後者以人類學者的經驗為主體，大量運用了她自己當年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以及後來循著檔案的線索，訪談線民、祕密警察的二度田野筆記，並且交織國安局檔案內容，形成多視角、多聲部、多線圖的敘事風格。
單就時間線來看，就至少有4個時間同時作用在敘事推進上。一個是她當年在羅馬尼亞進行田野工作的時間歷程（1970、80年代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一個是國安局監控檔案中對這個時間歷程的複刻與重製（檔案紀錄中，她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第三個，二次田野工作的時間線，是她針對檔案中出現的線民與祕密警察所做的訪談筆記；第四個時間，則是本書敘事推進的時間，透過敘事，貫串4個時間線，也具現了主體與他者（包括線民、祕密警察，甚至更大體制，如國安局、羅馬尼亞國家），主體與自身，不斷溝通、對話、爭辯的痕跡。
這些痕跡，每一縷都寫滿複雜交織的紋理。我們可以讀見韋德瑞身陷學術倫理、田野關係、體制反思、道德批判、情感連帶的難題中，面對曾經在情感上倚賴的親密友人、在田野工作中信賴的引路人，如今成為檔案中的線民，讀著他（她）在報告中所寫的字語，她們所描繪與創造的各種「自己」（韋德瑞稱為「邪惡分身」），甚至面對重新坐在她面前的友人／線民，兩人交換著當年種種，經常前一頁滿腔憤怒，下一頁同情自責。
閱讀這部超過500頁的書，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無關書頁篇幅與複雜時間線，而是這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帶，與一般人的預期未必相合。而這才是此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我想起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做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李維早在1948年就出版了集中營見證之書《如果這算是人》（Se questo è un uomo），然而，一直要到將近40年後，1986年，《滅頂與生還》才出版，而這已是他辭世前一年。
《如果這算是人》中的集中營見證，直接指認惡的來源，直接召喚我們的憤怒與悲憫，無論書寫或閱讀都是相對容易的；《滅頂與生還》寫的則是惡的擴散與變形，觸及許多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包括集中營內部群體關係、加害與被害、妥協與反抗、善與惡……等等，而面對灰色地帶是艱難的，大多時候我們都選擇逃避。
正如李維先寫《如果這算是人》再寫《滅頂與生還》，韋德瑞也必須先寫《祕密與真相》，然後才能寫出《他們說我是間諜》。因為關於灰色地帶的艱困思考，無法立刻清晰明朗，必須一再自我辯證。
《滅頂與生還》面對集中營內部、特別是被害者群體內部的灰色地帶，而《他們說我是間諜》中的被監控者與線民，表面看來是分屬內部與外部，事實上卻不然。韋德瑞監控檔案中的線民，在兩種意義上都曾經被她視為「內部」：首先，他們是她民族誌工作的協助者與引路人，是她基於人類學嚴謹的學術訓練所建立的田野網絡；其次，經由共同生活、志趣相投、情感相吸，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已成為相互信賴的親友，是韋德瑞在異鄉生活的情感倚賴者。
然而，檔案揭露，引路人是監控者，親友是線民，他們曾經協助體制窺視她的一切，包含她的生活、隱私與學術，他們再製她的所有，成為如今擺在眼前令人尷尬的國家檔案。對韋德瑞而言，這是一種三重崩毀，包含身為人類學者基於嚴謹學術規範所建立的信賴體系，與身為人所建立的情感信賴體系的雙重崩毀，再加上她在檔案所孵育的「邪惡分身」中，對於自己的認知與理解，對於「我」是什麼「我」的身分認同崩毀。
一切都要從這個崩毀中重建。只有面對崩毀，重建才有意義。
因此，《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雖然書名很長，但我們無法省略副標題，它才是本書核心。韋德瑞看見檔案中的自己，看見自己如何被寫，看見自己日常生活的時日分秒都被銘刻，也看見自己做為人類學家，如何連學術主體都被介入，從第一份被蒐集到的研究計畫，到與她討論研究論題、研究取徑與研究價值的學者，目的其實是供輸她「正向影響」，或讓她產生自我懷疑。
最驚恐的不只是日常生活、學術專業都成為監控目標，檔案裡甚至寫著她的性愛關係與親密對象，上級還在報告中批示，可以考慮以性愛為監控手段：「讓一個線民和她發生親密關係，好讓我們更有效控制她。」而她在臥室裡的半裸照片，赫然出現在羅馬尼亞的國家檔案中。
這些都非常觸目驚心。但是，韋德瑞真正要告訴讀者的，並不是她在檔案中如何被寫，而是她如何閱讀自己如何被寫。「一個被建立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並不是這本書的主題，「一個閱讀自己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才是。
被曾經信賴的人出賣、背叛，從而產生疑惑、震驚、憤怒、傷心，以及情緒的轉折、觀點的變化，甚至換位思考，為線民的困境設想，這其間種種自我辯證與拉扯，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監控體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利用被監控者（書中所謂的「標靶」）的人際網絡與情感連帶關係，這被認為最便宜、最有效，舉世皆然。而對於線民甘為黑暗權力的耳目，不惜背叛親友，摧毀信賴關係，我們很容易、也應該提出批判與指控，但是，韋德瑞身為檔案中的當事人，卻為我們揭露了灰色地帶，包含辨識、指認、對話、辯論、赦罪、和解（或者不赦罪、不和解）的艱難複雜心理過程，從而延遲我們明快的道德批判。
正如韋德瑞所說：「要對被朋友告密這件事建立觀點需要時間。」
同樣的，我們也無法在這本書讀到簡單明確的預期答案。她所寫出的，毋寧說是自問、拋問，更多的是停留在問題和答案的中間地帶。
她寫到摯友瑪麗安娜那一段，讓我非常動容。多年後，兩人面對而坐，韋德瑞聽瑪麗安娜說著自己如何被國安局帶去談話，他們如何以她祖父曾被國安局逮捕並槍斃的創傷為餌，經過長達7小時的凌遲，終於讓她答應當線民。韋德瑞理解了瑪麗安娜在執行告密工作那段時間，態度為何時而親密時而疏離，她感受到瑪麗安娜的情緒轉折，包括恐懼、不願想起、愧疚自責，最後，當瑪麗安娜反責：「妳為我帶來多大的傷害啊」，更是重重敲擊了她的靈魂。
為何「明明是她告的密，卻反過來是我傷害她？」這個問題看似荒謬，但是，在一個美國女性人類學者與羅馬尼亞田野工作引路人兼親友之間，卻非常真實。就如韋德瑞看著檔案中親友們所寫的自己，腦中卻總是浮現他們之間真實友誼的畫面一般。
荒謬就是這件事情的本質。而韋德瑞的思考是：「但我和瑪麗安娜談話的最重要結論（如同她敏銳地揭示），在於國安局運用的方法是如何改變了我們與自身和他者的關係，就像被病毒擾亂的有機體一般，國安局翻轉了正面情感，讓我因為深愛我的朋友但沒有好好保護他們而感到內疚。瑪麗安娜差點說出口的話是，我因為想和她在一起而傷害了她。我對她的感情讓她變成她不想成為的人：線民。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覺得這只是她在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雖然有一部份確實是如此），這也是國安局蓄意製造的結果。」
特別是韋德瑞是人類學家，她從美國來到羅馬尼亞，她依據人類學的田野守則，以及對人性的信賴原則，與當地人建立了一個可以推動研究、穩定生活、維繫情感的信賴體系，而這一點，恰好為國安局所利用，這個利用的傷害，也確實擴及了她身邊的親友。
韋德瑞在書中埋藏三層反思，一是主體在檔案中如何被撕裂、被重製，化變為無數「邪惡分身」，主體將如何重新面對自身；民族誌學者在一個充滿監控的體制中工作，如何看見它的複雜性與荒謬性，如何建立關係，如何面對你所建立的關係被體制所挪用；最後，就延伸到所有轉型正義都必須面對的，「傷害」與「責任」的課題。
責任容易談，但傷害卻非常複雜幽微，而且必須是創傷主體的自我言說，任何人無法代言。這正是監控檔案的曖昧與複雜，它既具公共性，又非常個人性。如何像韋德瑞這般，勇敢挖掘出、拋擲出我們國家在那個時代所埋下的種種難題，既將它公共化，承接它、面對它、拆解它，又關注檔案中個人主體的經驗、聲音、傷痛，是韋德瑞以她的生命經驗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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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凱薩琳．韋德瑞 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人類學傑出教授，密西根大學的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凱薩琳．韋德瑞作為美國學界研究東歐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先驅，在冷戰時期開啟羅馬尼亞的民族誌研究先河。她的著作包含《消失的公頃：後社會主義外西凡尼亞的財產與價值》（The Vanishing Hectare: Property and Value in Postsocialist Transylvania）、《祕密與真實：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等。 2020年，她獲得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中心（ASEEES）頒發傑出貢獻獎。她以親身經驗所寫成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一書出版後，同獲歷史學與人類學界肯定，該書並被譽為「人類學家和口訪歷史學者的必讀書單」。 |
書．人生．林芳玫》新人生、旅行中的人生、人生中的旅行
台灣開放觀光的第一年，父母就讓我們幾個姊妹參加遊歐洲的旅行團，那時我才20歲，也因此展開之後無數次的自助旅行。第一次去歐洲的人，大概都會被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等世界級的博物館震懾，從此啟動我對建築與繪畫的興趣。第三次以後，就覺得這些地方太龐大，是沉重的文化包袱，且觀光客又多。30歲過後，我逐漸疏離博物館與美術館，甚至感到厭惡。此後的旅行，就是悠閒地看看異國街道風景、在咖啡廳一邊喝咖啡一邊閱讀，或是到鄉下欣賞自然景色。
自助旅行看似充滿可能性與挑戰，次數多了也就形成固定的僵化旅遊模式。這個模式的組合是：搭機到異國、尋找咖啡廳、在咖啡廳閱讀身為教授所需閱讀的學術論文。其實還是離不開工作，彷彿單純的旅遊會有罪惡感，在旅行中讀書比較有正當性。
直到我在2005年左右，讀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說《新人生》，才大開眼界，知道旅行的另一種可能。此書探討旅行與人生的變化及隨之而來的危機，還觸及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與解構等相關議題。由於是多年前閱讀的，如今憑主觀記憶書寫，也許與文本有誤差，敬請見諒。
《新人生》這部小說的情節高潮迭起，可以只是為了看故事而閱讀，也可以深思故事表象下的深層意涵。
敘事者「我」，年輕時讀了一本書，讓他想離家，追尋此書的匿名作者。帕慕克賣個關子，不說這是什麼書。總之，少年人看了之後，原有的價值觀崩解，展開了追尋之旅。他搭上一班長途客運車要去某城市，途中發生嚴重車禍，大部分的乘客不是當場死亡就是嚴重受傷。在一片混亂的場合，「我」拿了某位死者的皮夾，匆匆離去。少年人本來身上沒多少錢，因為這個皮夾，他多了很多錢。他同時盜用死者的身分證。那個年代，還沒有電腦與網路，盜用身分證不會很快就被發現。
「我」開始展開新人生，使用別人的證件，參加一些展覽會等活動。發生什麼令他感興趣的議題，他就前往相關的地方。他沒有事前規劃的旅遊行程，而是當下隨機決定要去哪裡，抵達後他也不預設在那裡待多久。就這樣，他搭著長途客運遊遍土耳其。故事快結束時，主角找到他心中認定的作者，該人否認，並耐心與少年談話，說服少年他不是作者。
最後，少年發現其實作者是他的叔叔。少年返鄉找叔叔，叔叔也否認，一再表明自己只是個通俗漫畫作者，不可能寫此書。為何此書作者要匿名？為何少年找到的人都要極力否認？因為此書議題在那時的土耳其政治、社會、歷史脈絡下，是禁忌，挑戰了主流價值觀。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信奉伊斯蘭教，卻是伊斯蘭國家中相對開明的，對西方文明接受度很高。但是，他們仍然感受到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拉扯、糾結。類似晚清時期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折衷想法，土耳其主流價值觀也是希望保存「固有文化」而又能接受西方物質文明。
但是少年看到的這本書，則是批判土耳其的民族文化而擁抱西方，作者只能匿名出版。《新人生》這本小說，是書中有書，也許可視為是後現代情境下的後設文本。
帕慕克虛構一本書中書，沒有取名，連大概內容也沒講，只是在小說開頭指出，少年「我」讀此書後，想要離家，找尋作者。而書的本體內容，則透過「我」的一連串非預先規劃旅程，展現少年我、其他人物、作者帕慕克對土耳其的歷史、地理、文化的探索，特別是東西文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另一方面，故事情節的橋段，則取材通俗文類的漫畫、電視連續劇、美式電影、偵探小說，用以說明尋常百姓已經透過美國通俗文化在全世界的滲透而接觸西方，輕巧地拆解了「純正土耳其人」的民族神話。
我看了這本書以後，並非去探索此書如何啟發我的國族身分認同，而是認識了不事先規劃行程的旅遊方式。我曾想像著在台灣旅行10天。先來到台北車站，去買票窗口問20分鐘以後開車的車班。如果是往南部，那就往南部；如果是往東部的花蓮與台東，那就往東部。假設我買了到台中的票，我就在台中下車，看到附近有什麼旅館，就去問有無空房。接下來幾天，看看經過哪些景點，觸動我往台南或屏東移動，但也可能往北到苗栗、新竹。
十多年過去了，這個願望尚未執行，因為心理層次準備好了，卻因身體老化、容易關節痛，使我不敢貿然行動。但我也嘗試了縮小版。數年前，我與先生開車到苗栗南庄賞桐花。回程時，我決定自己回去。先生把我載到頭份，那裡好像沒有火車站，先生讓我在客運總站下車。幾分鐘之後，來了一班往新竹的車，我就搭車到新竹火車站。下車後找一家旅館入住，旅館雖然乾淨，但設施老舊，於是在空間中產生時間差：那種旅館設施與氛圍，像是30年前。
晚餐後我在附近商圈散步，在連鎖品牌衣物店NET買了一個包包。說穿了，我喜歡一點點冒險，不要太多。我不會跑到非洲叢林裡，我在新竹，也只敢在熱鬧商圈逛，在固定的麥當勞、星巴克等連鎖店，尋找陌生環境的熟悉感。
也許有人覺得，到新竹只在火車站附近逛？要買NET包包，在台北買就可以。但我的重點是不是買東西，而是如何在未知環境下，安全地探索。從南庄到頭份途中，我假設可以搭台鐵往南或往北。到了那裡，沒有台鐵，客運站來了一班車，我就上車了。那天當我和先生從台北開車到南庄時，我們原本是預計當日往返，我並無過夜的打算。
某個瞬間，你願意接受未知，那個瞬間，就是旅行。為了要感應這個瞬間，我花了很多年時間來準備，經歷身體老化、父母年邁需要照顧，以及各種人生歷練，才能造就這個瞬間。而這個瞬間，也啟動了重新認知慣性活動的自我覺察力。
還有一次，我去嘉義玩，第二天去嘉義火車站附近商圈的美容院洗頭。設計師與我聊起來，推薦我去「車埕」。洗完頭，我用手機查詢，此地在南投，我要先搭台鐵去彰化，在彰化轉車。下車時我弄錯了，提早一站下車。我在車站旁的餐廳吃飯，跟老闆娘閒聊一下，飯後再搭一站的火車到車埕。
還有一次，與朋友相約去南投毓繡美術館，這是既定行程，
但是我前幾天在別處旅行時誤食藥物，導致全身發癢過敏。我並未取消行程，而是依約前往美術館。說也奇怪，看畫時就不癢了。這是藝術治療嗎？
目前我面臨兩個挑戰：第一是疫情期間要保持社交距離，第二是關節輕微疼痛而行動遲緩。我想到了可以去美術館，空間大人又少，我拄著拐杖在北美館緩緩走路，欣賞畫作。這樣慢慢走，手機計步器顯示走了好幾千步。同行的朋友是《台灣美術兩百年》的特約編輯，於是回家後我從這上下兩冊中挑幾幅畫作來欣賞，並且閱讀導覽文字。書籍、藝術品、美術館、旅行、生命的體會、經由美術了解台灣的發展與變遷，這些元素都交織在一起。年輕時對博物館與美術館由崇拜而恐懼厭惡，近年來又重燃對美術的熱情。
《新人生》的主角第一次出門就碰上車禍而死裡逃生。而我呢？旅行時經常摔倒、皮膚過敏、拉肚子、流鼻血，但我仍堅持旅行之必要。
《新人生》一書開啟了我的另類旅行模式。而疫情與關節微痛，讓我在幾百坪或幾十坪的美術館空間移動。我喜歡這樣的微旅行。●
作者簡介：林芳玫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政大新聞系教授，青輔會主委，現任台師大台文系教授。教學與研究領域為：性別與國族認同，歷史小說，通俗文話。曾出版《解讀瓊瑤愛情王國》，獲聯合報年度好書獎，散文集《跨界之旅》獲新聞局金鼎獎。喜歡旅行，任何空間中的移動都可以視為旅行。不論是搭捷運還是參觀美術館，都可以用旅行者的視角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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