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未映子的《夏的故事》，前作是芥川獎得獎作品《乳與卵》。《乳與卵》承載了2008年夏天三個女人對身體的不同想像：夏子在東京一邊打工一邊努力成為作家、姊姊卷子從大阪來訪東京打算隆乳、卷子的女兒綠子對初經和即將成為「女人」的一切感到厭惡。

時序來到2016，延續前作的女性身體議題，在第二部中終於成為作家的夏子想用不一樣的方式生孩子。透過夏子和其他女性的交流，故事從身體議題更加擴大，展開了關於生育、生命和性別期待的多元討論。

若說第一部是女性身體想像的進行式，第二部就是探索這個想像的未來式。《夏的故事》中遍佈著女性在當代社會的每一種選擇和沒有選擇。

➤選擇和沒有選擇其一：身體樣貌

「什麼樣的身體才美？」是個不停變動的文化價值觀問題。然而女人身體的每個部位怎樣才美，在當代社會不只是文化問題，更交織了父權凝視對女體的期待和規訓，透過影視文化傳遞到每個女人身上。

想要隆乳的卷子厭棄自己的身體，那因為生育而乳頭黑且乳房扁的身體，著迷於粉色的乳頭和堅挺的乳房。這樣的想望既是個人的，也不只是個人的。女兒綠子對初經感到厭惡，對成為「女人」的一切感到不自在，也許正因母親作為鏡像展現出的焦慮。許多年輕女孩都有過對女性身分的拒斥，與其說是拒絕女性身分、拒絕成為女人，不如說是對關於女人的刻板印象和標籤感到抗拒。綠子透過母親，看到了那個未來可能充滿身體焦慮的自己。

對「女人」身體的想像不只是對自己身體的期待，也可能成為群體區分的工具。

夏子在澡堂遇到了一位「T」，擁有著進行過平胸手術的女體。當她跟沒有乳房的女人同室裸身而感到不自在，正好引導讀者去思考：乳房就等於女人嗎？若這位T因為慾望女體而需要被質疑身在女子澡堂的正當性，跟T在一起的女人難道不也慾望著女體嗎？真正讓夏子感到不自在的，恐怕不是T慾望著女人，而是因為沒有乳房的身體挑戰了「什麼是女人」的想像。

女人究竟是什麼？談身體、也談生育，那些社會認為關於女人的事，在《夏的故事》裡眾聲喧嘩著。

➤選擇和沒有選擇其二：生育

夏子未婚也沒有對象、對性沒興趣，但渴望見到自己的孩子，因此開始規畫接受捐贈取得精子。為了瞭解這個孩子即將面對的未來，除了閱讀用AID（精子捐贈）誕生的孩子們成年後的訪談，更參與相關的研討活動，希望能進一步了解當事人。

絕大多數的孩子在被生下來之前，並沒有同樣的機會被關照他們可能面對的將來。然而即使夏子竭盡所能做好準備，想要用AID獨自生下孩子的母親仍會被貼上自私的標籤，認為她們剝奪了孩子擁有父親的權利。哎呀這話實在耳熟，護家盟在反對同志生養的時候不也是這樣說嗎？然而這世上有父有母卻被疏於照顧的孩子何其多，異性戀誕下的孩子也非人人能享受與父母的親密，為何只有非正典的生育方式被過度嚴格看待呢？

若要說讓孩子沒有父親的女人自私，夏子在尋找捐贈者的過程中遇到的，對自己精子過度著迷、只把讓人懷孕當做成就的男子不自私嗎？難道這樣的男人真的適合成為父親嗎？這名男子表面上看似是個極端值，但無論是在《夏的故事》裡或是在現實社會中，只有捐精功能、只會讓人懷孕的「父親」還少過嗎？

捐精生子之所以引發眾人的焦慮，進一步需要用輿論的道德框架壓住如夏子這樣的女人，在我看來是因為，一旦女人脫離婚姻束縛追求自己想要的未來——包括生子，就等於為女性自主開啟了一個終極篇章，讓她們做出「我無論如何都不需要男人」的選擇。此舉簡直從頭到尾都在動搖保守派心中的傳統價值，更挑戰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體制。

既然所有人都沒有辦法選擇是否要被生下來，但可以選擇讓別人——也就是自己的孩子怎樣被生下來，那你們打算做怎樣的選擇呢？

➤選擇和沒有選擇其三：日本的社會結構

日本在多數台灣人心中是「進步國家」，在疫情前大概每個月打開臉書都會有朋友到日本旅遊，日本文化深入台灣社會。我們對日本的認識都留在光鮮的那一面，跟著夏子則可以看到日本的另一面，無論是窄小幽暗的樓梯或是打工的酒吧街，都是觀光客沒有機會看到的日本。童年的窮困加上「不要給他人添麻煩」的日式精神，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對夏子的心靈產生了束縛。《夏的故事》帶我們走進真正的日本社會，去看見生命的每一種樣子。

川上刺穿日本社會的銳利之筆不只談女性個人、談日本社會的底層，也進一步把女性議題拉到結構層次進行觀察，透過AID研討會的悠悠之口看穿社會對未婚生育的不友善、利用酒後的女性友人對話直指社會中的男性優勢。

然而不被社會接受的未婚生育，在少子化嚴重的現代社會早有學者提出可能是門解方。

2018年歐盟平均的婚外生育率是41.3％，在法國，每100個新生兒其中就有60人的家長沒有婚姻關係。可以維持住生育率的已開發國家，有很高比例的出生都是來自未婚生育。然而台日等東亞國家屬於超低婚外生育、超低生育率的一群。婚外生育率台灣是3.8%、日本2.3％，總生育率則是台1.07人、日1.38人。

倘若未婚生育在亞洲社會的污名能夠去除，當生育不必跟婚姻家庭綁在一起，僅只是人生的其中一種選擇，甚至當家庭的想像可以更多元一點，夏子可能就不再需要是「選擇錯誤」，如善百合子這樣「不想被生下來」的痛苦也會少一點吧。

初識《夏的故事》以為是部曲高和寡的文學獨奏，卻驚喜發現它是跨文化的女性處境之歌。數度利用酒後談天的對話猝不及防地說破了父權社會的虛偽：「以為有屌就了不起」、「沒有生活能力卻愛吹噓，還要人安撫他的壞心情」、「活在隨時都有女人滿足他們需求的世界」，讀來暢快得像是加入了夏子和女性友人們的酒局，即使沒喝也跟著醉了！●

在世紀交替的1900年，瑞典的教育家及女權主義者Ellen Key倡導以兒童為中心的教養理念，發表影響後世深遠的《兒童世紀》一書，預言了20世紀將是兒童的世紀。在歷史舞台上長久未見身影的小孩，在新時代裡終於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隔年，英國的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自費出版她的第一本書《The Tale of Peter Rabbit》，故事裡那隻嚮往著到廣闊世界去探索的好奇小兔彼得，完全是調皮小男孩的化身。這個故事靈感的源頭，本就是波特對著孩子以書信說話，親切且不說教的語調，一掃先前大多童書總愛趁機教訓小孩的陋習，為新世紀的圖畫書創作帶來清新的氣象。

在歐陸的瑞典，有「斯堪地那維亞的碧雅翠絲．波特」之稱的艾莎．貝斯寇（Elsa Beskow），同樣也在1901年，以名叫彼得的小男孩為主角，出版《小彼得的藍莓森林歷險》。故事裡的小男孩想在媽媽的命名日送她一份禮物，於是走進森林採摘漿果，隨著遇見的藍莓國國王，展開了一場神奇和歡樂的歷險。

貝斯寇和波特不只在講述故事時，以兒童讀者的感官和經驗為重心，她們同樣熱愛和關注大自然，善於以畫筆表現對自然生態入微的觀察，蟲魚鳥獸和花草樹木在書中刻畫得唯妙唯肖，近乎博物學紀錄般精準。但二位創作者依然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波特以擬人化的動物世界隱喻現實，貝斯寇則從現實生活中，連結奇幻的境域。

雖然貝斯寇大量從環境中汲取靈感，但她的生活並不像她書中的幻想田園詩。她於1874年2月11日出生於斯德哥爾摩南部的瑪利亞教區，父親是來自挪威卑爾根的商人（當時挪威是瑞典的一部分），母親則是一名教師。

貝斯寇排行老二，有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年，父親的生意失敗了，全家搬到斯德哥爾摩老城區較為簡陋的住宅，後來又幾度搬遷。盡管經濟情況不佳，父母還是勉力維持住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夏天時全家仍會到鄉村的湖邊莊園避暑，讓孩子們度過快樂幸福的童年。

貝斯寇從小就喜歡畫畫，兄妹們為她取了「公主」的綽號。在明麗的春天和溫暖的夏天，她可以在戶外花上好幾個小時畫樹和花，因此對植物和花卉擁有廣泛的知識，她日後的創作中，也一直保留著孩子對自然的純潔和奇妙看法。

她很喜歡講故事，甚至在還沒學會足夠的語彙時，就開始嘗試講述自己的故事。和她極為親近的哥哥漢斯，總會幫助她找到合適的字詞來表達，並對故事的情節提出建議，因此小小年紀的貝斯寇，在7歲就決定長大之後要成為創作童話的藝術家。

貝斯寇對閱讀也相當狂熱，嗜讀芬蘭作家Zachris Topelius和安徒生的作品。當時瑞典的童書主要從德國和英國引進，貝斯寇出生的1870年代，正好推出了路易斯．卡洛爾的《愛麗絲夢遊奇境》瑞典文版，還有英國圖畫書黃金時期三大師：倫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和瓦特．克蘭（Walter Crane）的作品也在瑞典推廣，皆是貝斯寇的童年讀物。

她的父親是個天性樂觀的好好先生，喜歡唱歌和永無止境的講述強盜故事，充滿了刺激的細節和豐富的想像力。但是對貝斯寇未來職業影響最深的人，是她的外婆，她用美妙的童謠和童話故事滋養了貝斯寇的童年。1887年外婆過世後，貝斯寇深深感受到失落，而緊接著兩年後，父親也因肺炎過世，15歲成為她「快樂童年」的終點站。

貝斯寇的母親心地善良、個性堅毅，在丈夫離世後，毅然挑起撫養6個孩子的重擔。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一個女人無力負擔如此沉重的家計，當財務崩潰後，漢斯不得不輟學，搬去和叔叔同住，貝斯寇則跟著媽媽和妹妹們投靠娘家，和未婚的舅舅、阿姨們同居，在母系社會中展開新生活。

這是個充滿文學、音樂和藝術的新家，舅舅Eugen是一位文學學者，和當時文壇大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好友。阿姨們認同友人Ellen Key的教育理念，曾辦過孩童私塾，實踐了Ellen Key的教學觀，強調自由中的秩序，貝斯寇4歲時也曾在這家私塾學習。雖然住居很擁擠，略顯現無政府主義，但是貝斯寇在這裡自由成長，支持她追尋自己的理想。

Ellen Key受盧梭思想的影響，拒絕權威主義教學，促進了現代教學系統的形成。她不只紙上談兵，也積極辦學，和另一位教育先驅惠特洛克（Anna Whitlock）合作，在1878年創辦了推行新式教學的惠特洛克中學。後來貝斯寇也就讀這所男女同校的中學，並在完成大學藝術課程後，返回母校擔任美術老師，可說一直受到Ellen Key對兒童和女權激進思想的薰陶。

原本貝斯寇很想就讀瑞典皇家藝術學院，但因負擔不起學費，加上當時世人認為純美術傳統是男子的領域，資產階級的單身女性較適合師範體系或藝術教育訓練課程，以便日後擔任教師、編輯和插畫師等實務工作，或者走入家庭扮演好妻子和好母親的角色，所以在1892年，她進入瑞典工藝美術與設計大學就讀。

民族浪漫主義的思潮和美學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捲全歐洲，瑞典在此浪潮下，也興起了文化的民族主義，在面臨工業革命影響所帶來的現代化時，更強調追尋傳統的瑞典，以及對大自然和鄉村的浪漫懷想。童書做為兒童美育的工具，更激發了瑞典童書出版的成長。

1894年，貝斯寇受邀為當時最風行的兒童雜誌《聖誕老人》（Jultomten）繪製插圖，步上了專業插畫師的職涯。3年後，23歲的貝斯寇結婚步入家庭，還出版了第一本書《Sagan om den Lilla Lilla Gumman》（小小老婦人的故事）。這個講述一隻愛惡作劇的小貓故事，來自小時候外婆教唱的童謠，而圖畫的靈感，則是受到瓦特．克蘭的啟發，因為就在一年前，斯德哥爾摩剛舉辦了盛大的克蘭藝術展，她結合古老童謠和新藝術風格的作品，極具北歐民族浪漫主義色彩。

從1899年第一個兒子誕生，到1914年之間，貝斯寇生了6個男孩，她曾描述自己的婚姻生活：「每年都有一本書，每隔一年就有一個男孩。」兒子成為她創作童書的模特兒，她筆下所畫的每個兒童角色都有現實基礎。貝斯寇不僅透過圖畫書創作來發揮自己的藝術天賦，她還一力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而且成為家庭生計的主要支柱。

貝斯寇的兒子Bo Beskow後來也成為藝術家，他曾經追憶母親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需求和撫養6個男孩的情況下工作：「為了養家餬口，她必須每年出版一本書。父親的工作很重要，總是在書房門上貼著『工作中，不得打擾』的紙條，但媽媽則可以隨時打擾她，她沒有自己的工作室，就在起居間的一張白色大桌上寫字和畫畫，每個人都從她身邊經過，總有人需要她幫忙，媽媽永遠隨時待命。」

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於1901年頒發，貝斯寇的第三本書《小彼得的藍莓森林歷險》也在那年問世，甫出版就得到熱烈的回響，尤其是德國。這本書自1903年翻譯成德文後，陸續又譯成阿拉伯文、英文、法文、荷蘭文、日文和韓文，成為整個20世紀廣為兒童閱讀的經典之作，標誌了圖畫書作家貝斯寇的真正誕生。

貝斯寇在這本書裡繼續借鑒新藝術風格，但和克蘭筆下優雅、超凡脫俗的人物描繪相比，她筆下的仙子和精靈，都更接近孩子們喜歡的現實角色。採摘藍莓也是瑞典小孩熟悉的活動，貝斯寇巧妙的結合現實與想像，讓小讀者在虛實之間遊走，原來魔法天地並不遙遠，大自然就是最美的奇想樂園。

瑞典位處高緯，氣候寒冷，物產不豐，人民格外珍惜大自然的資源，親近、享受自然的傳統，是明文列在瑞典憲法中的基本權利。著名的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為兒童介紹本國地理的教材《騎鵝歷險記》，以童話的創作手法，將瑞典的自然景色形象化，贏得19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得到此獎的第一位瑞典人，也是這個獎項的第一位女性得主。

貝斯寇無法效法拉格洛夫到瑞典各地跋山涉水考察來進行創作，她擁有的是和家人在Djursholm的一座舊木屋和野生花園，從花園中美妙的花卉和植物汲取靈感。1910年她出版了《森林裡的小寶貝》，描繪森林深處的精靈家族，在四季流轉中與自然共生共舞的故事。貝斯寇帶著孩子走進森林，感到自己就是森林之子。

《貝雷的新衣》於1912年推出，這是貝斯寇的第一本現實主義作品。小男孩貝雷長大了，他需要一件合身的新衣，但他沒有不勞而獲，而是藉著勤勉勞動，以及身邊成人的協助，來完成自立的過程。貝斯寇用簡潔清朗的圖文演繹一個孩子成長的姿態，美國教育家May Arbuthnot稱讚這本書：「就像略去裝飾的麵包，味道好、有營養，有益身心健康。」

對於日照短暫的北歐諸國，夏天的陽光非常珍貴，因此歡迎夏至的慶祝活動特別隆重，各地普遍都會舉辦「夏至節」慶典，節日當天還會立起五月柱，人們手持彩帶，繞柱高歌狂舞迎接夏天。英國也有類似的習俗，克蘭和格林威的作品中，都描繪了這樣歡慶的情景。

貝斯寇筆下的夏至節特別從兒童的視角觀看，她於1914年出版了《仲夏節花會》，敘說孤單的小女孩麗莎受到仲夏節仙女之邀，參加了花兒們的晚會。麗莎所見的奇境，其實幻化自貝斯寇的菜園和花園，她用充滿靈性的文筆和詩歌，將日常的花草蔬果擬人化，細膩逼真的插圖，展現了她豐富的自然知識。

這本看起來非常和諧美麗的書，如同貝斯寇大部分的作品，給予人柔美纖細的印象，但是若細細體察，會發現在歡趣的情節中，反映了她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價值觀。故事裡的奇幻王國依然存在著階級差序，但貝斯寇鼓勵藉由抗議和溝通，爭取每個人的言論自由。圖畫中的栗子夫人穿著寬鬆的衣服，被描繪成懷孕了，挑戰了當時保守的瑞典資產階級觀點，他們認為孕婦應該被隱藏起來。

貝斯寇大膽和進步的想法，隱藏在她溫和的風格中，做為一名藝術家，她並不像現代讀者所認為的那樣傳統。1918年出版的《綠阿姨、棕阿姨和紫阿姨》，是膾炙人口的阿姨系列首部曲，她以自己的母親、阿姨和舅舅為原型，或許也加入了漢斯和自己的童年，創造了一個特別的家庭組合，質疑核心家庭的必然性。

故事中未婚的三位阿姨保持著孩子般的純真，個性鮮明且都擁有自己的專長和興趣，是超越當時社會期待的「非典型女子」。比起另一位嚴厲的藍叔叔老愛教訓人，阿姨們對孩子熱情慷慨，收留了受虐的孤兒兄妹彼得和洛塔，給予孩子幸褔安全的新生活，但卻不會寵溺他們，而是在尊重孩子的天性下，實踐生活化的教養。

在女性的權利還未受到保障的時代，不管是現實或在書中，獨立自主的阿姨們，是貝斯寇心目中新女性的典範。阿姨們的故事雖然沒有仙女和魔法，但故事中還是有一種強烈的奇思妙想，許多意想不到的轉折，為平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奇幻的元素。書中的插圖記錄了世紀之交的瑞典鄉村生活和風俗文化，以精緻的細節捕捉了斯堪地那維亞美學。

貝斯寇創作這個系列的部分靈感，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剝奪。戰爭期間食物極為匱乏，婦女甚至曾為了要求餵飽孩子而發動罷工。故事裡的阿姨們總是像魔術師般，拿出豐富美味的糖果糕餅，或許也為在戰爭中受創的瑞典讀者，提供了逃避現實的機會。這個系列後來又陸續出版了《棕姨媽的生日》、《彼得和洛塔去探險》、《藍叔叔的新船》以及《彼得和洛塔的聖誕節》，受到熱烈歡迎之餘，多次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發行。

無窮的想像力賦予貝斯寇作品瑰麗神奇的童話色彩，在她的作品當中，人和動物可以對話，孩子們會遇到各種小精靈或小妖怪，《帽子小屋裡的孩子們》懂事又淘氣，《太陽蛋》到底是什麼東西？《好奇的小魚》來自何方？這些奇妙的情節為孩子們熟悉的日常生活換上了奇幻的新裝，彷彿童話世界就藏在生活中。

貝斯寇畢生共創作了33本書，除此之外，她也曾為瑞典最知名的兒童歌曲作曲家Alice Tegnér編寫的童謠集畫插畫，並為瑞典的學童繪製「ABC讀本」和教科書。有兩、三代人都是讀著她的書長大，她定義了無數人的童年，也啟發了許多未來的藝術家。

1952年貝斯寇發表了最後一本書《紅色巴士，綠色汽車》，也因其長久對瑞典童書的貢獻，獲得專門頒發給瑞典語兒童讀物作者的「Nils Holgerson Plaque」獎章。隔年，她因癌症過世，享年79歲。1958年瑞典圖書館協會設立了「Elsa Beskow獎」，紀念她的成就，並鼓勵新銳。這個獎項的第一個得獎人正是創造出姆米世界的朵貝．楊笙（Tove Jansson）。楊笙曾說：「貝斯寇的書乾淨、自然，孩子喜歡它們，並希望在童年結束後，重回它們的身邊。」

貝斯寇的影響力在1960年代開始減弱，到了70年代，許多讀者認為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中，貝斯寇的作品顯得保守過時，尤其書裡對中產階級和傳統性別角色的描繪更受到批評。當後來林格倫（Astrid Lindgren）以更民主和前進的觀點來說故事時，更形成了不利的對比。

瑞典是第一個立法禁止體罰兒童的國家，目前婦女的就業率為全歐盟最高。如今的瑞典因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回首來時路，是集合了什麼樣的努力和抉擇，才能讓這個在200年前還一無所有的國家，擁有現在的民主和幸福呢？

「Lagom」一詞源自古維京時代的生活方式，它代表著適度的美德、平衡和共識，至今仍深刻影響瑞典人的行事精神。貝斯寇在Lagom裡，也找到自己心靈的平衡與創作的模樣，她用質樸的聲音和明亮的畫作，創造了一個孩子都能指認的世界：夏日的田野和充滿夢幻的冒險，其中沒有恐懼，安全的家就在轉彎處。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侷限，創作者永遠在限制中尋找出路，即使是一小步，仍寄託了對未來世界的想望。貝斯寇安靜、溫柔而堅定，在童書中改變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