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Openbook好書獎贈獎典禮落幕後，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全台導讀講座了。首先登場的是年度生活書、作家陳斐翡的《圖博千年》，在週五夜晚的奎府聚書店，吸引了許多對圖博好奇的讀者前來。

《圖博千年》的前言中寫道：「這本書可以說是行旅與閱讀圖博社會的現況與歷史，以及反思自我文化的整理報告。」而這趟旅程是怎麼開始的呢？陳斐翡說，她是個喜歡旅行的人，1996年，當時她到了雲南的終點、人稱香格里拉的地方，其實已經踏上了圖博的土地。遊玩一趟回到台灣，都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圖博。

她記得那裡海拔3000公尺，冬天時一片白雪，地景荒涼，人煙稀少。陳斐翡看向天空，順著老鷹飛翔的方向走，走到了寺廟裡，看到的是跟台灣完全不一樣的廟宇，房舍有些傾頹，赭紅色的土牆邊長出雜草。循著誦經文、敲法器的聲音走到一個佛龕前，她自然地盤腿坐下來，坐在誦經的和尚對面。然而誦經結束後，對當地宗教及文化都還不了解的她，誤將和尚給的一捧應該灑在頭上、祝福的清水用來洗臉。

再次造訪是2005年，她花了11個月的時間，除了在圖博各處旅行，也去到印度、尼泊爾、拉達克、達蘭薩拉，甚至前往聖彼得堡，探訪1915年建成、歐洲第一座達賴喇嘛佛學院「袞澤確尼」。這些地方可說是以拉薩為中心的「大圖博文化區」。

2008年初，陳斐翡完成了行旅紀錄初稿，但洛薩時圖博全境爆發激烈抗爭。她好奇是什麼讓圖博牧民、僧侶、老人和小孩在軍警槍彈的威脅下，仍堅持走上街頭？於是她停下筆，一頭鑽進文獻與論述中探究，重新書寫。2019年初，雖然只能獲得3個月的簽證，也不確定能走到哪裡，陳斐翡帶著清晰的問題意識再次出發。那時的她不只對圖博的宗教、文化、歷史已有相當的認識，也知道如何與警察應對，準備好「在他們眼皮子底下，去問一些可能是禁忌的問題。」

➤今昔對照

講座中陳斐翡以短片和許多照片，展示這二十多年來圖博的變化。例如，從前在圖博，隨處可見到山壁上大大的六字真言「ཨོཾ་མ་ཎི་པདྨེ་ཧཱུྃ」（唵嘛呢叭咪吽），是為路過的行人，也為了不會誦經的花草、蟲子鳥獸們祈福。當風吹拂過六字真言，便將祝福迴向給萬物生靈。而如今，許多處的真言已改成各式頌揚共產黨政權的政治標語。

2019年，陳斐翡從四川成都進入康區的「甘孜」——意思是潔白如雪。康區的甘孜與安多區的阿壩、拉卜楞皆位於圖博與中原地區的接壤地帶，是歷史上許多戰爭的現場，也是現代圖博人民抗爭激烈的地方。甘孜和拉卜楞都有具規模的佛學院，是許多圖博知識分子——高僧、仁波切聚居的地方。

與十多年前不同，2019年之行，陳斐翡一路上經歷頻繁的停車檢查。她回憶在旅館辦理入住時，「對方說不知道能不能讓我住。我以為是沒有空房，原來他是看到我們的護照，打電話去公安局請示，我得去公安局等待審查、報備後才能入住。」

在甘孜等待前往拉薩時，陳斐翡注意到有許多車輛專程載運遊客來回亞青嘎。位於海拔近4000公尺高原上的亞青嘎，周圍山嶺環繞，是康區最知名的神聖修行地之一。在河流蜿蜒的偏僻小半島上，原有數以千計的簡陋營帳或小屋，全都住著在此潛心學習的阿尼覺姆。

亞青嘎原本交通十分不便，當地政府為了發展觀光，修築好平整的柏油路，拆遷修行小屋，建造酒店、停車場，逮捕或驅離不願配合的尼僧，嚴格控管、監視進出。而亞青嘎並不是第一個像這樣被發展成窺探異文化風情的修行聖地。

除了肉眼可見的種種改變，陳斐翡更明顯感受到，這次去圖博，儘管會說普通話的人比以前多，但願意和她說話的人變少了。許多人聽見她一開口說話，臉色就變了，「有厭惡、不悅，但也不一定是敵意。監視器、便衣太多了。」

➤說「不」的方式

從佛寺裡被驅逐的僧人、僧尼們去了哪裡呢？有些人被送去類似集中營的地方，進行愛國教育，之後也不能再進到寺廟，有些佛寺則遭斷水斷電。陳斐翡說：「如果是我們，一定也會抗爭的吧？圖博人也是啊。」

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時，一度帶來開放的氣氛，當時從海外到境內的圖博青年都期望改變發生，呼喊著嚮往已久的自由。然而自由沒有到來。2008年，手無寸鐵的圖博人們上街遊行，老人、婦孺被警察開槍打死，而官方說法是：沒有任何人死亡。隔年，民眾想要舉辦紀念法會，卻被軍警包圍起來禁止舉辦，一位年輕僧人激憤之下決定自焚，這是第一起自焚。

「為什麼他們會自焚呢？這與他們愛惜生命的宗教觀沒有牴觸嗎？」陳斐翡說，圖博人認為不能傷害到無辜的人，所以不會做出激烈的攻擊行動，「那怎麼發出憤怒？好像就只有（自焚）這個選擇了。」然而，其後官方對圖博的種種箝制和迫害更加嚴重，自焚抗議也一再發生，至今已一百多起。

官方將自焚者定義為恐怖分子，「那麼，圖博人怎麼看待自焚者呢？」講座現場讀者的好奇，也是陳斐翡在旅途中一再的提問。「自焚者的遺言大多是：圖博獨立、圖博自由、圖博人民要團結、達賴喇嘛回來。」有一個當地朋友激動地說：「他們是烈士！」也有人說，他們反對的是制度，並不恨中國人，「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在受苦，不是只有我們。」

雖然許多當地人拒絕與她說話，或者說話時小心翼翼，但有時深談過後，對方卻說得更多了。陳斐翡明言自己正在寫書的事，她問，你希望我做什麼呢？「謝謝你寫書，我們不要你可憐、同情我們，請用最客觀的方式，寫出在這裡的真相就可以了。」

➤指稱的權力

「光是寫出真相，也許就是對他們的幫助了。」陳斐翡說。但她覺得寫這本書，受到最多幫助的人是她自己。回到台灣後，她將旅程中的見聞與遇見的人們，寫進先前的書稿中，將跨越20年的圖博旅行見聞，與近千年的歷史爬梳交織並陳，互相辯證映照，完成這本25萬字的《圖博千年》。

出版前，編輯詢問她確定要以「圖博」為書名嗎？也許很多台灣人會不知道這是哪裡。回顧自唐代以來的文獻記載，從「吐蕃」到「西藏」，莫不是展現了中原國家的自我中心，將他者邊緣化的思維。陳斐翡不但堅持以圖博為書名，書中提到的山川河流、村鎮人物等等，也盡量使用圖博人原本的命名與含義為譯音，「這些名字是圖博人看待自身與世界的眼光，也是他們的生命觀。」

圖博自稱「博」，古稱「博千波」，稱呼漢人為「加」。講座最後，陳斐翡提到，立在拉薩大昭寺前那座古老紀念碑上清晰的刻文：「博是博，加是加。」這是唐代與古博王國戰爭結束後，立下的平等、和平約定，意思是：「我們不要打仗了，現在平靜下來，博在博的土地上安居，加在加的土地上幸福，各自好好活著吧。」●

➤必讀本書的原因：要先看見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誰能告訴我，有了智慧型手機之後，我的孩子為何就變了？」這是當今多數父母與師長內心最大的疑問。《失控的焦慮世代》試圖回應這個問題，聚焦於現今最大規模的心靈瘟疫，指出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對Z世代（1995年後出生者）造成的巨大傷害，並剖析其成因。

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為美國知名學者，活躍於「正向心理學」領域，致力於「幸福學研究」。自2014年起，他與友人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開始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兩人合著《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指出美國高等教育在有意無意間教導學生認知扭曲，從而導致學生焦慮與憂鬱大增。

《失控的焦慮世代》延續此一議題，並加入對家庭教育的觀察，認為Z世代的父母在實體世界保護過度，在虛擬世界卻又控管不足，兩者交互影響之下，使得Z世代心理健康急遽惡化，成為「失控的焦慮世代」。

作者在書中引用各種研究數據，論證智慧型手機對未成年者造成的根本性傷害：社交障礙、睡眠剝奪、注意力碎片化與上癮，並且從性別差異的角度說明女孩與男孩各自在哪方面最受影響。

其實，上述現象在前幾個世代身上也曾出現，但從未導致如此大規模的心理崩潰。可以說，以智慧型手機為核心的生活，使這些青少年問題「加速」、「擴大」並且「更肆無忌憚」，這就是最值得人擔憂之處。

海德特之所以反對「科技樂觀主義」，是立基於這樣的想法：未成年者的大腦未完全發育成熟，無法自我控制、延遲滿足與抵禦誘惑，若放任他們使用科技產品，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幫助。網路上充斥著大人也難以抵禦的誘惑與陷阱，而智慧型手機讓未成年者過早進入成人世界，這就是失控的元兇。

要解決問題，必須先看見問題，可以說，《失控的焦慮世代》精準地抓住現代父母的痛點，並試圖梳理問題的成因，海德特在其邏輯框架內，試圖給出一套可能的解方，這便是本書最值得一讀之處。

在本書第4部中，作者從政府、科技公司、學校、父母等4個方面提出「為了更健康童年的集體行動」，大抵而言可分為兩種做法——消極防堵層面，如：立法規範網路使用方式、實施無手機學校；積極引導層面：如：設計寓教於玩的學校、增加父母的陪伴時間等。

再簡而言之，我們幾乎可以使用「控制」（或者「保護」）兩個字概括作者的所有主張：為了對抗手機巨人，大人築起一道道高牆，想保護城內的下一代不被傷害。然而，這樣做真的能阻止巨人入侵嗎？若大人帶著失控的焦慮，想要控制青少年失控的焦慮，我們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第一線教師的觀察：問題出在手機，也不完全如此

《失控的焦慮世代》讓我們看見這群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經歷「童年大重塑」的青少年所面臨的困境。這個困境是時代演進下的不得不然，如果真的要落實作者的建議，那會是一場非常大型的社會實驗，成敗實難預估。在疫情停課的兩年期間，許多青少年由於各種原因獲得無限制上網的體驗，從而對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上癮，頓時要他們戒斷，真的是難上加難。

此外，作者的主張也可能忽略了社會的複雜性。大人們團結一心，透過防堵與控制，導正目前已經歪斜的方向，協助青少年走回正軌，這是作者期待的場景。然而，如今萬物齊漲、貧富差距日益拉大，不少家長為了生計已疲於奔命，是否人人都有餘力成為「在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皆用心的園丁」？

文化多元、生活形態各有不同，科技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因人而異，將手機災難化是否忽略了它可能帶來的正面幫助？民主為本，難以定於一尊，政府的控管如何才不會變身為監控？該如何要求科技公司在商業利益與道德間做出適當取捨？要如何才能做到作者建議的，對孩子進行全面性的監督、協助，甚至是資源供應？這些都是作者的主張被質疑之處。

再者，透過立法來規範網路使用狀況，也是有待斟酌。不僅因為可能招來政府侵害人權的惡果，也忽略了手機（包括社群媒體）與菸、酒等受管制品的最大不同之處——前者不僅僅是工具而已，它改變的是全人類的「生活模式」，未來更有可能成為「生活本身」，要未成年者自外於這個時代洪流來生活與學習，談何容易？

最後，正如作者在第3部最末提到的：「以手機為主的生活，不只在青少年身上，而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製造了靈性退化的現象。」在現代社會這個龐大的系統中，被工具化的芸芸眾生都免不了面臨憂鬱與焦慮。這是整體社會的系統性問題，而不僅只是智慧型手機造成的，更不僅僅是青少年獨有的問題，談解方，還需要更宏觀的視野。

Z世代焦慮的成因，可能比作者認為的更加複雜，手機只是代罪羔羊而已。據筆者觀察，Z世代的焦慮可能來自以下幾個困境：

• 困境一：社交圈狹窄

工業社會使鄉村日漸都市化，雙薪家庭、核心家庭增加，導致傳統農村相互支援的人際網絡瓦解，這就限縮了Z世代能自由探索的空間。Z世代社交圈狹窄不完全是父母過度保護所造成，而是客觀環境使然。在現代社會這樣疏離的關係中，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自然易導致青少年陷入焦慮與憂鬱。

• 困境二：感覺無聊

科技發展帶來便利的生活，AI人工智慧誕生之後，更降低了不少領域的技術門檻，當生活不再被勞動填滿，面對無聊反而成了最大的課題。再加上目前的教育制度尚未轉型成功，仍然依照舊時代的邏輯與節奏提供學習經驗，便導致青少年花了大把時光在校園中，卻未能應付不穩定的未來。這種人生的無意義與不確定感，也容易導致不安的情緒。

• 困境三：能力不足

這裡的能力不足，不僅僅指「生活能力」，也指「學習能力」。無論是社交圈狹窄或便利的科技生活，都導致青少年在生活中缺乏鍛鍊。而過早將科技融入學習過程中、過度強調快樂學習，都造成青少年基礎不穩、能力不足。帶著這樣不穩固的基礎前進，進入國中以上的學習階段，便會出現左支右絀的窘境，從而導致極大的自卑與挫敗感。

• 困境四：不當的自我暗示

網路出現之後，社會朝著分眾的方向發展，各種邊緣者透過網路社群形成同溫層。但同溫層就像一把雙面刃，接住了極端孤獨的青少年，卻也可能增強他們的負面思考。心理學的興盛也造成類似的狀況，不少人從中找到人生問題的解答，卻也有人因此給予自己不當的自我暗示。而在急遽變動的社會中，許多人將未來災難化，也會導致能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更感到無望與無力。

以上現象，被海德特視為智慧型手機導致的「果」。但換個角度來看，這些現象或許才是「因」，從而讓Z世代逃到手機的世界中，以舒緩這個時代加諸其身又無法處理的焦慮。

➤或許可以這樣做：用賦能取代控制，用陪伴給予力量

作者的主張或許無法馬上被落實，但誠如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所說：「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時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急遽惡化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已透過《失控的焦慮世代》看見問題，接下來，還可以怎麼做呢？

身為Z世代的家長與老師，筆者特別想針對海德特提出的「無手機學校」提出看法。

首先，從執行面來說，「無手機學校」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能透過「他律」來協助學生專注於學習。但這個措施的前提是：我們要提供學生一個「有功能」的學習環境。當學生在學校真的能夠學到有意義的知識與能力，「是否有手機」就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了。否則，即使禁用手機，學生還是能用聊天、放空、睡覺等方式來抗拒學習，不是嗎？

什麼是有功能的學習環境？作者主張要「增加自由玩耍」的時間與空間。筆者想補充建議：學生更需要的是「有意義的學習過程」——能掌握學習方法，而非被灌輸知識。

要讓學生同時擁有手機並專心上課，可以透過一些教學設計來達成。具體做法是在教學場域創造更多「做中學」的機會——搭建更多鷹架，讓學生從小小成就感中找回學習的樂趣，保護青少年學習的火種，不使熄滅。

以國文課來說，「做中學」不能只是由學生上台講述所學到的「知識」，而是由教師指派適當的工具（如某種文學理論觀點），引導學生掌握工具分析本文，再上台報告，如此，才是真正的「學到」。當課堂中的學習任務明確，且能讓學生真的有所成長，手機就會成為學習的幫手而不是阻礙。

在校園內全面禁用手機恐有窒礙難行之處，但創造實體生活經驗絕對是可以做到的事。ChatGPT出現之後，很多人在討論學校與老師存在的意義，或許，未來的學校就是體驗真人互動的珍貴場域，是Z世代進入社會的先修場所。

其次，無論是否實施無手機學校，家長都不應該把手機災難化。即便孩子看似手機成癮，我們都要放下焦慮，先去理解他們真實的想法。孩子跟著家長一起生活，家長將手機視為洪水猛獸，孩子就會將自己對手機的沉迷視為一種罪惡，從而感到自責與焦慮，最後反而更沉迷於手機以取得暫時性的緩解，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作者在書中主張，高中是可以擁有智慧型手機的年紀。然而，在教學現場，我們看到有不少在高中階段才擁有智慧型手機的學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地沉迷於其中，過去被限制到多麼嚴格，擁有之後就會多麼不可自拔。許多學生告訴我，在苦悶的求學生涯中，是手機幫助他們撐過難熬的每一天。

由此可知，在手機成癮的背後，有一個更大的困境如影隨形，我們更應該瞭解的是孩子想逃離的究竟是什麼，而不是僅從表象來控管。若沒有做到這個前提，貿然實施「無手機學校」，在此政策下的學校會比現在更像監獄，最後只會增加更多拒學的學生，並加劇親子衝突。

人的成長過程不是一刀切，不會在滿18歲生日當天就變成一個成熟的大人。青春後期（高中）是探索自我、學習自律最重要的階段，是作者認為最適合擁有智慧型手機的階段，卻也是大人最難介入與控制的階段。一味禁止是沒有用的，每個時代都有被禁止的事物，卻反而更激起人們想一探究竟的慾望。

所謂「案主自覺」，就是助人者必須提供資訊與建議，協助當事人設定目標，為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如果我們認為青少年使用網路已經「成癮」，那麼，家長與老師的工作絕對不是「防堵」，而是要幫助他們看見自己的困境，並找到走出困境的動力。

最後，無論是學校、教師還是家長，都只能在力有所及的範疇內做到最好，改善大環境則是政府的責任，但這個責任不能只是立法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或是社群媒體。因為，大人要在謀生之外還有餘裕，才會有心力陪伴孩子成長，而整體社會經濟狀況、育兒方面的社會支援系統，都左右了大人是否有這個餘裕。這些，都有賴政府從制度面來解決，絕非靠學校與家長達成什麼共識就能做到。

這是個因科技而質變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的先行者，也是探索者。放下焦慮，用賦能取代控制，用陪伴給予力量，或許這是大人能給焦慮世代最好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