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代即成為台灣「新文化運動」濫觴之地、如今處處隱藏「令人難瘦」美食風險的大稻埕，是《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書中同名單篇的主場景，也是拉拔洪愛珠長大的外婆「阿蘭」的娘家。成長於殖民末期的阿蘭，在當年極致繁華的大稻埕，她腳蹬三吋高跟、身穿馬甲束腰的訂製洋裝、化上全副亮麗妝容，獨立自信與拉風，早早就是個職業婦女，有別於許多家族書寫描摹舊時代女性常見的苦情悲催。

書名「老派少女」其實泛指的是洪愛珠家族跨幅超過半世紀的祖孫三代女性，而大稻埕正是這本書裡最能讓她們「一秒變少女」的心靈故鄉。被阿蘭帶大的洪愛珠，走讀當天穿的便是這裡訂製的大紅裙，她步履輕盈（偶而應攝影要求跳躍地）領著眾人跟隨阿蘭的足跡，遊走大街小巷各家少說都有80年歷史的老店，全程大約兩個半鐘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照以下路線按圖索驥：

• 永樂市場（林良號潤餅、建翔蔬菜、菩俐訂製服）
• 滋生青草號
• 生記中藥行
• 泉通雜糧行
• 勝豐粉麵專賣店
• 高建桶店
• 賣麵炎仔
• 滋養豆餡舖

■以老舖為基礎，三代記憶為經緯

集合地點永樂市場，是全台知名的布市，它的一樓規畫為菜場，本次走讀的首站，來到藏身菜場裡的林良號。這裡製潤餅皮的手藝已家傳近90年，老闆娘手中Q彈的麵糰彷彿活物，在炙熱煎盤上「抹餅皮」又宛如特技。洪愛珠書裡這麼寫道：

「林良號製餅，是古老節奏與時光之詩。手掌著濕麵糰，在烘台上抹出一張絲白薄餅，再足尖點地似的飛甩幾下，使其均厚。待由濕至乾，徒手將之數百數千的揭起。餅極薄而透光，重疊成分分秒秒時時刻刻，時間的具體證據。默默在側觀看，不久心裡若干塵埃，都暫時緩緩地降下。」

洪愛珠說，奶奶是同安人，林良號的潤餅跟自家做的口味非常接近，高麗菜會添加咖哩粉，配菜包括黃豆干絲與滸苔、蛋絲或蛋酥。北部口味與南部些許不同，例如蔬菜湯水較多，而花生粉裡的糖則較少。

作者形容為「時光之詩」的潤餅家已傳三代，少女阿蘭從林良號第一代就是主顧，女兒與外孫女也傳承交棒買了三代。

買完潤餅，往前幾步轉角就是Uncle Ray的菜攤，沾著露似的誘人菜蔬躺在麻布袋、木箱、竹籃裡，陳設得跟百貨公司裡裸賣的一樣漂亮。雖然有個洋名，但舊稱「建翔蔬菜批發」的Uncle Ray也已家傳四代，別看它文青表象，這裡菜色多、銷量大，逢大日子有些菜來不及擺就銷售一空。

永樂市場裡臨民樂街一側有成排的商鋪，愛珠就在這裡的菩娳の店訂製這天身上穿的紅色婚裙。菩娳阿姨關心裙子是否達成它在婚禮應盡的效果，掛念著追問那天穿起來「有古錐某」（可愛嗎）？跟「愛要及時」這句話一樣，洪愛珠後來把婚禮照片印出來送給菩娳阿姨的心意也是如此，她說：「跟長輩真的不要談斷捨離，許多珍貴的老店、老師傅一聲不響就悄悄結束營業，這一斷，以後再有什麼遺憾或念想，也找不到人了。」

結束了永樂市場的行程，走出戶外來到民樂街，目標是比鄰的兩家青草店。洪愛珠在還未識字的年紀，都指名有「童顏鶴髮老奶奶」的那家買茶，小孩單純的心眼認為：阿嬤氣色這麼好，東西肯定也是棒棒的。及後長大，有次這位「門面擔當」不在，她竟也就認不出來了。

如今，左邊的青草店重新裝修，而另一家老派依舊，兩家店外觀已迥然不同，但洪愛珠鍾愛的還是童年那家有老奶奶的、陳列一絲不改的「滋生」青草店。她並推薦，喝不了苦茶的人來這裡可以改喝茅根，腸火旺、便秘者尤其適合。

青草店旁，轉進賣蚵嗲的小巷，銜接延平北路的那端，其實才是阿蘭帶著外孫女回大稻埕購物的入口起點。以前巷口有座拱型隧道般的雨棚，如今雨棚已拆，但洪愛珠心中的隧道仍在，彷彿一穿越便回到昔日的時空，外婆、媽媽與自己，三代大小女生累積的記憶便會自動開啟，為心導航。

延平北路上，外婆的粽子都在義美本店購買，對她來說這是信譽良好的老街坊，而非眾所周知的連鎖品牌，每年元宵，本店還保留老師傅手工現做湯圓的舊傳統。義美斜對面的十字軒，門口望去最閃的是一對華麗得很浮誇的壽桃塔「見本」，洪愛珠說，除了麵龜壽桃與傳統喜餅，這裡的包子饅頭也很強。十字軒旁的加福起士蛋糕亦十分知名，但洪愛珠更愛的是他們的椪餅，掰碎後沖花生湯是她與媽媽的私房吃法。

回到迪化街上，被作者形容為「本格派」的生記中藥行，迥異於其他店家騎樓擺滿琳瑯滿目賣給觀光客的現成貨色，來生記的客人想要什麼，師傅才從藥櫃取出現切現磨。店裡陳設也彷彿停格在時光膠囊裡，頗有簡樸古風，但絕非時興的刻意仿舊。不用中藥者，來買個胡椒粉也是極好。

迪化街往北續行，毫不起眼的勝豐食品行是區裡最老的街屋，從未翻修過的牆面梁柱與招牌處處斑駁，店雖小，但比起大賣場貨色竟更加齊全，光是關廟麵就少見地從極細到極粗。設計科班的洪愛珠，喜歡帶學生來觀摩小店佈滿的鐵製招牌，手工寫就的字體之美，現在已經少見了。

同樣在迪化街的高建桶店，也有百年歷史。洪愛珠特地讓我們看她揹的大手袋，就是這裡出品，被她當成菜籃的手袋，常有人誤以為是百貨公司精品。洪愛珠還會在高建買手編籃子與盒子，放入經三代老派少女美味認證的傳統茶點，無需花大錢就是獨一無二又誠意十足的伴手禮。

緩步徐行至此，竟也已近中午，這趟大稻埕走讀最後以「賣麵炎仔」（金泉小吃店）的乾麵、燒肉、白斬雞與各式黑白切作結。這裡的油麵特別細Q，含豬油香，但小菜才是重點，而燒肉眾推C位。更令人瞠目的是，名聞遐邇的乾麵竟然一碗只賣20元。

解散地點選擇在滋養豆餡舖，熱銷商品「最中」為日文もなか的漢字，類似蛋捲冰淇淋外殼口感的方形餅殼，填滿小倉紅豆餡，若要現場食用，店家還會配一小杯茶，讓你坐在廊下慢慢品嘗。洪愛珠另外推薦這個時節才有的艾草麻糬，入口清香；還有她從小吃到大的老派泡芙，內餡是卡士達，口感也較一般清爽濕潤不乾不柴。

吃著賣麵炎仔時，讓人聯想到〈吃麵的兆頭〉裡的切仔麵大本營：蘆洲。在洪愛珠書裡，大稻埕環繞著阿蘭而寫，而有關蘆洲的篇章則著墨了整個家族。可能連台北人都不太熟的蘆洲，有座將近200年歷史的湧蓮寺，在每年農曆9月18日觀音佛祖出家紀念日，都會舉辦盛大的遊街活動，這天同時也是蘆洲的切仔麵節。

洪愛珠在文中提到，外公吃麵陣仗之大，需要數輛車同行。店家問點什麼小菜，他會豪氣地說：「攏切來」。經洪愛珠妙筆，據說包含美食家韓良憶、王瑞瑤，許多讀者看完〈吃麵的兆頭〉都流著口水跑去蘆洲吃「粉麵」。

然而不只大稻埕與蘆洲，書中五輯，「茶與茶食」就包含港澳與洪愛珠留學的英國；「南洋旅次」則是新馬與泰國的食記。甚至有專文談廚具，廚房小物諸如毛拔、黃銅冰勺、烏心石砧板，都講緣份，都惦著故事。因為對洪愛珠來說，老骨董家具、廚具，是一家三代女性的「情物」。

包括從巴黎扛回來的一口生鐵鍋，她這樣寫道：「我性格裡有點濫情，養什麼都怕養死了，自己承受不了，因此動植物盡量不養，但願意養鍋。妥善照顧的鐵鍋或比人長壽，不怕生別離。」

■將美好光景落成點點黑字

作家簡媜形容洪愛珠是文字的能手：「（老派少女購物路線）……首句以『媽媽病篤』切入，手法乾淨、筆刀鋒利化於無形。」而媽媽病篤這件事，也正是洪愛珠提筆寫作的動機。

母親五十幾歲罹病到過世僅短短兩年的時間，由於事發突然，與媽媽感情緊密的洪愛珠頓時失去重心。為了陪病，她將設計的案量降至最低，但陪病的時間漫長，她因此自覺快被掏空，於是陪病間隙她開始參加寫作班，做為場域、心境的轉換與喘息。

洪愛珠是在母親過世前一年（2015）才開始寫作，那時她已三十出頭，不算是年輕的寫作者。過去她受的訓練是圖像，即便要創作，文字也不在她的選項裡，因此雖然從中獲益甚多，但寫作班對當時的她而言更重要的是陪伴。然而她說：「就算是一輩子都不打算寫，長期以來我也一直是個讀者，對文字的選擇，我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對洪愛珠來說，母女倆下了班會一起聊天，假日會出門四處走走，她過得很快樂，也認為生活裡的實踐比較重要，所以並沒有特別要抒發的需求，也沒有強烈的創作慾。「但媽媽生病我就完蛋了，此後整個天塌下來。」

她需要一個平衡的出口，然後才發現原來文字更能表達自己的意念。她說：「坊間追憶家人的文章很多，但我絕不想寫母親的病況，這本書如此，未來也是如此，我情願藉由書寫，來回憶我們渡過的所有美好一切，也就是從購物到飲食，這些生活中絕大部分的事物。」

2015年參加寫作班，2018年拿下第一個文學獎，是相當驚人的成績。蔡珠兒評她：下筆有滄桑的時間感，文體有寬柔的空氣感但資訊含量高，文白相間有舒（國治）式風味。洪愛珠的文字質感細膩，應是長久以來閱讀習慣的薰陶與素養所致，且她用字老練精準，諸如〈粥事〉一文，米湯叫「泔」，形容粥稠叫「洘」，熬粥攪拌不勤導致米粒沾鍋叫「黐底」，若非長年實踐的閱讀與食事，一般人恐怕連字都唸不出來。

■代代傳承的自強女子力

家族的故事即便尋常，對每個當事者來說都是獨一無二。《老派少女購物路線》的主軸是飲食的事與物，雖然沒有很鮮明的人物脈絡，但不時可以看到背後勾勒著女性情感，清淡中有徹入心肺的厚重。

洪愛珠說：「對，我把很多人物埋在裡面。我不會歌頌家族，沒有一定要把外婆跟媽媽主角化，因為她們交棒給我的生活方式，就已經代表了她們，無需特別描述外婆是怎樣的人、生平有什麼故事，即便有故事我也拆在四處。」

「例如〈隆重炸物〉那篇，為什麼我媽很會炸東西？因為她17歲就在家族企業上班，還要處理全公司八十多人的團膳，17歲少女哪怕是在她那個年代也少有人這般能耐。但我不會單獨寫她，她卻在書裡無所不在，綜合了許許多多的生活經驗傳遞給我。我覺得每個媽媽傳給子女的事物都很了不起，無需特別歌頌，我比較想寫長輩這些經驗給我們這一代女生什麼樣的支持與養分。」

洪愛珠的母親承襲外婆，母女的能幹鄉里馳名，阿蘭更是誇張地強大，讓我們見識到過去委屈形象之外的另一種舊時女性面貌。洪愛珠書中寫道：

「阿蘭結婚，遠嫁淡水河對岸，觀音山腳下的郊外之郊。形容自己進門時，足踏漆亮高跟鞋，一腳踩進屋內，鞋跟即深陷泥地，台北小姐的農村拚搏史自此開始。」

淡水河對岸、觀音山腳下的五股超會淹水，土角厝會被沖垮，剩屋頂在水上漂。強大的阿蘭把小孩往屋頂上丟，接著轉頭就去支解溺斃的豬體，用最快的速度加工料理以便儲藏止損。成為頭家娘後，她還能帶領一幫女工為示範新機器而駐外整個月。

洪愛珠說：「我覺得最強大的女生是『自強』，不依賴情感來示弱，這也是她們對我的教養。我媽婚後仍在娘家的家族企業上班，我一出生就是外婆帶大，我跟母系吃住都一起。我媽長女，我也是長女，一家三代遇事都不會哭哭啼啼。我媽從罹癌到過世，她不抱怨、沒為自己掉過一滴眼淚，這也是我沒辦法傷春悲秋的原因，畢竟性格裡沒有這種遺傳因子。」

她還笑說，外婆與媽媽的自我要求都很高，自己還差她們一截。「媽媽就算走三步到公司、跨過水溝買個菜，都要擦口紅、穿高跟鞋；外婆更誇張，連外頭澆個花都要穿洋裝、頭髮吹整齊、珍珠項鍊戴好，她們是這樣的女性。」

■集家族之力拼湊復刻母親的老台灣味

愛珠母親病後，有天跟陪病的女兒說她想吃炸春捲。媽媽很會炸物，從小在廚房跟進跟出的洪愛珠覺得春捲可以自己做，便回到迪化街採買食材。所有往昔的生活氣味一股腦襲來，差別是，洪愛珠從女兒跨到媽媽的位子，變成一個照顧者。她說：「過去媽媽怎麼照顧我，我會努力去回想，再把它復刻回來照顧她。」從炸春捲起的頭，也才有洪愛珠第一篇成形的文章。

母親在病中最後一道手把手教給洪愛珠的，是自阿蘭手裡傳承三代的滷肉。一般小孩放學點心不外糖果餅乾，小愛珠則是阿嬤的滷肉（她從小對此竟也毫不懷疑）。「我家的滷肉手路跟別人不一樣，用的不是三層肉，而是踢胸肉（豬頸以下帶皮肩胛肉）。我媽生病，傳給我的當時，站都站不好了，還硬要撐住告訴我，『這糖要炒到這個顏色才能下醬油』。」

媽媽過世之後，洪愛珠開始會滷一大鍋分送吃阿嬤滷肉長大的親族，「最奇妙是我拿給我婆婆吃，她居然說跟她媽媽做的一模一樣，那是她記憶中封存了80年的老台灣味。」

至於來不及承襲就失傳的菜色，則靠家族眾人一起用味蕾的記憶拼湊復刻。「芋棗」即是一例，她會買芋頭回來，用不同的油、糖、粉一一去試，直到把老味道找回來。別的地方都沒有的家鄉味，則屬番薯粉勾濃芡直到成團的「兜麵」最是代表，它是泉州人聚落吃的菜，過年期間蘆洲的雜糧行還會出現番薯粉大缺貨的奇特現象。

■「老派」是我的生存之道

「人一遭逢變故，就會想重建秩序，我見過最好的方法，就是跟老輩人借靈感。所以老派對我來說是生存之道，我從外婆買的攤商知道它的信譽，我知道外婆手路的口味沒有斷掉，在資訊這麼過量、速度這麼快的社會裡，這一切讓我安心。」

她坦言，這也正是書裡沒有明講出來的核心，而非僅僅是表面的購物之道。「這本書絕大部分想要反映的就是老派價值。我是七年級，不管是跟我同齡的人或現在的年輕人都講求自我實現，但我一直不認為年輕跟老絕對對立，背離老價值也不代表就是進步。我從我媽與外婆身上看到，她們常兼顧別人，自我也沒有因此變小，而我們承擔與付出的還沒有老一輩的多，她們的身教對我影響至深。」

洪愛珠進一步表示，我們被全球化、現代性迷惑得很深，形塑生活都跟著潮流走，永遠追逐不完，最後還會很焦慮。而且現代人太缺乏手作，例如飲食叫外賣，被商業餵養收編。她認為，其實自己做菜的過程，可以從「想吃什麼」，一直過渡到「想過什麼樣的日子」，選擇握在自己手中，人也才不會被規格化。

人若抱持對新與舊相互探索理解的意願，選項也隨之更寬廣。老派少女適情適性的生活方式，說不定才是最自由。●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作者：洪愛珠 出版：遠流出版 定價：3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本名洪于珺。1983年生，台北養成。倫敦藝術大學傳播學院畢，資深平面設計，大學兼任講師，工餘從事寫作，以記舊時日，家常吃食與經過之人。曾獲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作品入選《九歌一○八年散文選》。

近日，關於翻譯的討論難得上了歐洲與英美媒體文化版的頭條。

事情的起源來自一篇刊登在荷蘭日報《de Volkskrant》的意見評論：非裔的時尚記者、黑人權益運動者Janice Deul於2月25日撰文批評荷蘭Meulenhoff出版社選擇了不適當的譯者里內韋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來翻譯雅曼達．戈爾曼（Amanda Gorman）的詩作《The Hill We Climb》。

22歲的詩人戈爾曼畢業於哈佛大學，曾獲「國家青年桂冠詩人」的殊榮，並於2021年1月20日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的就職典禮上朗誦詩作〈The Hill We Climb〉（峻嶺吾登）。戈爾曼在吟誦詩詞時提到：「我們，是這個國家與時代的繼承者，一個骨瘦如柴的黑人女孩，身為奴隸後代、由單親母親撫養長大，也能夢想著有天能當上總統，而現在正在為一位總統吟詩。」

此次登台讓戈爾曼享譽全球，這篇詩作也當然洛陽紙貴，成為世界各國出版社競標的熱門作品，荷蘭文版即由Meulenhoff出版社獲得翻譯出版權利。

2月23日，Meulenhoff出版社鄭重其事地對外預告，即將於3月30日出版《The Hill We Climb》荷蘭文特別版，書中將收錄著名非裔電視主持人歐普拉（Oprah Winfrey）撰寫的前言，並由里內韋德擔任譯者。

里內韋德是29歲的荷蘭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gender）作家，24歲出版詩集，一鳴驚人，被譽為荷蘭文壇明日之星。2018推出第一部小說《De avond is ongemak》（暫譯：夜晚的不安）即成為暢銷作品，並榮獲2020年國際布克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布克獎與國際布克獎無疑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獎項，國際布克獎評選的是譯成英文出版的世界各國書籍，榮譽與獎金同時頒給作者與譯者平等分享。評審口中「刻骨銘心又才氣縱橫」的處女作，使里內韋德成為該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譯者Michele Hutchison更是功不可沒，締造首度自荷蘭文翻譯的小說獲獎記錄。

對荷蘭書市來說，Meulenhoff出版社讓兩顆耀眼新星合作，話題十足。不料，此舉卻引起黑人權益運動者Deul的不滿，並為文抨擊。文章在2月25日見報，標題為：「讓個白人譯者來翻譯雅曼達．戈爾曼詩作：莫名其妙」（註）。

Deul在文章中先敘述自己的養成過程：黑人女性，愛上時尚前就先熱愛文學。她讚嘆戈爾曼在就職典禮的表現，詩作動人之外，一身大黃Prada大衣跟XXL號的紅頭巾更是豔驚四座，甚至讓世界一流的名模經紀公司IMG Models想要簽下她，名列美國《時代》雜誌未來百大領袖，更是錦上添花。

然而，戈爾曼就如她自己形容的，是個瘦小的黑人女孩。她的耀眼，對Deul來說，應該要讓黑人權益運動好好地借力使力，所以Deul說：「她的作品與人生是因為她身為黑人女性之經驗與身分認同而色彩繽紛。選擇白人、非二元性別、在翻譯領域沒有任何經驗的里內韋德，豈不是錯失了這個良機？Meulenhoff出版社竟然還認為這是個夢幻譯者？！……為什麼不找一個跟戈爾曼一樣，掌握口語藝術、女性、年輕、以黑人身分自豪的女性文人呢？」

Deul認為選擇里內韋德擔任譯者是「莫名其妙」，讓包含她自己在內的許多人感到「痛苦、沮喪、氣憤與失望」。她指出，在許多領域，黑人因成見而被不公平地剝奪機會。文中列舉了幾位荷蘭的黑人女性作家，質問Meulenhoff出版社何不找她們翻譯？最後促請各界不要再因循苟且，將合適的機會還給「正確」的人。

這篇社會運動者觸景生情、有感而發的呼籲，在這個社群媒體裡無風都還起浪，「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磨刀霍霍的時代，竟變成一篇引起戰火的檄文。

2月23日Meulenhoff出版社正式公告出版計畫後，里內韋德即在自己的推特帳號欣喜地分享能夠翻譯《The Hill We Climb》的榮幸；25日Deul的文章刊出後，Meulenhoff出版社迅速在推特回覆了一篇不失身分的聲明，強調戈爾曼與團隊原就對譯者的選擇有明確要求：須對戈爾曼的作品能感同身受，並且在風格與語調上顯得親近。當出版社提出譯者人選：與戈爾曼一樣少年得志、身處逆境又敢於挺身捍衛少數權益的里內韋德，立即得到戈爾曼團隊毫無保留的贊同，證明里內韋德是雙方皆同意的譯者理想人選。Meulenhoff出版社並強調，戈爾曼團隊原即要求，在譯稿完成、出版之前，需要先讓不同的「敏感背景的讀者們」閱讀，蒐集意見回饋，而這也是出版社與譯者里內韋德都重視的重要過程。

里內韋德當日也在推特轉推這則聲明，但顯然的，雖然也有支持的聲浪，其他充滿恨意、自命正義且一心除之後快的網民言語還是嚴重影響了里內韋德；隔天（26日）就發推文表示，對於自己所引發的騷動深覺意外，決定辭謝這項翻譯工作。Meulenhoff出版社也隨即推文表達遺憾但尊重里內韋德的決定，並說明會考慮各方批評，認真思考接下來的譯者人選。

此時，事件已發酵成國際新聞，西方各大媒體爭相報導，使用的標題都繞著三個關鍵字：翻譯、黑人、白人。兩週後，火上再加油。3月10日歐美各大媒體刊出另一則新聞，《The Hill We Climb》的加泰隆尼亞語譯者Victor Obiols交稿之後，巴賽隆納的出版社Univers轉告：譯稿無法採用。

Obiols這位翻譯過莎士比亞、王爾德等經典巨作的譯者，能力當然是無庸置疑的，但出版社收到意見，指稱由他來翻譯詩作並不適合。雖不知是出自美國出版社還是戈爾曼經紀人的意見，但他們要找的譯者，必須是「女性、年輕、社運人士、最好是黑人」。

這則新聞一躍成為西方各大媒體及社群網路的火熱話題——黑人作家只能由黑人譯者翻譯？！膚色是唯一評斷譯者是否適任的標準？！各媒體編輯們使用的標題同樣環繞著三個關鍵字：翻譯、黑人、白人。幾乎所有知名譯者都受邀對此事件發表觀點，多數意見也幾乎都在強力抨擊這樣的種族主義或本質主義對於翻譯專業的暴力侵害。

譯稿被退、更換譯者，這些狀況在翻譯工作中雖非常見，但也無需大驚小怪。這次事件之所以引起譯者們的激憤，是因為前述兩位譯者被指稱不適任的理由並非出於專業性的疑慮，而是「因為膚色不對，就根本沒資格去做」。這種近乎「種族隔離式」的專橫，不僅重傷「翻譯」的實務可能，更直接摧毀其基本價值。

翻譯了杜思托也夫斯基全集的法國俄語翻譯大家André Markowicz，在法國權威的《世界報》（Le Monde）發表評論意見，標題是「沒人有權力來跟我說我有沒有權力翻譯」。他指出：

「這種依據膚色、族群、信仰將人類原子化，哪知道算什麼東西的意識形態，是翻譯的絕對相反；翻譯，首先且必要的，是對他人的分享、同理與迎接，這才是我稱之的『認同』。沒人有權力來跟我說我有沒有權力翻譯。相反的，每個譯者，有權力自己判斷我能不能翻譯。意思是我能不能夠藉由我的工作、我的聲音、我的文字之質性，讓人們得以聆聽他者或她者的聲音。但這絕不能是裁減別人的聲音，削弱到跟我原本聲音一樣。」

後面這種「裁減別人聲音」的作法，Markowicz稱為是「殖民者的」翻譯。他哀嘆，不幸的是，現實中有太多這樣的譯作，而他作為譯者的志業，正是要對抗這種「殖民者的」翻譯。

這裡我們必須重申，翻譯不僅是建立在「普世性」的假設上，還如同研究翻譯的法國哲學家Barbara Cassin所說的，「翻譯是要讓普世性更加多樣而複雜。」

「普世性」是建立在「每個人的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前提下。即使是同一膚色的人，也各自有其獨特的生命經驗，生活在今日美國或歐洲的黑人，其歷史、社會、經濟條件皆各自不同，「黑人一定懂黑人」這種想法根本不切實際。事實上，就算是翻譯自己的雙胞胎手足之作品，好的譯者依然是在面對一個「絕對的他者」。

Markowicz在自己的臉書上講得更加犀利：

「翻譯的前提，是他者之在場。如果一個譯者將自身全部的經驗放進著手翻譯的文本裡，因為譯者霸占了他者的位置、殖民了他者，就毀了文本！……是以，從翻譯的嚴格觀點來看，重要的，正是距離。」

此外，針對有人認為爭論點不在文本，也不是戈爾曼個人，而是為了服務特定族群的權益運動，因而選擇譯者需要帶有特定亮點識別性，Markowicz說，這種輕蔑，只可以用種族主義稱之。他反問：「這不可恥嗎？」

諸多譯者的論點之外，作家們也加入戰局。以法文書寫，成名作《異鄉人－翻案調查》已翻譯成近40種外語的阿爾及利亞作家——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在法國週刊《Le Point》上的專欄一向擲地有聲，他於3月14日發表以「向美好的背叛致敬」為題的評論，反思這個事件。

答悟得一方面擔憂此風一長，連文學的基本信念都遭摧殘，另一方面也對近年「取消文化」愈來愈激烈的危害提出警示。他說：

「作家們都知道，完美無瑕的翻譯是不存在的。在那總是光榮的嘗試中，交互衝撞著譯者的才情、所涉兩種語言間的誤解、以及相反文化間的那些大陸。能夠跨越，免不了會遺落，也必然有光芒。更加豐富或是變得貧瘠，都是可能的風險。而可能的成見或是無法翻譯之處，作家也都心裡有數。」

然而難道就因此不要翻譯了嗎？抑或苦等絕對的世界語誕生後才能翻譯？還是強加個「一模一樣」法則來遴選譯者？這些作法，答悟得都認為只會讓「孤立與故步自封大獲全勝」。

或許有人認為沒那麼過頭，只是應該要選個文化上的「近親」，然而一旦摻入社會運動的強制、來自認同或族群的審查等，妄想翻譯能夠「建立普世性，但對意外的誤解、內在的風險跟本質上的戰戰兢兢都絕不容忍」，這根本是謬誤邏輯，將更讓我們身陷枷鎖。

答悟得說：「縱然，翻譯是誤解之所在，但這些誤解是我們的自由、跌跌撞撞、成見……基本說來是『我們的』大全，卻也正好是力圖克服超越的具體目標。」最後，他感性地結論：「翻譯是背叛與愛的行動，進退擺盪之間，才能讓兩種語言，逐漸地，變得清晰。我們絕不要濫設法庭。」

答悟得從文學創作、書寫評論，到身處威權國家的生活日常，都在追求自由與對抗宰制。他直言這個事件讓他感到恐懼，也將這個事件歸類於取消文化之害。取消文化從原本因政治不正確而取消追蹤名人社群媒體，發展成激烈的形式：網路上的鼓動者隨意地、不管歷史脈絡地將古今名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或是性別歧視者等等大帽子，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雖然類似的「獵巫」行為在人類歷史屢見不鮮，但今日的發展，因為社群媒體的文法更適合斷章取義，網路使用者更容易隨著搧風點火表現集體瘋狂式的鄉民正義，虛擬世界的刪除、複製、貼上讓歷史彈指間就可以改寫等種種因素，使得「獵巫」不但成為日常，對象更包括古人，而範圍更輕易地擴及文化、學術等領域。在台灣，好比所謂的書評、影評，卻是以扣作者「統派」或「獨派」帽子，必欲除之而後快。在美國，好比大學裡要讀經典文本，卻指控哪個古人當年歧視女性，試圖從課綱除之而後快。

事實上，取消文化的問題極為複雜，當美國前總統川普等保守反動人士也收編了這個詞彙，以此去抨擊所有的進步主張之後，到底談的是哪一個「取消文化」？需要細膩地深入討論。

在此我們回到答悟得使用這個詞彙的脈絡，也就是一年多前，包括答悟得在內，愛特伍（Margaret Atwood）、魯西迪（Salman Rushdie）等作家，及杭士基（Noam Chomsky）、Michael Walzer等學者，總計約150名具批判精神的有識之士共同連署的投書中的建言。

這份投書呼籲：保守反動力量的上升，讓種族或社會正義的抗爭日益重要，但追求改革與進步的方法絕不能是仿效保守反動派，以教條或是強制行之。今日取消文化的發展，削弱了公開辯論與容忍差異的規範，更造成審查與自我審查。連署的學者作家們認為，正義與自由並非互斥的，反之，它們互為彼此存在的條件。要戰勝惡劣主張的方法，不該是試著消音或除之而後快，而應是揭露、論述與說服。

小結雅曼達．戈爾曼事件。兩家出版社的決定，從他們的公開發言中無法得出太多推論。但如果以取消文化來理解，不管有意無意，他們都助長了一股歪風。可以理解，出版戈爾曼的詩作是筆生意，出版社競標的版稅必然所費不貲，譯作如果遭受若干網民抵制，勢必造成一定風險。然而風險可大可小，何不乾脆加碼，在危機處理之外，同時運用行銷領域常使用的woke-washing手法，表現對哪些社會正義的相挺，讓人購物又覺醒，名利雙收。

兩位譯者因為非關翻譯的理由而被撤換，使得一向習於安靜的譯者們群情激憤，這是由於整個社會輿論的操作已危害了翻譯工作的基本價值。轉念一想，或許應該感謝這個事件，譯者在各大媒體面前，才難得地有機會解釋翻譯這檔事。不過，有多少閱聽人真的在意呢？譯者們也只會習慣性地一笑，回到書桌前繼續埋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