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是文化霸權，還是寬容自由的理想美國？迪士尼唐老鴨漫畫的兩種接受光譜
由迪士尼公司出資製作，以1998年同名動畫電影翻拍的真人版《花木蘭》（Mulan），從開拍以來即話題不斷，近日在華文地區上映後，更在各地引發了不同層面的爭議。
這並不是迪士尼作品第一次引起廣泛的討論。早在1970年代，歐洲的唐老鴨（Donald Duck）迷們即陸續成立研究社、社團，發表刊物探討唐老鴨世界裡的廣大宇宙觀。這種對唐老鴨漫畫的熱情，在德國甚至持續到今天。相較之下，有關迪士尼的評論，聲勢則顯得弱小許多，甚至部分評論發表後，遭受到的責難比原初的批評力道更為猛烈。1970年代智利出版的《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迪士尼漫畫中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How to Read Donald Duck: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就是經典的案例。
70年代的西德與智利，距離當代台灣讀者看似遙遠，然而他們評論的對象卻又是我們至今仍熟悉親近的大眾文化。本文將回顧這兩種看待唐老鴨漫畫的不同觀點，及其迥異的出版時空背景，在剛好的距離之外，回頭審視當我們觀看大眾文化產品時，自己的認同與立場。
▇批評唐老鴨的書，為何成為禁書？
迪士尼出版的彩色漫畫曾經在拉丁美洲及歐洲的許多國家蔚為風潮，這些漫畫被譯成各國語言，發行量十分驚人。《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便是在這個風潮下產生的反思。
這本書於1971年出版後，立刻成為暢銷書，當時智利處於左傾的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當政的時代。兩年後，奧古斯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流血政變，實施軍事統治，這本書也成為極權政治下的犧牲品。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作者之一的阿利爾．多爾夫曼（Ariel Dorfman），曾在阿言德執政下的政府部門工作，政變後，他多次逃過右派的攻擊。他在2018年的新版序中回憶，此書初版問市之後，新右派曾試圖開車輾過他，同時大叫「唐老鴨萬歲！」（Viva el Pato Donald），海軍將一萬本該書從倉庫丟進瓦爾帕萊索海灣。多爾夫曼在朋友協助下藏身隱密地點，在那裡，他從電視上看到軍人焚燒「帶有顛覆內容的禁書」，《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也在其中。
多爾夫曼回憶，焚書景象令人不安，讓人聯想到1933年德國納粹的焚書事件。因為皮諾契特政府的迫害，多爾夫曼與家人流亡美國，迄今未回故鄉。
這部作品曾譯成多國語言，它的英譯本也一樣命運多舛。1975年，美國境內沒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出版此書，最後選擇在倫敦出版，再海運4000本到美國，卻被美國海關扣下，並被迪士尼控告侵權——書中內容引用了迪士尼漫畫，因此被當成盜版。經過將近一年的訴訟後，出版社雖然贏得官司，確認學術著作有合理引用的權利，然而也只有1500本書可以真正進入美國本土。
這本討論漫畫的作品到底有多「危險」，使得智利政府對它施以火刑與水刑，美國也沒有出版社敢出版？它又為何如此受歡迎，不只暢銷，擁有多國語文版本，同時也成為媒體理論中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重要教材，連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也將此書評為「去殖民化的指南」？
老實說，《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並不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書中既帶有諷刺且偏頗的語氣，也不乏泛政治化的內容。多爾夫曼曾在《衛報》親自透露，這本書是在10天之內倉促完成的（應不包括資料搜集、比對的時間）。然而這本書是當時少數針對具體漫畫文本進行系統分析的作品，深入拆解美國帝國主義如何隱藏在看似無害純真的迪士尼文化符碼中。
後來還有更多學者，針對這本書發表批評與延伸研究。《文化帝國主義》作者湯林森（John Tomlinson）提到，《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以「對立於主流的方式，解讀迪士尼」。語調時而激烈控訴，時而諷刺挖苦，細心收集了上百冊的漫畫，針對文本內外都做出細微的分析。
▇藏在純真之下，尋寶漫畫背後的殖民與掠奪
唐老鴨漫畫中的冒險，通常只有一個目的——尋寶，這些冒險都發生在鴨堡（Duckburg）以外的地方。不管是名為谷（Gu）的阿茲特克人、喜馬拉雅山的雪怪，或是名為莫卡來（Muchkale）的另一個月球（有兩個月球）的外星人，都被塑造成未受文明污染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
從文明地區來的鴨，用高科技做成的沒用玩具，跟高貴野蠻人交換黃金或帶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物。高貴野蠻人會把科技當作魔法崇拜，並對於（那些對文明世界的鴨來說）具有經濟價值的東西不屑一顧。
譬如外星人莫卡來對於能用種子帶來新的生態循環感到興奮，並願意拿月球上的金沙與唐老鴨叔叔史高治交換泥土。在世人眼中，莫卡來嚮往「單純的美好」，而史高治雖然用泥土輕易換到金沙，卻因為別人比他更快樂（莫卡來得到他真正想要的東西），而讓他覺得自己虧了。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針對這點語帶諷刺地說明，這是一種窮人與富人的古老寓言，「窮人沒有煩惱，富人才有一堆問題，所以就不用對掠奪窮人和未開發的地方感到不安。」
作者指出，高貴野蠻人在書中是一種「小孩」（被支配者），他們不被允許脫離被支配的狀態。這種高貴野蠻人與文明人的交易，所顯示的「道德觀」就是：「搶奪、不付錢是強盜；有付錢就不算搶，而是一種援助。」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闡明，在迪士尼漫畫中，世界各地被簡化成明信片上的觀光景點，充滿偏見與歧視，譬如祕魯人在漫畫中只會嚼辣椒、賣陶器。
這些偏見不是迪士尼發明的，但他們大量產製的漫畫，將這種偏見發揚光大，而危險的是，大眾媒體利用陳腔濫調，淡化了真正日常的現實。這種對拉丁美洲的刻板印象，進一步「變成拉丁美洲人扭曲的自我認知，最後變成自我嘲弄和模仿……透過選出各族群中最膚淺、單一的特色來區分地區。」甚至連唐老鴨跟侄子的日常談話，都夾帶歧視：
The Pixilated Parrot Donald Duck (1980) 229期 P.28）
迪士尼漫畫中的人物「工作，但不生產」。唐老鴨找工作從來不是為了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買禮物、度假。史高治看來貪婪、吝嗇，這個設定是為了讓他看起來令人同情。他的吝嗇被塑造成「節省」這種正面特質，「如資產階級不用花錢和顯眼的消費行為來玷污自己」。史高治的錢無法幫他解決任何問題，因此他總是不開心，並「著迷於失去錢的恐懼」。他有所謂「作為老闆的孤獨」，但盈利這種實際的「補償」卻沒在漫畫中表現出來。
漫畫裡沒有出現真正的勞工，為了隱藏資本家在累積財產過程中的剝削行為，就連尋寶中應有的挖掘、人力投入全都隱形了。要名正言順地在第三世界奪取黃金，靠的是製造出一些競爭者——同樣來自文明世界的小偷和反派。唐老鴨和家人經過一番努力打敗反派，得到「應得的收穫」，這些收穫被合理化，掩蓋掉「文明的鴨子」其實是在外地搶奪當地資源的事實。
反派的出現是用來合理化唐老鴨的收穫，最具代表性的是庀兄弟（the Beagle Boys）。他們被描繪成「身體巨大、深膚色、沒受教育、貪心、不道德，他們總是成群出現，戴竊盜面具、穿監獄裝，很難分出個人（雖然有監獄號碼）」。書中指出，他們的行為被塑造成是天生的，「而犯罪是他們唯一的工作」。
從以上這幾個論點可以看出，《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是以左派觀點進行滔滔雄辯，深入剖析的例子十分精彩。然而這本書的意義並不在教導我們如何「正確」看待唐老鴨漫畫或迪士尼文化工業，而是帶給我們看待迪士尼漫畫的新可能性。
▇以批判眼光，審視「無害」的文化產品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以詳細的分析，打破我們在文化工業長期餵養下而窄化的想法，讓我們開始試著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這些「無害」的文化產品。閱讀這本書，對於迪士尼迷可能不會是美好、愉快的經驗，書裡充滿挑戰讀者的論述，逼迫讀者把習以為常的經典動畫電影，甚至對唐老鴨、米老鼠不自覺的認同與喜愛，全都放在新的位置來觀看。
2018年，《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總算真正在迪士尼的發源地出版。也許正因為我們處於群眾運動、不合作運動活躍的時代，這本書才又以另一姿態重新回到美國土地上。
多爾夫曼在2018年的新版序中反思：「過去我對迪士尼的討伐，可說是試圖面對我心中的美國……我曾試圖將美國從國家經濟中消滅，誇大美國的惡行和智利的高貴，我在處理文化交流的複雜性時，講的不完全是真的，事實上，不是所有從國外吸收來的大眾媒體產物都是負面的，也非所有我們自家出產的都是好的。」
多爾夫曼承認《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的局限性和偏見，期待新的讀者可以用開放的眼光，「帶著自己的經驗來豐富這本書」。然而，他從沒放棄對迪士尼的批判立場，畢竟當前的迪士尼雖然改變了對少數族群和女性的觀點，卻也同時受益於此，不斷壯大成為全球最大的娛樂集團之一。
▇唐老鴨主義在德國：寬容、自由的資本主義政治典範
若以多爾夫曼的觀點對照唐老鴨漫畫在德國受歡迎的程度，我們便能看到迥異的唐老鴨漫畫接受現象。
1967年德語版唐老鴨漫畫第一集出版，至今在德國仍以每4週一冊的速度出刊，目前已超過500集，2020年第二季（4到6月）的銷量約為14萬冊。唐老鴨連同其他迪士尼系列漫畫，如唐老鴨皇家版、宇宙版以及精裝版、復刻版，幾乎在全德國書報攤及超市都找得到。
《如何閱讀唐老鴨》的各國譯本大多出現在1970年代，西德版本是於1977年面市，而與這本書幾乎相反的觀點，也同時在70年代於歐洲發展。
1971年，挪威出現第一篇關於「唐老鴨主義」的學術研究文章，兩年後成為鴨粉界的傳奇專書《唐老鴨主義》。德國也在《如何閱讀唐老鴨》德語版出版的同一年，出現由科學家漢斯．史托赫（Hans von Storch）和唐老鴨粉絲所組成的非營利團體D.O.N.A.L.D.。
時至今日，歐洲不僅有活躍的唐老鴨主義者，德國的D.O.N.A.L.D.鴨粉每年仍定期舉辦聚會，討論漫畫中龐大的世界觀，以及圍繞唐老鴨家族、朋友的各種主題，並發表刊物。
D.O.N.A.L.D.創辦人史托赫本業是德國氣候專家及漢堡大學大氣研究所教授，他曾在2012年《明鏡》週刊的訪談中，透露D.O.N.A.L.D.成員看待唐老鴨漫畫的立場。《明鏡》問：「鴨特豪森（唐老鴨居住的城市，即鴨堡，德語為Entenhausen）的系統是否為一種政治模型？」史托赫回答：「是的，至少德特馬．德林（Detmar Doering，德國自由派哲學家）認為，鴨特豪森是自由、寬容且資本主義式的。」
史托赫補充說明：「德林的論文〈鴨特豪森：美國應該要有的樣子，現今卻不是如此〉結論指出，鴨特豪森是經典開放思想的典範，而非出自混亂的歐洲罪感文化（Schuldkultur）下的政治正確。」
史托赫的這段回答，既可看作是D.O.N.A.L.D.對於《如何閱讀唐老鴨》（及對於迪士尼抱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左派）的遙遠回應，也可說是以自由派風格，對漫畫中的歧視及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所做的開脫。
▇納粹之後，用漫畫翻譯找到使用德語的可能性
德國鴨粉這些學術（兼粉絲）活動，以及對於唐老鴨世界源源不絕的好奇與熱愛，部分原因是來自第一代唐老鴨漫畫德譯版的成功。
第一位德語唐老鴨漫畫的譯者艾莉卡．弗赫絲（Erika Fuchs），自1951年起即開始擔任米老鼠漫畫的主編，並開始翻譯漫畫。D.O.N.A.L.D.以弗赫絲的譯本作為研究的基礎文獻，唐老鴨的創造者卡爾．巴克斯（Carl Barks）的漫畫搭配弗赫絲的翻譯文字，一直是這群老德國鴨迷們津津樂道的經典。
二戰後的西德接受美援，受美國大眾文化影響極深（但不代表他們沒有人批判美國文化工業的影響）。他們同時要面對納粹瓦解後，該如何繼續使用德語這個已被獨裁政權濫用的語言來創作文學的問題。很多人用不同方法實驗，出現所謂戰後文學一派。
這樣的問題和唐老鴨漫畫的翻譯放在一起討論時，便在兩層意義上找到出口：一、它是幽默漫畫，當時還被當作是廉價、小孩讀的玩意，因此它在文字上能發揮的空間其實更大；二、它是翻譯，是跨文化、跨語境的產物，需要譯者對雙方文化的理解，也要求對目標語有創意、開放的運用能力。
弗赫絲的譯本裡引用了格林童話、歌德、席勒、民俗歌謠、施拉格音樂（Schlager）以及莎士比亞，把傳統文學和流行文化歌詞都摻在唐老鴨美式荒謬搞笑的圖像中，賦予全新的語境。
1950年代弗赫絲開始翻譯漫畫時，德國人對美國飲食文化以及美式足球等運動還不太熟悉，因為漫畫譯者無法改變圖像，面對熱狗、奶昔、漢堡等大家還不熟悉的食物，弗赫絲運用許多有創意的方式解決問題，譬如將奶昔變成草莓聖代（Eisbecher），漢堡變成水果塔。可以說，在美國流行文化大量傳進德國時，漫畫中的這些「異國風情」物品，被搓揉成在地文化與美式文化的綜合體。
弗赫絲不僅成為D.O.N.A.L.D.的榮譽會員，她的出生地施瓦岑巴赫（Schwarzenbach）如今也變成漫畫語言藝術博物館艾莉卡．弗赫絲之家（Erika-Fuchs-Haus）所在地。博物館裡的常設展有唐老鴨故事中的造景、人物介紹，也有以弗赫絲的譯文設計的親子互動遊戲。
▇來自美國的唐老鴨世界，是帝國的侵略，還是理想的政治形態？
將這兩個時空背景迥異，且在政治、媒體、翻譯等層面上的切入點和立場亦各不相同的唐老鴨漫畫評論觀點併置之後，會發現原來我們熟悉的唐老鴨，是某些人眼中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迪士尼建構的鴨世界，卻又是另一票人口中「寬容、自由、資本主義式的政治模型」，是「美國應該成為卻沒有成為的樣子」。
這兩個觀點的共同處在於，他們都認真看待唐老鴨漫畫。即使《如何閱讀唐老鴨》批評漫畫如何對孩童有害，應該完全消失等等，都也花費非常多心血在拆解研讀。作者為了批判唐老鴨而做的分析，精細程度絕不亞於D.O.N.A.L.D.的成員。唐老鴨於此變成一群認真思考的人立場的折射，映照出1950年代到21世紀，拉丁美洲到歐洲不同的接受光譜。
這告訴我們：看似簡單、好像不用費力就能閱讀的唐老鴨漫畫，其實非常值得深究，因為無論你想不想，閱讀漫畫都是一種政治表態。
讀它、不讀它、喜歡它、討厭它，或者翻譯中的本土化、德語化、美國化、去納粹化，都需要讀者踩進千絲萬縷的政治意識形態大網。若沒有仔細審視上述這些不同觀點，我們如何能意識到閱讀作品跟讀者本身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這些接受現象告訴我們，作品本身正面或負面的長遠影響力，刺激著不同時空文化背景下的接受者。
看待唐老鴨漫畫的立場如此多元，甚至互相衝突，更證實我們不該只聽從別人幫我們判斷作品好壞。面對任何能輕易被貼上標籤的作品，不該只聽片面之詞，簡單懶惰地驟下結論。不同的立場若能挑戰我們，挑起我們的好奇，就能逼著我們親自去閱讀、接受、反抗、消化，從而理解光譜兩端的想法，深思熟慮做出自己的判斷。
唯有這樣做，我們才有機會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主動的讀者——思考的讀者。唐老鴨文化光譜間的兩派人馬彼此沒有交集，卻匯集在此為我們做出了最有趣的示範。畢竟，他們都沒有因為唐老鴨被貼上「簡單、小孩子玩意」的標籤，就不嚴肅看待這些作品。●
人物》我做過最重要的事是辦了很多雜誌，而不是唱片公司：專訪滾石唱片董事長段鍾沂
（本文應《FOUNTAIN新活水》19期「雜誌超啟蒙」之邀撰寫）
滾石唱片即將邁入40週年了。80年代初，段氏兄弟做了一張民歌專輯、大受歡迎後順勢成立唱片公司，由此為台灣流行音樂開拓出一片沃土，羅大佑、李宗盛、齊豫、林憶蓮、伍佰、陳昇、林強、五月天……樂壇奇花異果瘋長，眾多傳奇蔓生，滋養了幾代華人的集體記憶。然而眾人津津樂道的這些傳奇的最源頭，兄弟裡的二毛段鍾沂說：「如果要回顧我的人生，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辦了很多雜誌，而不是我做了滾石唱片。」
滾石傳奇的起點是段鍾沂與弟弟為了向美國《Rolling Stone》雜誌致敬，合辦了《滾石雜誌》，還因此背負一身債務，這段經歷曾經出現在諸多報導裡。不過少有報導提及，段鍾沂熱愛雜誌，近乎成痴。雜誌之於他，仿如寫進身體裡的DNA，成敗不由己，愛恨難理清。
1967年，就讀政大財稅系二年級的段鍾沂以「刻鋼板」手法製作班刊《財二之聲》，是他雜誌生涯的初試啼聲。刻鋼板是影印機尚未出現的時代裡，最快速經濟的印刷手法。先用圓珠筆在蠟紙上刻寫內容，圖文隨喜，完成後再以油墨滾輪一張張印製。
班刊內容來自系上同學，但大多是段鍾沂自己編寫；封面及內頁插圖也是出自他的手筆，仿迷幻藝術（psychedelic art）風格，以變形的字體設計標題。這期雜誌最後印了一百多冊，班上同學人手一份。1970年大四時期的班刊就進步多了，內容已進化成排版印刷。
就讀政大期間，段鍾沂即參與創辦了日後啟蒙無數文學青年的電影刊物《影響》雜誌。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先到《世界電影》工作，還短期為當時的重要議論刊物《大學雜誌》及《中華雜誌》跑業務拉廣告。
眾人耳熟能詳的《滾石雜誌》創刊於1975年4月，隨著市場變化，幾經改版重新定位，前後出現過4種面貌。從摸索仿效搖滾精神，一出場閃耀風光帶來無限願景，隨後銷量直落讓段氏兄弟傾家蕩產，唱片公司成立後一度成為官方宣傳刊物。在產業的迭宕下，這本雜誌最後轉型成《滾石數位音樂誌》，也曾以電子書形式推出復刻版。多次變身後，在社群媒體尚未普及時，悄然引退。
2005年6月創刊、同時發行數位與紙本的《Elvis數位音樂誌》，承襲了初代《滾石雜誌》的精神，試圖涵括音樂、文化、趨勢等人文議題，並觸及硬體科技的資訊。然而一年半後，這份雜誌也黯然畫下休止符，宣告「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超前部署半世紀的《紅蘋果》
在《滾石雜誌》隨著市場起起落落之前，段鍾沂還辦過一本奇妙的刊物，雜誌背後是一段超級前衛的經營策略。
退伍後，段鍾沂和大學同學決定開一家24小時商店「紅蘋果文化服務中心」，服務項目包括幫客人沖印照片、買菜、訂雜誌、解決各種生活大小事。他們正式取得柯達公司和台糖沙拉油的代理，爭取到當年女性保養品「蘭麗綿羊油」的銷售權。為了提供服務，還在報上刊登廣告，徵求「紅蘋果小姐」，吸引了頗多人前來面試。
因為商店以社區服務為定位，幾個年輕人覺得需要辦一份社區型媒體，於是出現了這本彷如大學刊物的升級版，有音樂和攝影專欄、蒐羅當時台北市文化活動、免費贈送的《紅蘋果》。
《紅蘋果》創刊於距今將近半個世紀前的1975年3月，當年的《讀者文摘》全年訂費是324元新台幣、《皇冠》則只要270元。雜誌內頁提供的訂閱廣告上，向讀者推介《婦女雜誌》、《綜合雜誌》、《小讀者》是「從內容與形式而言，都是三本最好的雜誌。」
幾個年輕人主持的實體商店，除了提供雜誌代訂、叢書及音樂會門票代售、舉辦電影欣賞及音樂會等文化活動外，雜誌裡的「紅蘋果信箱」還宣稱可替讀者解決各種藝術知識的疑難問題。
這個走在時代前端的經營手法，讓段鍾沂笑稱：「Steve Jobs把公司取名蘋果的時間，還比我晚一年。」可惜這個前衛的概念沒能持續太久，雜誌只推出一期就戛然而止。「最主要是我們只有創意，不會管理，庫存太多，食品被老鼠咬，全部報銷。一直賠錢，後來不了了之，大家開始找工作。」
在報禁尚未解除的封閉年代，興辦雜誌是知識分子抒發意見、參與社會的重要途徑。但為什麼初出茅廬、兩手空空的熱血青年，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創辦雜誌？原因之一竟然是：「因為印刷廠是可以欠錢的。」
當年的印刷廠接受三個月的遠期支票，也就是說，有雜誌夢的人即使身無分文，也可以先編好文稿，送廠印刷裝訂上市，只要在三個月之內湊足「頭期款」——不管是透過零售或找到訂戶，付得出第一期的印刷費即可。
只不過，一期咬著一期，雜誌的生產循環快速，很容易耗盡精力與理想。段鍾沂說：「如果你做了三年雜誌還在，一是表示你沒地方可以去，一個就是你真的很喜歡它。」
▉我來自台灣，我想見你們的發行人
段鍾沂創辦過無數雜誌，最終大多敵不過市場，不堪賠錢虧損而停刊。至今仍屹立不搖定期出刊的，是即將屆滿30年，最新發行第344期的《廣告雜誌》。這份廣告界的專業刊物，曾是美國權威雜誌《Advertising Age》（簡稱AA）的國際中文版。雙方的合作，起源於一段堪稱神奇的經歷。
1989年，段鍾沂與友人合夥投資《Playboy中文版》，並應邀到芝加哥Playboy總部受訓。結束後，曾經在廣告公司任職的段鍾沂逕自前往心儀已久的AA發行公司Crain Communications總部，表明他來自台灣，要找發行人Joe Cappo。段鍾沂與Cappo先前從未結識，事前也沒有預約，然而「通報進去後，本來他說給我10分鐘，後來我們談了很長的時間，他還帶我參觀他的辦公室——就這樣拿到AA國際中文版的版權。」
同樣的橋段，也出現在另外兩家知名雜誌門口，一是《Rolling Stone》，另一個是美國歷史悠久的諷刺雜誌《MAD》。
從最初的致敬與仿效出發，經過雜誌的歷練轉向唱片發展的滾石公司，當時在台灣已站穩業界龍頭地位。段鍾沂抱著朝聖的心情敲開Rolling Stone的大門，雙方雖然相談甚歡，然而因為合約上的權利歸屬問題，《滾石雜誌》最終放棄成為《Rolling Stone》的國際中文版。不過，另一場冒然登門的拜訪，則讓段鍾沂和《MAD》發行人William Gaines變成奇特的好朋友。
高中時期，段鍾沂每天下課騎車回家時，總要經過美軍派駐的清泉崗基地。通往基地的道路兩旁成排的酒吧，黃昏時尚未營業，大哥們坐在門口抽菸，洞開的門內搖曳出慵懶的爵士樂或激越的搖滾樂。從美軍基地流出的眾多翻版唱片、小說以及大量原文雜誌，《Playboy》、《Penthouse》、《Look》、《Life》、《Time》、《Newsweek》……彷彿在戒嚴時期的封閉歲月打開了一道隙縫，讓青年學子接收到西方文化的滋養。其中段鍾沂念念不忘、日後每有出國機會必定四處尋找的，就是《MAD》。
以辛辣幽默聞名的《MAD》是美國影響深遠的諷刺漫畫雜誌，善於捕捉時事脈絡，從越戰到兩大黨，從酒精到電視影集，都難逃尖酸刻薄的嘲諷挖苦。這份雜誌表面上雖以青少年為目標讀者，但尖銳的批判力吸引了不同年齡層的共鳴，1974年曾創下單期銷量280萬冊的榮景。
當年從文化的罅隙接受反戰、反主流思潮洗禮的段鍾沂，循著雜誌上的地址找上門後，與Gaines相談甚歡，不謀而合。會談結束時，又出現了一則傳奇。
「他（Gaines）問我要在紐約停幾天、有什麼計畫，我說我明天要去MOMA。他要我等一下，隨手拿張紙條，在上面寫著：Bill Gaines，說你到了MOMA不用去排隊買票，找一個人給他看，說我是Gaines的朋友就可以——我跟我弟弟就這樣直接進去了。」
▉曇花一現的《抓狂》雜誌記憶留得最深
《MAD》最為人熟知的代表人物，是滿臉雀斑、缺了顆門牙又愛咧嘴笑的小男孩Alfred E. Neuman，喜歡惡作劇捉弄人，總是肆無忌憚大開嘲諷。雖然嬉笑怒罵，但這本諷刺漫畫在搞笑的背後有個嚴肅的使命：鼓勵讀者仔細思考並保持懷疑，透過似是而非的反串，教導讀者懂得分辨和判斷。
1990年，解嚴後的台灣舉行最後一次總統間接選舉，立法院打群架，中國製黑星手槍大量流入黑道，國代濫權行為引發野百合學運。前一年熱血奔騰的天安門已寂靜無聲，吾爾開希花500美金買了件Valentino外套。瑪丹娜、小虎隊當紅，《悲情城市》剛上映，唱完〈戀曲1980〉的羅大佑再唱〈戀曲1990〉。
這一年2月，《MAD》國際中文版《抓狂》雜誌問世，創刊號封面是穿著蝙蝠俠裝備的李登輝，以飛天姿勢，抓住配戴青蜂俠眼罩、中文名叫牛阿福的Alfred Neuman。內頁的創刊宣言聲稱：「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我們需要瘋狂的漫畫。」
除了翻譯自《MAD》的內容外，第一期《抓狂》雜誌有比首次總統直選提早6年出現的「總統民選的3種方法」、敖幼祥的「中國衙門審訊問供祕招搜錄」、阿推的「抓狂創刊酒會現場目擊」、曾正宗諷刺政壇的「新伊索寓言」、洪德麟自述漫畫蒐集偏方的「抓狂大亨」……編排和文宣帶著點中二感，但整體內容堪稱熱鬧犀利。
在合作條件中，《抓狂》雜誌只能有20%使用《MAD》的文章，80%必須自製。段鍾沂說：「這件事給我一個很大的刺激，開始決定培養台灣的漫畫創作者。」作為評論文化的發表管道，《MAD》為眾多美國漫畫家和藝術家提供了揮灑的平台，段鍾沂也承繼了這份使命感，1990年8月，滾石組團送台灣漫畫家到聖地牙哥參加Comic Con。
現今的聖地牙哥國際漫畫展（Comic-Con International: San Diego, CCI）是每年的全球盛事，但當年的活動規模小得多，只是美國加州的一個展覧。那次出團，漫畫家自付機票住宿費，交通及飲食則由滚石包辦。那是蕭言中第一次出國，同行的還有阿推、敖幼祥、曾正宗、陳弘耀、傑利小子等當紅漫畫家。
負責擔任領隊導遊，幫大夥張羅交通吃住的，是台大人類系教授David Blundell。這個有點跳tone的安排，在滾石卻顯得順理成章。段鍾沂說：「David是齊豫的前夫，因為齊豫的原因他常來找我。後來我請他當我的英文老師——不是教我語言，是教我文化，教我一些國際觀。他跟我很熟，又是加州人，就拜託他幫忙了。」
Blundell不只扮演隨團褓母，還負責洽談版權。段鍾沂希望藉由參加聖地牙哥漫畫展，把台灣漫畫家推向美國市場，因此一輩子蹲田野的人類學家，還背負起聯繫海外出版商的任務。
隨著漫畫團前往聖地牙哥的，還有大箱大箱的周邊。在衍生商品尚未流行的年代，滾石為每個漫畫家設計了一套文創商品，由漫畫家們各自以龍為主題完成的畫作，製成海報、筆記本、拼圖等文具。當時這群漫畫家與滾石之間並沒有任何合約關係，卻擁有同樣的心情，眾人一路合力搬運笨重的行李，到聖地牙哥擺攤叫賣，在國際漫壇的天空下共同張望台灣漫畫的未來。
然而，和《MAD》的合作雖是談得最順利的，卻也是最艱難的。《抓狂》雜誌推出6期之後，默默停刊了。
▉嬉皮年代的理想精神
《MAD》曾在長達44年的時間裡，不刊載任何廣告。徹底反戰、反資本主義、反菸的Gaines認為，廣告會削弱諷刺漫畫的力量，並讓它顯得虛偽。這份雜誌一路堅持依靠訂戶及零售存活，直到2001年因發行量銳減，才破例接受廣告以支付印刷費用。
《MAD》反商，《抓狂》自然也不能收廣告。當時段鍾沂曾試著將這份雜誌打進超商，但在日式漫畫當道下，通路和讀者都對美式漫畫反應冷淡。市場空虛又引出另一個雜誌的困境：投入創作的人力缺稀，稿源不足導致出刊期拖延，延遲出書又影響銷售成績，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黯然退場。
段鍾沂不太常對外談起《抓狂》雜誌，並稱這是個有點哀傷的故事。除了雜誌曇花一現沒能吸引太多關注之外，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悵然傷痛的情感，因為Gaines。
「那時我們談代理版稅，一年要一百多萬美金，折合三千多萬台幣。太貴了不可能，我們沒有那麼多錢。他（Gaines）說那我跟你用5盒鳳梨酥交換，我可以允許你這個部分的授權——他非常喜歡吃鳳梨酥，我每次跟他談生意，他都說，Johnny，我用ooxx這個條件跟你換5盒鳳梨酥。」與滾石合作後，Gaines曾造訪台灣，然而回美不久（1992年）就傳來他逝世的消息。段鍾沂是從海外的新聞上得知訃訊的，即使數十年後談起，仍是滿滿的唏噓。
「Gaines是個徹底的嬉皮，在美國是很受尊敬的文化偶像，但他又是那麼謙虛那麼可愛的人。他是真正的嬉皮，是我一生想要追隨的對象。」
成長於60年代的段鍾沂，即使在商場起落浮沉，內裡一直刻印著嬉皮式的理想精神，對平等、公義種種烏托邦理想抱持著近乎天真的信念。不滿社會的青年選擇批判、反抗、革命，以粗糙的尖銳直刺現實，段鍾沂知道自己本質上不是這樣的人，他甚至沒辦法張牙舞爪去扮演嚴苛的評論家，但他找到一個方法來做這些事——辦雜誌便是那把除魔的寶劍。
「我年輕時曾經在一家很西化的廣告公司上班，公司訂了一份《Advertising Age》，裡面有全世界廣告產業的演進和客戶資訊，還有平面廣告的評論。裡面的評論很難，我發現我看不懂。我突然警覺到，台灣如果一直朝國際化的腳步走，當廣告產業對語文、對知識的需求越來越高時，就會產生一個鴻溝，不是知識上的鴻溝，而是語言上的鴻溝。那時我就想，等我有錢的時候，我要把這個鴻溝填平，我要讓人人都看得懂《AA》。」
1991年《廣告雜誌》創刊號出版，當時滾石唱片已進入高峰期，段鍾沂有錢了，不忘初衷將當年要消除語言鴻溝的想法付諸實踐。這份很難為外界察覺的心意，也展現在他創辦另一本雜誌《光碟購買指南》的時機上。
▉辦雜誌很危險，但有快感
在電腦開始普及、網際網路尚未興起的1990年代，作業系統正要從DOS純文字介面轉至Win95圖形介面，Modem數據機剛普及，常用的搜尋引擎是AltaVista和蕃薯藤，家裡的阿伯喜孜孜每天透過電視搖控器盯著螢幕玩「野球拳」。當時，具有存放大量資料特性的多媒體光碟（CD-ROM），是市場寄以厚望的「互動式」科技產品。微軟的模擬飛行遊戲、將整座美術館搬上螢幕的藝術類光碟，都是令人驚豔又熱門的作品。
當年，半官方性質的資策會成立了一個顧問團，定期開會討論資訊科技和內容應用的相關議題。其中一項議案，試圖利用光碟技術整合科技和文化產業。為此經濟部設立補助條款，鼓勵廠商製作CD-ROM。排山倒海的提案因此出現了，但做出的結果是作品粗糙、技法拙劣、美學有問題，互動效果也糟糕。看到廠商還信誓旦旦要變成「亞洲的迪士尼」，顧問成員之一的段鍾沂深感不妙。
1994年8月，《光碟購買指南》推出試刊號，同年12月正式創刊，主要宗旨是整合多媒體市場上多元分歧的產品資訊，為消費者建構消費的評鑑座標。多方網羅參與撰寫專欄和評鑑的作者五花八門，有工研院的研究者、電腦公司總經理、微軟工程師、電視新聞台編譯、大學教授，還有資深遊戲玩家。
評論家曾指出：把《MAD》雜誌多年來的封面擺在一起，幾乎就是一部完整的美國流行文化發展史。同樣的，攤開《光碟購買指南》的目錄頁，也可以窺見那個時代區段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文化面貌。
百科全書數位化和電子書對傳統出版業造成什麼衝擊？虛擬實境（VR）可否成為人類與電腦間的終極介面？永遠超人氣的色情光碟反映了哪些社會現象及性別問題？網路是安全的購物地點嗎？如何把關幼教光碟的教育品質？資訊時代可能侵犯哪些個人隱私？電子郵件引發了哪些著作權問題？有些現今仍未解決的議題，早在25年前即已浮現。
段鍾沂是個科技決定論者，終生信奉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名句「媒介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傳播工具決定了傳播內容。自大學課堂上學習到這個概念後，他畢生都在尋找證據，證明科技對人類的影響。
科技確實左右著時代與文明的面貌，在追求前進的步伐中，被捨棄拋卻的不乏過去我們珍視鍾愛的成果。音樂產業如此，即使連數位原生的商品，也永遠必須面對市場汰舊追新的無情輾壓。曾經被視為傳遞文化最佳人機介面的多媒體光碟，在網際網路WWW普及後逐漸淡出市場。《光碟購買指南》幾度改版，1998年10月推出最終一期後也宣告停刊。
盤點這輩子創辦過的雜誌，段鍾沂數著數著，不小心還會漏算其中一兩本。他自稱愛慕虛榮、自戀，而做雜誌最能隨心所欲，滿足他骨子裡的表演慾望。「這種帶著些許悲劇色彩的英雄式行徑，像站在雜亂失序車陣中指揮交通的童子軍，很危險但有快感。」
那麼未來還會繼續辦雜誌嗎？段鍾沂笑說：「我覺得我受不了了，我已經老了。」
《MAD》在創刊67年後，2019年底宣布不再發行新內容。越來越多全球知名、影響深遠的雜誌因為時代因素宣布停刊，留下眾人的唏噓致敬。然而即使不再創辦新雜誌，段鍾沂仍毅然走在雜誌路上，勉力護住最初的火苗。科技無情地篩洗過一波一波的傳播形式與內容，不過或許值得慶幸的是，段鍾沂和他的雜誌為時代留下印記，而科技會留下他的數位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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