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大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諾貝爾」一直是文壇甚至社會念茲在茲的圖騰，莫言獲獎，儼然完成了全民心願。

莫言崛起於1980年代的尋根、先鋒運動。他的小說從《紅高粱家族》（1988）、《酒國》（1993）、《豐乳肥臀》（1996）到《檀香刑》（2001）、《生死疲勞》（2006）、《蛙》（2009）等，多以故鄉山東高密為背景，狀寫一次又一次奉「現代」、「革命」、「國家」之名的歷史風暴中，凡夫俗婦的困境與掙扎，屈辱與反抗。他的敘事雜糅傳統說故事人的世故、現代鄉土文學情懷、以及拉美魔幻現實小說的奇思妙想，不僅顛覆了社會主義八股，也突出文學眾聲喧譁的力量；榮獲大獎，可謂實至名歸。

但諾貝爾獎也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榮譽。莫言得獎後各種褒貶紛至沓來，謂之為國爭光者有之，名過其實者有之，遑論種種藉機攀比附會的怪現狀。面對這些得獎後遺症，莫言緘默以對，一如他的筆名——莫言——所示。與此同時，更令讀者關心的是他創作的持續力。莫言如何證明自己？是否有所突破？都是想當然爾的話題。

《晚熟的人》是莫言得獎後首部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12篇作品或寫成於2012年得獎前，或為新近完成，合而成書，很可以一窺莫言8年間的變與不變。莫言作品向來大開大闔，篇幅越長，越能顯現他那種妙想天開、兼容並蓄的氣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擺脫這些特色，風格轉為內斂，時而懷舊，時而嘲諷，顯露一種若有所思的節制。短篇的形式也不容許過分複雜的情節和人物發展。

對莫言的粉絲而言，《晚熟的人》乍看未必是驚豔之作。寫過各種題材，如今作家頗有返璞歸真的姿態；在盛名之下創作，想來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但仔細閱讀各篇作品，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企圖，甚至會心一笑。關鍵之一，正是書名《晚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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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早熟」，「晚熟」之於莫言有著複雜的意味：既可能是大器晚成、後勁十足，也可能是後知後覺、恍然大悟，甚至不計一切、後發制人。無論如何，「早」、「晚」之間出現的時間落差，使得和諧社會的順時鐘不再可靠。而在政治人類學的詞典裡，「生」、「熟」之間的學問大矣。一回生、兩回熟，熟能生巧，熟門熟路，熟極而爛。「熟」是文明的現狀，也是生存之道。從「晚」與「熟」意義各種可能的排列組合裡，莫言觀察當代中國形形色色的現象，也思索後社會主義本身是否也是晚熟症候群的一端。

《晚熟的人》基本圍繞兩類題材展開：一類關於莫言近年返鄉、重新認識當年人事風貌；一類關於莫言對文壇眾生——包括自己身為「作家」——的觀察。這兩類題材的交集恰恰在於他對「晚熟」這一關鍵詞的體會。藉著回顧自己來時之路，不論是困窘的童年生活，或者是進入文壇後的是是非非，作家與其說有了恍若隔世的感嘆，不如說忙不迭的跟上時代，辯證「生」、「熟」，甚至不無「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的困惑。

還鄉小說是鄉土文學的大宗，可以回溯至魯迅的〈故鄉〉，莫言成名作如〈白狗鞦韆架〉等也循此方向展開。遊子重返故里，回顧童年往事，體認城鄉差異，感嘆時移事往，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主題。然而莫言新作裡的返鄉之行證明這套公式已經過時。〈地主的眼神〉裡的老地主，經過無數清算和運動，竟熬到壽終正寢，在村人圍觀中風光入葬。〈鬥士〉的無賴受盡村人羞辱，以他的後半生貫徹毛主席「階級鬥爭」；「他的仇人們，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個笑到最後的勝利者，一個眥睚必報的兇殘的弱者。」〈天下太平〉裡的農村早已經成為環境污染的淵藪，腫瘤的魚、變態的鱉、各懷鬼胎的村人，共同活出一個太平盛世。〈等待摩西〉裡的紅小兵文革中狠批他篤信基督的祖父，30年後自己成了狂熱基督徒，並以此行走江湖。命運的輪盤嘩嘩的轉著，負負得正，一切 「都是歷史的誤會」。

更突出的是〈紅唇綠嘴〉、〈晚熟的人〉。前者寫莫言的一個小學女同學多年屢仆屢起，進化成家鄉網路時代的恐怖分子，以五個手機、兩個公眾號買賣謠言，操弄民意。她食髓知味，儼然以莫言經紀人自居。「在網絡上不能講仁義道德，越無恥越狠毒越好！網路真他娘的好啊！」後者寫莫言的一個鄰居同樣歷經革命洗禮，新時期搖身一變成為地方名流，藉著莫言獲獎牟利斂財。小說高潮，莫言看著《紅高粱》景區愛國狗血擂台賽，被操弄的懷疑自己身在何方。

莫言在這兩篇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稱出現，看著家鄉巨大變化，嘖嘖稱奇。魯迅式的故鄉憂鬱症早已過時。新時代的鄉親父老耳聰目明，何其機靈；他們不需要莫言之輩的同情或矯情。他們猶如〈天下太平〉中基因突變的魚鱉，已經成為一個新品種。套句《白毛女》的名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果如此，後社會主義社會又把人變成了什麼？

晚熟和早熟差別何在？「有的人，小時膽小，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有的人，少時膽大，長大後膽越來越小。」莫言的鄰居如此解釋著。換句話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龜兔賽跑，後來居上。只是這樣的「晚熟」充滿鋌而走險的投機，無所顧忌的盲動，還有，完全扭曲的正義邏輯。20世紀的革命、啟蒙運動不乏路線之爭，畢竟有起承轉合的線索。莫言早期《紅高粱家族》、《酒國》拆解卻仍依違歷史大敘事，即使中期《生死疲勞》和《蛙》退一步以輪迴想像作為現實的解脫，也還投射某種因果秩序。《晚熟的人》中的各色人等趕上了（革命）歷史末班車，卻要後發先至，昨是今非：「我們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時間幹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業績。」在這裡，時間成為競技場，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先來或後到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迎頭趕上，創造「業績」。

「晚熟」徵侯不僅發生在鄉村，早已蔓延成社會的感覺結構。莫言暗示他所置身的文藝界就不乏是類人等。〈表弟葉賽寧〉、〈詩人普希金〉裡，泛泛之輩無才無德，卻能無孔不入，而莫言自己往往成為他們利用或攻擊的對象。〈賊指花〉是篇具有神祕色彩的作品，圍繞一群文壇男女的小奸小詐，而故事核心居然指向偷——偷竊與偷情。所謂文學在此有如障眼法，混淆了生活與創作。這篇作品相當生動，有如莫言與文藝圈牛鬼蛇神交遊多年後的心得報告。而小說最後指向敘事者莫言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不可盡信。這當然充滿後設趣味了。

這神奇的「晚熟」效應讓文學和農村——或整個社會——產生不可思議的連鎖。在〈地主的眼神〉裡，小學三年級的莫言據說因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轟動全縣」，也坐實了那位地主的罪狀。「從此以後，我就明白了，寫作文可以虛構，而且也明白了，作文中的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關係。」莫言其實是「早熟」的，但幾十年後他才明白，自己熟成的速度未免過於緩慢。〈紅唇綠嘴〉和〈晚熟的人〉裡，莫言衣錦還鄉，驚覺鄉人早已經把握時機，將他虛構的世界還原為歷史旅遊景點，大發利市。「假作真時真亦假」，人人都能無中生有，大做文章，人人都是文學好手。莫言所能做的，無非是戲上加戲，扮演好名作家「莫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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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一詞讓我們聯想到當代文學理論的關鍵詞「晚期風格」。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縱觀近現代西方文學與音樂大家的晚年作品，注意到一種特殊風格。[1] 一般以為歲月與經驗賦予大師一種「和諧與寧靜」。或與人生難題和解，或成就圓融的智慧。但在貝多芬、史特勞斯等例子裡，晚期風格不僅不見圓融與和解，反而呈現矛盾、孤僻，甚至自我放逐的傾向。這是薩依德所謂逆向反常（against the grain）的創作。在此，時間發生錯置：創作者越過生命頂點，感受到時不我予，反而有了特立獨行、自甘異化的衝動。晚期風格每每引人側目，但在晦澀甚至古怪的作品中，我們感受到藝術家放出奇招，彷彿與時間的必然性相抗衡。

我們無須套用理論為莫言的新作強作解人。但就著薩依德所定義的「晚期風格」，我們仍可探問在莫言創作歷程中，《晚熟的人》所顯示的轉折意義：它是初老的莫言重新出發的嘗試麼？果如此，他如何展現不同以往的「晚期風格」？他在評價當代社會晚熟症候群的同時，如何為自己的創作定位？所謂「晚熟」是飽識時務，是隨波逐流，還是從心所欲——「必」逾矩？

為這些問題定調或提供答案也許言之過早，因為我們期待莫言的創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使如此，《晚熟的人》顯示莫言對時間的技術或幻術不能無感。他對「晚熟」或「過熟」不以為然，但也不得不承認，那是當下中國的處境。在社會主義的大機器裡，人人操作進退之道，不論「早」、「晚」，必須爛熟於心，莫言期待從回憶中找尋那些原初（卻也可能早夭）的生命，那些「生」的或「半生不熟」的人和事，從中投射現實的對照。

或許這是莫言對「晚期風格」的試探？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晚熟的人》盡量不碰政治，就算揭露社會問題，也缺乏追根究底的銳氣，而代之以嘲諷，對照，或回憶。讀者或謂莫言筆下避重就輕，但他別有所見[2]：

一個作家，一輩子只能幹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在寫作，早期是向外看，對罪惡的抨擊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強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麼受社會的擠壓和別人的傷害。慢慢就向內寫了，寫內心深處的惡，儘管沒有釋放出來。

換句話說，主義和教條以外，莫言更關心的是根本的人間倫理。革命的狂飆幾番起落，古老的話題依然打動我們：什麼是虛飾與真實，邪惡與寬容，意圖與責任，暴虐與慈悲？當然更尖銳的潛台詞是，如果社會主義多少年來號稱改天換地，創造了美麗新世界，何以這些話題永劫回歸，歷久而彌新？

《晚熟的人》中諸作提醒我們，性善或性惡俱分進化，莫衷一是。這使得莫言的批判立場變得猶疑，甚至及於自身。最好的例子是〈紅唇綠嘴〉。莫言對家鄉的那個女網紅充滿無奈：「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識面很廣，但她為什麼連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壞人還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壞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懷，反而認為自己很正確很好的人，他永遠都認為別人欠他的。」然而，當他回憶這個女性當年所遭遇的意外屈辱，以及事後她歇斯底里的報復，他網開一面，承認生命無可言說的黑洞。

莫言曾經寫道，「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醜，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能真正產生「大悲憫」。（莫言《生死疲勞》）誠哉斯言。但實踐這樣的表述，談何容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論是什麼道，什麼主義。只有對生命的複雜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學的複雜性於焉展開。

這讓我們再思《晚熟的人》中篇幅最長的〈火把與口哨〉。小說中，莫言仍然以第一人稱記敘少年所見的一樁婚姻故事，以及一場人狼大戰的傳奇。故事中的男女因為吹口哨相愛成親，日後丈夫因礦難驟逝，一家四口的生活因而崩坍。悲劇卻剛開始。他們的孩子一個為狼所噬，一個中毒而死。至此，我們的女主人公幾乎重複著魯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命運，但事實不然。她燃起火把，直奔狼窟，殺死母狼和嗷嗷待哺的狼崽，自己也力盡心碎而亡。

與〈紅唇綠嘴〉開場背景相似，〈火把與口哨〉寫的也是一段文革中期的往事。但莫言所要探討的惡與傷害不僅來自人與人間瘋狂的鬥爭，更來自天地不仁的兇險。故事中的平凡人家一夕間毀滅，令人無言以對。多少年後莫言回顧往事，卻另有發現。時代是這樣紛亂無明，生命何其脆弱。那四口之家剎那間崩塌，徒留淒厲的口哨聲縈繞鄉村。但—比起50年前無限上綱的革命叫囂，50年後呶呶不休的「紅唇綠嘴」，「火把與口哨」反而留下一些純粹的、有如寓言的東西，讓我們反思卑微與執著，惡與悲憫的本質，而不禁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遲來的體悟吧。以此，莫言賦予「晚熟」一層相對積極的定義。晚熟是時間的考驗，你我不免，只怕熟斯爛矣，失去本心。經過大風大浪，作家看盡一切。傳奇不奇，他要書寫平常裡的不堪，也要記錄那屈辱裡的高潔。晚熟的作家冷眼觀世，心照不宣，但更可以自行其是，笑罵由人。在這一轉折點上，莫言開始實驗他的「晚期風格」。●

今年是史努比漫畫《Peanuts》發行70週年紀念，8月10日則是史努比的70歲生日。不過早在《Peanuts》於1950年10月2日正式刊載之前，作者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已經創作出史努比和查理布朗的原始形象。一開始的史努比不像現在人立而行，比較像真正的狗用四條腿行走，也會伸出一條腿，跟那時候看起來很精明的查理布朗握手。

《Peanuts》漫畫問世70年來，全球累積發行量破億，周邊商品永遠熱賣，5年前推出同名電影。今年的慶祝活動礙於疫情尚未退燒，以線上展覽的形式，在舒茲博物館網站刊出多幅早期漫畫並且附上解說，讓讀者看到七十多年來史努比、查理布朗、露西等重要角色的外型變化以及演進。

【產業消息】

• 原訂於年初舉辦的兒童及青少年票選圖書獎，因疫情而暫緩活動，目前進入最終階段。從9月14日至11月15日這段期間，兒少讀者可先上網註冊，之後藉由線上投票的方式選出心目中的愛書。此項活動由美國童書委員會（Children’s Book Council）和非營利組織「孩子都是讀者」（Every Child a Reader）共同舉辦，獎項依照適讀年紀分為4組（幼稚園～二年級、中年級、高年級、青少年組），每組包含7件入圍作品，共計28件進入最後票選階段。入圍作品有2020凱迪克銀獎作品《Bear Came Along》（暫譯：熊來了）、親子讀者愛不釋手的繪本《優良蛋》、改編自80年代經典空手道電影《小子難纏》的同名繪本，以及著有Smile系列的Raina Telgemeier新作《Guts》等。
  主辦單位製作了精美的活動頁面，讓讀者可以在投票前邊玩邊認識入圍的作品和作家、繪者。官網上也提供可以列印的著色單、作業單、12國語言的翻譯小練習等內容，帶領大小讀者進入童書閱讀的世界。

  

• 以《恐怖紅蘿蔔》獲得2013年凱迪克銀獎的作家艾倫．雷諾茲（Aaron Reynolds）推出搞笑新作《Rescuing Mrs. Birdley》（暫譯：拯救伯德利老師）。故事主角小女孩米蘭達熱愛動物紀錄片，跟著電視上的專家學習野生動物保育知識，心想總有一天要是遇見迷路、遊蕩的野生動物，她聰明的腦袋就能派上用場。結果當米蘭達看到學校的老師Mrs. Birdley在校外購物時，她驚覺老師離開了她的棲息地——教室，一定要被送回去不可！於是米蘭達設下各種陷阱要捕獲野生老師送回學校，卻害到了其他無辜路人。最後米蘭達會用什麼方式抓到老師呢？

• 暢銷書作者Carrie Firestone再推新作品《Dress Coded》，從國中女生的角度探討女性的服裝和身體被限制的性別歧視，受到各界好評。本書主角Molly的女同學只因為穿上挖背背心就被師長大聲斥責，另一個同學則因為衣著問題被師長問話，導致她錯過數學考試，吃下一個F（不及格）的分數。面對師長毫無道理、只求控制的服裝規定，再加上把性騷擾歸咎於受害者穿著輕便的問題態度，Molly開始錄製Podcast，在節目中抨擊校內不合理的規定，引發了女同學們追求服裝自主的堅定抗爭。柯克斯書評給予此書星級評價，讚揚它是「切合時事、吸引讀者、真心誠意」的作品。

• 今年的暑假比較晚開始，加上全台灣報復性出遊，各大自然景點人滿為患。選擇留守家中的大小朋友不妨閱讀戶外活動的繪本，例如Pete Oswald的《Hike》。Oswald自言深受Šašek影響，近年來和喬里．約翰合作，繪製《優良蛋》等作品，《Hike》是Oswald第一本個人作品。翻開充滿詩意卻不失細節的繪本，讀者看見一位父親喚醒睡夢中的孩子一起去登山，親子共同體會到野外散發的魔力，克服路上遇到的挑戰，在森林的生存機制中扮演一個小角色。
  本書的創作靈感來自作者小時候與父親共同踏青的經驗，他鼓勵讀者前往山林，表示「換了一個地方，也會換一個人，這本書是我獻給大自然的情書，希望後代也都能看到。」更特別的是，作者不想讓讀者以為登山是「父子」間的專屬活動，所以特別將書中的孩子畫得中性化，看不出性別。書中幾乎沒有文字和對話，純粹描繪父親與孩子之間的山林之愛。

• 8月1日是台灣的原住民族日，8月9日則是世界原住民族日，北海道原住民愛努族的「民族共生象徵空間」博物館，原預訂4月開幕搶先迎接奧運的觀光人潮，因疫情延後至7月12日正式開放。
  今年初，一本與愛努族相關的繪本《青いヌプキナの沼》復刻上市，值得關注。スプキナ在愛努語中是「鈴蘭」的意思，書中的主角兄妹Takishi與Chiri住在開滿鈴蘭的湖邊。Chiri因病在小屋休養恢復體力，Takishi為了讓妹妹吃得更營養，在下雪的天氣進入「領地」打獵。然而領地已被日本本州的大名（地方領主）納為私人所有，並派武士負責看守。就在Takishi射到一隻壯碩的鹿，扛起獵物要回家時，一顆子彈射穿了他的頭部。Takishi就那樣在雪地裡躺過整個冬天。春天來臨之後Chiri走出小屋，在消融的雪地看見毫無改變的Takishi屍體，決定要為哥哥復仇，向武士討回公道⋯⋯
  本書原於1980年出版，作者為日本兒童文學家加古里子，在斥資打造的民族共生象徵空間總算開放的今年重出復刻版，格外具有象徵意義。
   
• 8月19日鬼門開，替燠熱的暑假增添一絲心頭的涼意，在這種時候閱讀神祕主題的書籍不但消暑氣又應景。說到陰氣森森的繪本作品，當代讀者或許會想到提姆．波頓的電影以及《牡蠣男孩憂鬱之死》，但類似暗黑風格的先驅者不能不提愛德華．高栗（Edward Gorey）。他的著名作品包括《惡作劇》、《猶豫客》以及讓人誤會是字母教學書的《死小孩》，書中有26個孩子遭遇26種淒慘下場。不過成人看了擔心害怕的死亡主題，看在小讀者眼中反而荒唐到令人大笑不止。
  不敢直接看高栗作品的讀者，可以從最近麥田出版推出的《生來已逝的愛德華．高栗》傳記，以及Lori Mortensen的繪本《Nonsense! The Curious Story of Edward Gorey》入手，了解高栗的生平和創作背景，進一步發現原來童書作品除了可愛童趣風格以外還有其他發揮方式，孩子心中也有陰暗面。

  

  

  《Nonsense! 》主角Lola的父親是個出名的恐怖片導演，在公寓中慘遭攻擊後，無人照顧的Lola只好打包行李，回到母親的故鄉哈羅湖鎮（Harrow Lake）跟外婆暫時一起生活。哈羅湖鎮氣氛怪異，難怪Lola的父親之前會在這裡拍攝他最知名的電影——情節描述封閉的小鎮發展出吃人的可怕習俗，真不知是現實還是拍戲。Lola的演員母親在這部片中扮演被犧牲的女主角，拍攝完畢後她和一名工作人員都神祕失蹤。
  小鎮居民對Lola父親的恐怖作品抱持一種莫名的狂熱，雖然電影都拍完了，但恐怖片的氛圍依然瀰漫整個小鎮。來到鎮上的Lola發現自己被不明人士跟蹤，檢調單位卻想要敷衍過去。如果她再不想辦法離開小鎮，不能找出詭異事件背後的祕密，下一個遭遇不幸的可能就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