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經驗豐富的版權經紀人，假若太台本屋的黃碧君，是立足日本、直接近距離肉搏智取市場，那麼光磊國際的譚光磊就是主攻歐美、再漂亮轉身從日本外圍長射三分。

對於台灣書試圖進入日本市場，譚光磊的看法與黃碧君所見略同，認為目前較大問題是：「日本出版社或讀者，對台灣書其實沒有太多印象……」，更多詳情請見以下採訪報導。

➤推理、科幻有機會，台灣作品也不少

「過去台灣文學有很多悲傷慘重的部分，是外國人看不懂的。我們在學術翻譯上累積了很多這樣的作品，考量的不是大眾市場。可是我們也很難要求作家寫出符合國際市場的作品，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靠版代長期去推，只要有一部作品紅了，就有機會帶動後面更多作品進入市場。」

譚光磊認為，現在日本有兩個潮流對台灣圖書是有利的：一是推理、一是科幻。他說：「日本讀者對華文作品（包含中港台）接受度已經變高，而台灣的推理創作，走的又正好是日本這一套，因此相對有利。此外，《三體》的大紅，讓他們對華文科幻也開始感興趣，現在這兩類在日本都發展得不錯，有固定讀者群。」

主推歐美版權市場的譚光磊還說，這類作品吸引的不僅是日本，就算引進歐美都有很好的路徑。台灣這方面作品不少，只是，能否走向國際，還是需要挑選。

至於旅遊或風土人情等非文學類，依照譚光磊的個人經驗，就覺得比較難跨越國際。他說：「以中國為例，荷蘭的出版社寧可找駐中國的荷蘭人來寫遊記，這樣不但無需翻譯，作者還可以回母國荷蘭參與宣傳，如果是有名氣的作者就更有幫助了。換做是中國的作者，在中國再有名，到了荷蘭也是沒用的。」他認為非文學類尤其如此，相信日本也很難例外。不過若是小說的話，則只要故事好看，便還是有機會。

➤又是這個老問題：想像與現實的落差

「台灣最大的誤解是覺得台日友好，就以為日本好像應該會對我們很有興趣或很了解台灣。」然而日本人到台灣旅遊觀光，跟台灣圖書到日本出版，兩者的差距是很大的，出版不能過度樂觀。說穿一句話，「他們為何要看台灣書？」無論台灣人寫得再好，日本人也有他自己的視角。

譚光磊還提到文化位階的問題。相信許多出版社都有過同樣經驗：台灣買日本版權，圖文排版都不能更動；但反過來，日本買台灣版權回去，要重排、印刷裝幀等等，日本都龜毛得很誇張。「日本出版社會不會覺得都要重改好累？台灣出版社和作者會不會不願意配合？有很多細節不是那麼容易跨越。」

在日文版權實務上，譚光磊舉吳明益的作品為例：「我們原本都以為已賣出許多國際版權的《複眼人》，在日本應該會更容易推，結果吳老師第一本在日出版的是《天橋上的魔術師》（歩道橋の魔術師，白水社）。後來證明日本出版社這個選擇是對的，懷舊記憶對他們來說有共鳴。」

提到大量出版翻譯文學的老牌出版社白水社，依譚光磊的合作經驗認為：「他們很規矩，但也很保守，不敢動大手筆，導致一本書就算評價高、好感度也高，可是反映在銷量上仍是雷聲大雨點小。」不過譚光磊也同意，換做是大出版社，也不代表就能做得更好，因為這意味著台灣書要跟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以及日本本土作品一起競爭資源，結果如何，難以定論。

「想成功需要很多天時地利人和。」譚光磊對於出版這件事，有許多的感觸：「不要說日本市場，放諸國際，就算大作家也一樣，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例如今年3、4月，全世界有許多大作家的書要出版，但碰到疫情，所有的計畫都亂了套，一本本的書就這麼掛掉了。」

➤除了譯者培育，還有政府補助出版行銷的可能性

若進一步深入探討，譚光磊認為翻譯的人力也是一大問題。尤其在收益不足以供養專業的前因下，恐怕會鑄成翻譯人才產生斷層的後果。他舉日本的譯者為例：「日本譯者地位已經算是普遍較高了，他們拿的版稅在台灣看來是相對優渥的，但假設首刷6000本，就算版稅以5-6%計算，還是比不上稿費。加上日本一般讀者讀翻譯書的習慣不像台灣，所以算算還是養不活自己。」

當翻譯養不活譯者，直接影響的就是台灣圖書在日本出版的量能。因此譚光磊認為，不管政府或民間，都應該去關注譯者的人才育創計畫，至少先有所支撐，才有未來可言。

譚光磊說：「國外有很多邀請譯者協助培育人才的做法，以芬蘭為例，每年會找5個不同語言的譯者駐村幾個月，以師徒制的方式各自帶一個新手，從教導到作品出爐。」反觀台灣的作法，目前都還停留在交流的層面，要談到足以支撐的程度，需要更嚴謹的計畫措施。

此外，政府的補助如果除了譯者，還願意考慮後續版權、出版及行銷的話，最好能有整體的配套措施，資源才比較不會因各自為政而流於浪費。也就是說，不管是譯者培育、出版媒合，或行銷推廣等等，都可以主動出擊，多做一點事情，而不用被動地等到出版社買了版權以後，才來申請翻譯補助。

➤避開前人的彎路，還要背後有彈藥支援

譚光磊說：「這幾年看下來，台灣書籍要進入日本市場，也是靠文學愛好者的推動較多，像黃耀進、黃碧君、天野健太郎，成績不錯但非常辛苦，回饋也很少。」以黃碧君經營的太台本屋來說，譚光磊指出，太台一直積極在做前期的媒合推薦，但如果政府可以補助後期的行銷資源會更好，才能讓台灣書產生能見度，否則背面沒有彈藥的支持，讓前面的努力後繼無力就太可惜了。

至於版權代理，譚光磊表示日本跟歐美市場必須分開思考。他說：「一本書我若要做全球，可能會優先推歐美，因為英文資料備妥就可以一次推多國，且他們會互相影響，例如德國編輯買了版權，會跟他的法國編輯朋友推薦。但歐陸是這樣，隔著大小海峽的亞洲各國就絕不會有這種情形，日本更是與世隔絕、封閉獨立的市場，所以我們很難在第一階段就納入考慮。」

譚光磊的理想狀態是，在歐美賣出成績，再推回日本。「對我來說，這樣反而比較容易些，因為對亞洲國家來說，溝通一直也是個問題：編輯不一定會中文，也不一定會英文，而會英文的又多半做歐美書。」也就是說，讓子彈多飛一會兒，台灣書透過歐美路徑，再與（多半處理歐美書）的日本代理用英文溝通版權，是譚光磊更為上手、也更為奏效的一種方式。

「不過事在人為，機會點無法複製，也無法速成。」譚光磊說：「推廣台灣書，我們必須更有意識地朝對的方向去走，在許多經驗上避開前人的彎路，才能幫助後面的人走得更快。」願以此與出版同業互相勉勵。●

乾燥的鄉下日子，當種子播好、作物收好，該抓的蟬與金龜子一隻沒少，我若沒有事就會爬上樹「讀書」。所有同學家的藏書都被我看完了，幸好村頭的理髮廳近來兼營漫畫出租，餵養我的閱讀胃口。

租書要錢，我哪來的錢？莊稼人吃不踏實，總得睡飽，下午才有氣力耕種，都有午寐習慣。我站在父母虛掩的門前，聽了一會呼息，判斷他們睡熟後悄聲走進爺爺的房。房間朝東，日頭過午以後，涼意漸增，微微天光灑進窗，緩緩映照爺爺身上，宛若月色。我坐在床邊衣櫃跟爺爺要兩塊錢。他再不理，我就暗暗推他手肘。爺爺常在半睡半醒之際，單手掏進衣物襯裡，不多不少，就是兩塊。

爺爺不用醒來也知道是我。午睡的村落陽光慵懶，小草低頭、灰塵還埋伏著，只有我快走如飛，走進理髮廳，老老實實捐輸剛剛得到的兩塊錢，在陳列的書架，快速尋找還沒看過的書。我習慣拿書，爬上屋宅後頭的木麻黃，枕在童軍繩綁就的吊床上看書，有時候書多無法爬樹，外衣往褲頭紮緊，再把書一本本塞進衣服裡。至於爬樹，那就容易了，因為天天爬，木麻黃長出配合踏痕的瘤節。多好的一棵樹呀，我在樹端讀薛仁貴、薛丁山父子傳奇，看樊梨花移山倒海，稍稍稱頭的一本是《水滸傳》精簡版，卻缺了三分之一。然後是民間神話、然後是天方夜譚，以及租來的《怪醫秦博士》、《原子小金剛》等，在樹端為我述說遠方。

我也把厚厚的「自修」帶上樹，它在正規課文教授外，夾雜歷史小故事，其中一則「唾面自乾」我十幾年後還用上了。服役時，面對同志告別，還在右臉龐啾上一口溼吻，猶豫著該擦或不該擦，樹上的閱讀醒了，讓唾液自己乾了吧、讓唾液自己乾了吧，免得傷害無辜的告白者。

我常從屋後的木麻黃樹上醒來，與他人的閱讀經驗一比，發覺自己很像三級貧戶。

不過，沒有這一棵樹撐著，我可能哪裡都去不了。12歲時，父母挈領一家搬遷台灣，我遺失這棵樹，得到一具鐵窗與分割的天空。搬來椅子就著天光讀書，想家了，忍不住吟歌好幾首，隔天上課，一名笑容陽光的同學，露出兩排亮亮的牙，笑著說，「昨天傍晚在陽台唱歌的是你吧……」我住三樓，他家在隔鄰四樓，我臉色窘紅，沒回答已是回答。鋼鐵如窗，但沒有礙音效果，倒讓我乖乖回房，歌也不唱，乖乖做功課。

我喜歡的閱讀老在教科書外。國中時成績愈糟，愈想在文字中，把自己躲好。我躲進附近的漫畫出租店，《好小子》、《千面女郎》、《凡爾賽玫瑰》等，沒料到深刻影響我的一本書，已在路上等我。那是瑪格麗特．曼納林．米契爾所著《飄》，改編為電影《亂世佳人》後，於1940年、第12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最佳影片等8個獎項。我讀它與得獎多寡無關，而是身旁很多人都認識郝思嘉與白瑞德，青年閱讀時代，我自以為靈魂早熟，哪能不到光華商場洽購一冊，好好閱讀最夯的時代。

幾十萬字的一本小說，影響我的只有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郝思嘉面臨挫敗常以此寬慰。我面對自然、數學，滿滿紅字，更發覺這句話好用，開始怠惰，累積大量沒有深解的科目，以為今天沒做好的功課，到了明天都會迎刃而解。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適時當了「幫兇」，「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我選擇性地記住「不求甚解」，遺漏前後文，對學科束手無策時，總會想起這兩個事例，自我慰藉。多年後我終於「原諒」郝思嘉與陶淵明，應邀為學生寫幾句砥礪，常寫上，「讓昨天的我，感謝今天的我」。

樹無辜，它讓我爬、讓我枕、供我閱讀，我可能把樹的嘆息、雲的游移以及海濤澎澎都讀取了，來自樹端的閱讀經常移位。我發覺秉性是一把鑰匙，喜歡沉思者直接深入哲學領域，偏好研究者一碰理論就放不下來，好於想像的是驛站一個一個過，結局與否不再要緊，而是當下怎麼與書閒聊，我依此「合理化」讀了十幾年《追憶似水年華》，至今還沒翻到第三冊。頁與頁之間極其緩慢，「我想起了那間路易十六時代風格的房間……它簡直像是從兩層樓的高處挖出來的一座金字塔，一部分牆面覆蓋著堅硬的紅木護牆板，我一進去就被一股從未聞到過的香根草的氣味熏得昏頭脹腦，而且我認定紫紅色的窗簾充滿敵意，大聲喧譁的座鐘厚顏無恥」。

普魯斯特躺在床上不斷地「想」，這一想就無止無盡了。被絆住是快樂的，紫紅色的窗簾如何充滿敵意？大聲喧嘩的座鐘如何厚顏無恥？《追憶逝水年華》使我明白，回顧和記憶是一種抗爭，它的目的是召喚。如果召喚不了，我就出走，相信普魯斯特不會反對的，這期間我讀了瘂弦，在他的詩選寫上滿滿的仿作詩句，作為致敬，瘂弦幾首短詩特別觸動我，〈婦人〉短短六行，「那婦人/背後晃動著佛羅稜斯的街道/肖像般的走來了/如果我吻一吻她/拉菲爾的油畫顏料一定會黏在/我的異鄉的髭上」。

街道為什麼可以搖晃？而不是人？主體與客體的思考，對位顛倒，打破了傳統邏輯：原來這就是顛覆。瘂弦的〈紅玉米〉，「好像整個北方／整個北方的憂鬱／都掛在那兒」──憂鬱可以被掛著嗎？怎麼成為一件具體事物？我能夠把快樂放進茶杯中？可以把溫暖裝進背包嗎？抽象與具象的關係，虛實的交錯，使我略解新詩與文字。

讀書與寫作開始締結。我沒讀完的《追憶似水年華》，跟沒愛到的女友一樣神聖，被我放在高高但又顯眼的書架上，旁邊放我的小說《孿生》、散文《100擊》，普魯斯特如神，我的書是千里眼與順風耳，圍侍媽祖身旁。

我不能遺漏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尤其大華人圈的創作漸漸以「長」作為度量，短小精悍私以為也是可以發展的專項。志文出版社引進他四部短篇小說選，我都買了，多年後小說選散佚，只找到第三集，我幾乎沿著閱讀的行跡寫下心得，在哥哥不幸掉落池塘，弟弟使勁依然救不回來，哥哥在臨放手前解下右腕的手錶，給了弟弟，「時間開始孿生了」，我寫下註記。女爵成為放浪女，不相信愛情，肇因夫婿錯認了婚宴上，男爵對她眉來眼去，使計射殺男爵時，夜晚的官邸跑出一名傷心的女傭，「愛情在猶豫時已經暈竭」。

我已經搬到台灣這一頭，沒有可以爬的樹、沒有可以唱歌的鐵窗，閱讀告訴我一件事情，只要心思在，樊梨花可以移山倒海，於是我，便沒有無法攀爬的樹了。但是，我變成泰山了，爬上樹，這本讀讀、那冊翻翻，在樹與樹之間綁盪，這時候察覺自己秉性未改，郝思嘉上身、自我解嘲，「相信普魯斯特，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

吳鈞堯
曾任《幼獅文藝》主編，曾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著有《火殤世紀》、《100擊》、《重慶潮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