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伊恩．布魯瑪：2020台灣大選，是華人國家治理的新可能？對「Chinese」的提問
2020年大選過後隔日，數個月來的喧囂旋即平息，落成城市角落裡的各種心情私語。知名公共知識分子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則在此時，與我們分享他的心得與感悟──這場選舉吸引了超過1500名外籍記者訪台，他也是其中之一，趁此機會，出版社為他舉辦了一場讀者見面會，他也在活動開始前，接受openbook簡短的訪問。
訪問中，因聊起在捷運或高鐵上舉牌的香港人，他突然躍身而起，拿出包包裡的手機，向我們展示這些天的紀錄──那是數張在民進黨競選總部前捕捉的「勝選瞬間」──興奮望著前方舞台螢幕的支持者，在粉紅青綠旗子舞動間，臉龐閃動著彩色的光。
這些靈動的影像令我們讚嘆連連。但布魯瑪顯然無意停留在燦光中，手指快速滑過這些勝利繽紛，讓螢幕停在一片黑──全身黑衣的青年在燈光之外，高舉布帷：「光復香港」。
這些照片對比鮮明，對布魯瑪而言卻是調性類同：都是民主的爭取與證明。
「台灣與香港最顯著的區別，自然是香港在中國管制之下，而台灣沒有。」半個小時前，布魯瑪才跟我們談及港台處境的不同，除了政治制度外，還有認同的差異：香港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則有個國家的實體。擁有自己語言、文化的台灣人，即使在戒嚴令下，仍擁有台灣人的自覺。
來台灣之前，布魯瑪已先赴香港進行一周的訪問，「過往一代的香港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則認為他們屬於香港。」他進一步解釋：這些年輕人會使用廣東話來抗爭，而他們用以爭取民主的標語就是「反共」，「這恰恰是過去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但就在國民黨極力反共的時期，香港卻處於英國殖民下，有自由卻無民主。」
▇冷戰末期，亞州諸國政治均處質變
以《情熱東京》、《殘酷劇場》等作品受到讀者歡迎的布魯瑪，在中文世界可見的譯作，多屬這類藝術文化思想評論，或如《零年》、《罪惡的代價》等戰後歷史與思考，甚至是《西方主義》這類政治思想評論，因而讓人忽略他其實出身記者，執拿報導之筆──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將他與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相比，稱他們為「記者型學者」。布魯瑪與「中國」的初步接觸，是在大學主修中文，但對香港和台灣的認識，則是自1983年成為《遠東經濟評論》記者開始。
1975年，布魯瑪入大學時，中國仍處於文革時代，中文在國際是相當冷門的語言，當時的學習者要不就是對毛澤東主義有幻想，再不就是想鑽研漢唐文獻。而布魯瑪僅是對中國料理有興趣──嚴格來說是印尼的福建移民料理──最後因受日本電影與文化吸引，赴日留學並且參與劇場活動。這段與亞洲文化相遇的背景，在《情熱東京》裡有著細緻的描述，至於他因前往香港工作而啟動的觀察與訪談記錄，則留在《上帝的塵埃》（God’s Dust）、《壞分子》（Bad Elements）等尚未被翻譯的作品裡。
「這時剛好是冷戰末期。在這個時代當記者非常幸運，因為蘇聯解體，美國不需要再費力保護那些反共政體，於是包含台灣、韓國、菲律賓在內的亞洲國家也在這個時候步入了民主轉型階段。」1980年代末期，以香港為中心認識中國周邊國家的布魯瑪，緊跟著這些國家的政治變化，記錄他們的民主發展歷程，因而感到非常興奮。
▇80年代中期，台灣如蛇脫皮
也是這個時候，他來到了台灣──1986年的台灣，仍處於戒嚴狀態，民進黨才剛成立，正為隔年的地方選舉而準備──走訪台灣各地，與各方交談的布魯瑪，很快地瞭解到台灣認同與歷史的複雜，並表示有兩個地方呈現當代台灣的人格分裂性：一是象徵中國文明的故宮，另一則是台灣本土草根的華西街。然而，歷史演變到這個時候，政治也準備展開新局，「宛如蛇在脫皮。」
「蛇脫皮」，是當年接受布魯瑪採訪的司馬文武（江春男）對台灣政治社會正在蛻變的形容。這日的讀者見面會，司馬文武也出席了，遠遠坐在最後一排支持老朋友，也準備會後一起用餐。布魯瑪的手機裡，存有一張司馬文武的側面照，前景則是蔣介石銅像。
與布魯瑪相識的時間，司馬文武已無從記憶，但當時參與創辦黨外雜誌的他，時常借助人在香港的布魯瑪，取得需要的海外與中國資訊，「當時台灣還在戒嚴，可是中國準備改革開放，對伊恩．布魯瑪來說，台灣的自由度還不如中國。」
布魯瑪亦言：當時「台獨」不能公開張揚，二二八也只能低聲訴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民意代表都非常老，拿著柺杖、坐著輪椅，說他們分別代表河南或湖南。」
▇人民有錢卻禁止政治參與，中國、新加坡可行，為何港台不可行？
因為這段經歷，布魯瑪在1996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都再度前來台灣觀選，並為台灣民主化過程留下重量級報導評論，例如1996年於《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刊登的宏文〈Taiwan's New Nationalists: Democracy with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即不斷被台海關係研究者引用。這篇文章寫明了國民黨來台後的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也解釋台灣受日本殖民的影響，而這都能從李登輝這位新任民選總統身上看見。
由於上了年紀，布魯瑪向我們坦言他對具體細節已無從記憶──幸好我們還有他寫過的報導可讀。布魯瑪僅言及，1996年這場選舉是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關鍵，至於才剛經歷的這場2020大選，他的心得亦相當扼要：「這場選舉與對中國態度有相當的關係，也深受香港現下情勢的影響。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見差異皆被掩蓋在這個主要議題之下，對中國的態度成為選擇的關鍵。」
而「面對中國」乃至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專政國家，實是布魯瑪關心的題目，在讀者見面會上，更藉此表述自己對中國政治的想法。他說：「政教分離」這件事在中國不曾發生，不論是前帝王時代或是到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一個如帝王般的領導人存在。而在這種獨裁體制下，只要反政府，就會被稱為反對中華文化，新加坡如此，中國亦然，「他們會說儒家思想就是要服從，卻罔顧孟子提過人民有權反抗政府一事。」
「這些一黨獨大的華人國家的統治方式，就是讓人民有錢、過上好日子，但條件是不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可以批評國家。」他進一步表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認為人民不可以投票，否則社會將失序。」
「但香港沒有接受，」布魯瑪於是發問：「我想知道為什麼這種模式在香港，在台灣，都不可行？」
▇華人文化是否有集權或民主的內在文化必然性？
這幾乎成為這場讀者見面會上的論述軸心，布魯瑪甚至直言這次來到港台採訪，為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意識：對這些國家的人來說，身為華人（Chinese）是什麼樣的概念？
布魯瑪解釋自己想表述的並非族群或是血緣，亦非探討文化、語言或共同歷史，而是試圖論證：如果一個政權將自己的正當性建立在民族或某些意識形態上，反抗者是否也必須使用替代的意識形態來推翻？「如我剛才所說，中國一直是政教合一，若反叛者想要推翻某個政權，就會高舉另一種宗教或意識形態。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正是如此。」
他舉的例子還包含中國異議分子。這些異議分子多信仰基督教，有人甚至成為牧師，他們的經驗信仰使他們相信民主自由與基督教是連結在一起的，甚至做出如此推論：如果中國要改變的話，就應該讓所有人都信仰基督教。
「他們藉由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化的觀念，來對抗中華文化的價值與制度。」布魯瑪雖可以理解這個想法，卻也反問：這之中是否有什麼誤解？
在這場見面會上，不論是對種族化與文化體的質疑，或是對中國／新加坡政權的批判，布魯瑪所提的事例多半延續過往在媒體評論或是專書的論點，且打破亞洲人自是如何，中國自是如何的自我主張。例如他在《殘酷劇場》最後一章的〈亞洲主題樂園〉，就例舉新加坡和中國以收買中產階級的方式來強化集權統治，而有創新能力的中國年輕人別無選擇地說服自己：越是經濟發展，市場越自由，就能取代文化和思想自由，從而推導出：「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
「後毛中國的集權資本政權，已經非常成功地收買中產階級，讓他們接受政治目的。當然這也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台灣和香港的華人已經證明了，華人文化並沒有一定要接受集權或民主政體的內在文化必然性。」布魯瑪在這個章節中亦提到韓國：韓國人也來自同樣的儒家傳統，甚至是特別極權式的版本，但他們成功爭取到較為自由的政治體制。
為觀察2020台灣總統大選來台的布魯瑪，也在台北的讀字書店發表演講，與書迷分享學思經歷。
▇拒絕成為「Chinese」？「Chinese」的話語權對台灣人重要嗎？
依〈亞洲主題樂園〉所述，台灣與香港皆被置入華人的脈絡裡，即使是韓國，也同樣位在儒家文化圈中。然而，就如同布魯瑪在這場選舉中所察覺的台灣自決，以及蔡英文獲得817萬票背後的「抗中」因素，都使得他不時談及的Chinese一詞，呈現某種難以明確定義與理解的尷尬。連布魯瑪自己也如此感覺，自嘲得就此打住，進入問答。而第一位發問的讀者，便大膽追問，試圖理解布魯曼對Chinese的定義：「中國」作為一個政權的概念連結的現在，Chinese很難有個清楚的界定。
對此，布魯瑪只是搖搖頭，稱台灣人不必要拒絕Chinese。他進一步表示，反對這個詞彙，只會讓中共更加主張它是更具正統性的政權，更具有正當性，「你如果反中共，就是反中國。」他認為如此一來，反抗中國的行為只是更落中共的口實，將民主自由的一切都視為「外國勢力」。
然而，在〈亞洲主題樂園〉這個篇章中，布魯瑪是這樣描述台灣的：「因為它在文化上的確是中國的，政治上過去也有許多主題樂園元素。在蔣介石及其子蔣經國的領導之下，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仍假裝自己統治了整個中國，而台灣是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然而本土台灣人所領導的台灣民主運動，對統治中國，甚至把台灣變成迷你版的中國，毫無興趣。台灣分離主義和社運人士所主張的，只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民主政體。他們成功之後，大陸式的虛偽和不實的象徵，很快就消失了。」
而這也是布魯瑪這次選舉的明確感受：這一代台灣人不論背景為何，對於「中華民國」能夠代表中國與台灣這樣的幻想，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在這場讀者見面會的分享中，布魯瑪仍然將台灣置放在Chinese之中，成為Chinese的民主政體。而他的台灣老朋友們也都說：這一直是他的主張。
但無論如何，不論是夾帶著民主自由或反抗意識「外國勢力」，或是支持台灣的「外國勢力」都是確實存在，且不容忽略──時常寫文章批評川普政權的布魯瑪忍不住高聲大呼：在台灣的選舉場合，竟然看到有人揮舞美國國旗，「而且不少香港人跟台灣人支持川普，成為他的粉絲。不可思議！」他不以為然地說：全世界只有這兩地的人會挺川普這樣的人──這當然也是源於中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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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韓國・他山之石》傳染病毒是政治與社會的試金石：評金琸桓《我要活下去：韓國MERS風暴裡的人們》
▇2015年韓國MERS風暴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是當前世界最受關注的大事，在韓國幾乎被遺忘的2015年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事件，因此重新被喚起記憶。不同於華人世界，SARS對韓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影響，面對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韓國社會自然地聯想到5年前發生的MERS事件。
2015年5月至7月，MERS在韓國留下了186人感染、39人死亡的紀錄。但若單看此統計數據，完全無法顯示因MERS所揭開的韓國社會黑暗面。我認為關鍵的核心線索正是「三星首爾醫院」所隱含的「三星」和「首爾」這兩者結合所產生的負面性。
三星首爾醫院被譽為韓國最好的醫院之一，然而急診室裡總能看見為了獲得更好的治療，從地方遠赴首爾就診的病人與家屬大排長龍。病人和家屬必須在簡易病床等個幾天，才能分配到病房。而即便有病房，也是被分配到不在健保範圍內的2人或3人病房，所以大部分人一進病房，第一件事便是立刻申請有健保補助的6人病房。
▇感染者一半以上在三星首爾醫院
對韓國人來說，這樣的首爾大型醫院急診室風景確實極為熟悉。若把「三星」和「首爾」分開來看，三星醫院擁有「一流企業子公司」的地位，首爾則是擁有社會、經濟、政治等資源不均衡集中的首都地位。由「三星」加上「首爾」所組成的三星首爾醫院，是讓即將走向生命盡頭、還想「要活下去」的許多病人最後寄以希望的對象。然而，現實中的三星首爾醫院，其實只是一個利用病人生存的希望、從中追求利潤的企業罷了。
韓國作家金琸桓的小說《我要活下去》裡，三個主角都在F醫院被感染了MERS，這裡的F醫院正是指涉三星首爾醫院。雖然採取小說形式，這部作品實際上相當於重構現實的紀錄片。不知道自己被MERS感染而從地方遠赴三星首爾醫院就醫的病人們、被上述病患感染的三個主角，以及環繞這三名主角家族成員的故事，皆反映了韓國社會的歷史矛盾。主角所遭遇的問題不只是病毒感染，因為感染的原因以及感染後的惡化，都無法繞過「三星」和「首爾」。
從小說內容來看，三星首爾醫院之所以成為MERS感染的溫床，是因為三星和政府的共謀關係，亦即兩者為了企業的利潤和官僚的明哲保身，而刻意將問題加以遮蔽。
當時的三星首爾醫院並沒有負壓隔離病房，證明了該醫院並沒有能力對付MERS。然而三星首爾醫院並未承認他們的不足，因而助長了問題的嚴重性。此外，韓國政府也不具指導能力，客觀掌握三星首爾醫院的狀況並積極控制，反而被院方所操縱。
這一狀況其實可以理解，因為光是三星電子，上市市價總額排名全球前20，並在國內占有差不多整個上市總額的30%。韓國自1960年代以來出口導向的增長結構鞏固化，占出口額很大部分的三星，影響力之大是超出想像的。在如此狀況下，韓國人一方面炫耀自己擁有世界一流企業，另一方面又自嘲地稱自己的國家為「三星共和國」。
結果感染MERS的病人一半以上都在三星首爾醫院。《我要活下去》的主角以自己的身體證明了，三星和政府的共謀關係，如何造成無辜者的犧牲。
▇非人性的社會體制是病毒繁殖的外部宿主
主角金石柱、吉冬華和李一花都於5月27日在三星首爾醫院急診室感染了MERS。小說採取編年史結構，主旋律是後來成為第38個死亡病例的金石柱的故事。以金石柱的犧牲為中心，加上吉冬華所遭遇的歧視，和李一花對不合理的抵抗，可視為小說的主要結構。三位主角分別代表著「犧牲」、「歧視」與「抵抗」。
雖然小說主要在傳達「要活下去」的心聲，不過最吸引我的倒是三位主角具體展現的人之歷史性和社會性——所謂歷史性，是指「三星」加上「首爾」體制的本質，而社會性則是指在「社會」的無能之下，取代社會功能的「家族」。
最能揭示歷史性的正是小說主旋律：金石柱的故事。金石柱死於2015年11月25日。淋巴癌復發的他在三星首爾醫院感染了MERS之後，在被「隔離」的狀態下錯過了治療癌症的時機而過世。其實這中間他已治好MERS，出院後準備治療淋巴癌。但因為淋巴癌症狀惡化而再度到三星首爾醫院就診時，卻被視為MERS病人而受到隔離。雖然金石柱可視為MERS流行所造成的死亡病例之一，不過他的死因並不是MERS，而是淋巴癌。在2017年9月13日因MERS後遺症致死的第39個死亡病例出現之前，金石柱一直被視為最後一個MERS死亡病例。
在金石柱的故事中，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WHO）尋求對於特定MERS案例的因應方案，是最能夠揭示「三星+首爾」本質的展現。罹患淋巴癌的MERS感染者金石柱是特定案例，但政府無法主動克服特殊性，反而總要依賴外部權威，最終導致病人的犧牲。這簡直可稱為殖民地官僚主義的重現。
▇病毒為社會試金石
事實上，三星＋首爾的本質是對於人命的輕忽和不負責任。這種非人性的社會體制，才是導致「外部」病毒繁殖的宿主。「外部」病毒所浸透的對象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整體社會。雖然隨著後冷戰的區域化和全球化，人口的流通愈來愈擴大，網路技術使得龐大資訊迅速被分享，不過韓國社會從未真正反思過殖民、內戰、分斷和冷戰歷史，只片面地在經濟增長的量化層次適應這些變化。
在這個狀況下，病毒的浸透成為了試金石，不只讓我們確認是否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也讓我們確認在龐大資訊的流通下，社會的無知以及知識的無能。如金石柱的案例所顯示，知識的角色不在於將理論重複應用於固定事物，而是面對不斷變化的現實時，能主動積極地提出因應之道。
韓國社會透過這項試金石終究確認了：整體社會尚未克服知識的殖民性，因而形成了冷漠的社會和不負責任的「政治」。事實上，韓國社會不存在真正意義下的政治。
這種社會與政治的缺失，或社會的無知及知識的無能，反覆造成人的恐懼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性。小說中主角們對於職場和勞動的執著，以及具備強有力支持連帶的家族關係，皆是這種社會性的主要表現。
在社會與政治的缺失狀況下，不僅是病毒，甚至連外部的「危險」因素（例如：移工vs.本國人）也造成人的恐懼，並擴大和深化了人們之間的不信任與嫌惡。結果，個人只好透過「家族」這種具有歷史累積的資源以獲得生存。三位主角各自與家族成員間的支持連帶關係，正如實反映了這種社會的歷史體質。
2000年代發生的雙龍汽車事件，是韓國社會勞資矛盾的重要象徵，工會曾提出「解僱等於殺人」這一口號。忍受染病後的身體之痛、堅持繼續工作而昏倒的吉冬華；堅持回到爸爸、丈夫及牙科醫生位置的石柱；好不容易成為記者並在試用期盡量表現自己能力以免被派到地方的一花，都在證明著「解僱等於殺人」這個口號的現實性。因為社會的壓迫，他們都忍受與壓抑身體的苦痛。
他們在失能的社會裡，以家族為中心相互支持以求生存。父親與太太為了罹患癌症的石柱而犧牲；吉冬華長久以來照顧病弱的妹妹，甚至因為送妹妹去急診室而染病；作為獨生女的李一花也是為了在醫院照顧癌末的父親而感染了MERS，這些都是典型韓國社會家族的表現。
在區域化和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我們無法避免傳染病的跨國流行，那麼該怎麼辦？一般的答案多半是在日常生活中強化社會共同體的連結，以及在社會中培養利他性和多元性等正面價值。不過，病毒浸透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個人，而且各個社會都擁有相異的歷史。
在我看來，社會是否成為病毒的抗體或是宿主，取決於知識、社會和政治的重建與否。若從人權等抽象的個人層次對付傳染病，我們很容易忽略不同社會之間相異的歷史性。因此，《我要活下去》這本小說，對於作為韓國人的我，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韓國社會該如何應對「三星」和「首爾」？
那麼對曾經經歷過SARS、當下同樣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危險的台灣來說，《我要活下去》所揭示的韓國歷史社會矛盾，能否成為一個參照視野，重新審視台灣的歷史社會矛盾？
台灣曾經歷過的SARS和韓國經歷過的MERS分別具有相異的特定性，SARS的影響範圍主要涵蓋區域化的華文世界，而MERS對韓國的影響相對地以全球化為背景，因此它們對台灣和韓國產生效果的機制也有所不同。
不過，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發源地是中國大陸，而台灣和韓國同時受到直接影響。可以想見，東亞的區域化是這次病毒流行的大背景。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正是時候，東亞區域的不同社會需要總結過去各自的經驗和教訓，並進行互相學習和合作。●
살아야겠다
作者：金琸桓（김탁환）
譯者：胡椒筒
出版：時報出版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金琸桓（김탁환）
1968年生於慶尚南道鎮海市。
1994年以文學評論家出道，作品以端莊優美的文字著稱，也是踏實築夢的「小說勞動者」，每天堅持寫30張小說原稿，沒有一天停過筆，曾獲第33屆樂山文學獎、2018法國變色龍文學獎。
他十分關注社會，以周密的資料考證加上卓越想像力，讓許多真實人物活靈活現、躍然紙上，被譽為「開創韓國歷史小說新局面的作家」。其作品《不滅的李舜臣》、《黃真伊》被改編為電視劇；《烈女門秘辛》、《咖啡》、《朝鮮魔術師》、《獄火重生：金昌洙》則被改編為電影，跨足影視成績相當成功。
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件發生，他深受影響，努力不輟的採訪相關人物，寫下世越號沉船事件著作，被文學評論家評為「世越號文學」的開端。
【閱讀韓國・以文學捕捉當代韓國社會縮影】完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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