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書房》貓狗寫真集發行！打造讓貓貓狗狗人人都幸福的社會，及其他藝文短訊
【得獎消息】
- 第41屆講談社非小說類文學獎，由松本創的《軌道 福知山線脫軌事故 改變JR西日本的一戰》（東洋經濟新報社）奪得。曾擔任神戶新聞記者的松本創，自辭去工作成為自由作者後，便以關西為據點，進行政治、行政、都市、文化等領域的取材及人物專訪。擅以敏銳洞察力捕捉社會樣態的松本，曾出版《誰創造了「橋下徹」──大阪都構想與媒體的迷航》、《兩次震災──1．17的神戶到3．11的東北》等紀實文學。
《軌道 福知山線脫軌事故 改變JR西日本的一戰》以2005年造成107死、562傷的福知山線脫軌事故為主軸，挖掘日本國鐵民營化18年間的經營手法、其造成的組織缺陷、必然的悲劇，以及痛苦的蛻變。松本透過車禍中失去妻子與姊姊的罹難者家屬淺野彌三，以及事故後接任JR西日本鐵路公司社長的山崎正夫兩人的生命軌道，探討改變了整個巨大組織的孤獨戰鬥，以及當中揭露的二戰後鐵路改革軌跡。
- 第65屆江戶川亂步獎，由神護かずみ的《身披黑暗的女人》奪得。喜愛民俗怪談的神護，過去曾出版《裏平安靈異記》、《人魚詛咒》以及《石燕夜行》三部曲等著作。今年獲獎的《身披黑暗的女人》（講談社），描寫危機處理專家西澤奈美受醫藥品製造商美國堂委託，以平息旗下韓國企業社長因過去的反日宣言曝光引發大眾反彈的風波。神護藉由故事主角替企業在檯面下斡旋及臥底偵查，以獨特的視角及寫實筆法，來鋪陳企業引起公議、網路輿論、排外主義、同性戀情、人工智慧等與當代生活密切相關的題材，評審京極夏彥、湊佳苗、貫井德郎等人盛讚別具新意。本屆獲獎作將於下個月19日開始發售。
【作家動態】
- 以《日蝕》、《葬送》、《決壞》、《那個男人》等作品囊獲多項文學大獎的日本小說家平野啓一郎，7月中出版新作《「帥氣」所謂為何》（講談社），爬梳「帥氣」一詞的本質，及其背後的文化和社會意涵。平野提到，在民主主義及資本主義共構的世界中，對於「帥氣」的追求和憧憬，成為催化行動和消費的巨大力量，幾乎沒有人能全然脫離這個價值而活。甚至可以說，若不知「帥氣」所謂為何，就無法真正理解20世紀後半葉以降的文化現象，以及個人在名為「現代」的時代中架構出的自我認知及形象養成。
《「帥氣」所謂為何》全書不在於提供「如何變帥」的操作指南，而是從語言定義、價值觀的創造、遜於他人的不安、表面性與實質的二元關係、美學的變化等多元角度，勾勒「帥氣」一詞在現實社會中的形貌，及其形塑個人及整體文化的豐沛能量。
- 以《流》奪得第153屆直木獎，又以《罪的終結》榮獲第11屆中央公論文藝獎的台籍作家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7月底出版散文集新作《越境》（ホーム社），譜寫國族、身分、語言以及文字書寫等不同意義的跨界。「越境」一詞，代表疆界線的跨足，但書中所提及的疆界卻不單指稱國境，亦包含對自我的認知、對世界的理解，以及文字及文字之外的現實之間無法明定的界線。
《越境》一書收錄東山彰良自2016年到2019年夏天，刊載於日本各大報章媒體的散文作品，從幼年時期往返台日之間茫茫無所定位的喪失感、對於個人身分的思索、叛逆的青年時代，談到他對現代社會的觀察，以及小說書寫的看法等等。本書最後並收錄東山彰良與美國出身的小說家兼日本文學學者利比英雄（Hideo Levy）的對談，以對話的形式勾勒出日文小說中呈現的「台灣」。
- 與宮部美幸及桐野夏生齊名「日本三大推理女王」的人氣作家高村薰，7月底再次推出合田雄一郎系列續作《我們是少女A》（每日新聞出版）。12年前的聖誕節早晨，於東京郊外野川公園寫生的中學美術教師遭到殺害。十幾年來犯人逍遙法外，讓這個事件成為當時負責搜查的合田心中沉重的巨石。「我究竟是在哪裡、遺漏了什麼？」而在此時，新證言的出現、重新轉動的時間，讓世界的樣貌開始改變。
- 曾寫下《五年之梅》、《活著》、《脊梁山脈》、《邏各斯之市》等諸多文學獎得獎作的小說家乙川優三郎，8月初出版短篇集《地先》（德間書店），以文字的珠玉致敬「今」世。乙川表示「不想寫出絲毫不具悲傷與苦澀的故事」，他希望獻給讀者「痛苦之後，能讓人預感苦盡甘來的作品」。《地先》中收錄的8個短篇，猶如初入口時猶帶苦澀的茶葉，訴說著「此後人生仍將繼續」的甘甜餘韻。
- 寫下《貓頭鷹男》、《花食》、《光球貓》等作品的直木獎作家朱川湊人，8月中出版新作《麻雀事務所：新手偵探與下町的怪人們》（文藝春秋）。朱川再次以其善於描繪的都市下町地區為舞台，鋪展出一則則怪奇神祕的事件。原本擔任房地產銷售員的黑葛原涼，在公司倒閉後，因緣際會於東京下町的町良開設偵探事務所，與哈佛畢業的犯罪狂熱怪才一同挑戰小鎮中發生的奇異謎團。徘徊於黑夜中的鐵面人、神出鬼沒的搶包嫌犯、公園中的野貓虐待、守護神的離奇失蹤，菜鳥偵探阿涼與美女搭檔一起抽絲剝繭，挖掘懷舊下町中的各式風貌。
- 曾以《邪魔》、《空中鞦韆》、《家日和》等作品榮獲多項文學大獎的推理小說家奧田英朗，8月底出版新作《罪的軌跡》（新潮社），問鼎犯罪小說的新高峰。在昭和38年（1963年）、東京翌年將舉行奧林匹克之際，於淺草發生的男童誘拐事件，讓全日本陷入恐懼與憤怒的漩渦。負責案件調查的搜查一課刑警落合昌夫，此時從孩子們口中獲知一名被喚作「莫迦」、操著一口北國口音的男子的傳聞。《罪的軌跡》中，刑警們對於搜查的執念，與受社會遺棄之人悲切的孤獨相互碰撞，成就深具緊張感與壓倒性現實感的社會派懸疑小說巨作。
- 出版《戀歌》、《阿蘭陀西鶴》、《福袋》、《惡玉傳》等作品的文學獎常客朝井まかて，8月底推出長篇時代小說新作《落花狼藉》（双葉社），娓娓道來江戶時代風俗場所吉原遊廓的誕生。花仍是位於吉原的西田屋老闆娘。被主上甚右衛門收留的她，作為歡場女子被養育成人，最後成了甚右衛門的妻子。而懷抱了13年的願望得償所願、終於獲准成立傾城町（亦即提供色情服務的遊女屋）的甚右衛門，最後建立的是怎樣的一個「女人之城」呢？
- 《十二國記》、《屍鬼》、《惡夢棲息之家 奇幻貴公子》等超人氣長篇系列作的作者小野不由美，7月底推出療癒系怪談《營繕師異譚 第貳部》（角川出版）。《營繕師異譚》是小野在2014年底出版的作品，講述建築師偵探藉由老屋「修繕」的過程所揭露的謎團，以及土地、建築與人之間的因緣。在《營繕師異譚》第二部，作者再次透過聽取死者之聲的營繕師，描摹死者的時代記憶、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人與動物的羈絆，以及哀婉的記憶。小野以成熟的筆調，讓毛骨悚然的氛圍及帶有療癒性的細緻情感同時躍然紙上。
【業界新聞】
- 兼有作家及音樂人身分的日本藝術家Cocco，將於9月底出版睽違15年的繪本作品《南島之花的顏色》（径書房）。沖繩出身的Cocco在1997發行出道單曲《倒數計時》，以充滿爆發力的搖滾樂曲及神祕形象在日本音樂圈發光發熱。2001年她突然終止音樂活動，直到2005年才與岸田繁等人共組樂團「Singer Songer」重返樂壇。Cocco雖然多以歌手身分活躍於人前，但在暫停音樂活動的數年間，以繪本形式持續藝術創作與詮釋，代表作為2002年出版的首部繪本《南島星砂》，以及2004年發行的《南島戀歌》。伴隨新作《南島之花的顏色》出版，Cocco將自9月28日起，於東京表參道的山陽堂書店舉辦原畫展，公開她筆下風格魔幻且神祕斑斕的畫作。
- 由日本朝日新聞社營運的流浪貓犬保護協會網站「Sippo」，8月中發行貓狗寫真集《狗們、貓們》，刊載100張已被領養的貓狗攝影作品，以及來自領養飼主的訊息。Sippo自2016年發起中途動物領養的活動，並以攝影為媒介，增加動物與人邂逅的機會。Sippo編輯部秉持著「狗都是狗，貓都是貓。我們希望造就一個能讓所有的貓、狗以及人類都能幸福的社會」的精神，做成這本《狗們、貓們》攝影集。相關活動的攝影展，於東京京王百貨店新宿店舉行。
《狗們、貓們》攝影展宣傳海報（取自keionet.com）
現場》時代的夢遊者與點燈人：賴香吟談日治作家群像
整理：李亞橋、佐渡守
《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一書，嘗試介紹一段半世紀的台灣文學史，天亮之前的戀愛，是暗夜的戀愛，意指現代文學在台灣的萌芽跟發展，當年前輩對文學充滿興趣，以日語做了嘗試，也有成果，只是後來挫折了，就像黎明的露珠，在陽光下蒸發、消失無形，造成我們對這50年的文學有點陌生。今天的講題，以「夢遊」與「點燈」的概念，再補充一些詮釋。
▉解嚴後台灣文學研究三階段與未來發展
先簡單回望台灣文學研究狀況。從比較自由公開的1987年解嚴後至今，超過30年，我把它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90年代，花了很多時間讓史料出土。今天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作家文本在90年代分期付款式地慢慢進到台灣史（而不是台灣文學史）的課堂上，與一些學生相遇。我稱它為「史料」，是因當時比較致力以文本補充歷史，從賴和、楊逵是誰？生活在怎樣的時代？慢慢進到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然後建立幾個基本論述，介紹他們的作品反映什麼。
左起：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取自wiki及國家書店）
第二階段是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我把它歸納為文物徵集。盡可能大量收集，然後做翻譯整編。現在大家看到的張文環全集、龍瑛宗全集、呂赫若全集，都是這樣來的。同時擴充相關科系人才、論述多元化，比如後殖民、現代性等概念的引入，都是在這個階段發生。
今年2019年，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第三階段，已經快要結束，日治重要作家的全集、史料、研究彙編，幾乎都已做足，並且掃描建檔，對有心研究的人，資料足夠，論述工具也多。接下來，應回歸文學本位的篩選跟詮釋，重新提出論述。但要怎麼篩選？我想首先得有一套美學標準，文學、文本上的品管能力 ; 要建立一個長期、專業的文學史敘述，還是要回到文學底子的把關。對時代有詮釋能力、對未來的史觀能形成文學意義的作品，才是我們要致力去詮釋跟保留的，而不是無關內容地把所有資源均分掉。我想這並不是一種剔除，而是階段成熟演化的結果。
▉戰後文學史廣為人知，戰前文學史還有許多空間
黃得時
文學史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學跟文學活動。日治五十年的文學跟文學活動要怎麼判斷？除了作品，還有環境、產業、讀者跟作者都要齊備。影響文學演化的原因很多，有漢文、白話文、日本語文、台灣語文等語言演化，還有教育、印刷以及世代更替等因素。1930年代中葉的台灣，慢慢形成不只文學，還包括繪畫、音樂、戲劇等領域連動的文化公共領域，如果這個公共領域曾引發當時人們書寫文學史的焦慮，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黃得時。40年代初，他接連寫了3篇檢索明清以來台灣文學軌跡的文章，其中，1943年的〈臺灣文學史序說〉是台灣島上第一次出現「台灣文學史」這五個字，不過他加上了「序說」二字。
後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這段文學史確實停留在「序說」階段。之後，有了不同的戰後文學，也有不同版本的戰後文學史，但想完整把台灣文學史接起來，恐怕需要接枝、共生、理解與尊重，其中廣為人知的是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整體來說，我們對戰後文學的詮釋持續在加深，可是戰前好像一直停留在「序說」階段，因此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做。
▉放下漢學的賴和，是軟心自疑的人
《天亮》這本書裡，年代最早至賴和，日治前一年生，教育從私塾轉向近代醫學，創作由漢文轉向白話文，是一個適合觀察的例子。關於他的研究很多，這本書裡比較側重在私人性格，我覺得賴和是個自我反省力很高的人，這是他做為文學家的優點，卻也是運動家的弱點。他的同代人蔣渭水診斷台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原因是智識的營養不良，帶動文化協會人人以啟蒙者自許，想為文盲與黑暗社會點亮一盞燈，高歌文明進步之際，賴和卻常會走幾步停下來考慮：那些啟蒙、點燈的事，真是大眾需要的嗎？我們帶來了新的文明？還是只是知識份子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這一步對大家真的好嗎？
評者常並提賴和跟魯迅，從文體與語言的摸索示範來講，兩人當然有參照性，不過也有些不太一樣，比如「疑我」與「疑人」。魯迅文字如梁實秋形容，深刻辣毒，就像匕首，刺得人痛，腦袋被打了一記而思考起來。賴和文字幾乎感覺不到匕首與辣毒，他是個軟心的人，對自己、對別人都容易動情，他的「疑」常在知識份子本身，疑我而少疑人。
賴和也是一個會為他人、為環境改變自己（文學）的人。他的漢學基礎比他的白話文好太多了，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舒適圈」其實在漢詩，很多的憂愁、多情、苦惱，他用詩句可以寫得很好，賴和研究先行者林瑞明曾將賴和仿古詩〈哀聞賣油炙粿者〉，與改寫成白話小說的〈不幸之賣油炸檜的〉兩相比較，可以發現漢詩意象生動俐落，小說雖費力摸索但字彙魅力卻少了許多。明知難為仍為，賴和的白話文並不完美，他的成就正是在於他的苦心示範、拉拔他人，私底下他的心緒，比如獄中日記或生涯所感，常用漢詩記錄。從這點來看，就可理解為何他後來在病床上講的話那麼使人難過。「我們所做的新文學都白做了！」這句話由賴和口中說出特別之痛，因為他真的是放下了自己的文學能力，全心投入去開一條文學的新路，到頭來卻一場空。
講座現場
▉日文進階版的楊逵，不甘只是個驗屍人
曾受賴和照顧的楊逵，論情懷與想做的事，跟賴和其實有點像，可說是賴和的日文進階版。《天亮》裡選的楊逵文本是〈無醫村〉，描述一個沒有病人上門、每天閒著搖筆桿的醫生，突然一天晚上，有人來敲門，使他生出使命感，一種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青年懷抱的心情：「我無論如何非把他醫好不可。我感覺到，就我的生活而言，能否醫好這個病人，是我今後發展的一個關鍵。」
可是到了現場，村莊的貧窮遠超乎想像（這也是當時知識份子落到現實裡的窘境），醫生進到屋裡才發現，病人不等他試試身手便辜負他而死去，他的希望落空了，只能對傷心的老母親說些自己也不相信的安慰話。環顧四週，他明白這是個無錢就醫、終而不治的家庭，人家來找他，不是要他救，只是要他驗屍，開張死亡證明罷了。
楊逵比較接近魯迅的辣毒，直接把醫生寫成驗屍人。但楊逵似乎不甘只是個驗屍人，不甘文學只用來描寫人間的悲哀。〈無醫村〉的結尾，預告了楊逵將不放棄地繼續走向普羅文學。這位無處自我實踐的醫生，回到診所，放棄了那搔頭苦思爬不完、還被餘菸燒掉的詩作，「把灰吹掉，拿了新的稿紙，以新的感觸寫著與平時不同的詩 」。
▉務實的張文環，卻是最唯美的班長、寫女性第一把手
張文環作品精實，我比喻他是同儕裡的大哥、班長，勇於負責，朋友與女兒都說他是很重情的人，所謂「俠義」與「痛愛」，痛愛是台語的疼惜，但這個痛字也弦外之音地點出張文環的力道與深情。張文環身上兼具舊夢跟新潮，山居記述、太平老街，是他的舊夢，寫這些回憶的時候，他沉得很深，文筆甜得像糖，耽溺於文體、字句的打磨與準確，恐怕是日治小說家最唯美主義的一個。
另外，張文環的女性視線。這時期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寫得不能算好，對女性的想像，無論偉大的母親、落後的祖母、美麗的藝妓、流落的養女，缺乏內在理路，動人的並不多。呂赫若雖然常寫女性，但是關懷女性處境為多。把女人當成一個「人」來寫，且寫得活靈活現、不典型但能引發魅力的，我讀起來覺得是張文環。比如〈閹雞〉裡的月里，〈論語與雞〉裡的阿嬋。
台南人劇團曾於2008年將《閹雞》改編為舞台劇
▉華麗且劇烈的時代，作家由點燈走向夢遊
楊逵、張文環的出現，預告了日語世代的成熟，文學置入30年代的文化公共領域。30年代是個既明又暗的時代，剛開始色彩非常鮮艷，後來因為戰爭墜入肅殺氣氛，一個起落劇烈的年代，有摩登、機械、都市，也有緊縮、挫敗、虛無。
在這華麗且劇烈的時代裡，慢慢出現跟20年代啟蒙思潮不同的文藝潮流，由點燈人走向夢遊者，理念走向感覺，作者的個人像、內在意念成為主軸，劉吶鷗、翁鬧是清楚的例子，龍瑛宗亦是，文學成為人生挫折的安慰，用他自己的說法叫「悲哀的玩具」，但論技藝龍瑛宗用力頗深，也具有相當的野心。這兒所謂夢遊，不完全指虛弱迷途，相反地，也有因為身在夢中反倒無視現實、一心直行的部分。這一點，可以呂赫若為例來談。
呂赫若的創作高峰從〈財子壽〉到〈玉蘭花〉，中間兩篇作品〈月夜〉與〈石榴〉較受忽略，我想藉此簡單談一下知識份子由啟蒙者走向夢遊人。
〈月夜〉是一個知識份子把受虐女性送返婆家的故事。那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虐待，知識份子理性判斷完全知道那是錯的，但他因為背負封建家長的委託，即使女性可能尋死也還是得把她送回婆家。理念與行為的差距，我想這是30年代中後期很多知識份子的痛，之前氣勢稱頭的啟蒙青年消失了，慢慢出現尾崎秀樹所說的「精神傾斜」，小說裡的人物也移向了虛弱的知識人、受凌虐的女性。
〈石榴〉開場就走失了一個癲狂者：主述者的弟弟木火。小說通篇回想何以走至今日境地，但主述者找回弟弟之後，也只能把木火關進柴房，沒有治療，慢慢虛弱而死。以象徵多子多孫的〈石榴〉為題，主述者把自己的血脈過繼給沒有娶親生子的癲狂弟弟，乍看又是呂赫若在封建觀念與個人自我之間求和，但木火這個形象是不是也有可能投射：從〈月夜〉到〈石榴〉，知識份子從旁觀他人之痛苦的無能困境，日益走向了精神的死胡同？
〈月夜〉與〈石榴〉兩篇改磨很久，呂赫若自覺寫得不自然，這是事實，一路自賴和時期以來，以文學啟蒙點燈的使命感雖強，但一路挫敗，精神難以負荷。在我看來，1937盧溝橋事變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整個台灣文學界卡關頻頻，進入決戰期，更是瀕臨與木火同樣無能癲狂的邊緣。
▉徘徊奔走的呂赫若，從無能瘋狂回歸純樸童真
時局緊迫，想不癲狂或皇民變質也難，造夢或許是不得不的辦法。決戰時期兩個很小很美的夢，一個是張文環的〈夜猿〉，一個是呂赫若的〈玉蘭花〉。這兩篇的共通處是自然跟孩童，40年代的台灣文學在此轉向。
〈玉蘭花〉渾然天成帶有一種魔力。我在書裡這麼寫：「魔力經常不可理喻，它對我們習慣的主題置之不理」，這兒所謂習慣的主題指的是刻板的抵抗/非抵抗 ; 「讓我們想順理成章引述文本詮釋議題的居心一夕落空」，指的是現成史觀不宜強解作品，〈玉蘭花〉曾被歸類為皇民文學，糟蹋了這篇小說許多年 ; 「它讓作品變得模糊，甚至引發爭議，但無論如何卻使我們不能忘記」，文學說白了是這樣，若能做到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的高度，便勝過其他。戰爭期的台灣文學，最高點差不多也在這裡。
作家賴香吟（持麥克風者，台文館提供）
在這之後，即使是呂赫若也只能隨時代打轉，徘徊奔走，四處找路，不知是該堅持自己的夢？還是虛心求教現實？在後來被動員寫作的作品〈山川草木〉、〈風頭水尾〉，他寫道：「我們在藝術、學問中打轉，是否遺忘了什麼？......和這些（生存現實）比起來，我覺得我們都像患了夢遊症」。他在反思，當多數人陷入困境，像拳擊比賽被打趴、無力再起的時候，呂赫若不知倒底是憑靠夢想，還是憑靠清醒，強迫自己再站了起來，面對絕壁般的現實。
戰後初期，幾乎沒有人像他那樣快以中文發表作品。1947年初的〈冬夜〉，女主角先是因為戰爭陷入厄運、戰後又遇人不淑，眼前只剩兩條路，一是如〈月夜〉跳河自盡，二是淪為娼妓、想辦法活下去。「喂！危險！不准出來！」這個女性，在小說最後無辜地被男性的政治衝突所包圍，可「她一直跑著黑暗的夜路走，倒了又起來，起來又倒下去。不久槍聲稀少了。迎面吹來的冬夜的冷氣刺進她的骨裡，但她不覺得。」這是呂赫若的中文，雖有一點參差，但已經很厲害地克服了語言。〈冬夜〉尾聲拋出了不顧危險往前衝的生存本能，也寫準了不久之後228的肅殺氣氛，以及呂赫若自身後來的命運，真是一個奇特的文學預言。
▉以中文寫作的鍾理和，處境同樣困難
書裡另有一個作家鍾理和，雖然他在日治期間沒有作品，但就生存年代來說，他和吳濁流一樣，是完整經歷日治的人，戰爭流離與政權更易，催生了他們的作品，也替戰後初期的台灣人處境留下重要紀錄。
當呂赫若摸索中文創作的1946年，鍾理和在北京等船回台灣，很不順利。這時期的作品〈新生〉裡有些字句：「我想只要先磨亮了我自己這盞燈，便不難於在無底深淵的黑暗中，探出一條光明的路。」燈的象徵再度出現，但這兒早無照亮時代的雄心，而是個人的、卑微的努力，他已經察覺到時代的悲哀，但還是選擇磨亮自己這盞燈，相信未來應該還是有光明的路可走。
鍾理和與妻子鍾台妹（取自wiki）
鍾理和幾乎是戰後初期唯一一位沒有語言問題、能流暢細緻寫中文的台灣作家，但即使如此，一切還是很困難。在他死前一兩年，他差不多已經知道所謂省籍作家的命運，就如他最後寫給林海音的信所形容：「本粒粒幼芽，倘無人特別照顧，則其難立足於今日乃極自然之事。」
▉文學史的重複，期待走出「序說」的文學史
最後，我想用鍾鐵民回憶父親鍾理和的一段文字來做結：
文中的催眠曲應是來自鍾理和的小祖母：一位手上有刺花的原住民女性（參見〈假黎婆〉），理和從小跟這位小祖母情感親暱，番仔調由祖母唱給了理和，又由理和唱給了鍾鐵民以及弟妹們。
鍾鐵民尋覓這個調子、回憶父親的過程是傷情的，但他仍然繼續，直到「百感交集、悲痛可淚」，情感洗滌在這個段落寫得很傳神，以破藤椅、書、稿紙來形容的父親形象，在我讀來，也同時投影出過去整代日治作家，父親低低的催眠曲裡有前人的回音。
這段文字寫於1964年，不久，〈天亮〉書裡年齡最小的葉石濤將以中文重拾寫作，以「鄉土文學」來為台灣文學作修辭，同時，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等人陸續登場，掀起戰後台灣新一波文學。文學史似乎重複著。我們和前人一樣，經歷語言與教育的劇烈變革，更換一種語言寫作，又在其中尋找台灣色彩與主體性。時間花去三、四十年，甚至同樣五十年，來到90年代中期，很奇妙地，台灣文學再度出現明顯的轉折，家國、族群、性別定義鬆動，眾聲喧嘩，直到今天。希望這次文學史不會再如同前人停留於「序說」，而能持續寫下去。●
（台文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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