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繪本大師》用創作寫自傳的圖畫書作家艾倫．賽伊（Allen Say）
隨身帶著艾倫．賽伊（Allen Say）的《Drawing from Memory》和《The Inker’s Shadow》兩本圖文傳記，在德國旅次間閱讀。第一站來到柏林，柏林是個背負著深沉歷史記憶的城市，創傷和重生交織成今日的風貌。班雅明曾在手書的《柏林童年》中，深情回眸幼時片段，那屬於個人生命中的靈光，標誌出這座城市無可挽回的過往，和時代終將消逝的隱喻。
個人的生命史和時代的變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由班雅明，我想到賽伊於1994年獲得凱迪克大獎的作品《Grandfather’s Journey》，這本書是我認識這位創作者的起點。全書以27幅相同大小的圖畫組成，一張張類似人像照片的寫實水彩畫，閃動著流利淡雅的光影，組合成一本家族相簿，述說著賽伊家祖孫三代流離變遷的經歷。
圖畫中的人物表情大多若有所思，眼神幾乎沒有交集，像是被相機拍攝下來的停格靜態畫面。簡約的文字默默地連貫起這些「決定的瞬間」，反而使得讀者對圖像縫隙之間的弦外之音更加好奇。這本看似極端安靜的書，帶著強大的後座力，讓我一本、一本追隨賽伊創作的腳步，也因而發現：賽伊的每一本書，都像一塊心靈拼圖，記錄了他生命中的某一個片段。
賽伊原本的姓氏是清井（Seii），日文名浩一（Koichi），父親是個韓國孤兒，由居住上海的英國家庭扶養長大，母親則是出生在美國舊金山的日裔美人。在他1999年出版的《Tea with Milk》中，細述父母親的身世和兩人相識相戀的過程，深刻描繪這兩個擺盪在異文化之間的年輕人，身處於祖國卻好似異鄉人的困頓心情，和他們相濡以沫的情感。
賽伊於1937年8月28日出生在日本橫濱海邊的一個小漁村，童年玩伴大多是漁夫的小孩。媽媽害怕他會掉到海裡，總是把他留在家中禁止外出。在正式入學前，親自教他讀書識字，這使得賽伊在孩子群中特別受歡迎，就像他2005年的作品《紙戲人》（Kamishibai Man）一樣，可以讀漫畫書、說故事給小朋友們聽。
媽媽的策略成功了，他整天在家看漫畫書，於是就畫了起來，才四、五歲，心中已暗自決定：長大之後要成為漫畫家。心思敏感、善於觀察的賽伊，畫著眼前所見到的，以及想像中的一切，還不斷複製漫畫書中的圖畫。畫畫的時候他總是特別開心，完全不需要玩具、朋友或父母親的陪伴。他的父親為此很不高興，他期待賽伊成為「有用的人」，將來要自己賺錢營生。在父親的觀念裡，藝術家大多懶惰、邋遢，而且不值得尊敬。
每天只要父親出門去東京工作，賽伊就開始畫畫，然後在父親回家前把畫藏起來。1941年二戰轉劇，炸彈開始空投在賽伊居住的城市，母親帶著他和妹妹早苗（Sanae），疏散到廣島附近的鄉下，寄居在母親的伯父家。老宅中獨居的嚴厲老人讓賽伊又害怕又好奇，也成了他1974年出版的《Once Under Blossom Tree》的靈感來源。
4年之後，戰爭結束，然而一切也都毀滅了，橫濱的家已經毀於戰火，就在1945年8月他8歲生日時，美軍進駐日本。父親在九州佐世保找到工作，全家移居過去。小學六年賽伊唸了7間學校，常常得適應新的學校和老師，自然成為被同學欺侮的對象。只有小學一年級的導師森田稱讚他有畫畫的天分，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這麼說。森田還把他的畫送去參加比賽，得到了第一名。
日美和平了，但賽伊的父母親卻離婚了，家庭的破碎讓他經歷了無限的痛苦。父親帶著他和妹妹離開母親，很快有了繼母。他想念在橫濱工作的媽媽，11歲時，媽媽將他接過來，安置在東京的外婆家，但長久獨居的外婆不喜歡和賽伊同住，總是說：「你又在畫畫了！」口吻就像他父親一樣，認為藝術家不值得信賴。
最後外婆提出交換條件：如果他能考上知名的私立中學，會另租一間公寓讓他自己住。入學考試非常困難，但想到可以一個人盡情畫畫，這個提議對賽伊非常有吸引力。就在13歲生日前，他搬進被他視為「藝術工作室」的簡陋住所，狂喜地投入人生另一個階段，《Drawing from Memory》書封上，那個凌空漂浮的少年，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
在賽伊的心裡沒有「讀書」這件事，他經常自己寫假單翹課，沒日沒夜地躲在斗室裡不停畫著。直到有一則新聞觸動了他：有個大阪少年為了學習漫畫逃家，走了16天到東京，被漫畫家野呂新平收入門下。賽伊從小最喜愛的漫畫家正是野呂，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看他的連環漫畫。偷偷收藏的漫畫書是不能讓父母發現的祕密寶藏，從書中他看到人生的第一隻恐龍，還有許多超自然的生物，都深深震撼了童稚的心靈。
於是賽伊登門請野呂大師收他為學徒，除了上學，13到15歲這段青春歲月，他都在老師的工作室度過。對這個失去家庭溫暖的少年來說，野呂既是教導他畫畫的老師，也是他心靈上的父親，形塑了他日後對藝術的態度和人生理念。賽伊於1979年出版了文字書《The Ink-Keeper’s Apprentice》，在2011年又重新繪寫為圖文書《Drawing from Memory》向老師致敬，也記誌這一段持續終生的師生情誼。
好不容易生活略為安定，父親突然要求賽伊和他的新家庭一起移民美國，猶如生命中的海嘯席捲而來，不覺步上了家族輪迴的宿命。賽伊為此非常猶豫和恐懼，老師卻鼓勵他：「旅行是最偉大的老師。」
帶著老師的教誨「每一次的畫畫不只是練習，而是發現的過程。」16歲的少年決定勇敢跨出探索的腳步。離開日本的前一晚，他燒毀了累積數年的素描和畫作，準備好做一個自由人，到新世界去追尋夢想。
1953年的夏天，賽伊剛在加州上岸，父親給了他10元美金，丟下一句「別讓我丟臉！」就把他送去一所朋友開設的軍事訓練學校。賽伊是唯一的非白種人，年紀比同學都大，英文程度只能看懂童書，口語表達也不流利，自然受到同儕的排擠。他必需兼做雜役，好負擔食宿，他住在儲藏室裡，卻想像那是梵谷作畫的房間。在那段孤絕的日子裡，他只能偷偷畫畫。他不知道自己是誰，有時他化身成野呂筆下連載漫畫的角色Kyusuke，自己和自己對話、爭辯、逃避痛苦的情緒……
賽伊越來越嚮往見到「真正的」美國，一年之後，他帶著簡單的行李和野呂送他的畫具箱逃離了軍校，終此一生，賽伊對暴力和戰爭深痛惡絕。這時，無情的父親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走投無路的賽伊決定放手一搏，他走進小鎮裡的高中，要求校長讓他入學。素昧平生的校長傾聽了他的請求，讓他跳級4年讀高中，還安排他到印刷廠打工。賽伊後來回想起來，都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美國夢。
高中藝術課老師非常欣賞賽伊繪畫的才華，特別為他申請了週末到洛杉磯進修藝術課程的獎學金，他因此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開拓了藝術的視野。賽伊的人生行路或許顛簸坎坷，但若沒有這些貴人的無私相助，他能絕處逢生，成為世人所知的藝術家嗎？
高中畢業後，賽伊迫不急待向舊金山出發，那是母親珍愛，卻再也回不去的出生地。從藝術設計學院畢業後，賽伊曾返回日本，還發誓再也不回美國，但日本已不同往昔，再度回到美國後，他當一名看板畫家的助手，後又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習建築。2000年出版的《The Sign Painter》，就是當年賽伊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擺盪的寫照。他在這本書中援引了美國當代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和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圖像和風格，顯示出他對美國文化的認同。
1962年賽伊被徵召入伍，到德國服兵役。兩年役期間，他對攝影產生了莫大的興趣，退伍回到加州後，從事商業攝影的工作。朋友們一直鼓勵他畫插畫，於是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圖畫書《Dr. Smith’s Safari》。1974年出版的《Under the Cherry Blossom Tree》是一則日本民間故事，插圖充滿了日本文化的元素，受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賽伊只用墨色作畫，但生動的線條非常引人入勝。
賽伊曾說，他常常分不清楚事實和夢境，記憶中每件事似乎都是真的，但沒有一件事是準確的。最精彩的例子就是：1982年他出版《The Bicycle Man》時，帶著新書回日本參加小學同學會，當他提起書中寫到的那兩個美國士兵，曾向校長借腳踏車，在學校的運動會場表演特技的往事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記得這件事。同學們笑他好似去龍宮復返的浦島太郎，記不清前塵往事。只有賽伊心裡明白，身處於一個已經失去過往的世界，他的童年只存在他的腦海裡。
在賽伊的記憶寶庫裡，儲存著各種知覺的影像，藉著放大、縮小和拼貼各種手法，加以改變之後，將它們穩妥地安置在他的作品中。於是賽伊不斷挖掘深層的內在，享受反覆述說它們的樂趣，那些帶有夢境及潛意識色彩的情節，混合了傳記元素和幻想，加上他對視覺精確的掌握和經營，呈現似真似幻的圖畫故事，創造了一個介於虛實之間的閱讀世界。
1984年由Ina R. Friedman執筆，賽伊負責插畫的《How My Parents Learned to Eat》出版，談的是東西文化的交融。這是他首部全彩的作品，卻因為不滿意印刷出來的顏色效果，讓他失望挫折到決定要放棄插畫，繼續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若沒有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的編輯羅倫（Walter Lorraine）慧眼識英才，就沒有賽伊以圖畫書展開的第二人生。羅倫鼓勵賽伊重拾畫筆，由Dianne Snydere改寫日本鄉土傳說，1988年出版的《The Boy of the Three-Year Nap》得到了凱迪克銀牌獎和波士頓環球號角書獎的肯定，這時賽伊已經51歲了。在這份殊榮的鼓舞下，賽伊完全退出攝影界，全心投入兒童圖畫書的創作。
除了探索自己的生活和記憶之外，賽伊還寫繪過廣泛的主題，《A River Dream》和《失落之湖》（The Lost Lake）尋找失落的天堂；《中國鬥牛士王邦維》（El Chino）藉著華裔鬥牛士王邦維的自傳，探觸如何克服文化和身體的刻板印象；《Stranger in the Mirror》關心年齡歧視和老齡化的議題；《艾瑪的毯子》（Emma’s Rug）探索藝術創造的源頭；《艾莉森的家》（Allison）是一個跨文化家庭收養的故事，傳遞了賽伊對「家」何以組成的信念；《紙戲人》（Kamishibai Man）則是他對已然消逝的傳統文化，無限的緬懷和敬重。
洛杉磯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曾於2000年為賽伊舉辦插畫展，當時館內正展出二戰期間日裔集中營的照片。自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本人有深深的敵意，即使已經是美籍的日人，也被視為敵方，許多日本移民都被送進愛達荷州、奧瑞岡州的集中營。同樣身為離鄉背井的移民，賽伊被這段歷史深深撼動，因此創作了《Home of the Brave》和《Music for Alice》二書，他對往事的回顧不再侷限於小我，更擴及國族的集體記憶。
《追憶似水年華》作者普魯斯特認爲：人的生活只有在回憶中才形成「真實的生活」，回顧是和遺忘的抗爭。賽伊為了力抗記憶的如煙消逝，將自己的經驗化為故事，並從中梳理出脈絡，組合進自己的世界觀，因此他稱自己的作品為「真人實境的虛構故事」。這些故事連結了他的想像力和夢想，激發了他追求生存的力量，讓他漂流在異文化中不致滅頂，在反覆提問「我是誰？」時，尋得自己的主體認同。
賽伊在創作一本新作品時，並非事先安排故事大綱，而是不停地塗鴉，先畫上百張草圖，再從其中產生構想。他早年的畫風常運用漫畫手法，在接受學院的訓練後，他純熟掌握西洋畫的技巧，但無論在構圖或設色上，都仍可見到來自日本畫的傳統。1994年他獲得凱迪克獎的殊榮，他是唯一得到這個獎項的日本人，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帶有異國風，而是他創作的圖畫書，真正搭起了文化溝通的橋樑。
導演費里尼曾說：「一切藝術都是自傳，珍珠，是牡蠣的自傳。」牡蠣因為傷口的刺激，拚盡全部的力量療傷，成就了晶瑩璀璨的珍珠，對賽伊而言，他用畫畫寫日記，他的書是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經由創作的淬鍊，這個曾經受傷的靈魂，得到了療癒和昇華。他創作的每一本圖畫書都是他的自傳，都是生命中無價的珍珠。●
同婚過後，持續理解 上》結婚一定有風險，公證有賺有賠：爸媽也出櫃的公開說明書
同婚法案三讀當天，立法院外集結了上萬名挺同民眾，男同志小天與家人舉著「我們是同志的父母」布條，在雨中迎來放晴後的彩虹。看到這張布條，Openbook閱讀誌遞出了名片，促成了這場難得的同志與父母一同現身的採訪。
時間快轉至今日。歡欣氣氛來不及褪盡，卻有新聞報導指出，目前已有2對結婚未滿月的同志離婚。主因是尚未調適好進入婚姻的心理狀態，同時也沒有與雙方父母取得共識。
法律保障了權益，卻保證不了幸福。同婚法案通過，像推倒一張骨牌，旁人以為都將開展出一幅百年好合春暖花開，唯有局內人知曉，仍有更多問題必須一起面對。
首當其衝，便是同志的父母。他們也許接受了孩子性向，可是一旦孩子決定步入婚姻，父母本身也將面臨對自己家族、朋友出櫃的抉擇。
「我是同志」和「我的孩子是同志」，後者，或許更難開口。
有著家人力挺的小天看來幸運，其實他與父母都各自努力了數十年，才換來並肩仰望彩虹的一日。現年37歲的小天有兩個家，一邊是親生父母（江爸爸/江媽媽），一邊是養父（李爸爸）。兩邊家庭，各自承載了小天一半的人生。
這天，小天與李爸回到江家，聊聊這條顛簸路途，他們如何從不解走至相互扶持。
採訪這天，同志小天的父母江媽媽和江爸爸正親手下廚燒菜，請小天與工作人員一同享用
▇6歲那年，我撒的第一個謊
還未出生前，老天就給小天的性別開了個小玩笑。
江媽媽回憶，懷小天時每次產檢都是女孩，生出來竟是個男嬰。
更大的玩笑，是小天的性向。他6歲就知道自己喜歡男生，第一個暗戀對象是幼稚園校車叔叔。那時，江媽媽問他以後想娶什麼樣的女生？小天說：「我用白雪公主的樣子，亂編了一個形象。」這是他對母親撒的第一個謊。
在江爸爸江媽媽眼中，小天從小就是個不需要人操心的孩子，只是有一點讓江爸爸看不慣，「他什麼都怕，打針也怕，男孩子不應該這樣啦！」
餐桌上一道蔥油餅，是江爸爸自己做的，極富嚼勁，十足硬漢口感。江爸爸白天在油漆工廠上班，晚上擺攤賣蔥油餅，最高紀錄曾經一天做4份工，養活一家六口。
這樣一個每天睜開眼睛就奮力求生的老爸，過去對於同志的認識接近於零，與兒子的關係也十分疏離。「小時候有那種很愛跟女生玩的男同學啦，我們都會笑他娘娘腔，哪知道什麼同志。」聊到這裡，宏亮嗓門的江爸爸不自覺放低音量。
▇母親：是不是我前世做錯了什麼？
小天唸高中時，手機剛開始普及，他每天偷偷摸摸抱著電話聊一整夜；到外地唸大學時也有了過從甚密的同性好友，種種跡象都讓爸媽隱隱感覺不對勁，直到小天出櫃，終於證實了兩人的猜測。
出櫃那刻，沒有驚天動地的爭吵或哭泣，連江媽媽都忘記了當時場景。但接下來父母心迸出的種種問號，才是一波波驚濤駭浪。
寡言的江媽媽說：「那時我很自責，想說是不是我前世做了什麼？」
嘴上安慰太太，其實江爸爸也沒那麼看得開。「我第一個想法是『為什麼會這樣？』，不想被人覺得我怎麼生出這種孩子。」
老是訓斥小天「男孩子不要扭扭捏捏」的江爸爸，很意外地沒有與兒子吵架。
「我們不贊成也不反對，順其自然，希望他哪天會回歸正途。」
▇人生本苦，少一樁是一樁
如果「正途」是與異性結婚生子，那麼當時的江爸爸可能沒想過：他人的正途，差點讓兒子走上絕路。
小天曾有一段感情，交往後才知道對方刻意隱瞞已婚生子的事實。直到東窗事發，太太離家出走，小天站在前任家神明廳，被前任母親訓道：「你吃素的人，還破壞人家家庭！」
一樁狗血戲碼，映射出兩款同志困境。若是正途，為何無人不傷。
好不容易得到雙方家長的默許，對方卻又劈腿，深受打擊的小天徹底崩潰了。面前斯文如他，竟曾抓狂至砸毀滿屋家具杯盤。滅頂之際他伸手抓浮木，「有天喝了酒才發現，原來酒可以讓我不用想起那男人。」而後，他與酒相伴長達5年。
為了餬口疲於奔命的勞工家庭，再不捨也力不從心。是養父李爸爸，接住了不斷下墜的小天。當時小天已經過繼到李家，而李爸爸無時無刻的陪伴他，上班也待在他身邊，就怕小天想不開。
李爸爸講起話來不疾不徐，講起那幾乎毀滅的5年，他坦言數度失控，卻也都及時忍住情緒。「我將小天當做菩薩，他用各種方式考驗我，讓我不斷提升自己。」
小天說，李爸爸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對他十分驕縱。這份理解不只針對個人，也延伸至同志的普遍困境。「如果不了解同志，一定會把小天趕出去。我沒有，因為我大概知道同志心中的掙扎有多劇烈，對外又沒有傾訴的管道。」
李爸爸
對於同志的理解，李爸爸的腳步比多數人早上許多年。
70歲的李爸爸，近五十年前隻身到華盛頓唸書，「一下機場，哇，好多黑人，我有點怕。後來跟我要好的同學大多是黑人，當時我就知道，社會是很多元的。」
畢業後李爸爸到紐約工作，同事中有同志，也有少數族群，接觸不同文化已是家常便飯，「再說古希臘、中國古代就有同性戀文化，有什麼好不能接受？」
▇如果不認同，可能會失去一個孩子
那5年是一段長征，幸運的是，小天不是一個人。
雖然失控時，李爸爸常常吼：「你不要挑戰我的極限！」但一次又一次的踩線，將他撐成了一艘船，承載小天涉過生命最湍急黑暗的險流。
如果李爸爸是船，那麼江爸爸江媽媽就是赤手空拳陪著小天渡河了。
「那次失戀滿關鍵的，讓親生父母看見我生命的處境，明白同志低潮時有多掙扎。所以我想，人其實要學著揭露自己的痛苦。」小天說。
參與了兒子的痛苦，加上專業醫師說同性戀是天生的，無法改變，江爸爸終於改變了觀念，選擇接受小天的性向。
「小天跟我說過很重的話：『你不認同我，可能會失去一個孩子；但你認同我，就會多一個兒子。』我當然不願意失去他，但我不是因為擔心失去他而挺他，而是真心希望他不要走得那麼辛苦。我沒辦法影響別人，至少我們可以陪著他。」江爸爸說。
▇同志不能拜公嬤，怎麼辦？
的確是接受了，也陪伴了，但心裡就有一小小塊餘地，期盼著轉圜。江爸爸透露，幾年前有個女孩子很喜歡小天，「我滿想撮合他們的，但不敢講啦。這女孩子很不錯，我們心裡有希望說他會轉變。」提起無緣的媳婦，江媽媽眼睛都亮了，很滿意的直點頭。
其實他們也明白，娶妻生子未必幸福。這年頭頂客族不少，媳婦都很做自己，「如果娶個媳婦，對家裡沒向心力，那我寧可不要。」江爸爸有點激動，「我很重視祖先，人絕對不能忘本。」
可是小天沒有下一代拜公嬤，怎麼辦？江爸爸頓了頓，「如果祖先有靈，祂會原諒這一切。」
祖先或可通融，但最難按捺的，終究是人。
小天過去的幾個交往對象，礙於工作與家庭觀念，往往選擇隱瞞性向，小天在對方的世界，永遠只是個隱形人。「這種不對稱的關係，讓我滿難調適的。尤其當我試著鬆動對方的家庭，反而造成更大的對立跟斷裂。」
他接著強調，同婚法案通過，將迫使更多同志面臨類似的困境，以及交往以後，兩人對於婚姻究竟有沒有共識的問題。
「假如貿然登記了，你怎麼跟父母解釋戶口名簿上那個名字？為了結婚而結婚，感情反而可能瓦解。法案通過等於是政府給同志一個問答題，如何作答，就看各自選擇。」
李爸爸看來，同志最大的困境來自於家庭認同，畢竟「可以換工作，但不能換家人」。小天則提出另一種看法：職場友善度的重要性，有時凌駕於家庭，「職場很直接影響同志生計，有些爸媽不接受，是因為擔心孩子丟工作。」
當然，要不要結婚，也不全然取決於他人。「5月17日之後，我才開始思考結婚對我的意義是什麼，當結婚不再是烏托邦，很多未來是可以想像的。如果我結婚，也要盡法律義務耶！那我就會考慮要不要這麼快結婚綁住自己。」
▇父母：從未想過，走上街頭的這一天
2016年，畢安生教授輕生事件震驚了同志圈，也讓小天跨出舒適圈，開始走上街頭爭取平權，而父母始終站在他身邊。
「收養小天之前，我沒想過自己有天會上街頭。」李爸爸聊起第一次參加同志遊行情景，「氣氛和平歡樂，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還有像google、微軟的大公司參加，我覺得很棒啊！好多年輕的臉孔，只有我一個老人家。我要讓同志看到，長輩也可以支持你們。」
江爸爸的初體驗則顯得有點不自在，「以前沒接觸過同志團體，我覺得好奇怪，整場只有我一個白髮阿伯。」已經如坐針氈了，小天還說：「搞不好別人會以為我們是一對……」父子都有點彆扭。但若不是真的靠近了，又哪來彆扭的機會。
家人陪著上街頭，夢寐以求的一幕，從不是一天收成。
同志污名根深柢固，唯有比謠言更勤，才有機會洗刷偏見。比如曾經最讓江爸爸江媽媽擔心的愛滋，經過小天不厭其煩解釋，他們才真正放下心來。每當媒體出現同志相關報導，便是最好的「機會教育」時機，「有時候一個家庭要開始改變，靠的是同志本身。」小天說。
而每個同志背後的故事，都能成為強大的力量。
▇父母將為孩子而走的照片，貼到臉書與群組
江爸爸說：「同婚法三讀那天我好感動，社會居然有這麼多想愛又不能結婚的人，他們其實都很正常啊，只是臉上貼一堆彩虹旗……叫我貼，我不要。」
大家笑了出來，他繼續認真地說：「我覺悟到台灣各個角落有很多同志家庭，既然同志無法改變，那我們就要站出來挺他們。」
站出來，最難面對的恐怕不是社會大眾，而是周遭親朋好友。同婚法的通過，也間接促使父母「出櫃」。
5月17日上街頭的照片，江媽媽上傳臉書，李爸爸則分享到鄰居群組，各自用不同管道揭露同志父母的身分。社群軟體是最方便的篩網，誰按讚誰不語，一目瞭然。
「你可以不贊成，我們互相尊重。」李爸爸說得理性，即使如此，他也有關卡得突破。
▇消失的祝賀卡片
2017年，大法官釋憲，表明反同婚違憲，有人給小天送來祝賀花籃。本來整籃花擺在客廳相安無事，但就在李爸爸手足來家裡作客時，小天發現花籃的祝賀卡片憑空消失。
想當然，是李爸爸收起來了。
「這是我們的家，為什麼要藏？」小天問。當天晚上，那張卡片又歸回原位。
李爸爸一旁解釋，那是匆忙間的動作，沒想太多，「後來我想，那時不收起來豈不更好？就順勢讓大家知道了嘛。不過，家裏很多同志相關書籍，我都沒收呀。」輕輕一句，聊表小小的辯駁。
也許有些事，還是得慢慢來。「如果小天要結婚，我一定會邀請手足參加婚禮，所以接下來打算向他們揭露這件事。」李爸爸一派輕鬆，假如手足有負面反應，自己肯定能想辦法說服對方。
至於許多人最大的壓力源職場，對李爸爸來說更不是問題了。他擔任同步口譯廿餘年，同時也是多間公司的顧問，在業界是知名人物，「他們需要我。」
孩子的結婚進度，永遠是親戚朋友關心話題前三名，江爸爸江媽媽也不例外。過去他們習慣以「兒子還在攻讀博士學位，婚事不急」含糊帶過，今年母親節，小天終於受不了：「你們不要把別人推進不可能的想像裡。」
▇同婚法通過，父親說：可以放心對周遭親友出櫃了
此時，江爸爸講出一件連小天都不知道的事：6月1日那天（看他日期記得有多清楚！），他在一場聚會中，向好友們坦誠了兒子的性向。
「同婚法通過，我認為時候到了。如果沒有通過，我們也沒必要公開。法案通過，代表社會有這個需求。我敢告訴朋友，我不怕。」
國家的認同，無疑是臨門一腳，讓父母有了說出口的決心。
好友的反應，像大眾縮影。有人認為本來就沒資格反對愛情，有人可以接受同志，但不能接受同婚，理由是「這樣很奇怪」。
「同婚通過，不代表每個人都理解同志了。這就是我們要繼續努力的地方，接下來的路還很長啊。」小天感嘆道。但至少兩邊家人有志一同，只希望他這條路走得幸福快樂，磕碰難免，一起面對。
最後問江爸爸，出櫃前想像過好友反應嗎？是不是需要很大勇氣？他輕輕「哈」了一聲，聽不出是笑還是嘆氣。
「沒有一個家庭願意這樣，遇到了，只能勇於面對。」
好像在說，他們已經勇敢了很久很久，不只那一刻。●
【下期預告】
同婚過後，持續理解 下》面對親密關係難題，9位名人教你如何去愛的好書
在同志議題相關的出版著作，如雨後春筍愈來愈多。藉著此次在民主法案上的一個顯著突破，邀請9位持續對同志平權有身後觀察與耕耘的推薦人，將相關出版著作推薦給讀者。讓陌生的，甚至是對立的知道如何同理與溝通，讓書本成為一個認識與理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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