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胡川安》東洋與西洋的交會:東洋文庫與我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去西方學中國歷史,我都笑著回答,以前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和台灣大學的前校長傅斯年先生也都到西方學漢學。漢學不只西方人學,日本人長期以來也加以鑽研,而且日本的東洋學一直有西方人的影子。
今年唐獎漢學得主斯波義信是「東洋文庫」的理事長,「東洋文庫」是日本研究漢學的重鎮,前幾年有次到東京開研討會,其中的研究員帶我們去這座寶庫參觀。
作為漢學的後進,很榮幸能參觀這座世界級的圖書館,訪學的過程也了解文庫成立的過程,竟然是由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澳洲人所收藏的書為基礎,後來逐漸擴大形成的一個圖書館。
▉東洋與西洋
東洋與西洋的分法來自歐洲的思維模式,他們的世界觀也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思維模式壟罩了全世界。東方、遠東和亞洲的參照都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思考,歐洲以外地方的人,從本來自認為中心的「中國」、太陽升起之處的「日之本國」,逐漸地了解到自己是「遙遠的東方」。
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改變自然也影響到學術和圖書館的組織方式,日本的「東洋學」在地理上指的是以「西洋」以外的「亞洲」地區,這樣的劃分很明顯的是在西方Oriental Studies的分類範疇下。
「東洋」的分類不是以亞洲為主體的思考方式,東京的「東洋文庫」也在西方勢力進入日本時,知識分子在西方的殖民擴張之下,所成立的圖書館與研究機構之一。明治時代的日本則是「脫亞入歐」,不僅技術、工具和制度上要模仿西方,連學術和思想也採用西方的方式。
1910年東京大學開始有了東洋史學的課程,隔年於「東洋協會」創立《東洋學報》。1924年由三菱集團創辦人岩崎彌太郎的長子岩崎久彌成立「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東洋文庫以莫里遜文庫的兩萬四千冊圖書為基礎,日後不斷增補,至今超過一百萬冊的圖書,在「亞洲研究」的圖書館之中可稱得上世界五大之一。
對於日本而言,在近代西方勢力進入亞洲之前,最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影響,故東洋學的重點也是以中國為重,兼及周邊的亞洲史。東洋文庫的藏書,可說是其具體而微認識世界的方式。
▉陰錯陽差的莫里遜文庫
東洋文庫藏書中最重要的是莫里遜文庫。莫里遜(G. E. Morrison)其人本來和「東洋」或是「亞洲」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命運的安排使他待在中國15年。來到中國前,他最有興趣的是澳洲以及大洋洲的島嶼。莫里遜本人不是學者,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他是當時眾多探險家中的一個,曾徒步穿越澳洲南部,也曾縱貫澳洲南北部。除此之外,他尚且在大洋洲的小島上航行,並且穿越食人族部落眾多的新幾內亞。
一個不懂中文,也對中國不感興趣的人,在大洋洲各地叢林沙漠之間穿梭。本來打算到日本,但來不及登上船班,陰錯陽差地在中國內地旅行,後來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莫里遜從上海開始,由長江一路向西,之後由雲南到緬甸,本書記錄的是他在旅程中的見聞。
不會中文的莫里遜,所寫的書卻在英國造成轟動,並且成為《泰晤士報》駐中國的第一任特派記者,可以看出當時英國對中國認識的水準。擔任記者的莫里遜,其後也出任中國政府的顧問。
然而,莫里遜似乎對於中國文字、典籍和文化並不感興趣,而對於收藏西方語文的中國書和中國研究感興趣。他喜歡以德、義、英、法、西等語文描寫中國的書,而不是中文書籍。
莫里遜要離開中國時,打算出售這些刊物,本來是打算賣給美國的大學,像是耶魯或是加州大學等有興趣的學校。三菱董事長岩崎久彌得知出售的消息後,以超出其他買家的金額得到這批資料。東洋文庫以莫里遜文庫為基礎,其後加入「岩崎文庫」。岩崎久彌的藏書中最為珍貴的是日本漢文典籍,以及由中國傳來的抄本,此外還收藏一些宋版、明版的漢文典籍。有些在中國已經佚失的作品,都成為岩崎的重要收藏。
除此之外,像是學者藤田豐八、榎一雄等人的藏書也都陸續進入東洋文庫中。除了中國和日本的相關藏書外,也擴張到藏文、越南漢喃、波斯語、東南亞語種和南亞語種等相關文獻。
▉馬可波羅的故事
在東洋文庫參觀時,我看到一本1485年的《馬可波羅遊記》,是相當早期的版本。東洋文庫光是《馬可波羅遊記》的版本就有將近50種,可說是目前蒐羅最為齊全的圖書館。
從馬可波羅時代到現在,西方與東方的交流一直在進行,留下了「東洋文庫」如此龐大的圖書館。但如此汗牛充棟的書籍,蘊藏著無限的故事,讓我充滿想像,也有點迷失在語言和書籍的海洋中。我突然想到,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之中以寓言方式重新講了忽必烈與馬可波羅的故事:
「回到西方後,」忽必烈詢問這位威尼斯商人道,「你願意將剛才說過的故事,向你的同胞複述一次嗎?」
馬可波羅回答道:
……但是聽的人只聽到了自己想聽的話。你會充滿興趣聆聽世界之描繪是一回事;等我回去那天,這些描繪如何在我家門外的碼頭工人、搖船伕之間流傳,則是另外一回事……決定故事的不是說故事者的聲音,是聽故事者的耳朵。
歷史學家的書寫能夠改變不同文化的聽眾嗎?能夠改變不同地方的歷史學家嗎?抑或大家只各取所需,只聽自己想聽的部分?如此龐大的圖書館能讓我們理解到「真實」的故事嗎?
我沒有答案,在龐大的書庫面前,有點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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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文庫(胡川安攝)
胡川安
生活中的歷史學家,身於何處就書寫何處,喜歡從細節中理解時代、從生活中觀察歷史。在日本、巴黎、美國和加拿大生活過。因為工作的關係,也在中國不同地方旅行。大學雙修歷史與哲學,研究所於國立臺灣大學雙修考古學與歷史學,2017年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華文最大歷史網站「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主編,著有《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絕對驚豔魁北克:未來台灣的遠方參照》、《食光記憶:12則鄉愁的滋味》和《東京歷史迷走》。
書評》狂泉之國的拒飲者:評金子光晴《絕望的精神史》
日本人說起他們的詩人金子光晴,一般都會冠以「放浪」二字,1997年《太陽》雜誌推出的金子光晴特集,便直接命名「金子光晴亞細亞漂流記」。的確,12歲離家出走,24歲遠遊歐洲,34歲開始漫遊亞洲——這在大正時代、昭和初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當放浪者靜止下來,沈思自身所屬民族的劣根性和可悲之處,金子光晴變得非同一般日本作家的犀利。《絕望的精神史》以其自身大半生經歷,與日本從明治末年到戰後20年的劇變相交織,頗為波譎雲詭,也是大時代側面的一道寒光。
能做到這一點,和金子光晴與生俱來的叛逆、「反骨」性格有大關係。近代日本固然有理性、反思性人格的作家,比如說芥川龍之介和荻原朔太郎,但像金子光晴那樣堅決與整個民族的狂熱相悖者,仍屬罕有。且看早在1937年,金子光晴出版自己的成名作《鮫》,竟然請郁達夫題字,其時七七蘆溝橋事變已然發生。此前他結交魯迅,前往上海,與左翼文人田漢等同遊。如此,書中提及的1944年讓兒子森乾故意生病逃避兵役,並且寫下日後著名的反戰詩集《降落傘》的那個金子光晴,早已有跡可循。
金子光晴以「絕望」二字切入明治之後的日本庶民精神,如今看來也是別開生面的。深入生存底層,同時又沒有其時無產階級文學那種盲目的樂觀——那種樂觀把文學推向高度戲劇性,動人但是忽略人性的複雜。基於日本民族的順從隱忍性格,絕望的瀰漫並非爆炸性的,但卻如霧霾、病毒一樣「潤物細無聲」,如此構成我們所想像的日本戰時皇民狂熱的另一面,甚至可能是真正的一面。
絕望有種種狀態,首先出現的,是倦怠於明治那種鼓足幹勁拼命稱霸的「鬍子精神」——我稱之為吹鬍子瞪眼狀態(看看明治天皇和他的寵臣們的照片就明白了)——的社會畸零者。他們和金子光晴一樣,看穿了「以神祕主義取代追求合理的精神」這種「為了強化以天皇為中心的義理人情」,覺得可笑之餘也無計可施,於是索性「自絕於天下」了。
這群社會畸零者,無意地成了在同一國族觀念下的獨立人格。金子光晴舉的例子,是他的漢文學老師和落武者叔叔等,金子光晴把自己比喻成挖掘骷髏頭的哈姆雷特,大有深意。「明治這時代,與其只是用難以生存的時代來形容,不如說是一群將難以生存當成正經理由的人們活著的時代。」從這些骷髏頭得出的這一結論,金子光晴恐怕也是夫子自道。
然後是大正的放浪者,也就是金子光晴一代「別求新聲於異邦」的自我流放者。從這個角度看,本書最精彩的是與放浪記交匯之處的第三章,可以與西方現代文學批評名著《流放者的歸來》相對照。只不過不同的是:《流放者的歸來》裡「迷惘的一代」美國作家,前往歐洲去挑戰文化中心權威的時候,本身已經有惠特曼、愛倫坡那樣的強大後盾;而金子光晴一代卻與幕末那些失去方向的浪人相似,獨以一己之力切入現代主義已成熟的西方,最後變成唯西方主義者——
「我深刻地記著,內心深處對於生為日本人的懊悔⋯⋯找不到任何方法可挽救的自我厭惡。」這是金子光晴沈迷觀看義大利歌劇之後的感受。他們失去了明治的自信,反而在自由中不知所措,「在大正這樣一個乍看之下國力充實的自由時代,只要切斷拉到緊繃狀態的明治的弦,就是那些迷失心境的人們體會到的蕭然。」金子光晴用「蕭然」來形容這種被自由迎面擁抱之後的絕望感,極為到位。
最後當然是矛盾至極終現出醜惡的昭和年代,金子光晴出自良心疼痛的絕望幾乎是孤立無援的。舉國上下,包括文學界、電影界都甘心與侵略戰爭共生死、被時代大潮裹挾不得清醒之際,金子光晴就是狂泉之國的拒飲者。
但金子光晴也只能做到消極不合作的冷眼旁觀而已。他的反抗只能是美學的反抗,於是有了這個令人過目不忘的驚艷細節:收聽「玉音放送」得知天皇宣佈投降之後,金子光晴沒有大肆慶祝,而是帶著留聲機去到無人湖邊,大聲播放程硯秋的京劇《紅拂傳》!這未嘗不是對鄰國的苦難致以一個詩人最委婉的致意。
這樣一本《絕望的精神史》,比《菊花與刀》更深刻,寫法也更感性更日本。它並非是《醜陋的日本人》這種純粹批判,更多的是疼痛的自我挖掘。雖然金子光晴反思「大正的思想、文化的自由,是有附帶條件的。知識分子在知識方面,與其說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如說是徹底地將知識用在曲解原意上,以達到自身目的。」但他自身卻證明了大正文人穎異的一面,也可謂沒辜負那個時代了。●
絶望の精神史
作者: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
譯者:周芷羽
出版:麥田
定價:3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
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愛知縣海東郡(現在的津島市)。本名為大鹿安和,兩歲時因為父親生意經營失敗,送給金子家做養子。孩童時期曾在「最後的浮世繪畫家」小林清親門下學習日本畫,奠定日後成為畫家的基礎。學生時期沉迷於老子、莊子、列子,也開始展現對於現代文學的慧根,致力於文學創作,發行同人誌在同學朋友間流傳。中學部畢業後,金子進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文科就讀,然而不到一年就退學,之後陸續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慶應義塾大學,也都輟學。
金子自小就想「逃離日本」,十二歲時,他召集了一些朋友,徒步走到橫濱的橫須賀一帶,意圖出港前往美國,引起大騷動。雖然童年的逃走以失敗作結,但這股想逃走的反抗精神仍體現在成年後。二十三歲時,他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紅土之家》,接著就搭上日俄戰爭結束後第一艘駛向歐洲的船「佐渡丸」,從神戶出發,前往英國利物浦。之後,他前往比利時,在布魯塞爾郊外鎮上的咖啡店二樓寄宿了一年,擁抱讀書與寫作,度過一生中最平靜的時光。
一九二〇年,金子回到日本,開始大量發表詩作,並受福士幸次郎委託,編輯短歌雜誌《樂園》。一九二六年,他再次離開日本,與妻子啟程前往上海,停留一個月。在谷崎潤一郎的親筆介紹信下,結識郭沫若、魯迅、內山丸造等人。兩年後,夫妻倆籌畫前往東南亞、歐洲,展開大約五年的流浪之旅。旅行途中,金子多次舉辦畫展籌措旅費,展覽也獲得極大迴響。他以法國巴黎十四區的旅館為根據地,為生計奮鬥。他做過諸多工作,也曾為農政學研究的池本喜三夫的學位論文寫草稿。
長時間身處國外,金子遇見不少離鄉背井的日本人,即使生活方式有差異,他還是能從他們身上體會到日本人無法改變的「本性」。這些實際交往後帶來的體悟,成為他日後撰寫《絕望的精神史》的材料。他的創作都體現出反戰爭、反帝國主義的「反骨精神」。自從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詩集《鲛》之後,他接連發表批判日本社會體制的諷刺詩。戰後,他最著名的反戰詩集《降落傘》、《蛾》出版。一九五三年,詩集詩集《人類的悲劇》獲得讀賣文學獎;一九七二年,《風流羽化記》獲選藝術選獎文部大臣獎。
一九七五年,金子留下事前立好的遺囑,在六月三十日因心臟衰竭於自家過世,享年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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