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書房》表態是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法國左派作家艾杜瓦.路易令人不安的作品

法國新銳作家艾杜瓦.路易(取自youtube)

 

4月底,法國人民將進行第一輪投票,選出下一任總統。自從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國際間的右派保守及民粹勢力逐漸抬頭並攻城掠地,在法國也不例外,出現了同樣的局勢。

法國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的總統候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目前高踞首輪投票民調之冠(26%),幾可篤定勝出進入第二輪投票的生死戰。勒龐的政見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支持脫歐,她的支持者除了在法國南方「國民陣線」的傳統票倉之外,還包括法國北方的工業區。

常年支持左派政黨的工人階層,經歷了工業區的經濟沒落,加上當政的歐蘭德政府(Francois Hollande)無力改善經濟狀況的局勢之下,一般認為今年大選中很可能大舉反左,將票投給極右派的勒龐。

在兩個世代期間,工人階級就完全棄左投右,這個政治現象以及法國左派的政治難題,正是新銳左派作家艾杜瓦.路易(Édouard Louis)在他的兩本暢銷小說中所探討分析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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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暢銷作家凡斯。(圖片取自官網)

如果說勒龐是法國版的川普,那麼路易或可比擬成法國版的傑德.凡斯(J. D. Vance)。凡斯是美國暢銷作家,來自工人階級家庭,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憶錄《鄉巴佬的輓歌》(Hillbilly Elegy)中,以少見過來人與成功戰勝命運者的身分,描繪了那個他所從而來、正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階級。書中並分析了這個工人階級從傳統支持(左傾)民主黨,轉而在2016年大舉投給右傾共和黨的改變。在2016年選舉年中,公認是了解川普選民的最佳入門書。

這樣的身分背景及出版取向,與路易可說如出一轍。1992年出生,廿初頭即備受國際矚目的路易,同樣生長於法國的工業區、同樣來自世代貧窮的工人階級,他也像凡斯一樣,在這樣渺無希望的背景之下,殺出了一條逆轉勝的成功之路:憑藉獎學金進入遠離村子的高中就讀、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2014年出版自傳式小說《跟艾迪了結》。該書在法國暢銷20萬冊,讓路易躋身暢銷作家,從此身分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他改名換姓,正式告別出身的貧窮工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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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習」已決定了難以擺脫的階級命運

《與艾迪了結》描寫身為同性戀、舉止女性化、安靜內向的艾迪,如何在追求男性雄風與恐同的偏遠鄉間,在暴力恐嚇、侮辱毀滅中求生存,並認同自己的性向身分。從這方面來看,它是一部同志成長小說。然而在鉅細靡遺的描寫之間,還暗藏著路易對階級與貧窮的強烈社會批判。

對路易來說,「暴力」是個重要的關鍵字。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所闡述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意即社會統治階級為了維持階級分野,對個體的各種型塑與控制。就是這樣的「象徵暴力」,讓文化、階級與性別角色不斷自我生產。

小說中,路易描繪這個陽剛的工人階層,常年對艾迪施加的語言、心理及身體上的暴力,希望將他複製成另一個「正常」、有男子氣概的工人階級成員。但他更積極反思,這些暴力背後的社會結構,是什麼樣的社會制約與政治決策,不斷複製工人文化,讓這個族群一代復一代如此無希望地生存下去。他們酗酒、早年輟學、未成年生子、男性世代在工廠從事勞工工作、女性則只能在家照顧幼小(性別暴力);電視是家庭生活的重心、教育不受重視、家庭暴力日夜上演;一代一代重演同樣的劇碼。

對路易來說,這相同的劇碼,驗證了布赫迪厄的「慣習」論(habitus)。布赫迪厄分析每個階級傳承了某些特定的「慣習」,每個個體都在他所屬的階級中,無意識地習得、重複這些正常化的「慣習」,並用這些從小刻印在心的模式,來面對生命中的一切。於是迴圈似地,這些慣習就也定義、決定了階級中的每個個體。這些個體重複著階級慣習,作出與其他群體類似的生命抉擇,於是階級慣習也就重複了階級命運。慣習使得階級難以翻轉,形成了一種難以擺脫的決定論。

路易從不諱言布赫迪厄的理論對他影響至鉅。借用布赫迪厄文化再生產的種種論證,讓路易得以分析:他的原生家庭及階級在面對強大的社會力量時,同時被動與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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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受訪談論「暴力」。(擷自youtube)

社會結構可以替暴力行為卸責嗎?

2016年,路易出版第二部自傳體小說《暴力故事》(Histoire de la Violence),更明顯具有布赫迪厄的影子。《暴力故事》描述路易在2012年聖誕夜經歷的親身故事。那一晚,路易與法國知名社會學者艾里邦(Didier Eribon)及哲學家德拉加內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把酒言歡之後,於深夜回家的路上,邂逅了一名阿爾吉利亞裔的男子瑞達(Reda)。路易邀請瑞達到他家、倆人聊著瑞達的移民家庭,然後做愛。最後路易發現瑞達偷了他的手機,他要求瑞達把手機交出來,整個故事自此變了調。

瑞達用槍威脅路易、痛毆他、企圖勒死他,最後強暴他之後逃逸。事後路易報了警,卻因為警方形容瑞達時所使用的歧視性言語,頓然領悟到:瑞達不也是社會制約下的一顆無辜又無能的棋子罷了?錯的不是他,而是型塑他成為這樣一個個體的社會結構和階級分野。因此,路易最終撤回告訴,決定不再追究。

這部小說之後,許多書評家對於其中極度暴力的情境感到不安。然而如同《與艾迪了結》,「暴力」一直是路易書寫的重點,因為它正是維繫與顛覆社會結構的力量。路易將他個人被制約、強迫複製的成長經歷與瑞達同等而論,再一次批判社會結構而非個人對錯,因為他們都是飽受社會暴力的個體。

然而,幾位評論家不約而同指出,這是面對暴力行為的弔詭難局:路易所相信的社會決定論,難道不會流於「過度決定」論嗎?個體在社會型塑之外,難道真的沒有「自我」決定的能力?因為這些受歧視迫害的個體身上的各種桎梏,就能將他們從暴力行為中脫罪嗎?

此外,雖然路易的兩部小說都在分析社會暴力,但《與艾迪了結》可貴的是,它描繪了社會暴力控管複製下的騷動、暗湧與漏洞。因為這些點滴疏漏,讓路易有機會跳脫階級。他的成功,闡述了人定勝天的希望與個人的能動性(agency)。然而《暴力故事》卻缺少這樣的隱然騷動,瑞達註定成為社會的問題,他的命運註定與其他受社會制約的北非移民雷同。

法國Marianne雜誌書評家就質問:如果布赫迪厄的理論只是拿來為暴力行為開脫;如果用布赫迪厄的理論來看待這個暴力事件,只是得到瑞達永遠不會、也無法翻身的結論,這對我們到底有什麼幫助?

▉面對恐怖主義的處理是否走錯方向?

與布赫迪厄相同,路易也是左翼行動派知識分子,投身於公共角色與社會評論。在出版兩部小說之外,路易更想提醒左翼政客關注已被他們遺忘已久的基本社會結構問題。去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日尼斯的貨車恐攻,及數日後的教堂恐攻發生後,路易與拉加內里在左派媒體《解放報》上聯名發表文章〈瓦爾斯,你對於解決恐怖主義什麼也沒做〉。

文章批評當時的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與歐蘭德政府面對恐怖主義的危機時,只會一再強調更多監控、更多警軍介入,換言之即更多的「控制」與「暴力」。他們只會一再呼籲人民,雖然政府已做了「所有的應對措施」,恐怖攻擊仍無可避免地會持續發生在法國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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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法國國慶日尼斯遭受恐怖攻擊,民眾在事發地點獻上鮮花蠟燭哀悼。(取自wiki)

身為強調結構面的左派知識分子,路易主要的批判點當然是這些表面的應對措施。他質問瓦爾斯:如果政府已經做了所有的應對措施,而恐怖攻擊仍舊繼續發生的話,是否就代表這些應對措施走錯了方向?

針對不斷發生的恐攻事件,路易及拉加內里看到的正是布赫迪厄所說的文化/階級/暴力再生論,因此對於本土型基進化的恐怖分子,兩人認為重點應該放在根本上,改變社會對於外來移民的壓抑與制約,從教育、城鄉差距、監獄管理、警方暴力、不穩定(precariousness)及充滿恐同排外、種族歧視的社會氛圍等等基本面做起,才有可能鬆動象徵暴力與慣習。唯有讓這些長期被社會宰治的個體可以改變與翻身,才能進而改變整個階級、改變敵對。

▉感到被背叛的工人階層

雖然凡斯所描寫的美國工人階級,與路易筆下的法國工人階級簡直是毫無二致,然而凡斯與路易對於工人階級所面臨的難局,提出的分析與解套卻是大相徑庭。癥結在於,凡斯以美國右派共和黨員自居,而路易則是法國左派政黨的支持者。反對政府干預的右派人士如凡斯,不令人意外地,提出了在政策之外「個人責任」的重要性,此亦即《鄉巴佬的輓歌》中的重點。

而著重權力及制度結構分析的左派分子如路易,則是大大批判了歐蘭德政府及當權的左派政客「中產階級化」、「右派化」。(路易重點批評的對象包括已辭職參選總統的前首相瓦爾斯,及中間傾左的前經濟部長馬克宏。

左派政客踏上政壇後,捨棄了既有的階級批判語言,擁抱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並且因為強調「平等」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泯滅或否定了階級意識,不再關注群體的壓抑與受控制。這使得原本世代為左派支持者的工人階級,逐漸感到被背叛,感到他們逐漸走下坡的生活,在國家層級的政治對話中,再也沒有人在意。

另一方面,右派政客反全球化、反移民的論調,恰巧為工人階級提供了解釋貧窮與失業的理由,於是工人階級逐漸認為,只有右派政客正視與闡述他們的需求與不滿,因而在一個世代之內,極速地棄左傾右。比方說路易自己的原生家庭,在近幾次的總統大選,都選擇投給極右派的國家陣線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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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前教育部長阿蒙(左)與前經濟部長馬克宏皆加入選戰。(取自wiki)

左派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

早先在2015年,路易與拉加內里即曾聯筆,在《世界報》發表〈知識及政治反擊宣言〉(洛杉磯書評的英文版),痛心指出,在這個右派當道的時代,只要有任何右派的基進發言,馬上就可以躍上重要媒體的版面,這導致了左派知識分子的沉默。

他們也認為,策略化的沉默,是反擊右派主導國家社會對話的方法之一,唯有不隨之起舞,才能停止右派言論繼續挾持左派立場。更進一步來說,唯有蔑視及嚴懲不當言論,才可能有效禁止其擴散。路易與拉加內里引用德國社會學家愛里亞思(Norbert Elias)的論點闡述,所謂「道德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Morals),並非指醜陋思想的消失,而是能夠抑止這些思想成型並散播。最後他們大聲疾呼,左派知識分子需要入世、需要干預,而不是躲在學術或文學的理論背後,「表態」就是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

來自工人階級的路易,近幾年來透過文字,成為法國文壇與政治論壇強而有力的聲音。他是明確表態的左派知識分子,不用文學美化階級暴力的硬派作家,隨著法國大選將至,他的小說及在報章發表的文章,可帶領讀者審視法國當代政治社會。他的文字集合了文學厚度、以及社會觀察和政治分析所擦撞出來的火花。的確,讀他的作品並不令人「舒服」,但這滯礙難讀的力道,也是路易想呈現的一種文字暴力,他痛陳著:出世旁觀不再是個選項,你必須看、你必須聽,然後,你必須一戰。

 

跟艾迪了結.jpg跟艾迪了結
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
作者: 艾杜瓦.路易(Édouard Louis)
譯者:武忠森
出版:寶瓶文化公司
定價:2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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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艾杜瓦.路易
生於1992年10月30日。本名艾迪.貝爾格樂,《跟艾迪了結》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他的自傳小說,描述自己從小到大受到與一般男孩不同的陰柔氣質與性別傾向所困,歷經同儕霸凌、家庭暴力,以及不斷的徬徨自我摸索,最後終於逃脫牢籠、奔向自由的故事。
他生於法國北部一個貧困的家庭裡,家中要依靠社會福利金才能生活,父親是酗酒的失業工人,母親則是老人照護員。這樣的生長背景,讓他的作品充滿了對貧窮和階級問題的探討。
他是家族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並於2011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2013年,他正式改名叫艾杜瓦.路易,成功地與「艾迪.貝爾格樂」告別。
2014年1月,《跟艾迪了結》問世,甫出版便大受矚目,至今已售出超過20國版權,並高踞2014年法國暢銷排行榜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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