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非虛構寫作？

阿潑：非虛構寫作在美國，已經發展了約莫半個世紀，甚至在大學裡，專門開設相關課程探討non-fiction（非虛構寫作、紀實文學）。但在台灣，則是近幾年才在討論。

去年有本書叫作《綠島》，是台裔小說家楊小娜寫的。她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教學內容就是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這是她第二本作品，以台灣白色恐怖的背景深入書寫。楊小娜的第一本小說是《三個女水鬼的故事》（Water Ghosts），內容描述加州地區的華人歷史，在扎實的田野調查後，才透過小說的手法敘事寫下，素材都源於事實。雖然是虛構，但卻反應真實的小說很多，像日本左派文學經典《蟹工船》也是經過大量田野調查，足以和今天談的外籍漁工問題呼應。

非虛構寫作，在台灣的脈絡裡很容易讓人直覺想到「報導文學」。我以前就讀傳播學院，整整大學4年，我所上過和非虛構寫作相關的課程，是只有兩學分的報導文學，但卻也有無數的台灣鄉土文學、小說幫助我們認識現實和時代。但在台灣，提到報導文學，大多會回溯到日治時期——楊逵寫台中大地震的文章。

與台灣報導文學「傳統」相對的，是美國在20世紀中發展的「新新聞主義」，由Tom Wolfe所提倡。他曾經在君子雜誌以49頁的篇幅，以意識流手法描述新造型的汽車。所謂新新聞主義，是要打破舊新聞的框架，強調以文學技法替代敘事，不管怎麼寫，都只有一個準則，那就是：不可以捏造事實。

非虛構寫作也有其時代性，在1950-1960年代，美國各種運動思潮風起雲湧，例如越戰和民權，但文學作家沒有能力面對這種變動，解釋的責任就落在美國記者的身上。而美國記者也苦於簡略的報導，因而帶動了深入寫作的潮流。以《冷血》為例，前幾年台灣無差別殺人案頻傳，吳明益老師就在臉書上提到這本書，並說台灣還沒有這樣深入刑案的寫作。卡波提的這部作品，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會以為在看小說，但每件事情都是經過核實的，是奠基於事實的表達。

近幾年，兩岸都掀起了非虛構寫作風潮，談論這風潮或議題的人，都無法避開何偉（Peter Hessler），接在他之後，還有好幾位同樣書寫中國的西方記者，譬如歐逸文和梅英東。

何偉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比較懂得文學筆法的。但要特別提一下，教他創意寫作課的老師，本人就寫地質寫了20年，他還寫原子彈、釣魚，甚至連橘子都可以寫。我要說的是，很多人談非虛構，都想到很人文的那部分，可是，這些架上的科普書、經濟探討，也都是非虛構作品。

譬如人類學經典《憂鬱的熱帶》被視為文學，可那是李維‧史陀到很多異文化地區、部落的文化採集。又譬如達爾文的小獵犬號，難道不是一樣的道理？他寫自然觀察和物種發現，也是非虛構。非虛構的範圍比我們想像得還廣大，只要符合事實，都可以是非虛構。

回到何偉，何偉跟很多記者不同，一般記者寫作都要面對宏大的命題——環境、人權、全球化……但何偉進入中國的身分是英語教師，自然而然書寫他自己看到的四川小鎮。他在培凌這個地方的生活，成為《消失中的江城》的素材。

在我看來，《消失中的江城》更像是一本民族誌。我們人類學領域談民族誌，無非就是日常生活的紀錄，從平凡的、普通人生活裡，提煉出較上層的討論和意義。何偉寫他的學生、城鎮點滴和日常，但反映的卻是中國當代的社會變化與經濟影響。

談到民族誌，人類學談田野調查與民族誌寫作，必然要談到馬凌諾斯基。他在大洋洲做調查，因為一次大戰發生，他被迫留在當地兩年，才發現這麼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是有幫助的。人類學家做田野都是長時間、24小時、一年365天來計算，讓自己能更接近「土著觀點」。當時，人類學家多在原初部落做田野，學界對遠在天邊的幾十人小聚落瞭若指掌，卻對自己腳下的城市、當代社會印象模糊。

1950年代，《香吉士一家人：墨西哥底層生活紀實》作者奧斯卡‧劉易士做了不同的事情，他將田野拉回到城市，拉到墨西哥城，分別訪問不同的家庭，留下他們的日常生活與經驗，追問貧窮的影響和存在，也反映了時代變遷、階級文化和性別問題。

劉易士選用的方法是第一人稱口述呈現，就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其一樣，訪談方法就是讓錄音機轉，記下逐字稿，透過編輯的方式有脈絡呈現。

很多人質疑那是否真實，因為看起來太戲劇、太像小說。劉易士說，如果自己那麼厲害，就去寫小說了，何必當人類學家？他避開書寫者的詮釋和解讀，把話語權完全交給受訪者。而他其實也有個清楚的目的，就是想讓自己的民族誌作品有可讀性，能面對大眾。

我想這可以回應這幾年民族誌出版的趨勢。

▉產生穿透的時刻

黃恩霖：有一本書叫作《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是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寫的回憶錄，書中記錄了他的人類學生涯。原書名After the Fact是個雙關語，一個意思是「在事實之後」，另一個意思則是「追尋、追求事實」。

對我來說，民族誌做為一種非虛構寫作的文類，就像After the Fact這個書名一樣，在事實發生的過程中，一個人窮盡一切想去理解、想去追尋，而當他寫作的時候，卻已經是在事情過後。這是很有意思的事。

雖然在出版業工作，但我自己其實沒有深思過這個問題，無法提出什麼特別的見解。我能分享的只是身為一個編輯的日常工作經驗。在過去的編輯經驗中，有兩本書印象深刻，一本是《傷心人類學》，另一本是《我的涼山兄弟》。這兩本書都算是人類學家所寫的民族誌。

兩本書在出版之後，都得到不少回饋。對這兩本書有感應的讀者，有不少是人類學領域以外的人，這是其一。其二是，從後來陸續看到的書評，以及在新書座談會和讀者的互動中可以發現，這兩本書已然跨出了學院的範圍，觸及到學院以外的讀者。這是我一次強烈感受到，民族誌是這麼能打動人，並且可以產生穿透的時刻。

現在，我在游擊文化工作，有兩個編輯實例可以和大家分享。第一個是《流亡日日》，第二個是《靜寂工人》。當我要編輯《流亡日日》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在學術出版社了，無法像過去那般把書單純放進「學術出版」的容器裡製作。如今游擊是一個什麼樣的容器？我自己身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中？我要怎麼跟這本書共處？要怎麼融會過去的經驗，再產生一種新的方式來做這本書？這些都是新的課題和挑戰。

我只能採取土法煉鋼，用地方包圍中央，也就是從閱讀來展開編輯工作。一方面爬梳關於西藏∕藏人的書寫，另一方面比較「流亡」主題的相關作品。此外，我想到《海參戰役》這本書，作者赤嶺淳用多點田野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踏查，而他在書中談到日本大學生的「島國根性」——活在島上的人，對於島嶼以外的世界缺乏興趣。

當我閱讀《流亡日日》時，想到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台灣人和印度屯墾區的藏人很相似，在國際上都無法清楚界定自己的身分。對台彎讀者來說，當一位作者（鄧湘漪）的足跡到達了世界另一個角落，她的作品可以帶回什麼樣的視野和啟發？這是民族誌的重要價值之一。

《靜寂工人》則讓我想到《泰利的街角》這本研究美國黑人男性的民族誌。閱讀一本翻譯的民族誌作品，很可能會忽略真實的場景所在，就像泰利生活的「街角」，其實距離我們十分遙遠。然而，基隆碼頭工人的生活現場，距離台北不到一小時的車程，但我卻對那一切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可說是一無所知。因此，還沒開始編輯工作之前，在作者魏明毅的安排下，與她重返田野地，透過她的「導覽」，試圖感受那地的氣氛、味道，還有她筆下那些人曾經活過的身影。

接著，我和明毅一起盤點她手上擁有的素材。她有一本學位論文、田野筆記、訪談稿、田野照片，以及最重要的出版欲望（也就是把她被託付的故事說出來）。在進入最後的編輯階段之前，明毅修改了五、六個版本，每次都是不小的變動。她一直努力找出重新組織材料的手法，也就是說故事的最佳方式。

《傷心人類學》裡有一句話說：「不讓妳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從明毅和湘漪的身上，我看到寫作是一段重新經歷傷心的辛苦旅程。身為編輯，我知道她們在黑暗隧道中，而我能做的只是在隧道出口的亮光處等候她們。

▉相遇與完整

毛奇：在與Openbook敲定本次題目時，我最想找來參與的人就是恩霖。大家可以從剛剛的對談裡，聽出來他有多適合這次的講題。他用過人的耐心陪伴作者，用自己的專業，對書本做出商業以外的判斷，找出最適合這本書的版本，在書本、作者與出版社間，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捨不得作者的敏銳被磨去，支持獨立出版的自由。

阿潑今日也是有備而來，和我們談了甚麼是非虛構寫作，從半世紀前美國新聞報導式的寫作到現在，非虛構寫作不只可以環繞於人、環繞於事，還可以是跨越在不同地點之間產生的一切，每一個細節，都只為了把一件事情說好。

接下來，請兩位談談關於書寫，以及作者與編輯間的恩怨情仇。

阿潑：恩霖提到作者在隧道裡，讓我想掉淚，因為我就在隧道裡，書稿要經過反覆修改，無法掙脫。

相較於同世代的作者，我有很多身分，但那些身分讓我不那麼文學、不那麼投入，也比較冷靜。我很害怕去承擔一個族群、社群或誰的命運，很不想宣稱幫誰說話，所以讓自己很散漫地遊走在外地，再想辦法收束議題跟談論的核心。這可能跟我長期接受的新聞訓練有關，新聞做為第四權，是要站在政權對面的，而除了懷疑當權者之外，其實也會懷疑所有受訪者。

採訪時，不論我外在表現得如何隨和、親切，套關係，但內在的警戒線一直都是在的。儘管現在人們恥笑記者、媒體，但我們很清楚，公正客觀或冷靜的距離，從來就不是該被嘲弄的原則。我無時無刻不認知到這件事，好判斷每一件來到面前的事物的正確性。於是在寫作時，也就容易懷疑自己的立場，更不輕易詮釋或修辭。

但這樣的態度對編輯來說就很痛苦，因為你的立場到底在哪裡？你的情緒呢？把「我」掏出來這件事，成為書寫跟編輯中最困難的事。

黃恩霖：提到非虛構寫作，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然後是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為什麼我想到的都是寫fiction的作者的non-fiction作品？我想這之中或許有個人閱讀上的感受。

1995年，日本先後發生了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氣事件，村上認為日本被兩個巨大的力量，甚至可稱為暴力的力量給襲擊了，所以他採取自己的作法，去靠近社會現實。當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後，媒體輿論採取了抨擊加害者的立場，但村上試圖捕捉受害者的世界與加害者的世界。對他來說，那不是兩個世界，而是一個世界的兩個部分，合起來才是完整的世界。

毛奇：恩霖講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學或者書寫，具有能夠回應現實的能力。這也是非虛構寫作為什麼能成為有力量，能夠感動人心的一種書寫方式。

【Q & A】

問：如何在學術和大眾閱讀出版之間達到平衡？

黃恩霖：這個問題，以台灣來說，是不是無用的東西就要淘汰呢？我想，達到平衡這件事，可能不是編輯可以單獨回答的，因為很多時候是讀者的選擇。但編輯能做的是，守住自己的位置，讓想守護的東西可以繼續生存。

我覺得自己是放任型的編輯，我希望知道作者想要自己的書長成什麼樣子，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彼此的討論。

阿潑：我認為出版社在選書的時候，會意識到自己在某些議題上是缺席的，所以，會盡可能參與，或者補滿，譬如現在大量出現的關於中東和難民的書。難道大家真的這麼關心這樣的議題嗎？做為讀者，我覺得那已經跟學術無關，而跟這件事你要表達怎樣的關懷有關。

毛奇：謝謝兩位講者帶給我們的收穫，收穫在於他們對於人，和文字、書寫的敬意。謝謝大家前來參與。●

當日活動剪影，百工裡的人類學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