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用希臘文說，叫做nostos。algos的意思是痛苦。兩個字合起來，成了法文的nostalgie（鄉愁、懷舊），意思就是因為回歸的慾望無法飽足所引發的痛苦。

——《無知》

2000年，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完成了《無知》（L'ignorance），一本關於流亡與回歸對話的小說。捷克人說他已經不是捷克作家，但法國人也不覺得他是法國作家。昆德拉拒絕這本書在法國出版，因為法國人不懂得欣賞他的作品，所以《無知》史無前例地先在西班牙出版，彷彿是對法國文學評論界和讀者的抗議。然後這書在全球出版了三十幾種語言版本之後，終於在2003年回到法國出版。

2000年，楊德昌的《一一》剛好在法國上映，聽說是因為他覺得台灣人不懂他的電影，所以拒絕在台灣上映此片。楊德昌選擇先在法國上映，然後這部電影到世界各國輪番上映，而台灣這一等，等了17年。

也許是種對鄉愁的叛逆，兩位創作者在同一年做了相似的決定。而2000年，我在巴黎的秋天看了《一一》，見到了昆德拉。

其實在1999年時，我就希望可以見到昆德拉，但彷彿是需要先被面試般，昆德拉太太薇拉和我約在Lutetia Hotel，這間曾經歷過兩次大戰、巴黎左岸最知名的五星級飯店。我們兩個坐在飯店的咖啡廳，薇拉問了我為什麼非見到昆德拉不可的原因。

我想著托馬斯已經有好多年了。然而，卻是在前面這些反思的光亮照拂下，我才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他。我看見他，站在他公寓裡的一扇窗前，兩眼隔著天井定在對面樓房的牆壁上，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17歲高二那年，第一次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是唯有文學小說可以心靈相通，大量啃食著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的年紀，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種無以言喻的狂喜。昆德拉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進入小說本身和讀者對話、分析、討論主角的想法。他善於把同一個場景，用多線角度來敘述，像是哲學對話般討論生命中的輕與重的問題，又大膽描寫兩性關係的衝突與矛盾。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書寫方式，在在震撼著我。

同時，透過他的文字，回到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捷克之後，主角托馬斯徘徊在是否要放棄工作回到布拉格找特麗莎，還是留在蘇黎世恢復單身當他的醫生？他多次引用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說著：「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2000年的秋天，參加完法蘭克福書展之後，我再度搭火車前往巴黎。那時候我並不知道，此後自己會遵守每年相見的約定，一次又一次在春天或秋天抵達巴黎，和我最愛的小說家見面。

那天，也如同後來的每次相見，我在約定時間的一小時前抵達，先在巷口的咖啡廳寫東西，然後在十二點半準時赴約。按了門鈴後，昆德拉會到社區門口接我，我們走過長廊，坐著電梯抵達他家。我們有時會先喝一小杯餐前酒，有幾次是我從台灣帶去的金門或馬祖高粱，或是噶瑪蘭威士忌。之後我們一起散步到昆德拉最愛的法國餐廳Le Récamier（後來他們夫妻都說這是Emilie最愛的餐廳），吃完午餐之後，再回到他們家聊天直到傍晚。之後他們夫妻會陪我走到地鐵站和我擁抱說再見。有幾次，我們一路散步到Le Bon Marché才擁抱說再見。

為了和昆德拉直接對話，和他約定日後不透過薇拉翻譯，2003年我開始學法文。或許是因為需要和昆德拉對話，我對於法國當代文學的了解，甚至超過很多歐洲編輯，也出版了很多法文翻譯小說。有一年昆德拉的法國出版社加利瑪（Gallimard）的版權經理Anne-Solange Noble來台做短暫的演講交流，她指定和我見面，因為我是台灣出版最多法國翻譯小說的編輯。從那次見面後，她對我就像大姐般的照顧，後來我被選上耶路撒冷書展出版研習營的學員，主要得謝謝她的大力推薦。

革命和青春是一對伴侶。革命可以給成人帶來什麼？對某些人來說是屈辱，對某些人來說是好處。但是這些好處沒有多大價值，因為它們只和生活裡最悲慘的那一半有關，而隨著好處一起來的還有不確定，還有一場讓人耗盡一切的活動，同時也撼動了原來的習慣。

青春的運氣比較好：青春不會被自己犯的錯誤壓垮，而且革命會全盤接受青春，讓青春躲在它的保護之下。革命年代的不確定對青春來說是一項優點。因為在不確定之中匆忙恓惶的是父親的世界。噢！在成人世界的堡壘崩塌之際走入成年，多麼美啊！

——《生活在他方》

每次和昆德拉見面，聊的話題天南地北，但總會有幾個他特別關切的主題。其中一個是關於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議題。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我們從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的變革聊到文化大革命和兩岸關係。經歷過時代革命的人、經歷過流亡的人、經歷過身分認同的人，這樣的主題似乎是他們永遠關注的課題。

昆德拉每次總會好奇問我，這一年出版了哪些小說？最近閱讀了哪些小說？和他見面前，我會像學生交學期報告般，試著去想像他會問什麼問題，而我該怎麼回答？

昆德拉也和其他知名小說家一樣，會收到很多新人小說家的作品，請託他推薦。有一次他知道我出版了某部法國暢銷的私小說，皺著眉頭說那不是真正的小說，小說是需要有想像創造的過程，是得去想像你沒經歷過的事，再將它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他說私小說的創作者並不能稱為小說家，只能稱為作家。他說自己是「小說家」。

Le Récamier餐廳位於法國出版社匯集的七區。和昆德拉吃飯的時候，常會遇到法國的作者和編輯。有一次竟然巧遇桑貝（Sempé），我說自己是桑貝的粉絲，薇拉馬上拉著我的手去他的桌邊，驕傲地介紹我是昆德拉來自台灣的編輯。桑貝問我最喜歡他的哪本書，我回答「《瑪塞林為什麼會臉紅》」。他聽了後，馬上在我的筆記本畫了紅著臉的瑪塞林。沒想到多年之後，愛米粒出版了這本書。

又有一次，遇到了比諾．杜特荷特（Benoît Duteurtre）。昆德拉很興奮地說了杜特荷特最近出版的《小女孩與香煙》，這本黑色幽默的作品如何用一根香菸嘲諷批判社會。後來我也因此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不知是否巧合，4月1日愚人節出生的昆德拉，從第一本作品《玩笑》到最新的《無謂的盛宴》，小說大多有戲謔與玩笑的設定。昆德拉在90年代之後就幾乎不接受採訪，他說他已經把想說的話，都寫在書裡面了，這我完全認同。我透過一再反覆閱讀他的作品，從第一次見面時就像多年的好朋友般，直接進入彼此關切的問題核心。看著他的作品，可以了解他在每個時期的所思所想。

2009年時，他跟我說《相遇》是他的封筆作，一個小說家一輩子寫15本，又不愧於自己，便已足夠。2011年他的全集收錄在「七星文庫」（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出版。加利瑪的「七星文庫」自1931年開始刊行，主要出版經典法文作品，是該出版社最具知名度及地位的文庫集。記得那時在巴黎的加利瑪書店看到了昆德拉的七星文庫海報，我像個奇怪的書迷一樣，貼在書店的櫥窗前看了很久，後來鼓起勇氣去詢問是否有多的海報可以送給我。店員帶著奇異的眼光看著我，搖搖頭又揮著手要我離開。見到昆德拉後，我跟他說了這事。沒想到他請加利瑪的編輯用國際快捷寄了海報到台灣給我，又請英國的經紀人寄了一套他的七星文庫版給我收藏。

負責了昆德拉在台灣的全部作品，像是完成階段性任務般，我在2012年心無旁騖地離開了皇冠出版公司。2013年，他完成了真正的封筆作《無謂的盛宴》。這是很多很多年後，我再度恢復成純粹讀者，閱讀著他的小說。故事由一個關於癌症關於死亡的謊言開始，這是八十幾歲的昆德拉，面對死亡的思索。再度，他試圖用一個玩笑開始這樣的故事。闔上書後，我流下了理解的淚水。

《印刻雜誌》在2010年時，發行了台灣唯一一次的「米蘭昆德拉專題」。昆德拉也為此寫了封信給台灣的讀者。那時的主編蔡逸君看到信後，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靜君，昆德拉的信有提到你耶！」

「我最近的一本書，以法文寫作的《相遇》2009年在巴黎出版，一個月後是義大利，再來是西班牙。譯自手稿的台灣版是第4個版本，其他版本都在它之後才出現。承蒙我親愛的忠實的編輯Emilie Chuang，她對我作品的關照足稱楷模，我的書因而得以全數在台灣出版……還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們說。所有我小說的故事都發生在歐洲，也就是一個台灣人所不能暸解太多的政治與社會狀況之中……所有這些就是為了向你們解說，我親愛的台灣讀者們，我得以在你們國家出版的喜悅。」

——《印刻文學生活誌77》

每次在Le Récamier時，他總是很驕傲地把我介紹給餐廳的老闆和服務生以及遇見的每個法國作家或編輯。他會說：「這是我台灣的編輯，我的全部作品都翻譯成繁體中文在台灣出版了。」他們會開玩笑說：「真的嗎？台灣人可以理解這麼遙遠的歐洲的故事嗎？」

我跟昆德拉說，很多台灣人是因為看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去了捷克、去了布拉格。而多年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個。2002年，我計畫在法蘭克福書展後去捷克旅行，他們夫妻興奮地幫我規劃了「昆德拉路線」，一個向他們前故鄉致敬的路線。但那年布拉格遇到了五百年來最劇烈的洪災，我不得不取消行程，一直延宕到2006年才成行。那次薇拉特別打電話給在布拉格經營Hotel Hoffmeister的學生Martin，要他好好招待我們。Martin的父親是捷克著名的畫家Adolf Hoffmeister，他的畫陳列在飯店的各個角落，包括昆德拉的畫像。

有一次我突發奇，想要昆德拉畫幾幅畫給我，因為我注意到英國faber and faber的系列封面都是用他的畫來設計。沒想到他馬上答應了，要我給他一天的時間，隔天我去取畫時，他一口氣送了8張小圖給我，然後像小孩子一樣跟我說：「Emilie，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不是畫家啊。我認真地畫了一整天，我都以為我轉行了。」那次，他用了我的名字「Emilie」畫了兩張圖，其中一幅成了我的愛米粒出版社的logo原型。

今天，我帶著極為激動的心情來領獎，領取這個帶著耶路撒冷之名，帶著猶太人偉大的世界主義精神印記的獎。我以小說家的身分得到這個獎。我強調，我說的是小說家，不是作家。依照福樓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

——《小說的藝術》

1985年昆德拉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受獎演說中，提到了自己身為小說家而非作家的身分。也因此，我在2013年第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參與了「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主要原因即是希望看看昆德拉領獎演說的地方。

很多人因為《追憶似水年華》而去巴黎品嚐瑪德蓮的滋味，我則因為昆德拉和他的作品，走過巴黎、布拉格和耶路撒冷。我在Le Récamier第一次嚐到了舒芙蕾鬆軟、入口即化的美妙滋味，回台後念念不忘。沒想到公司附近竟然有間以舒芙蕾聞名的「瑞華餐廳」，驚喜地帶著同事和朋友前去，一次又一次和他們分享著我與昆德拉共同擁有的味蕾記憶。

2002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受邀到巴黎書展參加亞洲與法國出版人的研討會。出發前我得了重感冒，咳得厲害，但一到巴黎後，感冒的症狀頓時消失，如期展開繁忙的座談和會議。活動結束的隔天，我發著高燒，一個人在飯店無法下床。當時住在巴黎的法文譯者邱瑞鑾燉了雞湯來看我，後來另一位譯者楊孟哲接我到他家住，那晚他們夫妻下廚做了我最愛的谷司谷司（couscous）。半夜我吐了一地，在昏昏沈沈中，做了和昆德拉見面，又見不了的夢。

正在夢裡傷心時，孟哲敲著房門，呼喚著我：「靜君、靜君，快起來，妳今天中午不是要和昆德拉見面？」我從夢中驚醒，跳了起來，快速梳洗後衝了出去。然後像是不藥而癒般，我和最愛的小說家見了面，一點病容都沒有。

你問我為什麼非要和昆德拉見面？對我來說，與昆德拉的相遇，正如同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莊靜君
愛米粒出版社總編輯。喜歡閱讀、看電影、旅行、跑馬拉松、騎單車和潛水。旅行三十多個國家，足跡遍及兩百多個城市。行走於出版與世界之間。